总铺师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降，随着香港及欧美商业电影成功涌入台湾，对台湾本土电影的「新浪潮运动」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压力。到了世纪之交的那几年，囿于资金的匮乏和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台湾本土电影的市场占有率一低再低，年产量仅有一二十部，台湾的电影产业跌入谷底，几乎被政府弃之不顾，甚至有人发出「台湾电影已死」的感慨。

但事物总有「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规律，经历了二十余年的不景气之后，台湾电影积蓄的能量终于在2008年得到了爆发。魏德圣执导的《海角七号》打响了台湾电影复苏的第一枪，不仅创下了5.3亿新台币的票房，其国际化的商业路线加上糅合本土特色内容的手法，为台湾电影树立了新的方向，也让片商与观众重拾了信心。此后，2010年的《艋舺》、2011年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鸡排英雄》和《赛德克·巴莱》等片使台湾电影达到了井喷态势。

到了2012、13年，虽然台片又稍有回落，但却呈现出另一种趋势。无论高票房电影《阵头》、《大尾鲈鳗》、《总铺师》，还是票房差一些的《变身》、《志气》，甚至是纪录片《看见台湾》，都彰显出浓烈的「台湾本土意识」。比如《阵头》表现的是台湾的「阵头」文化，属于民间庙会喜庆不可或缺的民俗曲艺；《大尾鲈鳗》意在勾起台湾观众对八九十年代歌厅猪亮哥秀场的回忆；而《总铺师》则涉及到了另一个传统的民间文化——「办桌」。

办桌文化，流行于台湾、闽南以及潮汕一带。在这些地方的风俗中，家家户户无论婚丧嫁娶、生子乔迁，一定要操办酒席，宴请乡亲。任何重大事情，只有通过办桌，才能顺理成章地正式敲定，而打理这样一场酒席的厨师便被称为「总铺师」。总铺师们未必科班出身，但手艺肯定过硬。正如片中所说，以前的总铺师们出门只带工具和徒弟，走街串巷帮人办桌，除了主家馈赠的一点猪肉或剩余的菜肴并无别的回报，赚的是人心和大家的尊重。

影片的主线是台湾三大传奇总铺师之一「苍蝇师」的女儿詹小婉虽然有料理的天分，但从小对此毫无兴趣，身材长相俱佳的她一心想当模特进演艺圈。然而在台北试镜数百次都以失败告终，再加上替不靠谱的男友作保而欠下巨债，只能落跑回到台南老家，阴差阳错下和继母一起决心参加台湾办桌大赛。在参加比赛的过程中，詹小婉和最主要的竞争对手「苍蝇师」的徒弟阿财形成了鲜明对比，小婉的团队重视真材实料、讲究互帮互助，甚至连上门讨债的骗子都心甘情愿地留下帮忙。而阿财向来不思进取，日常办桌用速食浑水摸鱼，比赛时则靠另一个传奇总铺师「鬼头师」掌勺。决赛的结果，小婉以一分之差惜败，不过却收获了亲情、友情与爱情。

但不管是亲情友情爱情，还是办桌比赛时出现的珍馐美味，都不是影片的核心，《总铺师》的真正落脚点是「人情」。影片里反反复复提到「古早味」和「古早心」。在料理层面，现在的「速食文化」已然消磨了人们对食物真谛的追求。更重要的是在人际情感层面，以前物质匮乏的时候人心是富足的，如今物质丰富了，人情味却淡了很多。「吃饭」这件事在中国从来就不意味着单纯地填饱肚子，而是有着更多深层次的涵义。小到承载个体和家庭的情感，大到成为一种诸如「办桌」那样的生活形态。对于「古早味」的怀念，其实便是对「古早心」的怀念，亦即简单淳朴的人情味。

当然，《总铺师》作为一部喜剧，剧本还是比较单薄的，而且在美学上也是走的偏综艺化的夸张路子，甚至可以说在许多方面借鉴了周星驰的《食神》，尤其是办桌比赛的评审环节几乎就是依样画葫芦。在内涵上只能说是点到即止，没有做更深刻的探究。

回到前文对于台湾电影未来如何发展的话题。现在似乎有两大趋势：主流之一是「北上」，寻求两岸三地资源的整合，但目前看大部分合拍片的市场定位有些尴尬，要么在大陆受追捧，要么在台湾受欢迎，经常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这是两地的电影生态和文化语境决定的；另一个趋势是大打「本土化」标签，把电影和本地文化相结合，《总铺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同时在电影票房的带动下，相关拍摄点的观光业也随之得以促进，比如拍摄《海角七号》的恒春，或者拍摄《艋舺》的台北万华剥皮寮等等。

但是，台湾电影有着难以回避的先天缺陷，例如「市场狭小」、「题材局限」、「人才断档」、「资金不足」，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困境。因此，关键还是要从制度上和观念上勇于创新和改变。制度包括政府对电影产业的支持以及制片人制度的转变，而观念则更加宽泛，包括有没有更加宽阔的视野、有没有更加开放的胸襟。相比之下，制度易纠，观念难改。实际上，台湾电影人不会不知道，华语电影最重要的市场还是在大陆，回旋余地比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大得多。对全球化时代的应对，决定了台湾电影未来的破局之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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