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和四个

以下包涵剧透，建议先观看电影。本片的观感会受剧透影响。

作为导演处女作，这部电影的完成度是令人刮目相看的。影片很有几分昆汀《八恶人》的神韵。同样的暴风雪，同样的小木屋，同样的封闭叙事。虽然设觉语言和剧本的深度还无法和昆汀相提并论，但作为藏地电影类型片化的一次尝试，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的。

如果说父亲万玛才旦导演的电影是藏地文化与欧洲语法的结合，那么儿子久美成列的电影就是藏地文化与美国新派西部类型片碰撞出的火花。这也非常符合中国新老导演的发展现状。

影片剧情虽然是开放式，但是有一定观影经验的观众应该很容易猜出谁才是盗猎者。我就直接说了，第一个出现的自称警察的大块头就是盗猎者，而临近结尾出现的小个子才是真正的警察。原因如下：

一、影片出现了三组警员号，其实号码是烟雾弹，警号牌的式样和警服的颜色才是重点。死掉的那个警察和小个子的警号牌的式样和警服颜色是一样的。

二、大个子一枪就精准的打死了兔子，证明他步枪使用的很熟练，而步枪是盗猎者的武器。

三、盗猎者车上有很多酒瓶子，而大个子一见到桑杰就要就酒喝。

四、大块头不知道林业局长是哪里人。

五、大块头留着胡子，而警察是不允许留胡子的。

至于大块头为什么没有杀死桑杰，是因为它需要帮手对抗警察，他也是确定桑杰是个老实人之后才给他枪的。而小个子一上来就给桑杰枪，那是因为他在林业局了解过桑杰的情况。至于那个红布条是接头暗号这件事，可以肯定是大块头临时编造的。况且如果大块头是警察，那整个剧情就失去的反转的可能，所有悬疑点就成了故弄玄虚了。

下面说说缺点。首先是《一个和四个》的标题，导演在采访中说四个指的是四个男人，一个指的是鹿代表的另一个世界。他希望观众带着鹿的视角看这个故事。我认为是不成立的，因为影片的视角显然是桑杰的视角，在他面前的是三个男人和鹿，都是他不能理解的世界，影片并没有以鹿的视角呈现。因此片名应该叫《这边和那边》或者叫《一个和三个》才更合适。

其实鹿这个符号的加入也是失败的，导演说鹿代表着另一个世界。然而这一点没有通过视觉语言表达出来。鹿一共出现了三次，每一次的摄影都是比较平庸的，没有给到观众超验的感受，这一点他还得像他父亲多多学习。

桑杰作为第一男主，但他对剧情的推动非常有限，双方都想争取他的信任，但是最后却都死在了一场混乱的枪雨中，而桑杰只是愣在当场什么都没做。这样桑杰就沦为一个旁观视角。

最后一场三个男人在有限空间中的对峙是电影的高潮。这一段导演处理的还是显得稚嫩，以三个人的同时死亡作为结尾，是让人有些失望的。这一点大家可以去看看昆汀的《落水狗》和《八恶人》的结尾是多么精彩。 影片虽然是藏族导演拍摄，有藏人演员出演，但本质和藏地没有多大关系。这样的故事如果换在蒙古或者新疆等偏远地区，剧情甚至都不需要任何改动。

本片一开始就提到了暴风雪将要来临。本以为暴风雪会事剧情的高潮重要背景，代表着有大事将要发生压迫感。但这场酝酿一部电影的暴风雪，等到故事结束才姗姗来迟。本来以为将要天崩地裂地的火拼，结果却等来了“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因此有人说这是一部寓言式的电影，我以为不然，看得出导演想要做出寓言式的效果，但显然没有做到。它即没有和地域文化做深度链接，也没有对当下的映照，寓言的想象空间是不存在的。

所谓的藏地新浪潮，希望在万马导演去世后依然拍下去。两个点很有趣，一是我没有看剧情简介直接去影院，全场就我一个人看，乌漆嘛黑的第一次我在影院有点害怕。但是这导致影片的前一个小时我看的还挺舒服，肯定是能猜到这个人是假的，但是导演依然还是在控制着这个戏剧张力。后一个小时已经绷不住了。作为悬疑类型片肯定是及格的。

