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面

我知道你不再开口是因为你厌倦了你扮演的所有角色，每一个角色你都能演得很完美。但是，让你自己变得愚蠢些，邋遢些，唠叨些，不是更好吗？难道你不认为你真能再好一点吗，要是你让自己成为你自己的话？——《假面》

语言与表情

伊丽莎白不再说话了，她在区分真实与虚构时遇到了致命的障碍。是舞台生涯将她从现实生活中区隔出来，并久而久之，让她丧失了把捉真实的能力。原先在舞台通过语言和表情扮演另一个角色、充分获得非现实体验的举动如今陷于沉寂。语言如同肃立起一道屏障，将她迷失于虚假中，再也无法触碰到真实。

是假的真实取代了真的真实，是模仿超越本真。因此，伊丽莎白寻求一种能让她从真假混乱的状态中主动逃脱的工具，她找到了语言。作为沟通的工具，语言建立了个体与世界的联系，同时也将其从真实的世界中区隔出来，因为语言无非是种隐喻。它从来没能真正地触碰及现实，它以建构的方式重新塑造结构中的真实。

主动放弃语言，便意味着放弃隐喻的强力。用观察取代虚假的语言，进行真正地直观。一种失语，是对真假困境的自然回应。同时伴随语言消失的，还有伊丽莎白面部的表情。在现实生活中，面部表情的变化往往与说话举动相伴而行，话语中所曾显明的隐涩含义虽然能借由语气加强，但也可以通过表情予以传递。沉默让脸凝结为一张肖像，肖像进而成为另一种脸潜居其上的面具，这就是伊丽莎白的根本策略。

面具到肖像

表演即是在舞台上戴着面具假扮他人，或假装是另一个自己。面具遮盖了真实之脸，将自我隐藏于无形。语言的消失预示着表情的消失，脸于是凝固为一张面具。面具的独一表情（或说“无表情”），具有将任何表情凝聚在其上的能力。这是面具的黑洞作用，它形成为一幅肖像。需要观看者给予自己的阐释才能透析出肖像中脸的表情，然后获得对其的认知。这是埃尔玛不得不进行的举动。

作为护士，当她不再能通过交流获取病人的病情，便只能通过观察对方的脸来作推测。如同对一幅肖像的观看，凝固于脸上的唯一表情成了解析一切的钥匙。埃尔玛所要做的就是从伊丽莎白单一的呆滞表情中读出对方所传递的信息。于是，在这种观望上，她进入了伊丽莎白的无表情之脸所创造的黑洞中。她不得不通过进行自我诊断，生成对方之脸，然后获取一份病例报告。

这导致了埃尔玛向伊丽莎白滔滔不绝地详述自己年轻时在海滩犯下的过错。只有通过不断地讲述自己内心最为隐晦、阴暗的往事，她才能击破伊丽莎白的无表情之脸（肖像）所投射出的阴影，这是埃尔玛不得不行使的策略：在脸的黑洞中进行的踱步与逡巡，无畏的反抗。最后，观众发现迈向死亡的脚步与走向自我的步伐原来以同一节奏进行：伊丽莎白的脸和埃尔玛的脸何为一体。

倒置的镜像

埃尔玛对自己年轻时犯下罪行的叙述，就像躺在椅上的病人向精神分析师讲述隐秘的往事，并自己从中发现被压抑的症结所在。但我们不是早就发现，伊丽莎白和埃尔玛已经不再能够明确区分：后者作为前者的一张面具，伊丽莎白分享着埃尔玛的病情报告。伊丽莎白既像一位精神分析师，对埃尔玛进行诊断，同时也是对自己进行精神分析。

而在一开始的医院场景，埃尔玛是护士，伊丽莎白是病人。躺在病床上的伊丽莎白看着穿着护士服的埃尔玛喋喋不休，这是埃尔玛为了找到解决伊丽莎白失语病症的原因。而在岛上的别墅，仍然在喋喋不休的埃尔玛退居为病人的姿态，她不断地向伊丽莎白倾述，来缓解她因环境改变而释放的本性（她褪下了制服，解除束缚，如此她才能自由地讲起难以启齿的往事）。

