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克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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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Anthony

写在前面

“电影评论家”唐纳德·特朗普曾经说过：“《公民凯恩》里面的凯恩虽然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某种程度上他也是一个失败者，一种与财富无关的个人的失败，所以最终还是失败了。”多么有见解的观点，与这个矮胖子十分相符。大卫·芬奇的新电影《曼克》中充满了大起大落，这部电影由他的父亲杰克·芬奇担任编剧，一部关于制作《公民凯恩》的电影。

（《曼客》海报）

片名“曼克”指的是赫尔曼·J·曼凯维奇，这个名字曾在《公民凯恩》的片尾出现过，他与奥逊·威尔斯一起担任编剧，虽然两人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影片获得的唯一奥斯卡奖项，但是他们都没有出席1942年在比尔特摩酒店举办的颁奖典礼，据说每位参与制作《公民凯恩》的人都遭到了嘲讽。

曼凯维奇最早为《纽约客》杂志工作，他是那种与时代紧密相依的人，所以你无法想像他在其它时代如何生活。他看起来像是一个非常搞笑的土豆，努力想起一些不令人发笑的事情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他有一张照片，竟然打扮得同时像马克斯三兄弟。）他的脸圆圆的，有很多疙瘩。他的嘴很宽，把酒灌进去，然后可以滔滔不绝讲出很多话。他还是一个赌徒，在《曼克》中，他用五千美元赌一片树叶多久会落下。

（赫尔曼·J·曼凯维奇）

那么谁来饰演银幕上的曼凯维奇呢？很久之前，W.C.菲尔兹（美国演员，嗜酒如命）应该可以胜任，条件是道具部门提供真正的酒精，而不是用脏水来冒充。查尔斯·德恩应该很理想。奥利弗·普莱特刚好符合要求。不过最后芬奇选择了加里·奥德曼，他在《至暗时刻》（2017）中成功饰演了温斯顿·丘吉尔，他那胃口巨大，喝酒变聪明的形象已经为人们熟知。

（《至暗时刻》中的加里·奥德曼）

《曼克》在许多方面致敬了《公民凯恩》。威尔斯的电影里，那个在片头从去世前的凯恩手里滑落下来的水晶球，被芬奇用一个空瓶的特写镜头回应，它从男主角紧握的手中滚了出来。这两部电影都是黑白的，并且都是快速地跨越多个年代来展开叙事。

（《公民凯恩》里的水晶球）

首先是1940年，曼凯维奇正在前往维克多维尔的路途中，此时已经从洛杉矶出发一两个小时了。他有一条腿打着石膏，他还有一个任务要完成。在一个偏僻的牧场里，他的秘书Rita（Lily Collins饰演）帮他做口述，并且还得让他远离酒精，曼凯维奇必须要为威尔斯的处女作写出一个剧本，威尔斯的剧场合伙人John（Sam Troughton饰演）监视着整个计划的进程（Teoughton演了一个吹毛求疵的人，对应的台词有“我们期待更好的东西，”“我们正处在决胜时刻”“仆人一直都是那个样子吗？”）然后，插入了闪回。

一个为我们表现了曼凯维奇在以此车祸中受伤，另一个把我们带回1930年，编剧查尔斯·莱德尔来到了派拉蒙公司，他带着从曼凯维奇那里收到的一封诱人的电报，上面写着他可以赚到数百万的财富，并且竞争对手只是一群傻子。

（《曼客》剧照 ）

然而事实上，这封电报是发给本•赫克特的，《曼克》讲述了许多这种老娱乐圈的八卦史料，所以，如果你想随便地给米高梅的老总路易斯•梅耶(Arliss Howard饰演)发一条信息的话，有一个老办法就是使用西部联盟电报，而不是通过一部电影。

同样的，每个曼凯维奇的粉丝都听说过他在晚餐时呕吐后向招待他的主人道歉，他说没什么问题，可能是喝白葡萄酒的同时吃鱼导致的。影片中的噱头发生在哪里呢？芬奇在圣西蒙，William（Charles Dance饰演，表演状态特别好)的豪华大本营安排了这个情节，在1930年代，曼凯维奇经常被邀请来这里做客。我们在一个闪回中看到了他，像一个宫廷小丑，对他的客人造成了不无幽默的冒犯。

（《曼客》剧照 ）

他成为了Hearst长期合作伙伴中的一个较为特殊的朋友。女演员Marion Davies(Amanda Seyfried饰演）第一次出场的时候站在类似金字塔的木堆上面，很快有许多人过来拍照，像是一场献祭。曼凯维奇询问那边发生了什么危险的事。后来，他和Davies在月光下散步，他们穿过雕像和私人动物园，当他们走近长颈鹿的时候，他说，那就是冒险要付出的代价。

