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齿

风格表达大于实质内容，这点与原著短篇的侧重点刚好相反。

以下要说的通篇与短篇小说《智齿》对比来讲，涉及剧透。

小说没什么浓墨重彩的背景啊环境啊什么，风格更是不明确，关键就是人物关系和情感转变，以及最后四个人的对决。但在这里，关系和情感反而被弱化了。

小说里展和桃的关系是长期的钝刀拉肉式的折磨，在这里却变成了直来直去的恩怨。感情也改变了，小说里桃从头到尾没有对展的悔恨，也没有丝毫变善的倾向，她就是依旧像烂泥一样的存在。两人关系的因果与电影也反了，电影里桃为了弥补过错想主动成为展的线人，任何恶意都照单全收，导致到最后桃误杀了展，心理依然堆积无法弥补的愧疚。但小说里桃是被迫成了展的线人，并非主动悔过，可能她甚至觉得自己被展压榨的遭受的早已还了欠的，可这个警察还不肯放过自己，他真该死。

全片最让我反感的一场戏，是展在警局猜测桃会遇到的不测，用几个闪回表达了展对桃“突如其来”的关心，而取代了小说里展在街头巷尾疯狂寻找桃的场景，同一个意图的表达替换简直糟糕的不行，看的让人嗤之以鼻。

还有拾荒者与警察的关系，拾荒者原本是一个围绕在两人身边，几次三番出现也没有被注意的弱势群体，所以当弱者成为顶端的杀戮者的时候，才令人惶恐和兴奋，但这里，拾荒者被过早的上帝视角盖棺定论为凶手，大家关注的不再是凶手会是什么人的好奇，而是凶手和警察擦肩而过的...也没啥感觉。还给凶手塑造的背景，什么斩手，什么恋母情结等等，除了让这个城市的“垃圾”变得“丰富多彩”，着实没用。

电影中删减了很多凯的细节戏份，凯成长的关键并非在于那摔掉智齿的致命一击，而在于他跟在展身边不断的习得如何成为一个警察，他智齿的脱落源于不断的揉捏和敲打，并非一朝一夕才养成这样一个警察。但在电影里，这些全然没有了。

小说里，人物之间的关系是相当丰富的，拾荒者的凶手杀人强奸，但不知道为什么唯独对桃没有产生实质性伤害，甚至在最后把救命的枪给了桃，但在电影里，凶手就是凶手，尽管被塑造成了一个有心理问题的、回不去家的凶手，但他依然是单向、片面的把人物定性。

小说里没对犯罪行为塑造丰富细致，是因为关键不在犯罪，而在关系，但这片里再次把重点转移，关系也不再是关键，而在这种环境，会造成许许多多的“展和桃”这样的关系。

个体之间有针对性的情绪没有了，丰富的多种关系都没了，人设也变了，个体不见了，取而代之是群体性的普世关系，无论他们是谁，有什么恩怨，都变成了狗和垃圾的关系，他们的仇恨和撕咬在这个环境下可以普遍适用，没人会叹惋和怜悯，因此他们感情的变化也不再打动人。谁会在乎狗和垃圾呢。

但小说的感情为什么会产生触动，是因为小说里，是人和狗的关系，人和狗，就会产生情感联结。而且其实小说写得还挺有镜头感的，甚至小说的结构，内容上的表和藏都很合适直接做剧本，但显然编导都有新的想法。

智齿和手卷烟是我去年最期待的港风电影，但结果显然无法令人满足，纠结三星还是四星，其实如果只当做电影看，智齿的四星也不是不可以，但可惜它脱胎于另一个文本，并且我觉得小说的表达更丰富更优于电影表达，如果改编的没有原著好，那又算不算好作品呢？

小说和本片的所有精气神都是不相符的，尽管电影里表现的再肮脏暴力暗黑，但实际上它最后落脚点是一个互相谅解和怀念的大团圆结局，小说才是无限的遗憾和悔恨。

智齿嘛成长嘛，总要纳个投名状才行的吧。

Raven

一、关于凶手

凶手恋母想必大家都能看出来，时常念叨“母亲”一词，将母亲的照片视为珍宝，拿着母亲照片幻想母亲在抚摸自己，藏身处的圣母雕像，都在暗示或明示这一点。

那么凶手为何会有慕残情结，其实有一个细节可以解释，影片中出现过几次凶手和母亲合照的特写，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照片中凶手的母亲是缺少左手的，毒贩女也是缺少左手，再联系到凶手砍的都是左手，不难看出其中的关联。