第二个点是我觉得这是个如此浅显易懂的电影，豆瓣上很多人在日本在海外看的还在那煞有介事的各种解读让我很懵，但是随后我自己脑海中自己反转了两次。第一次是我反应过来，这个片子在内地上映的版本字幕应该是特供，这就是内地特色了，所有犯罪片都是坏人绳之以法。而很多比我更早在海外看这电影的人是没有字幕的，好像形成了开放式结局，产生了多义性。但我脑海中很快再次反转，即使没有结尾特供字幕，这个片子也是很浅显易懂的，只有一种可能，那来的开放式结局。谁是警谁是匪已经讲的很清楚了。我对这种解谜，猜凶手的乐趣现在不多了，但我喜欢呈现出来的冰天雪地的气质。杜可风说张国荣之后最喜欢的演员是金巴，我不得不说，金巴确实是荧幕上很有韵味的一张脸。

简单来说！电影很好看，铺垫和悬疑感都很好！最后一段高潮段落特别爽！酣畅淋漓然后戛然而止的感觉让人耳目一新！

补充一个今天路演的时候导演和金巴老师讲的小故事吧

电影中间的时候有一段是王铮和金巴看见一只兔兔，王铮老师一枪直接射死兔兔俩人拿回去烤着吃的桥段。当时拍的时候，一镜直接过了，拍的特别好，但是中途突然想起来，坏了，按照故事的时间顺序枪里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子弹了。然后为了这个拍的很好的镜头专门又去补拍增加了在前面的时间顺序里面金巴老师捡了子弹的画面。

所以最终的呈现结果，会让在观影的时候，在演到捡子弹那一段，让熟悉电影各种套路的人在这个时候开始揣测这个子弹的作用，会不会后面成为一些伏笔和铺垫，什么金巴老师就靠这个子弹反杀啊啥的，内心已经加了一百万种可能性了，后来发现是在互相表达了一定的信任后交出去了子弹狩猎了兔兔时，把这个小铺垫用没有任何人（除了兔兔）受伤的方式收回来。

但是万万没想到真实原因，竟然是因为为了能接上后面突然有子弹打兔兔的戏专门补的画面，但是这种小小的弄巧成拙和小巧思，反而为电影增加了特别多的悬疑感和细节铺垫，为电影增色不少。

下面是一个关于映后的真实吐槽（个人倾向严重不喜勿入）

本来开开心心的映后提问环节 导演和四位主演都到场 和观众们互动的场景

怎么一个二个全TM是装逼犯啊啊啊

上来就是先做了三分钟自我介绍和简历

什么我来自哪个学校啊学的什么专业啊现在在做什么啊讲了讲自己的人生啊我还见过你爸爸还和你爸爸吃过饭啊

然后又自顾自的掏出手机对着稿子做了好几分钟的电影影评

又接着大谈电影流派各种主义啊融合啊等等等

最后绕了一圈再说了一些无关痛痒毫无价值的提问

回答一个是或者否的那种

甚至还有说其实就只是想和导演合个影啊签个名啊

我整个？？？

我寻思这个映后环节就是给你装逼用的啊？？？

导演和四个主演在台上被罚站听你汇报啊？？？

谁关心你是谁你来自哪里你在做什么啊啊啊？？？

能不能少一点表演欲啊？？？

还有一个更甚者 直接说现在只是作为观众和导演交流

以后是肯定会和导演和主演们直接进行合作的什么一个高度巴拉巴拉

拜托你能不能先好好毕业了再说这些话 吹x是真的不需要交税的啊？？？

真的太绝望了，轮着表演了四五个人，然后偶有的一小点问题也全在导演身上，其他四位主演老师就很尬的站在那里

真的被无语到 可能是面部表情管理失败 各种无语扶额掐人中的样子让主持人觉得我可能会稍微正常一点（谢谢主持人）

终于在收尾的最后一个问题点到我

让我很简单的让四位主演老师分享在拍摄过程中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然后才有了最上面的这个小故事