（《曼客》中的Amanda Seyfried ）

这些手段的确很搞笑，但也仅仅如此，它很难让人相信这是一部有着较高声誉的上乘喜剧。（另外一个据称是难以超越的搞笑者是《晚餐的约定》中的主人公，这部电影在《公民凯恩》第二年之后上映。在影片开头，主人公损伤了一个髋关节，然后他开始用消极的态度用剩余的那一部分来说一些充满风趣的话，这个角色由蒙蒂·伍利饰演，不过当时没有很好的宣传，有些人认为这个角色本应该是威尔斯的）并不十分耀眼的奥德曼能胜任这个角色吗？通常，他的银幕形象并不是那种温情的幽默，而是有些刻薄的漫画式的凶猛。

（《晚餐的约定》海报 ）

我们很难不担心他在这部电影会出现问题，因为如果那些了解和雇用曼凯维奇的人没有给他足够的爱，他本应得到宽容。没有人比他的妻子Sara（Tuppence Middleton饰演）更有耐心了，她常常被称为“可怜的Sara”，即使她最终很愤怒并要求终结这种状态，这对她不无益处。同样地，Hearst面带微笑地听着曼凯维奇的俏皮话，然后会说“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想让曼克在我身边的原因。”猜猜曼凯维奇怎样回复这些偏爱的？他把圣西蒙变成了仙乐都，把Hearst变成凯恩，一个虚伪至极，臭名昭著的男人。

（演员Tuppence Middleton）

谁创造了《公民凯恩》？

1971年，关于这一谜题，《纽约客》发表了由宝琳•凯尔的撰写调查报告，她认为曼凯维奇是影片的发起人，他赋予影片有趣的气氛，但是背信弃义的威尔斯盗走了这些创意，Robert Carringer在他1985年的书《The Making of <Citizen Kane>》里回答了(也有人说是拆解了)她的这些尖锐且自信的观点，这本书追溯了威尔斯在曼凯维奇草稿的基础上重新修改剧本的过程。

（《曼客》剧照 ）

一个更加激进的问题是：谁在乎《公民凯恩》的编剧是谁?

电影史学家可能会对这个观点嗤之以鼻，但我们要提醒自己，数百万的电影观众无论怎样都不能在乎这件事，我好奇他们会怎样看待《曼克》，一方面，它详述了曼凯维奇，把威尔斯放在了一边，Tom Burke以明显的风格把他演成了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另一方面，凯尔所欣赏的流行音乐和刺激的感觉在《公民凯恩》中出奇地少。芬奇的电影看起来非常迷人，它结构明丽且轻巧，灰色的光线有着微妙的层次感。借助巫术般的数字技术，树叶看起来和雪一样白，这是他们过去常常在红外感光胶片上做的事情。不过这些手段又有什么目的?《公民凯恩》中的丰富光影和令人惊叹的摄影角度非常符合凯恩的世界观，也就是由孤独和财富导致的失衡的倾斜感。而耽于幻想的《曼克》削弱了这种戏剧性的力量。

（《公民凯恩》海报）

至于影片的情节，多数是由一个男人躺在床上然后开始编造故事组成的。芬奇清楚感到了停顿带来的恐惧，于是安排Davies，Lederer，威尔斯，曼凯维奇的弟弟Joe（Tom Pelphrey饰演），曾执导《彗星美人》（1950）和《埃及艳后》（1963），来到农场打断他的主角的工作。与此同时，在闪回中，其他有名的人来来去去，或者是债务纠纷。显然，我们看见了一个克拉克·盖博，一个贝蒂·戴维斯，甚至还有嘉宝，不过我发誓我没有看见他们一闪而过。

事实上，整部电影有一种这样-然后-那样的感觉，替代了影片的叙事布局，使我们想要弄明白这些零散的事件是怎样或是否能够拼凑在一起。针对1934年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竞选有一个详细的补充，此次竞选厄普顿·辛克莱失败了，他曾在战胜大萧条的演说中滔滔不绝，当梅耶感到厌恶时，曼凯维奇非常支持他：毫无疑问，让他把握机会，不过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

（《曼客》剧照 ）

此外，影片还有一处情节发生在农场的管家Frieda（Monika Grossmann饰演）身上，她告诉别人，在曼凯维奇的帮助下，有一个犹太人村庄安全地从德国移民到外国了，这有一种夸张的感觉，像是曼凯维奇随便开的一个玩笑。（按照他自己的话，他成为了一个“极端林德伯格”，反对美国参与二战——一个《曼克》中没提到的怪想法）所以我们在影片中看到了什么？简而言之，是一个叛逆艺术家的形象，他专注于自我毁灭，然而它缺少了一个“玫瑰花蕾”。