二、关于林家栋改手枪编号一事

林家栋人到中年，怀着身孕的老婆被车撞，孩子没了，老婆也瘫痪在床，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他老婆第一次出场时有个镜头是他躺在老婆病床旁的床上，接着给了他老婆一个面部特写，下个镜头马上是他的面部特写，生不如死的不光是他老婆，想必他亦如此。故事进展到林家栋把搭档送回去时，看到搭档老婆怀着身孕，这就不难理解他接下来的举动，自己活着了无生趣，搭档还有着大好人生，看到搭档怀着身孕的老婆难免也会想到自己的老婆，若是没有那场车祸，生活会是怎样呢？那场车祸他没来的及阻止，但是同事将要遭遇的“车祸”呢？他有办法阻止，所以他行动了，所以在故事尾声，他特意把自己的手枪交给搭档，这一连串的行动，不难看出他的想法，就是要拯救搭档。

三、关于制服凶手后，林家栋搜救女主时为何不同时大声呼叫的问题

有个镜头，林家栋站在办公室里，周围贴满了惨遭凶手残害的少女遇害照片，林家栋脑海里不断闪现女主遇害的画面，不难理解，他此刻的心情：担忧女主的生死。此时他也许还抱有一丝女主未死的希望，但故事进展到尾声，见到凶手藏身地的少女尸体，他的心已凉半截，再到与凶手交手，这时他想必是觉得女主已死，所以在搜救时他忍不住哭泣，这时他精神高度紧绷，情绪低落，加上不抱有希望，那么搜救时未大声呼叫女主，也就不难理解了（他怎么会想到女主不光活着，还TM拿着抢呢？大家给林家栋翻译翻译什么叫TMD惊喜）。

大家认为情节不合理时，不妨置身处地想想，若自己是剧中人物，是否能从头到尾保持冷静、保持理智。

（原载于虹膜公众号）

有关于「癫狂」与「过火」的评定，依然被时时提起，但即便已被说到烂大街，也还是没有多少人真切意识到，香港电影已经不癫不火很久了。

特别是，当香港电影，尤其是香港商业电影，不再一窝蜂地迎合大开大合的娱乐属性之后，偶有的喧哗闹腾在当下语境里很容易沦为尴尬的佐料，而一些所谓越界的举动似乎还没有前人放得开玩得转。

实在难得在当下，还有郑保瑞用一部《智齿》，把这两个哪怕狭义化了的标签，给重新点上火。

其实这电影的主线，不过是一个司空见惯的警匪故事。连环凶杀案当前，刚刚复职的老警察展哥（林家栋饰）不得不带上初出茅庐的新警察任凯（李淳饰），前去查探。这类犯罪、动作与悬疑三大类型交相结合的路数，恐怕之前的港片，特别是银河映像的作品，已经有过许多上佳的示范。

但是《智齿》匠心独运之处，是在凶杀案上面，垂直插入一段肃杀的宿敌恩怨。若干年前，王桃（刘雅瑟饰）开车撞坏了一个女人，而这女人恰是展哥的太太。如今王桃重出社会，展哥枉顾警察身份，一心将她置于死地。事情愈演愈烈，身为一个街头女混混，王桃最终要同时招架黑白两道以及连环杀手的迫害。

这加码的重心一偏，故事就在凶险上添了十二分酷烈。一段段不对等的癫狂对决，把寻常复仇推向了复仇者也未必忍心的过火境地。郑保瑞就这样，在这类电影的旧皮囊中，撕开了一大道血淋淋的口子，宣示港片依旧可以肆无忌惮地表达。

年初柏林国际电影节进行时，《智齿》的「生猛」印记就吊高了观众期待，而上周乌迪内远东国际电影节让它有了更多观众，也让人品到了「生猛」二字超脱了直观的视觉刺激，因为郑保瑞把我们所熟知的社会往前推了一步，用一种揣测的影像来呈现如今社会的某个极端状态，或者，某个始终存在但是我们未尝感知的世界。