希望来映后装逼的人少一点 还一些电影爱好者和观众一些有意义的交流时间和机会

不然只能是引用那英老师的名言了

妈的，最烦装逼的人了。

我先聊聊小说里面的写作风格，再来谈电影。

①小说里反复出现两个意象，一个是“离婚协议书”，一个是“马鹿”。护林员从根宝手中收到的离婚协议书成为暴风雪天气的“连缀想象意象”。

小说里这么说的：

“大雪纷纷扬扬，好像老天把我的一纸离婚协议给撕了”“看着蒸汽水珠下滑的窗玻璃也能看到我的离婚协议书像是复印了几万份，撕碎了撒下。”“屋外的雪依然没有要停的意思。看来我的离婚协议不只是复印了几万份，而是复印了几百万份撕碎了撒下来”“打开门，雪仍然像离婚协议书被复印撕碎甩向我的脸”

说明这个暴风雪天气同时也是护林员本人的心理症状，他将自我情绪封闭了起来。

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这是一个精神分析小说，护林员的心理变化，就是它将这种强烈动荡的情绪铺衍到整个山庄之中，而在护林屋里，就是他把自己关在了精神的小屋。

而马鹿则是麦格芬，全文并没有真的出现这个动物，只是护林员在自己小屋门前立了个牌子，上面写道“人会撒谎，马鹿不会”。

是的，马鹿也可以认为是他最终走出了“被迫离婚”带来的精神谵妄的微光。

②既然说到撒谎，并不是陈述就完全是谎言，也不是说日记就一定是真相。

小说里，护林员有一个非常主要且诡异的功能，就是不断写《巡山日记》。是的，在江洋才让的小说里，这位没有名字的护林员，在抓紧一切机会把自己所看到的东西记下来。

我退回到桌子旁，坐下来。从抽屉里取出《巡山日志》往里添字。我迅速地用藏文写：又来了两个人，一个大块头，一个小个子，都有枪。我突然发现自己成了旁观者。他们都说对方是盗猎者，我真的不知道该听谁的。大块头在说话，显然是说给我听得。

问题就来了，护林员为什么要一直不断地写这个日记呢？记录日记这件事本身有什么特别价值吗？我想着就牵涉到一个【叙述者】与【被叙述者】的话语权力关系高下了。

在小说里，护林员没有名字，是唯一没有名字的角色，甚至自己的形象是相对模糊的，更重要的是，他同时是记录者与华生，这个叙述位给护林员一个推理作品天然的【真实性的合法保障】，只有从护林员的眼中和记录中留下来的，才是可以给观众作为真相的考量标准。

所以，在小说里，一个和四个的数量关系是什么呢？

一个 指的是护林员 四个 指的是前后闯入这个小屋的四个外来者

一个指的是明确了身份的存在，而四个指的是不知身份的模样。 所以在小说的最后，完全没有讲护林员的行动，而是讲护林员的眼中，根宝开始了行动，至于这个行动到底走向怎样的结局。

小说结束了！

那么在电影里又是怎样的呢？首先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一个和四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个 指的是 活者 四个 指的是 亡者

电影最后结局只有一个活者，而其他人都是亡者。而且电影给了很多“幻想镜头”，比如7：40这个时间点，开头和结尾都是如此；比如最后风雪漫天时，小屋的大门突然打开，一头被割了鹿茸的麋鹿出现在门口，护林员桑杰（有名字了！）再定睛一看，鹿消失了。

然后，电影最后的字幕也不代表真相——导演应该是玩了一手好叙诡。

观众如果从结尾的字幕倒推电影前面猜身份的剧情，会觉得哪哪都对不上。怎么“小个子警察”有警号却没有名字吗？怎么小说里的“自述警察马春芽”变成了“通缉盗猎分子马春芽”呢？难道一个指的是“未命名”，而四个指的是“有名字”吗？