在这里，一组倒置的镜像已然发生。原先护士与病人的关系，转换为病人与精神分析师的关系。岛屿的离岸性质释放了制度与身份强加的等级差别，而沉默再一次显示出自己的力量：任何本性必须首先依附于它，而无法与之抗拒。这组倒置镜像的相同点在于：无论被迫还是主动，埃尔玛都是那个言说的人。两张脸最后慢慢叠合为一张脸的肖像，这是沉默使出的黑洞作用。

沉默为隐喻

于此，沉默显示出双层涵义。第一种，也便是上面提及的身份置换。伊丽莎白在岛上占据着精神分析师的位置，他的沉默显示出了支配别人、让别人如实交代的强权。就像精神分析师聆听病人对自己症候的诊断，伊丽莎白在听取埃尔玛自白的时候也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他从另一张面具（另一重人生经历）中里获得了自我存在的价值。可以说，通过聆听埃尔玛的讲述，肖像形成的空白正在被填满。埃尔玛被沉默的黑洞吸收，伊丽莎白也在埃尔玛的叙述中慢慢具形。

同时，这种沉默也可以看成是对上帝沉默的隐喻。埃尔玛向伊丽莎白吐露衷曲，实际上讲述的是宗教中认定的罪孽之事，比如与陌生人群P，无法见容于教会。伊丽莎白就像告解室帘幕后的牧师，听取埃尔玛这位教徒全心全意、毫无保留忏悔自己的罪过。教徒之所以会将自己的内心在牧师面前完全倾述出来，是因为牧师作为上帝与凡人间的中间人，将教徒的罪行传达给上帝，同时上帝保持的沉默在这里显示出了它的全知、全能和全善。正是祂的不言语，让人慑服。

这也是为何当埃尔玛在偷看伊丽莎白寄给丈夫的信件后，发现自己全新全意信任的人竟然将自己当成从失语症结中走出的工具，这无疑摧毁了她的世界观。如此才有了之后的报复：嫉妒与暴力。试想一下，如果教徒发现牧师也有人的邪恶心理，并以教徒告解时表达的隐私来牟取私利，这会发生什么？更何况，上帝如果具有人的人格，教徒还会相信教义吗，这必然引致世界观的奔溃。奔溃的结果是埃尔玛无力承受这种打击，只能转而让自己变成伊丽莎白，逃入实在界的大荒漠中。

上帝之沉默

上帝因为沉默显示出无限强大的力量，这可以引申到任何一种人际关系里面。面对一个权势比我们高的人，他的沉默往往能显出比我们原先所认定的更为强大的威力。朝臣面对皇帝的无言，感觉到惴惴不安的恐惧心理。他必须猜测圣上的意思，但又没有任何东西来保证他的猜测是否正确。也许在上的只是一位昏庸无能的皇帝，但只要他保持沉默，就有足够的力量令臣子臣服。

同样，在一段看似平等的情侣关系中，不说话的人会让那位言说者人感觉到无言的恐惧：似乎对方已经熟知一切。正是因为猜测对方熟知，另一者才惴惴不安地生怕自己已经说错了话。因而在感情关系中，言说失去了它本来具有的效用，说话的一方将掌控权交到了沉默的对方身上。这也是大多数人无法接受冷战的原因，或者表现出土象星座的深恶痛绝。

但对土象星座们来说，沉默只是他们将自己从世界中关闭逃向内心的方式，那是不由自主的天生如此，并没有一种来自智识的心理设计，与上帝的沉默自然大异其趣。上帝虽然一直在沉默，但并不保证他会一直沉默下去。我们揣测上帝的旨意，却没有任何依据。因此加予人身上的任何苦难，都被当成上帝全知全能的证明：上帝是为了人类向善，才让人类受苦。于此也显示出人类自身的受虐倾向，而这可能发生在任何一方沉默的境况中，也是伊丽莎白让埃尔玛崩溃的原因。

演员与护士

伊丽莎白是一名演员，每天面对无数虚构的场景，把虚假的感情“真实”地表达出来是她的天职。艾玛是一名护士，承担着救死扶伤的义务，而在这里，她更多需要去“拯救”的是病人心理上的阴暗和创伤。

伊丽莎白有一天在排演中突然失语，诡异的是当时舞台前并没有任何观众。她缓慢地转过身，从面向舞台到面向镜头前的我们，把郁积于她思绪中的困惑和痛苦抛给“第四面墙”背后的电影观众。沉默由此开始。对自我的审视由此开始。