于是这故事能以共同症候的名义，顺利地从内地移植过来。郑保瑞提起雷米的原著小说，「写的是一个南方都市，潮湿，乱，嘈杂，很多人，很像八十年代，我从澳门去到香港，看到的一些贫民窟的状态。我把整个故事搬到了香港。」

不仅把那些潮湿混乱的状况给搬过来，郑保瑞还突出了「脏」与「臭」。2017年，全组人拍了三个多月，每天都要运来15车垃圾，维持腐败脏污的状态。无穷尽的垃圾堆加上尸块、人体模型、蚊蝇，在南方的豪雨之下泡得巨臭无比，偏生展哥嗅觉灵敏，这一闻，直接把气味通达到观众鼻腔内。

这是郑保瑞所擅长以及所偏好的。2005年的《怪物》，阎红（林嘉欣饰）就在垃圾遍地的烂木屋区中度日，等到蛰伏于小区，也是躲在暗角阴沟里，以垃圾为食。

次年的集大成之作《狗咬狗》，开篇就是被视频捕捉到的一群小孩，在垃圾堆填区内麻木地吃东西，而杀手鹏（陈冠希饰）遇见改变自己的弱智少女（裴唯莹饰）时，正是在垃圾山边的棚屋里。

《狗咬狗》

十几年后终于续上《狗咬狗》风骨的《智齿》，把垃圾用到了疯狂的极致。这漫山遍野的垃圾把香港的「边缘」布设出异次元的质感，又呼应上现代城市千疮百孔的内核，一如当下社会被人们选择忽视的现实本质。

港片很少这么脏过了，或者说，很少能够这么直白地让世情、人心，以这种譬喻的形式外化出来。除了在郑保瑞自己的电影里，恐怕要到九十年代的一些B级片中，譬如邱礼涛的《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伊波拉病毒》等等，才有这些呕心的反射。

《伊波拉病毒》

说来凑巧，这两个善于在污秽里寻找呼声的香港cult片导演，这些年都能拿下内地的高票房商业片。邱礼涛更是让票房飘红的《拆弹专家2》夹带私货，当刘德华越来越是一个端方象征的时候，他与角色在电影里的「病态」，更能映射这个物尽其用、用尽即弃的社会已然病入膏肓。

《智齿》则是通过物体与身体的污损，以及最具标志性的垃圾，来呈现人间崩坏程度的触目惊心。镜头下那些看不到尽头的恶臭垃圾，是电影内外的人所逃不过的牢笼，这让郑保瑞比传统港片摆弄的黑暗，走得更彻底一些。

有了这样的社会观照，郑保瑞才好放置更多具有个人辨析度的元素。当中一个，就是屡屡出现的断掌残肢，它们连同并不完整的人体模型一并呈现，构成一种真人与假人相互映衬甚至交融的景观，生命的界限模糊了，真人既是被物化的，也是被伤损的，再对照回《智齿》所要折射的现实，那也是支离破碎的。

郑保瑞在印证社会的残缺，很难不让人想起他在电影里时常表现的残障状态。而除了先天与后天的身体伤残，譬如《智齿》里各种加之于肉体上的疯狂折磨，还有《怪物》里阎红的「怪物」状态，或是《狗咬狗》中少女的「智障」状态，这些与常人相比的精神残障，前者展现了世态与人性的异化，后者则是在异化中重新找寻世态与人性的本真。

《智齿》综合了这两种反方向的手法，受害人残缺的身躯一再警示行凶者的暴戾，这个「行凶者」，不仅仅是杀手，还有被仇恨、妄念所驱动的人以及他们背后早已变形的社会。而一些理应被赶尽杀绝的脏污角色，身上偏偏闪耀着某些非常原始而纯粹的美好本能，比如日本人思念母亲，失足少女渴望被爱，奈何世界先把他们边缘化与妖魔化。

于是，这不只是一种挑战心理承受能力的视觉游戏，更是对现代生活与人际关系的本质譬喻。

这种譬喻下，只能是无尽的痛苦。《智齿》需要有疼痛感的病态捕捉，以便从形象推向感知。电影以「智齿」命名，天生就带有群体意识下的锥心疼痛感。任凯长了智齿，痛苦不堪，但是在连轴转的任务里，他没有机会去拔除，因此一直处在煎熬状态里。