不过，唯一能确定的，根宝就是盗猎分子的同伙。如果我们从狼人杀的角度来看，这就是小狼找不到狼王的故事。

所以电影字幕，我认为有某种可能是另一种被记录的《巡山日志》。而且字幕的停顿时间非常短，几乎是在描述一个【事实】，而不是【补充信息】。

虽然大家都说这部电影更像罗生门，但是罗生门有一个明确的观众接收对象，也就是说其他的讲述者都可以不是真实的，而作为听的那个“僧侣”一定是真实的。此时僧侣和观众是处于同一信息接收位，需要从不同的讲述过程中寻求某种叙述的真相版本。

但是真相并没有以一种超然的视角被解释出来，所以只能够在这些相似却不同的模本之中，去勾勒出最接近真相的细节。

《一个和四个》却并不是拥有一个完成的接收者，而是在不同的人故事讲述过程中交替出现的版本，这些版本也并不保证完全客观的叙事位，甚至还有可能出现多重叙事套层的情况。

故事一开始，就有“7:40”，有护林员桑杰宿醉未醒的画面；到故事结束，门口突然闯进一只麋鹿，定睛一看，又转瞬而逝。那么无论是桑杰的所见、所听还是所写，都不能够完全在绝对真实的接收位了。这是和小说带有明显的差异性。

桑杰是真正的护林员吗？或者说护林员这个身份是真正可信的吗？他的巡山日志像小学生的笔记一样，左弯右斜，究竟是他创作的小说还是他真正所见的内容呢？

根宝与大个子在林地交谈的时候，这份叙述是绝对真实的吗？如果是，为什么那包东西没有了？如果不是，那么是用来迷惑给谁的呢？要知道根宝与大个子的对话，他们去找到埋在林地下的盗猎者赃物这一串画面，都并不在讲述的回忆中，而是在桑杰的视线之外发生的某种正在进行时。

观众必须要从自己与不同叙述版本之中的跳转，无论是相似的，还是不同的去找到自己心中所勾勒的这个对象，甚至也可以更激进一点，就把它当做是桑杰酒醉醒来之后的一场梦境。

电影里桑杰的文化水平其实并不够高，至少暴露给大个子的过程不高。他不认识每天日历的“宜忌”，每天也在疯狂宿醉，甚至日记里还有很多拼音，这一切似乎也都在指向他并不是这个护林屋的主人（之一）。

所以，观众其实也没有必要去寻求那个明确的真相，完全可以跟随情绪和画面，放下完全的理性踪迹，在这一份强烈的感性波动中，感受一场隐藏身份的旅途。

于是罗生门再加上暴风雪山庄，由语言所构筑的迷宫和由物理空间构筑的密室，形成了别具特点的藏地电影风格。

此时，一个或许就是观众，而四个则是四份真伪莫辨的故事。

当然，不仅是野外与山庄、护林与盗猎，里面还有相当具有粗粝质感的藏地元素，藏语与普通话交替出现，就是一例。

无论是盗猎者还是警察，都不会说藏语，对整片雪林来说，就是外来者。而长期生活在这片林地的桑杰和根多，用藏语交流毫无压力。

两种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意味着小村落的聚集地的自治生活模式和作为一个从上而下的社会性规训的管理的冲突。