（《公民凯恩》中的玫瑰花蕾 ）

许多《公民凯恩》的评论者对故事中的这个小玩意感到很失望，它和一个失去的童年有关，而威尔斯自己则把它蔑视为廉价的弗洛伊德式的东西，本来就是非常令人失望的，圣杯的价值要低于对它的追寻，而追寻的过程赋予电影不朽的灵气。作为对比，《曼克》是一个关于故事的故事，尽管它十分豪华，却无法完成它自己的叙事。

配图/卓尔

编辑/书生

由大卫·芬奇执导的黑白电影《曼克》（Mank）近日已在流媒体平台网飞（Netflix）正式上线。这位曾经执导《十二宫》《七宗罪》《搏击俱乐部》《社交网络》等众多杰作的导演此前曾表示，《曼克》本应在理想状态下成为他的长片处女作，但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未能真正如愿，直到近段时间网飞注资，才使他真正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不过光阴流转，《曼克》已经是他的第十一部长片了。

芬奇之所以对《曼克》念念不忘，一方面是因为其故事所讲述的人物——赫尔曼·曼凯维奇（Herman J. Mankiewicz）是他最喜爱的电影之一《公民凯恩》（_Citizen Kane_）的编剧，其中必然有着不少爱屋及乌的成分；另一方面，大卫·芬奇也无疑是在向他的父亲，也是本片的编剧杰克·芬奇（Jack Fincher）致敬。于他而言，父亲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作家，不仅是第一个向我介绍《公民凯恩》的人，而且是第一个向我介绍电影的人”。因此，哪怕这部影片已经迟到也必须要到，而且仍然会成为芬奇电影生涯的一个重要节点——尽管已经没有办法再称之为“起点”了。

谈及《曼克》，不得不先提及《公民凯恩》。作为影史上最重要的电影（或许没有之一），《公民凯恩》虽然并没有使用过多开创性的电影手法，但却绝对称得上是一部电影百科全书：片段式闪回的结构、深焦长镜头（景深之大甚至需要特效来完成）、低调布光、极低的机位（甚至要在地板上挖个洞）、神乎其技的转场和蒙太奇，种种手法的组合拳式运用让人瞠目结舌。当然，最令人惊异的是，这部作品仅仅是时年26岁的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s）的处女作，而无论是一年之后的《伟大的安巴逊》，还是其后的《上海小姐》《奥赛罗》抑或《历劫佳人》，其艺术造诣和成就实际上都并不逊于《公民凯恩》。从这个角度上看，《公民凯恩》的出现绝不是一个偶然，它昭示着一个天才的诞生，同时也标示着现代电影的真正起源。

然而，关于《公民凯恩》的编剧到底是谁，或者说到底曼凯维奇对剧本的贡献更大，还是导演奥逊·威尔斯对它的改动使之成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杰作，其实一直存在着争议。比较公允的研究认为，曼凯维奇的编剧工作是基础性的，奥逊·威尔斯对其剧本进行的修改则具有变革性，而且虽然编剧在影片的成功当中占有一定比重，但也只能算是诸多因素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作为一部曼凯维奇的传记电影，《曼克》还是毫无悬念地显示了其对曼凯维奇的支持，并力图在曼凯维奇与《公民凯恩》之间建立起种种联系，甚至可以当作一部声援作来看待——事实上，这些力挺曼凯维奇的努力都是大卫·芬奇的父亲杰克作出的，而大卫·芬奇自己对剧本的一些修改反倒使得整部电影的态度更加暧昧。在影片结尾，影片特地引用了一段历史录音：“曼克，我有一半荣誉呢，去你妈的！”或许正可表明，二人应该在《公民凯恩》的剧本撰写过程中都使出了不少力气，至少对大卫·芬奇来说如此。

总体而言，《曼克》既是一部让人头疼的电影，也是一部能让影迷兴奋的电影，相比芬奇以前的电影来说，这一部对观众的要求明显更高一些。说让人头疼，一方面是因为影片出场人物众多、人物关系比较复杂，观众只能通过剧情对人物关系慢慢加深认识，并无捷径可循，另一方面也是因为30年代末的好莱坞对普通观众而言的确比较陌生，想要真正进入《曼克》所呈现的世界必然有一定门槛；不仅如此，电影还涉及了当时一些美国政治和社会命题，如果对美国30年代经济萧条、两党政治的认知比较模糊（尤其对外国人来说），就不易理解好莱坞内部各阶层、职业之间的尖锐对抗，由是也就很难理清故事中的种种线索。