与此同时，「智齿」也指向一种心理上的疼痛。心头被痛苦的事情狠狠压着，无法释怀，这是落在展哥和王桃身上的重担。展哥家庭被毁，要替妻子，更要替自己去报仇雪恨，所以必须让王桃受到不止加倍的磨难，但在施虐中渐渐复苏了让自己感到矛盾而悲哀的人性。至于王桃，一直被当年的车祸所困，处在卑微到自虐的境地，从但求展哥差使、打骂，走向期望存活而不得。

二人的变化弧度，是电影最具戏剧张力的情感冲击所在，也是最考验演员演技的地方。很显然，这些演员都以切肤的痛感，精准传达了这个故事的锋利与残忍。

这也是郑保瑞一贯的做派，他最好的那些故事，大多充斥疼痛。《杀破狼2》延续系列前作拳拳到肉的扎实打斗，是男性之间杀红眼的冲突，发散被力道支配的压迫。

但女性的疼痛越日常，越可怖。《怪物》里阎红用嘴去撕咬罐头盖，突然被锋利的边缘划伤，那声惨叫能在观众心头也割上一刀。《狗咬狗》的少女被长钉透过拖鞋刺入脚跟，拔出时也很骇人，更不用说最后被直接剖腹取出婴孩。

《怪物》

十几年前就以这种撕裂的痛感在影迷心中留下疤痕，如今能够比郑保瑞更疯的，只能是郑保瑞。《智齿》里身体的酷刑一波接一波，永无天日。王桃以一个女性的躯体，承载了三方男性叠加的摧残，成为郑保瑞镜头下，甚至华语片中，最为惨烈的角色之一。

郑保瑞通过恶臭与剧痛构建，或者说还原了一个病态社会，那么，还会有出路吗？电影的英文名是「limbo」，即地狱边缘，郑保瑞补充说这是「等待救赎的地方，其实跟整个世界很相似，疫症、政治，全都很混乱」。

《智齿》正式开篇后，就是摆得密密麻麻纷纷乱乱的佛教塑像，一派慈眉善目过去，却丝毫没有慈航普度的感觉，反而被丢弃在那里的一只断手衬托出极端的冷漠，愈发预示故事即将拐入苦海永沸、地狱常在的人间现状。

本应给人心灵救赎的宗教在他电影里是偏冷的，《狗咬狗》的昏黄，《智齿》的惨白，不过是一种佐证罢了。因此，想要在这里等待救赎，这「等待」就是无尽煎熬的意思，那即便真有救赎，雨过之后，恐怕再无绝对的天晴。

就像limbo的另一个意思「不定状态」那样，进退两难，不得周全，戏中人也处在受难状况中，这就具有了更高的普世性。于是黑白影像如同主角永远逃不过的人生底色，这底色参与了叙述，更要把悲哀印到人心上。

诚然，不能巴望郑保瑞大团圆的救赎。他承继了林岭东充满社会性的暴力美学，以及银河映像最为人称道的黑色、狠辣以及冷酷，做派更偏向于此间的游达志，不留余地地刺破希望，哪怕给一个出路，这出路也无从让人真正痊愈，所以他宿命论的底子，更是苍凉，也更是现实。

这是他对老港片的一个强劲致敬以及对新港片的一个刚猛呼唤。在银河映像声浪渐小的现下，终于从「西游」系列等商业制作中回归自我的郑保瑞，放出了自己身上真正的「狂兽」。

他在《导亦有道》中说过，「香港电影现在比死还难受。」这一次，他用前后八年时间完成一则「比死还难受」的故事，宣示了香港电影不死，还杀出了一个郑式电影、银河映像乃至香港电影的黎明。

文/李镇

郑保瑞曾在访谈中说道：“在血肉世界中，很多人以为自己很熟悉这个世界，但可能在你附近有另一个世界是你不知道的。”这句话原本是他用来形容前作《怪物》的，但放到新作《智齿》上也恰如其分。

尽管电影《智齿》的背景设置在香港，但导演郑保瑞并没有拍摄那个我们所熟悉的，繁华时尚、灯红酒绿的大都市香港，而是将镜头对准了污秽泛滥、臭气熏天的垃圾场和贫民窟。

这里寄居着瘾君子、援交女、拾荒者、帮派、毒贩、非法移民等社会边缘人群，滋生着见不得人的非法勾当，肆虐着令人发指的暴力行径。这里是城市的褶皱，是现代文明的倒影，是鲜为人知的“另一个世界”。