冲突必然会带来磨合，有时候磨合不一定代表必然的死亡，它们会以别样的姿态继续成长，就如被切割了鹿茸的麋鹿一般。而当外来力量全部被冰雪掩埋之后，一切就都回到了原点。

回到那个风雪交加的孤身一人的林地。

那么这就可能变成了另一种电影，被称为“多重人格密室”的电影作品。我以前也看过类似的佳作，比如《你好！疯子》和《致命ID》。

桑杰的雪地小屋是他的完整身份人格，不断闯入的陌生人是被分裂的子人格。他所要守护的，并不是林地，而是代表精神守护神的麋鹿。

第一个大个子，是桑杰形成的叙事人格，通过一个神秘故事帮助他转移离婚带来的精神创伤，同时也是“超我”的存在。

根宝是现实人格的投射，他的反复到来，意味着桑杰必须面对这一事实。哪怕在大个子的注目之下离婚协议书已经被烧了。

已经死掉的同事，是桑杰的过去记忆人格，是他准备抛弃的，和切割掉的“鹿茸和狐皮”。

后面来的小个子，是更加靠近野性的本我存在。

而最后，这些所有人格都消失了，只留下桑杰一个人，他是故事的当事人，也是演员和唯一的观众。

（原载于虹膜公众号）

这段时间的院线电影，不乏从小说转译而来的。

把小说改编成电影，不是多么新奇的事情，尤其是由剧情到剧情，现实故事的骨架、血肉，完全可以生发出更为精确明了的形体。可正因为想象空间被压缩，被固定，这具形体往往会承担更多预设的挑剔乃至警惕。

照本宣科尚且难，不照本宣科就更难，怎样还原、取舍，体现了导演的志趣与功底。尤其是剧情之外的那些内容，譬如精神、风格，甚至姿态、胸襟，也很容易跟导演的履历、性情撞击出未必能够预料的效果，成败随人。

掺杂幻觉、梦境、未知性的文本影像化，难度更是水涨船高。初出茅庐的导演久美成列选择江洋才让短篇小说《一个和四个》，少点胆识都不行。

《一个和四个》

在故事层面，小说通过一个密闭空间，护林员在山林里的土房，集聚式地引入四组关联人物。提供主视角的是护林员，他潜在的合作对象有森林公安，命定的敌对目标是盗伐盗猎者，外加一个根宝，老相识了，却又似乎浮出敌方帮手的身份。

关键是，身份暧昧的不只是根宝，谁是公安，谁是罪犯，一概不知，到底会碰撞出怎样的血腥结果，也一切待定。也就是说，小说更引人注意的，乃现在许多类型片或者说商业片比较喜欢的罗生门、剧本杀模式，讲求智力博弈，讲究让观众参与猜谜的紧张。

久美成列选择《一个和四个》，相中的不止是这种叙事上的常规张力。身为藏族导演，他拍藏地电影，甚至舍弃东北林区，坚持在青海取景，自然是有民族身份上的自觉，以及更重要的，有继续拓宽藏族电影表达的决心。

《一个和四个》

这表达，首先是类型杂糅的尝试。我们习惯在藏族电影里体会虔诚信仰引导的日常生活，无论是宗教行为，抑或是放牧、买卖，都有一种简朴、粗犷、平和、温善的特质，天然带有洗涤的功能。

但《一个和四个》所要黏合的，更多是这种悬疑类别，在保留藏族电影本身的去商业化气质时，尝试了比较商业化的题材和呈现，单从这点看，新奇得很成功，也很重要。久美成列做出这种选择，是延续自己对类型片的喜好，也是延续父亲万玛才旦这些年未竟的事业。

当然，这里头也有久美成列作为有想法的新导演，自身更多的兴趣所在。

原著本身这几个人物的交锋，各执一词之下，是枪与斧头的对峙，是生死在立场基础上一触即发的判定。久美成列对这些蓄势待发的走向，解压爆发的人物，素来怀抱创作上的热忱，这从他此前短片的选材上能够感知一二，也因此，把角色放到这样的格局里，生死存亡就有了很不一样的考究。

《一个和四个》

另一方面，自打高一后，从北京重返青海，到寺院学校进修藏语言文学，他对于世界的认知发生了改变，比如有轮回的存在，也就有多个世界的并存。信仰的进阶、通透，改变了他看待万事万物的态度，而精神上的神秘、空彻，对应得上《一个和四个》本身充斥未知，而未知不断分岔的另一重境界。

文本内外的接应有了，他怎么增删取舍，整体上又体现出创作的得失。

原著里一些用词粗鄙的内容，比如护林员离婚的原因，是妻子偷人，而被定性为为光棍、胆小鬼、偷窥狂的根宝，在明确告知事实过程的时候，暗合了他平日会趁男主人不在家时，在院墙外垫石头偷看的举动。