影片的“高语境”还体现在其和《公民凯恩》之间的种种互文关系上：一是情节上的重合，比如电影中多次提到的“玫瑰花蕾”就是《公民凯恩》里重要的、直至影片结尾才解开的谜团。二是人物上的对照，《曼克》将《公民凯恩》的诞生解释为完全出自于曼凯维奇的人生阅历，他所讽刺的人物原型，即报业大亨赫斯特在现实中也确实对《公民凯恩》猛下毒手，不仅策划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电影的宣传活动，还发起一场反犹太运动并指控导演威尔斯为共产主义者，最终导致威尔斯出走美国，而资本家及其支持者共和党人士的嘴脸又被还原到了《曼克》当中。三是结构手法上的呼应。《曼克》片段式的闪回结构与《公民凯恩》如出一辙，正如曼凯维奇在片中所言，没人能在两小时之内了解一个人的一生，但通过这些片段，我们却足以了解他创作《公民凯恩》的来龙去脉。

如上种种内在勾连让《曼克》的面目显得有些模糊，不过，只要抓住曼凯维奇在好莱坞局外人身份，扼要地理解他的挣扎和困顿也并不太困难：作为知识分子（片中他两度讽刺好莱坞人不读书，恰恰就是针对赫斯特和他的情妇），他厌恶资本主义之下的种种丑恶问题，对工人和底层充满同情，却又不得不为资本家效劳（“你不是第一格出卖正直灵魂换取高位的人”，曼凯维奇说出这句话主要还是在讽刺自己，而它又与赫斯特口中“街头艺人的猴子”的寓言形成某种呼应关系）。正因如此，《公民凯恩》不仅从艺术角度而言是他的最佳作，更是他编剧生涯中对美国社会以及政治制度最深刻的观察和最偏僻入里的批判。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这样一个看似对任何事情都满不在乎的人，为何要与奥逊·威尔斯争夺剧本署名权：的确，这便是他一生中能对艺术、对国家做出的最卓越的贡献，是一部心血之作。

除了所有这些，《公民凯恩》和《曼克》两部电影最重要的呼应其实是在时代背景上的相似之处：曼凯维奇对犹太人的保护、对民主党州长候选人的声援，其实都是在影射近些年来美国政治的右转。与其说《曼克》在形式和内容上映射《公民凯恩》，不如说奥巴马及至特朗普时代本身就和经济大萧条之后极右翼崛起的世界和中产阶级萎缩的美国异曲同工，这也注定大卫·芬奇在美国刚刚结束的中期大选、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当选新一任总统这个时间节点前重新拾起《曼克》这部电影，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巧合。

然而无论从艺术还是政治层面讲，《曼克》其实都要比《公民凯恩》逊色许多，将近七十年过去，前者仍然没有在手法层面对后者有任何层面的超越，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如果说《公民凯恩》模仿现实世界，《曼克》模仿《公民凯恩》，或许真正的问题就在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为什么无法直抒胸臆，直接与现实连接，而要屡屡回到历史当中汲取养分了呢？这种对历史的虚构与重新书写，如果并不涉及某种真正的“再发现”，而只是再次戏说、推导和演绎，它又怎能像《公民凯恩》一样直抵人心？又或许我们该问，网飞涉足电影领域，帮助众多导演完成他们一直想要却未能实现的作品，究竟是看中了这些作品的商业价值还是艺术成色？作为电影界的全新资本巨头，网飞到底让电影更加创新，还是更加保守？

《曼克》不算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好片。虽然很多地方都让处理得不尽人意，但足够迷幻，而因此异乎强烈的摧残能力。

这种迷幻一方面归功于影片的黑白摄影。导演芬奇多次表明本片黑白摄影是对奥逊·威尔斯喜爱的表现主义风格的有意致敬。个人看来，这次致敬确实成功，但不仅仅在于表面上相似，更重要的是复制出了一种灵韵。影片的黑白捕捉到了个人眼中那个时代的摄影最迷人的一面 —— 失真。黑白让影片得以彻底飞离现实，毫无歉意地落入迷幻甚至梦幻。所有夸张的明暗对比，或是过于讲究的光源设计，都在搭建着影片自给自足的世界。

另一方面，迷幻诞生于演员的语气。我还没有证实过演员的表演是否有借鉴奥逊·威尔斯本人的表演风格，但所有角色说话都莫名非常有他本人的神韵——有气无力，却莫名傲慢。我愿称这种表演语气为“水星风格”，因为最初似乎威尔斯水星剧团的演员最喜欢用这种奇特的语气（《阿卡丁先生》是绝佳范例）。这种语气最绝妙的地方在于它的梦游感。单个角色这么说话，影响不大。但当所有角色开始同等的慵懒做作时，表演感被空前强调，影片突然扭曲成一场精心排演的梦境。而影片传记的性质让这场梦境注定停留在过去。所有情节的推进，都只是徒增“还未建成就已衰落”式的感伤。