如果说高楼大厦、车水马龙是一个城市的面子，那这里更能代表一个城市原始的本性，因为它撕下了正襟危坐的伪饰，颠覆了文明社会的既定条律，混乱无序，野蛮生猛。

郑保瑞选择以此为故事背景，便赋予了《智齿》与生俱来的叛逆气质。然而，这份“叛逆”不仅体现在影片取景上，《智齿》的影像和叙事亦处处流露出它的不合群、不归顺。无疑，这种叛逆精神在当下是难能可贵的，它不仅为乏善可陈的电影市场注入了新鲜活力，更对已然式微的港片创作具有启示意义。

01 《智齿》的“废墟美学”

《智齿》在影像上承继了郑保瑞电影一贯的黑色风格，并将其推向极致，发展为浓烈怪异的“废墟美学”。

首先，影片摒弃了所有色彩，只用黑白灰三种影调来叙事，这在当下的华语电影中是极为少见的。黑白灰的影像质感不仅为影片增加了无处逃离的紧张压抑氛围，也时刻提醒着观众，《智齿》的故事是非现实的、荒诞的、游走于人性晦暗地带的。

其次，导演郑保瑞在多场戏中用近似舞台剧式的人工光源取代了自然光源，赋予了影片浓重的形式感。

如凶手（池内博之 饰）强暴王桃（刘雅瑟 饰）的一场戏中，被囚禁的王桃在垃圾堆上挣扎，此时画面四周全暗，只有一束聚光灯般的强光照射到王桃身上，仿佛整个垃圾场是舞台，而凶手和王桃正在舞台上进行着令人瞠目结舌的情色表演。

再如影片第三幕中展哥（林家栋 饰）、任凯（李淳 饰）与凶手的决战，强如白昼的打光配合着暴雨，使垃圾场里的垃圾和演员服装都呈现出冷硬的金属质感，他们的极端暴力行为也在光影交错中有了绝佳的观赏意味。

第三，影片在拍摄垃圾场和贫民窟时，使用了纵深镜头、俯视镜头、跟随镜头等多种拍摄方式，旨在表现出它的拥挤、压迫，以及空间结构上的复杂。

就像片名“LIMBO”是由无数只蝼蚁组成的那样，在郑保瑞的镜头下，这些底层边缘人的寄居地也变成了迷宫般的蚁穴，而影片中那些陡然出现的城市全景更加突显出这里的狭窄、破败、微不足道。

最后，影片的美术置景也出色地完成了“废墟美学”的建构，如山的垃圾、遍地的污水在夏日闷热潮湿气候的发酵下，时刻挑战着观众的感官底线。不难想象如果把画面复原成彩色，将会带给观众多么强烈的视觉冲击。

如此，郑保瑞通过自己独特的“废墟美学”，将雷米小说中的大陆城乡结合部刻奇化为香港城中不为人知的“人间炼狱”。

正如片名“LIMBO”所暗示的那样，《智齿》所拍摄的是一个架空的香港，一个处在地狱边缘，随时会走向失控与崩塌的罪恶之城。导演郑保瑞正是通过抽离影像现实感的方式，为影片无尽的暴力宣泄留下充足的表达空间。

02《智齿》的意象迷宫

影片中有三个意象被反复提及，它们可以看作是解开《智齿》主题呈现的钥匙。

第一个是影片的核心意象，智齿。智齿又名“智慧齿”，一般在16—25岁间萌发，因此时人的生理、心理发育都接近成熟，故有“智慧到来”之意。在雷米的原著中，智齿又被视为“立事牙”。

影片中，新警员任凯长了一颗智齿，自他进警局的第一天起就隐隐作痛，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智齿之痛令他越来越难以忍受，直至最后决战中被凶手打落方才结束疼痛，这是影片明面上的“智齿之痛”。

然而，任凯在心里也有着难以祛除的“智齿之痛”，那就是他作为初入社会的菜鸟警员，如何化解自己心目中理想化的警察形象和在象牙塔里学到的，长久以来奉为圭臬的金科玉律与现实生活间的巨大矛盾。