艾玛出场时，双手背后笔直地站着，背后是肃穆的白墙，象征着秩序和规则。她对即将到来的工作有些忐忑，远不及对自己的个人生活前景来得有信心。这种忐忑，既源于二人身份的不对等（功成名就的演员 vs. 初出茅庐的护士），也源于她对沉默本能的抗拒——似乎冥冥之中，沉默会通向她心中那些不可告人的恶魔，和看似平静生活背后更深一层的不安。而后来的故事情节也印证了，艾玛与伊丽莎白接触的过程，正是她“卸下”护士这一身份角色的过程。

一名演员厌倦了自己身为演员，一名护士发现自己不仅是护士。

沉默与言语

电影最精彩的地方在于沉默和言语之间的交锋。这两者既二元对立，又同根同源。如果说，伊丽莎白的（有意）沉默是通过对外界生活的封锁而进一步接近自己的心灵，那艾玛的喋喋不休，又何尝不是对自我进行“碎片式”的解剖和挖底呢？两人只是借由不同的方式，在尝试感知和触及自身的灵魂。

与此同时妙就妙在，电影同样表现了沉默和言语之间的相互依附。沉默是言语的容器，而言语又让沉默变得更加舒坦和自然——两者间的交锋，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彼此的滋养。试想想看，如果“信件门”没有发生，她们俩这样“一说一听”的状态其实可以一直延续下去。

但是，沉默和言语毕竟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物”，是两种不同的“游戏规则”。沉默是沟通让位于自我沉溺，而言语则是在呼唤人与人之间信任和坦诚。伯格曼把这两者并置在《假面》中，通过伊丽莎白和艾玛的遭遇讲述了这两者各自的局限，而且很有可能，沉默和言语在“卸下盔甲”正面交锋的时候，会带来更大的危险与灾难。

社会机器和规则

护士，言语，把它们两者组合在一起，背后即潜在的社会机器和规则。医院的意象再明显不过，而故事的全过程也可以概括成对伊丽莎白失语的“修复”。不管用何方式，有意还是无意，让伊丽莎白重新开口说话，重新回到演艺舞台，才是对她真正的“治愈”和康复。

言语在影片里表现为“击退”沉默的武器，而且这个武器相当“无情”，因为它更是对沉默的“不允许”而非善意的填充，而护士角色的纯洁和神圣身份也是对这种“治疗”方式的“正名”。同时，艾玛对生活和生育的态度也代表着一种“社会声音”，它是对伊丽莎白的教育，是对她个人生活中的“污点”的指控，也是对这属于伊丽莎白一个人自我之沉默的响亮反击。

然而，伯格曼并没有让影片停留在这单一层面上，叠加在艾玛打破伊丽莎白沉默之上的，是后者企图站在更高的视角对前者的“study”和冷眼旁观。且不说灵魂之间绝对意义上的沟通和分享是否可能，艾玛在看到信件前后的反差无疑反映了所谓真诚和沟通背后的脆弱，与由此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规则的不堪一击。

女性与母性

电影聚焦在两位女性，一位在婚姻生活面前看似信心满满，一位在婚姻生活之中其实步履维艰。艾玛早年果断地堕胎，因为她“知道”自己还没有准备好成为母亲；伊丽莎白在社会压力中生下孩子，因为她曾经仍想成为别人眼里的“合格”母亲。艾玛向伊丽莎白坦诚自己心中的恶魔，海滩上难忘的性经历是她在婚姻大门前内心最深处的踌躇；而伊丽莎白沉默的背后，则是她和儿子之间的隔断与疏离，这个恶魔也在影片后半段被无情揭开。

在影片的不同阶段，艾玛和伊丽莎白分别被推上“审判席”，接受众人目光对自己女性和母性身份的定义和评判。艾玛讲海滩经历的那一晚和她其他的倾诉过程相比显得是那么不同，场景的明暗布光，背景的船笛声，而她和伊丽莎白的距离也被拉得很开，似乎这个时候电影已经不再呈现的是她们两人之间的交流，而是艾玛面向所有人，面向群众和社会的无言审判。在这段自白中，她头一次具体地讲明自己是如何对即将到来的婚姻关系感到不安。