《一个和四个》

这些情节都被久美成列删掉了，于是也不需要小说当中反复提及的，雪花如同离婚协议书一样飘进来的心理刻画。迅速在《巡山日记》里记下疑点，以及表现出惊恐，已经足够体现这个旁观者、受害者的心理特质，不过藏文被改成汉文，倒是有意让更大范围的观众能够看到。

他也有意放大身处苦寒之地的寂寞人的拮据，所以所剩无几的干硬粮食，几乎无从待客，小说里倒是立刻就能把煮洋芋和馒头端上。不过这种过于艰苦的描绘，也容易引来生活常识上的质疑，譬如咬不开却不去泡软等等，容易伤到人物的表现。

这则精短的小说，特色在于不断转化人物视角，并直接用第一人称进行故事的讲述，久美成列自然是把这些叙述，给增加细节再影像化。尤其是小说里的皮夹克，即电影里的高个子，其与同伙追杀「盗猎者」的过程，就转变得很有寻常动作片的意思。

《一个和四个》

他让人物全都走出过土房，冰天雪地的密林就能直接扩大视觉上的震撼、感知上的冰冷，角色在这种本与文明社会交界的隔绝空间里，更容易还原出兽性，这兽性连带枪声、血迹、脏话，带出非常西部的风味。

但又正因格局铺排大了，观众的期望也都吊高到了巅峰对决的情绪发泄，戛然而止的同归于尽就少了一些满足。特别是，当一切都在往所谓商业的方向去撑大，结局却没有直给，很容易泄气。

更糟心的则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电影用字幕「满足」观众对真相的需求，可粗暴潦草的落差、反转，对电影有更大的伤害。

《一个和四个》

小说在处理结尾的时候其实很俭省，最后才登场且直接进屋的是两个人，他们与「高个子」对峙，略显拙劣地讲完自身故事后，其中一个人用眼神使唤根宝拿斧头砍「高个子」，然后完结。

乍看是开放性结局，其实以根宝自身的处境，不难揣测他所合作的必然是盗猎者。三比一的劣势，注定了公安的悲剧。不像电影，盗猎者只有一名，增加悬疑的同时，也降低了正义一方的悲壮性。

尽管如此，作为导演的首作，值得肯定的地方更多，也让人对藏族、藏地、藏语电影有更多框架外的期许。

相比之下要提魏书钧，挑战余华的先锋小说《河边的错误》，显然更需要勇气。毕竟即便是张艺谋，改编《活着》，比先锋时期更多灼烫与悲鸣的小说，也无从还原甚或超越余华对人性与人世的深邃表达。

《河边的错误》

魏书钧就更没有先锋性，电影诚然是远没有余华小说好的。

设若小说不是余华的，我们只把那些情节拿出来，那么魏书钧做出了颇为不错的扩写。每一个人物的关联、因果，都做出了详尽的扩展表达。

可也正因为这些详尽到不乏噱头的表达，譬如幺四婆婆的性虐倾向，许亮的异装爱好，除却引发旁人不怀好意的窃笑，也放大一个掌控社会高位的「正常」异性恋男性不自觉的傲慢。

《河边的错误》

电影的拙劣更因为小说表达一骑绝尘。魏书钧是让现实与臆想泾渭分明地对立，通过道德压力、事业挫败，引致男主角马哲的发疯，而发疯成了电影唯一的追求，因为这就是所谓的高级表达。

但这恰恰是违背了余华笔锋的价值。他的小说摒弃了点到点的实在，犯罪动机、杀人次序、自杀逻辑，全都有空冷场域带来的虚妄回音，每个人都如游魂野鬼，杂乱、无序地构成集体的虚空，回荡出恐怖的感知。

这种无从对抗的巨大荒诞，就像是结尾，局长让马哲装疯逃脱开枪责任，而他终于在医生第四次盘问时，表现得乖顺甚至觉得胡言乱语有趣，妻子和局长则从高兴、满意，转变为因为医生说可以住院而目瞪口呆，引来马哲更大的笑声，叫人不寒而栗。