导演将这种心理矛盾具象化为任凯与老警员展哥间的观念冲突，比如任凯不明白展哥为何会对王桃痛下狠手，又为何会对平民滥用暴力。可以说，展哥的一言一行都挑拨着任凯的是非观念，他的每一次智齿作痛都是信仰的摇摆不定。

影片最后随着智齿脱落，任凯终于实现了与展哥/过去的自己的和解，他在坚守住初心的同时也学会了如何与这座垃圾之城相处，完成了菜鸟警员的心灵成长。

对展哥来说，他心中的“智齿”是对王桃的仇恨。因为仇恨，他变得脾气暴躁，性格扭曲，面对王桃时不仅情绪失控，甚至还想利用体制之恶置王桃于死地。

导演在这里对原著做了一个饶有趣味的改编：小说中展哥的妻子已经去世，电影中展哥的妻子变成了植物人。这个改编堪称绝妙，它瞬间拉近了观众与展哥间的心理距离，当看到展哥的妻子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时，任何有同理心的正常人都会理解展哥的愤怒，但展哥对王桃的大打出手又会让观众陷入道德上的两难困境：我们无法忍受一个男人对女性实施暴力，却又不能对一名受害者家属的情绪宣泄有所指摘。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导演也通过这样的方式将“智齿”种进了观众心里。而随着妻子离世、王桃陷入危险，展哥也逐渐拔除了心中的“智齿”，影片结尾处他的坦然一笑，既是欣慰于王桃的安全，更是庆幸自己终于摆脱了心魔。

对王桃而言，她的“智齿”是对展哥的愧疚。因为自己的一时过错，她亲手摧毁了一个幸福的家庭，也将一名人民公仆推向万劫不复的地狱边缘。

她冒着生命危险做警方线人的行为其实是一种自我救赎，尽管肉体受到了非人的痛苦，但她的灵魂却在这过程中得到救赎与解脱。从这个角度看，王桃的人物形象是具有宗教意味的。

而影片中第二个重要意象正是神像。

近年来，许多导演都喜欢围绕着“神像”做文章，如黄信尧导演的《大佛普拉斯》、杨雅喆导演的《血观音》等。

《智齿》中，郑保瑞导演也加入了神像元素，但他并没有在神像的宗教性上大做文章，神像在影片中所起到的作用是罪恶的标尺和人性的反衬。因为无论是佛祖观音还是圣母玛利亚，在这“人间炼狱”中都神力尽失，只能眼睁睁看着罪恶发生。

而最终帮助王桃逃出生天的也并非神力，是她身上迸发出的强烈的求生欲望。神像意象的加入看似闲笔，却使影片的绝望感与讽刺性更上层楼。

影片中第三个反复出现的意象是列车。

提及“列车”，我们的第一印象通常是整洁、有序、快捷。诚然，作为现代科技的产物，列车为人们的出行带来便利，它往往也是一个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导演郑保瑞正是利用列车的文明属性，揭示出贫民窟的肮脏、混乱和原始。

同时，导演有意多次拍摄列车从贫民窟上方驶过的画面，意在点明现代都市对个体的异化。在匆忙的都市生活中，个体显得无比渺小与悲凉，在拥挤的早晚高峰中，人们早已迷失了纯真，变得冷漠自我、逃避现实，失去了关怀底层边缘人群的情感能力。

所以，尽管列车每日从贫民窟上方经过，那里依然是人们所不知道的“另一个世界”；就算凶手乘坐着它四处作案抛尸，他仍旧是文明世界眼中的“隐形人”。

03 类型框架下的作者表达

《智齿》对雷米的原著小说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编，影片整体沿用了犯罪悬疑片的类型框架，我们却能在《智齿》的人物塑造与情节建构上看到郑保瑞独特的作者表达。

首先，读过雷米的小说原著不难发现，导演对展哥这个人物进行了极大程度地压缩和留白。比如，小说中会描写他如何戏耍王桃：

斩哥并没有开远，而是在路上扭秧歌，车头一蹿一蹿的，一个少年在前面一边不停躲闪，一边破口大骂。斩哥似乎不急于抓住少年，反而很享受戏耍他的过程。

他对工作的抱怨：

“这个辖区是这座城市里最乱的地方。全市的骗子、妓女、酒鬼、小偷都跑到这儿来了。”斩哥点燃一根烟，狠狠地吸着：“跟他们客气？在这里出没的，有一个好人么？都是人渣！”他把头转向任凯：“如果你老爸是当官的，早就把你分配到市局坐办公室去了。还会在这鬼天气里跑来跟这些垃圾打交道么？”