你坞这两年拍了不少自己黄金时代的传记片了。难说《曼克》是其中最好的，但它确实最完美地捕捉到了那个时代的迷幻。

马克哈里斯（Vulture专栏作家）

《曼克》将于11月13日在限定院线上映

《曼克》影像 照片：Miles Crist/网飞

大卫芬奇的第11部长片《曼克》是一部充满激情的项目，它并不像其他芬奇简历上的作品——一部以黑白形式拍摄的戏剧，关于成就好莱坞声名显赫年代的那些时光里，导演称之为导演和编剧之间“强行实现的合作”过程中产生的悲喜交加的极致情感。通过讲述一个并不可能的英雄：赫曼J曼凯维奇（加里奥德曼饰演），一个从新闻人变成一个电影编剧，并和奥森威尔斯合写了（或者独立完成，这取决于你的观点）《公民凯恩》剧本的故事，影射了黄金时代好莱坞片厂政治的无情。

电影将于11月13日在限定院线上映，并于12月4日在网飞上线，它的每一个框架都满载导演对电影历史和制作的挚爱和不带个人情感的观点。它同样承载了不曾预料到的冲击力，这种由媒体操纵和虚假新闻信息的创造力带来的政治反响，在30年前芬奇的先父杰克最初写剧本时是不可能被预料到的。《曼克》对于芬奇来说是一部非同寻常的个人电影，不仅仅因为它是对他2003年去世的先父作品的纪念，更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对芬奇父子俩在芬奇还是个年轻男孩时关于电影的激情对话的延续。它的历史同样扩展了芬奇的整个电影拍摄生涯——最初的草稿是在他去导演第一部电影前写出来的。在一个漫长的周末里进行了两场采访，导演畅谈了将电影搬上银幕的过程。

马克哈里斯：当你拍摄《社交网络》时，你告诉我在制作过程中，你时常对艾伦索尔金说：“我们正在制作约翰休斯版本的《公民凯恩》。”你和我都在差不多相同的年龄，我和你一样从小就是个电影迷。甚至在我看《公民凯恩》之前，我就从世所公认的常识得知这是影史上最伟大的美国电影”

大卫芬奇：确实。我父亲，因为他曾是一名记者，他一直信奉最伟大的娱乐是由懂得真实世界的人写就的，他对于《头版头条和〈公民凯恩〉》的热爱理所当然支持了他最好的电影是植根于创作者现实的想法。在我大概7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开始解释他对这一观点的坚持和动画如何制作，以及打孔的赛璐珞片（旧时的胶片）概念。他对我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以至于即便在那个年龄我就非常确信，电影会是我毕生的工作。当我们聊起非常愚蠢的话题，比如“披头士是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乐队”时，他会说“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的观点。”但当问题变成“最伟大的电影是什么”时，父亲会不加思索回答《公民凯恩》。我记得在我12岁时我告诉父亲我们会在电影鉴赏课上观看16毫米版本的《公民凯恩》。我有点沉默因为……一部33年前的电影？它就像岩石壁画一样古老。但当我观看时，我被震惊了。先不去理解到导演上的精湛技巧，我就觉得它有一种绝对的真实感，不像《精灵猫捉贼》和《万能金龟车》（两部都是60年代儿童电影）这类我之前看过的片子，我被深深震撼了。我觉得我看到了一些我过去没有理解但很多层面上来讲非常重要的东西。

马克哈里斯：听起来像是在你还在看儿童电影的年龄它就震撼到你了。

大卫芬奇：在我们家，我父亲相信质量大于数量。我爸爸是在一个电影院里长大的。他的父亲是个酒鬼，他母亲一直在工作，所以他会在没人管的情况下花很多周末时间看同样的汤姆米克斯西部片三遍，对他来说，这是个宁静且安全的地方。如果我去看《西部世界》（1973年电影，非当下剧集）或者《再世风流劫》（1975）他也无所谓，但他会说“那都是垃圾”。他对我看烂电影非常宽容，但他也会在我9岁时带我去看《奇爱博士》，在我7岁时带我去看《2001太空漫游》。直到我青少年中期，我们每周都会一起去看电影。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异形》时跟我爸爸说“你跟我一起去”，然后看到他局促不安地遮住自己的脸。

马克哈里斯：你父亲跟你说过赫曼曼凯维奇么？

大卫芬奇：我不认为我父亲甚至意识到了曼凯维奇。我第一次接触到《公民凯恩手册》还是在高中的缩微平片里。

马克哈里斯：那你在缩微平片前花费了不少时间。

大卫芬奇：我父亲在他图书馆里有这本书。直到他从写杂志故事的工作退休后，他说：“我想写一部剧本。”他那时候大概60还是61岁，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应该写一个什么主题呢？”我说：“你干嘛不写赫曼曼凯维奇呢？”他被这个主意打动了，于是提笔用他最好的文笔去创作，但它只在有限的范围内结束了。这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因为浮夸妄自尊大的品格而被从人们记忆中抹去的故事。