而电影末尾对伊丽莎白“缺乏母爱”的控诉，伯格曼极其自负地重复了两遍，分别从两个机位去描摹指控者的振振有词和被控者的惊惶错愕。但不要忘了她们二人也共享着女性和母性的身份，今天的伊丽莎白，有可能就是明天的艾玛。即便实非如此，她们各自的困惑和“过错”，犹疑和执着，都是对这重身份反思和审视。

镜子与脸庞

镜子和脸庞是《假面》中导演最着力表现的符号。电影开始小男孩想要触摸的女人脸庞，艾玛睡前擦脸时候的自白，两人在镜子前的凝视，以及在两段一模一样控诉时对两张脸的聚焦，和最后的“合体”，穿插着整个伯格曼讲故事的过程。而电影的名字“假面”也恰恰与脸庞有关。

脸既是个人身份，也是内在心理的外化表现，连通着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情感。两张脸庞的相似，暗指两颗心灵在追逐背后的相互融合。在镜子面前，艾玛看着自己也看着伊丽莎白入神，幻想自己成为了与之相似的另外一个人。

与此同时，脸庞也指代面具，影片着力表现了两人各自卸下面具之后探索内心和自我的过程。但当面具被撕开，两张尽管相似的脸被生生拼凑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却感觉极其不适。或许，面具背后的“真实”原本就是这样不堪和让人后怕，因此人类太需要这样一张“假面”去面对和承担生活的重压。

电影中最惊悚的一幕，出现在艾玛差点将滚烫的热水泼向伊丽莎白的那一刻，伊丽莎白惊叫出声，尽管肉体的脸庞仍在，但沉默的“伪装”被揭穿后，等待她的是进一步的不信任和言语上的攻击。这个场景的惊悚源于更深一层的对“毁容”本身的恐惧。艾玛收住了手，伯格曼没有残忍地告诉我们脸庞尽毁之后我们还剩下什么，也许这残留的惊悚本身就是“假面”的意义吧。

参考：The Persistence of Persona By Thomas Elsaesser

看完《假面》记录一下观影体验。虽然有很多大佬珠玉在前，但我还是想从几个方面谈谈自己不同的感受。前几个月刚好学习到了拉康的凝视和镜像阶段理论，看完《假面》发现与该理论无比契合，进而通过这种理论来理解这部电影。

先提出两个观点：

1.精神分析最大的发现就是主体的分裂，分裂为意识和无意识。在语言的维度内，这种分裂表现为陈述主体和言说主体；在视觉领域中，这种分裂表现为眼睛和凝视，意识层面上的活动就是一幅图画。

2.“镜像阶段”理论婴儿在6-18个月看到了自己镜子中的形象过程，并指认其为“我”，镜像阶段是“主体”形成的过程。而镜像理论的悲剧性表现在：混淆自我与他人，混淆真实与虚构，认识到自己和母亲不是一体这个事实（恋母情结）

通过以上两点来分析会让影片变得更易理解一些。

影片在开篇和一些蒙太奇段落穿插了孩童隔着镜子去观察、去尝试抚摸另一半的母亲，我想这也暗示了阿尔玛在影片中精神状态的走向。

在阿尔玛的自述中，堕胎给她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这个秘密她从未说出，直到遇见了伊丽莎白。相反，伊丽莎白则是在孩子认识到自己和母亲并非一体之后，果断脱离了母亲这个角色。在影片中，阿尔玛和伊丽莎白分别作最纯粹的倾诉者和倾听者，两人开始了精神层面的单方面渗透。 阿尔玛开始把伊丽莎白作为“母体”看待，伊丽莎白也抓住这个机会，进一步影响阿尔玛，把其当做又实验品，重新扮演母亲的角色。阿尔玛因此一步步的混淆了自我与他人，混淆真实与虚构。

影片中后阶段伊丽莎白的丈夫出现了，他不停地对着阿尔玛呼唤着伊丽莎白的名字。这时候精神层面的主观开始影响现实。

结尾处伊丽莎白没有出现，而阿尔玛撩起头发，拿起已经整理好的行李，独自乘车离去。（我认为撩头发是伊丽莎白的精神渗透到阿尔玛之后给阿尔玛带来的精神烙印）

自此两人完成了某种程度的融合，阿尔玛自此带着伊丽莎白的镜像存在下去。

嘿嘿，开个玩笑

总的来说影片的基调是形而上的，运用了大量的特写镜头、人物的重叠构图、双重凝视，直指内心。

最后我想提出一个疑问：“每个人真的是一座孤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