以及展哥的起居环境：

斩哥的家狭窄而凌乱，处处透着单身汉的狼狈不堪……卧室里和客厅一样脏乱，惟一的五斗柜上却一尘不染。五斗柜上摆着一只香炉和一个相框。一个留着长卷发的年轻女人正冲自己笑着。

可以说，小说中给出的这些细节都是绝佳的改编素材，它们让展哥变得有血有肉、真实可感，但或许在郑保瑞看来，这些细节反而破坏了展哥身上的神秘性和阴郁色彩，故而悉数删除。

导演想让他成为的，是一个心怀仇恨，游走在地狱边缘的“独行客”，而非接地气的“痞子英雄”，这也与郑保瑞电影一贯的黑色风格相契合。演员林家栋精湛的演技也完美诠释了展哥一角，观众通过他瘦削的脸庞、紧锁的眉头，真切地感受到展哥的愤怒、分裂与失控。

其次，王桃一角也进行了大幅度地改编。小说中的王桃是个假小子，电影中的王桃则变成了更加典型化的女性。她是影片中所有来自男性的暴虐行为的承受者，但我们又在她身上看到了底层弱势女性执着且强烈的求生欲望。

同时，王桃与凶手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小说中王桃与凶手的关系是各取所需的畸恋，电影中为了保证王桃女性形象的纯洁性，将这种畸恋关系移植到女毒贩可乐姐身上。

但无论是王桃还是可乐姐，她们所渴望的东西都非常纯粹：生存，尊重，救赎和爱，而她们身上的母性又在无形中成为疗愈和拯救男性心灵的良药。

无疑，这些鲜活的女性形象巩固了郑保瑞的作者地位，她们为黑色电影涂抹上柔情，也使影片节奏张弛有度。

而作为一部犯罪悬疑电影，《智齿》却淡化或放弃了推理、反转、爱情等商业类型元素，剧情编织在我看来甚至是粗糙的。

如任凯作为核心意象“智齿”的承担者，被塑造得扁平化、工具化，人物转折也十分生硬；影片开头反复强调的“两年前的报纸”，直到最后也没有得以解释；结尾处展哥寻找王桃时为何不说话等，都是《智齿》显而易见的剧作硬伤。

我认为这背后所反映出的是郑保瑞导演“重情绪而轻细节”的创作倾向，比起烧脑和逗趣，他更希望我们看到的，是人物在极端情境下的极端暴力。这也许并不会让《智齿》成为一部优秀的类型电影，但我仍然要为郑保瑞导演坚持自我表达的“叛逆精神”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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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一种趋势或者说是现象：无论是新手青年导演还是经验丰富的老牌导演中有不少都想要追求风格化，意象化的风格电影。

追求风格化本身一点儿问题都没有，但是当故事质量跟不上的时候就很有问题了，一切都会变得很虚，毫无说服力。追求摄影，美术，音效，特效，音乐等等，这些本来可以作为锦上添花的利好因素。但是，把这些作为最重要的追求的时候，那就错了，从一开始就错了。故事打磨到更好，反复的推敲，比其他一切都更重要。应当放在首位。尤其是犯罪悬疑类电影。

另一种说法表示电影不必非要讲述一个好的故事，也可以解释一个名词或反应一种现象，问题是故事和人物作为最好的方式去做到这些，尚且都没有做好，谈何其他。

这种现象下有很多例子，不用回望很久，上个月的《热带往事》，上上个月的《秘密访客》，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就放在眼前。摄影美术音乐剪辑等等全都很重要，都想要做到更好，甚至要最具有风格化作者化，可问题也出在这里。《智齿》同样如此。尤其电影中段以后，到最后就已经完全搂不住了。最可怕的是为了风格化而风格化。