《河边的错误》

不像电影那样，历经影像戏耍，把人逼疯了就觉得完事了。不是说不可以有自己的呈现方式，但既然需索余华的人气，一如仰赖朱一龙的流量，只拍到这种程度，是很让人替总算跳出生活阅历的魏书钧感到可惜的。

同样得用可惜来概括的还有《我爸没说的那件事》。

导演泷田洋二郎最出名的电影是斩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入殓师》，带着部分主创人员来中国拍摄，必然吊高期待，结果溃不成军。

《入殓师》

辛酉2016年结集出版的首部短篇小说集，以《闻烟》作为书名，因为当年年末，泷田洋二郎就要开拍这部电影。小说集的广告写着，导演看到《闻烟》后，秒签了影视改编权。

小说很好吗？至少比起前两部，无论文笔、技法还是意境，都差。导演看中的，大概是老字号里父子情的流淌，尤其是，当传统工艺需要以伤害身体的前提流传下去，父亲如何处理。

原著的父亲三缄其口，儿子无从掌握最关键的一味，但当孙女出生，父亲弄孙为乐，任由儿子接管档口，做不那么正宗却不伤身的冰晶糕，改变旧规矩赚钱。

《我爸没说的那件事》

同是死后儿子才发现父亲保护自己的秘密，电影钻营了煽情的密码，儿子不要铺口，出走城里，混迹剧组，而父亲得知孙女治病要钱，自己打破规矩，不要命地做冰晶糕来卖。

但是电影表现出非常陈腐的特质，如同一出不合人情的催生大片。父子生分至极，儿子结婚没有通知，只在妻子怀孕时打个电话，父亲也一直没去探望，只在孙女出生后自己跑去城里。最终所有的和解，都很赶场，都很功利。

加上各人演技的参差不齐，喜剧成分的无聊低劣，除却个别关乎手艺的漂亮镜头，电影八点档的气质几乎提供不了什么感情价值，遑论余韵。

《我爸没说的那件事》

即便是被中式煽情喂大的观众，也真没法接受这种陈旧的投喂。改编小说这样的行活，太考验二次创作对世情的洞察，无论是不断翻新的潮流，抑或是相对亘古的审美，但凡差一点，都容易沦为庸俗之作。

所以，到底是谁觉得现在的观众还在爱被动训诫，爱自我感动？

选择“这个”，还是选择“那个”，是《一个和四个》的主要问题，也是类型片里常见的，善与恶，警察与坏人的影像游戏。直接翻译下，它就是一个生与死，存在与毁灭的悬念问题。观众也乐意在头脑里，来一场史无前例的暴风雪。有时候，像科恩兄弟，在开头加上“改编自一则真实故事”，效果更佳。

然而，《一个和四个》所引发的问题，不仅仅是这样一道选择，在我看来，它牵扯到另外一项，更严峻的问题选择。

一度，许多人会觉得久美成列的导演之路，顺风顺水。从青海，到东京映画祭，到亚洲电影大奖，《一个和四个》走了很远的路，绕上很大一个圈，拿了不少奖……无论如何，再大的圈，始终是圈。圈，是圆满，圆满就是圆满。

不料，即是半年间，亦发生许多事。如今上映，再看大家脑海想象的圈与圆。也许，雪地上的轨迹与线条，没能始末相连。线，也没有顺着既定方向，走弧线，而是向下坠落……最后有公映，这一个点，一部电影的终点。看起来，倒更像是一个问号。问号，是维系电影紧张感的悬念，也是长片首作导演的真实困境。从哪来，去哪里，下一程路线，终点未知。

《河边的错误》中，遮遮掩掩，虚上又虚的劲头，无非还是我公安不能是杀人越货的坏人，不可以犯明显的，刑法和道德的错。它带有类型片元素，实际上又是在反类型。而《一个和四个》从开拍到物料宣传，呈现的都是一个类型片，硬核、粗粝、凛冽，天寒地冻的西部高地。人物生猛，脏污，带血。警察还是歹人，点指兵兵，身份未知，命运未卜。