马克哈里斯：什么时候这成为了你自己事业中的依据？

大卫芬奇：我那时还没有拍过一部电影。我正准备去做这个。当我去Pinewood工作两年（指拍摄《异形3》）并且经历过这样一种状况，就是感觉自己似乎是一把被雇佣的枪，用来为跨国公司内部的垂直整合媒体集团制作图书馆索引。我对于编剧和导演该如何工作有不同的看法。我有点厌恶这种反导演主创论式任务。我觉得剧本真正需要讨论的是执行合作的观念：你也许不会喜欢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你需要将拍摄电影过程中很多不同的规矩和技巧限制考虑进去，但是如果你不了解这一点，你会错失这一部分的储备。剧本就像是鸡蛋，它需要被给予别的物质才能去创造细胞分裂到达特定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它才会在三维里是可游戏的，在二维里是可记录并且可以展示给他人观看的。所以对于我和我父亲来说非常有趣，因为很明显我当时是很支持他的。但当我读到了他的初稿，我想，这多多少少是对威尔斯形象的诋毁。当我12岁的时候，我父亲告诉我威尔斯如何扮演了每一个角色——编剧、制片人、导演、明星。所以我知道那一部分的他对威尔斯怀有敬畏。然后剧本出来后，我想“哇哦，这又是谁？”

马克哈里斯：我对《曼克》非常喜爱的一点在于它对曼凯维奇怀有很强的同理心，但并没有因此而变得反导演。

大卫芬奇：初稿就感觉像是复仇。我对我父亲说：“你在谈论两个人在四十英亩外立桩标界，并且两人永远不会见面。如果你拍电影，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你这样写是不对的。”在他所有关于电影制片人的杂志故事中，他知道那些行话，但他并不理解愿景在哪里结束，实地调查又从何开始。这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然后我放手去拍《七宗罪》。他发现了厄普顿辛克莱（注：美国作家，社会主义者，代表作《屠场》，创作很多揭露社会阴暗面的小说，写作之外也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曾参与两次加州选举落败，第三次即电影中对共和党人梅里安的选举，那次获得80多万选票但最终还是败选）史诗般的政治活动经历；他了解到了片场巨头欧文·萨尔伯格和路易斯·B·梅耶（注：梅耶是米高梅创始人之一，米高梅的名字即米特罗、高德温、梅耶三人名字组合而成。梅耶任上是米高梅最为辉煌的时期，梅耶当年也被成为“好莱坞之王”，著名的学院和奥斯卡奖也是在他提议下创立的。欧文萨尔伯格20岁运营环球，24岁和梅耶一起入主米高梅做高管，在两人经营下拍摄了一系列知名电影，试映也是由萨尔伯格引入的，萨尔伯格37岁英年早逝，之后学院为了纪念他设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奖项表彰后来的优秀制片人）如何跟赫斯特结伙，通过截取假的反辛克莱新闻片段制造某种先锋性的假新闻。

马克哈里斯：在经历了梅耶和萨尔伯格对辛克莱的竞选活动的所作所为之后，电影暗示曼凯维奇感觉自己牺牲掉了自己的品格。

大卫芬奇：最初当我父亲把剧本给我看时，我说：“我并不明白这如何会是奥森威尔斯和赫曼曼凯维奇有问题关系的写照。”杰克非常认真地说：“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某个人发现了他们的话非常重要。”在那个时候，一个中年人盘点他毕生的贡献对我来说并没有多少触动。我对这并不敏感，因为我当时只有30岁，我很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机会对他意味着什么。但当我开始思考这件事时，我意识到这是一个惊为天人的躯干，它需要长出红血球细胞去构建起这个关于一个人找到发声渠道的故事。你如何从渴求自己孩子的机智父母那里获得灵感并在好莱坞终结？赫曼和他的兄弟约瑟夫站出来帮助保留电影行业的话语权。我一直非常确信赫曼认为他过着贫民窟一般的生活，我知道我父亲也一样。所以这就是我们三个可以互相关联的地方。我记得当我拍摄音乐录影时，人们总会说：“哦我的上帝，是你做的那部乔治迈克尔MV？真是太棒了！”我那时会想，克制自己，这仅仅是和一群超模拍摄的音乐录影。我可以和那些产生关联。

马克哈里斯：你们当时还保持一起工作吗？

大卫芬奇：我们从未非常透彻地去深挖它。我不想说我放弃了这个项目，或者说他放弃了这个项目，或者我放弃了他，或者相反他放弃了我。但是在我30岁的时候，和我现在接近60岁时的状态不同，当时对一个人留下的想法并没有产生多少共鸣。所以这个项目当时停滞不前。