黑白影像，香港雨夜，底层边缘，人性救赎，女性力量，不知明的母亲情结，因素聚集得很齐全，很有吸引力，都是讲故事的好帮手。可是，萎了。电影中段以后，人物动机，故事走向越来越搂不住，干脆甩给最方便，最简单，谁用了都说好的——亲情问题来做解释。剧本俗套，桥段陈旧，人物设定无聊。当李淳带着手枪面对毒贩走私犯用刀具砍杀他人而企图拉架的时候；当作为警察的林家栋对刘雅瑟拳打脚踢甚至要其命的时候；当林家栋默不作声一瘸一拐着翻找垃圾箱的时候，人物结局就和电影一样。（Tips:我们找人的时候一般用嘴来呼喊人）。是不是想说警察林家栋宿命般的结局？是不是想反套路？然而这种反套路也是一种套路，且是很老的套路。 当时反应：🙄️

其实无论结局怎么样都没有问题，违不违背观众预期也没问题，但怎么较为合理地让这个结局发生是重要的。 一个设想：假如安排林家栋喊两声，而他因为受伤加上没有体力喊的声音太小，王桃因为惊吓而过分紧张和外面瓢泼大雨的干扰以致没有听见，这样的话，林家栋这个结局是不是更顺畅更合理一些？

另外，《智齿》完全可以改名叫《误杀》，更贴切。

关于电影意象。意象的使用往往具有美学性，象征性，和表情达意的有力武器，某些还能成为点睛之笔。这种隐性的符号和元素一般来说是为主题服务，主题从何而来，从故事中来，从逻辑顺畅，令人信服的故事中来，一切又都回到重点。

智齿的治愈之路，丢枪的荒唐之事，打斗的不死之身，不想多言。人性的救赎之心，罪恶的肮脏之城，佛像的善恶之间，多么美好又遗憾的世界。疼痛不能让人清醒，忍受不能摆脱困境，走出荫蔽，敲掉智齿，人得以重生。

02.21. 香港金像好像提名了编剧奖，这片提名哪个奖都可以（技术奖，表演奖等），提名编剧未免太勉强了吧，这条腿明显是矮半截的。

这电影看得我很愤怒，一度不适。看到一半其实就可以关了，但我还是看完了。

无论是短评里已经说得够多的对女演员身体的过度使用，还是众口称赞的美术奇观布景，都与本片貌似要表达（或者说关怀？真恶心啊这词）的主旨相悖，这让整部电影显得无比伪善。

单说王桃被强奸那场戏，这片子最悖论的地方展露无遗：一方面在女性受到强奸的时候给了一个直接冲到女演员脸上的大特写，下一个镜头就是日本人和自己的断手母亲的合影，揭示他为什么要砍手。貌似为了冲击观众的一场戏，实则是导演自己的恶趣味展示，原本应该是对不堪场面的呈现，变成了另一种引起观众快感的场景（以一种看上去冒犯观众的形式），这当然是对观众或者更应该说是对导演自己恶趣味的一种讨好。而最让人不适的部分在于结尾，在整部影片里充斥着类似于强奸这场戏的悖论表达之后，导演给出了救赎：两个社会的边缘人，以互相伤害的方式最终和解。更别提影片里时时强调的变奏宗教意味：被砍了手的浑身是血的女性被罩上了圣母像，以及开头部分的各种神像。包括很多人谈论的政治隐喻（但我强烈怀疑到底有没有这层表达，我个人更倾向认为影片的情绪只是出于一种大环境的无力和绝望，从整个电影的表达我猜测导演根本没有能力反思自己对这些符号在影片中的生硬置入）。这些元素一再加强我观影时的不适感：电影里出现的底层奇观、宗教元素、政治隐喻，最终都被蒙上了导演一厢情愿的人道主义救赎，一层散发着无比臭气的伪善。

有人说优点在于美术。是的。这是更让我恶心的一点。因为电影美学的追求，这片子里出现的所有底层人角色都和那些被垃圾袋挤压的画面一起，成为了一种美学奇观，一种猎奇展示，一种用来满足导演恶趣味的对象，更成为在结尾处用来激发观众廉价怜悯的一系列道具。这足以说明从电影生产到整个叙事所传达的情感结构，都是极其虚假、相悖和伪善的。

哦别忘了那个结尾，林家栋牵着自己妻子的手，走在像法国一样的街道上。这种设计你告诉我导演在里面设置了砍左手（左派）的隐喻？

所以，这个导演到底和片子里那个到处砍手的日本人有什么区别？你要是光明正大地不搞救赎，就凭着自己的趣味玩得纯粹一点，我或许都会更尊敬这部电影一分。

伊波拉病毒和人肉叉烧包好过你一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