如一定要从角色入手，《一个和四个》的人物，往往只有神情、台词、动作，而没有笔墨，去建立具体角色的人物关系，即左右人物性格的悬丝与提线，比如渲染警察同仁的友情，表现盗猎分子的奸诈协作之类。正因观众无从知道警察认识谁，歹人更不会将秘密全盘托出，倒不如以类型片人物来写：警察做好事，会牺牲。坏人会伪装，落法网。

身份，是电影最重要的点，硬壳与果肉里的核。电影不太离开那座护林小屋，更渲染走不出森林，一股暴雪将至的灭顶意味。四个人，都处在迷路的状态，又刚好在护林小屋相遇。这时候，有几样东西的存在，就特有意思，如巡林日志的笔记实录，它象征着所见（看）、所记（写）、所得（读）。护林员桑杰是唯一暴露了脆弱内在的人物，他充当人类的和平视角，是卷入者，也是旁观者，更是调停者，貌似软弱，居于观众的位置。桑杰人在森林与小屋，心在村子与家庭。他不想在这里，只能把自己灌醉。出于职守，他又不得不在这里，摆脱不了“人在这里又不在这里”的存在主义窘境——一个类似于电影院观众的人性角色。

门被敲打，推开的那一刻。出场的几个人物，都要迅速获取他的信任，然而，他最终还是变成了人质，与被斩掉双角的鹿，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鹿作为生灵，也作为受害者，充当了逾越人类存在，介入的一个更高自然视角。它受到伤害，但永远都在。

其他几人，则都需要掩饰面相。作为主角，观众相信了护林员桑杰绝对没有问题，他瑟缩于内心。可是，警察的到来，并不等于正义裁决的到来。一是鹿死谁手未可知，一是他作为闯入者到来，他本人也并不清楚，护林员是否变节，乃至于跟盗猎分子是一伙的。

传统电影里，观众不该建立起对坏人的情感信任，否则一旦有了深刻共情——坏人当然也有老婆孩子乃至巴士上遇见的小学同学，以免在最终大清算来临之际，表现坏人之死的干脆或痛苦，都会遭遇人性悖论和剧作矛盾。所以，坏人一向在电影活得简单，跋扈之简单，嚣张之简单，残暴之简单，又死得干脆。俗烂不堪的类型片，尤其擅长让他们在高光处（临死前）说出来最长、最可笑的一段台词，衬托主人公的事后凛然。

为了导向干净利落的结局，《一个和四个》的牌面，掩藏到了最后一刻，完全不去轻易提示和交代，谁是警察，谁是坏人。至少在我看的电影节版本，它是没有任何提示的。再到院线版的小个子字幕，最后站位对峙的剑拔弩张中，一名观众更关注的，只会是血脉偾张的对手台词，以及走位要挟的情绪氛围，而无法从那个空间里，以留意和辨识体型。大与小，是尘埃落定，另外一样参照依据（事实上，绰号脱自江洋才让短篇小说原著）。而有枪和没枪，救谁还是打哪，才是传统类型片的硬道理。

正如关于悬念的故事，必然有陷阱，迷藏，会兜转、绕路。《一个和四个》讲的善恶难辨，就是一个看不见的致命圈套。当观众意识到线索拉紧，林中小屋杀机迸发，你已经脖颈上束，四肢被缚。结尾一行字，可能会导致不少人迷糊，至少同在那个屋中，他们没有大小之分，只有困兽之斗。就好比，堕入歧途的，何尝不可以是一个前警察呢（或如诗云：我亦不复受身为我）。

森林警察与盗猎故事的故事，影迷观众不免要溯回二十年前的《可可西里》。从多布杰饰演的角色，到《一个和四个》的身份难辨，电影还埋设了更重要的一个文化/语言的差别，听不懂藏语的闯入者，出卖灵魂与继续牺牲的藏地人。换言之，警察抓坏人的类型故事，是可以像藏戏故事那样，重复搬演，也是一串通行于电影史的省略号。而那个消失不去的问号，是久美成列会否继续走类型片之路，是选择走出藏地，还是会去重新发现故乡？这般奇怪的问题，就像是在追问年轻的导演，你是选择四个，还是选择那一个。

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