马克哈里斯：把厄普顿辛克莱的州长竞选引入剧本现在看来有不可思议的反响。

大卫芬奇：以哪种方式？

马克哈里斯：嗯，除了假新闻的角度，你已经抛弃了好莱坞一直是一个进步和自由价值观堡垒的概念。

大卫芬奇：自从辛克莱的故事被嫁接进来，我们发现了一个中间地带，在这里我们拥有了一幅关于究竟发生了什么的更准确的画像。我不认为赫曼曼凯维奇会在不了解赫斯特的情况下写出一部有损他形象的作品。我认为曼凯维奇投入这件事是因为他需要钱。而当他开始创作时，他被某个不限制他的人鼓励，那个人一直说“继续深挖，继续前进”，他最终写出了他满意的作品。

马克哈里斯：在这方面，有两段话想请你解读一下。一句是来自凯尔的文章，她写道：“导演应该掌控一切，不是因为他是唯一有创意智慧的人，而是因为只有他掌控一切，才能解放和利用同事的才能”

大卫芬奇：宝琳凯尔（知名影评人，70年代发表文章《凯恩培养之路》，文章认为《公民凯恩》的编剧功劳完全归功于曼凯维奇，而非奥森威尔斯）对看电影非常在行。但她不知道的是制作电影是非常费时费力费成本的，我相信凡事都是可以设计好的这种观点，最终会损害电影行业的发展——就是电影制作过程就像是NASA如何运作的观点。是的，O形环可能会出故障，但大多数情况下，你在测试焊接、螺栓、电力，当它从发射台起飞时你会说，“是的，这就是我们最初想做的。”电影行业不是这样的。电影行业是一个难以置信的精品时装店，它讲述着冒险故事。公司里的每一个设计师都以不同的方式工作。你要在模特走T台前的45秒把所有衣服缝到模特身上。这是一场狗屁不通的表演，一场极致混乱的马戏团表演。它并不冰冷，也无法计算，它是一门温暖潮湿的艺术。

马克哈里斯：另一段话来自于你父亲的剧本，当《公民凯恩》的初稿为威尔斯写好时，曼凯维奇说：“我为他创造了一种严密的叙述方式和一个建设性的方向。他如何接手，那是他的工作。”这是你认为编剧如何看待导演的，还是你如何看到一个导演的工作？

大卫芬奇：我觉得这段话是一个编剧对于自己剧本的最大期望：“这是我作品的终点。我的部分就在这结束了。”然后，就像超人飞上天。我认为《公民凯恩》剧本之所以这么好，是因为赫曼把它写得很好。“哇，谢天谢地我的名字不会在上面出现，我要再工作了”他脱下手套，然后竭尽全力写作。毫无疑问——威尔斯是个他妈的天才，事实上这作为他的第一部电影就惊为天人。任何一个站在他肩膀上的人都对他心怀敬畏，但话虽如此，我看过他自己写的剧本改编电影，跟《公民凯恩》不是一个级别。

马克哈里斯：在多大程度上你觉得曼凯维奇的故事会成为一个有警示性的传奇？

大卫芬奇：我从未想过要让它变成一种警告。我认为这是关于酗酒的两个方面。一个玩火自焚的家伙，和另一个人们会说“天呐，他喝醉之后变得有趣多了”的人。看着一个人的妻子不得不帮他脱去衣服挺可怜的，但这也是他真实的一面。有时候这些人醉酒后比正常的时候聪明十倍。则绝对是一个矛盾的观点，但对我而言，这更真实。

马克哈里斯：因为故事线里关于虚假新闻和竞选电影的制作如此贴近当下，我很好奇在你父亲去世后你是否花费了更多的功夫去完善剧本。

大卫芬奇：我父亲2003年去世。我们在1997还是1998年的时候曾经尝试过把它拍成电影。但在拍《战栗空间》前后我们放弃了。到2001年，我们经历了一个从同意拍到不同意的过程。它被放置到书架上，然后我父亲病了。他人生的最后一年半时间里，他一直在接受化疗并且谈论这件事。但在那一刻，大家都明白他时日无多。我们对此达成了和解。直到我完成了《心理猎人》的拍摄，辛迪霍兰德（网飞当时负责原创内容的副总裁）和泰德萨兰多斯（网飞CEO）问我：“你接下来想做什么？你有什么你一直想做的项目吗？”然后我说：“是啊确实有。”我回家重读了一遍剧本，然后我想：“哇，它在这里放了这么久，现在已经变得紧迫得多。”突然间，这个信念变得清晰起来，我把剧本给了他们，他们说：“我们来做这个。”于是就促成了现在的电影。但是早在2000年，要让人理解这些假新闻的含义是非常困难的。他们会说：“你们为什么要谈这个？所以，有些新闻片是假的——那又如何，你还是得为他们的努力给A！哦，还要拍黑白片？算了吧谢谢。”

马克哈里斯：所以黑白拍摄一直是计划的一部分？

大卫芬奇：一直是。有不少人说：“除了黑白拍摄这部分，还有年代这部分，以及单声道这部分，还有这是关于写《公民凯恩》的家伙这部分，我们爱其他一切。”然后网飞，因为他们想成为一切的存储库，决定把我们归入一切的范畴。

马克哈里斯：剧本有多少是被重写的？

大卫芬奇：Eric Roth和我重新读了一遍剧本，把里面所有一切都聊了一遍。他一直是一个非常能干的牛牤，我是说他能暗示所有刺激的感知。他能对他压根不懂的事物乱侃一通。我们开始谈论的第一件事就是杰克写的一个场景里，曼凯维奇被告知：“这将是你人生中最大的挑战，因为手铐现在被解开，我不需要听命于任何副总裁，我在这就是要去拍我想拍的任何电影，所以这只有你和我，伙计。”Eric说：“哦天呐，这太可怕了。”我说：“你看吧，这就是你懂得但是杰克不懂的事。”那就是，你找来一个专业的文字匠人，然后对他说：“‘你不用对任何人负责，你只管做好就行了。’你得回答会是什么？”他的回答是：“被困住了。”那一刻，我就知道这就是我要一起谈论的人。看吧，没有人比我更尊重编剧。你和他们在战壕里，他们也和你在同一战壕里，这一切的基础都是如此灼热、盲目的诚实和脆弱。你必须能够说出：“这是你写过最糟糕的东西，”和“我不敢相信你会试图用它来搪塞我。”他们也必须能够告诉你：“你为什么不想把目标定得更高些？”我们有办法去推动、刺激、鼓励、羞辱对方，所有这些事，在亲密关系中，都必须是公平的。

马克哈里斯：你是什么时候决定拍这部电影的呢？

大卫芬奇：我们在没有制作人的情况下拍完了《心理猎人》第一季，期间每周基本上我都是精疲力竭的高压状态。然后我们开始准备第二季的剧本，最后我看了下剧本，觉得这剧本我一点不喜欢。所以我们把它扔了重新开始。我请来了考特奈·迈尔斯，她曾作为助理导演与我合作过，并且也想写这个剧本，她最终成为了《心理猎人》的联合制片人。但这是一项每周90小时的工作。它占据了你生活中的一切。当我完成的时候，我非常疲惫。我说，“我不知道我现在是否有能力去做第三季。”

马克哈里斯：你在匹兹堡待了很长时间吗?

大卫芬奇：我们在那里住了将近三年。不是年复一年，而是在三年的时间里，我们每年大概花了六七个月。我们在那里有一间公寓和一辆车。《心灵猎人》对我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

马克哈里斯：那么在你看来《心理猎人》完结了吗?

大卫芬奇：我觉得很可能。听着，基于它的观看量而言，这是一部昂贵的剧。我们讨论过“先拍完《曼克》，然后看你怎么想”，但是我真心不认为拍第三季花费会比第二季少。在某种程度上，你必须现实地认识到，你能拿到的美元必须和它能吸引到的眼球对等。

马克哈里斯：曼克是什么时候拍摄的？

大卫芬奇：我们从去年9、10月开始拍摄，一直拍摄到今年2月底，正好卡在疫情停摆之前结束。

马克哈里斯：《曼克》里的表演风格很明显感觉像前白兰度，前方法派演技。片场每个人是如何快速适应你的步伐?

大卫芬奇：我认为，在现代电影表演中有一种感觉是，你应该扔出你有情感的蝴蝶球（投手投出的不旋转球）。这是一个很好的起始点，但我们选择接受了一种老式的表演风格，那就是你击中目标，说出你的台词，不要撞到家具上，然后继续前进。所以刚开始的几天很有趣，就是让演员大声喊出来。并不是说这就是我们所期望的，但是我们最开始差不多就是这样做的。马龙白兰度为电影带来的是一份难以置信的礼物，也是一种诅咒。要超越那种“我是带着情绪来演戏的，我只能做几次以确保镜头对焦准确的想法，那种想法在这里不适用。

马克哈里斯：让你的演员们达到电影的鼎盛时期风格有多容易?

大卫芬奇：加里奥德曼什么都能做。如果你对其他演员说，“你需要像乔治·桑德斯（英国演员，代表作有《四杰传》、《蝴蝶梦》、《国际情报网》）那样做，”他们会问，“什么?那是谁啊?”但Gary和Charles Dance，他们会扬眉点头微笑，他们会知道你想要什么。和其他某些人……让当下那些没有见识过我们曾习以为常的大声讲可怕台词表演风格的年轻演员去调整，是件非常重要的事。就像，“这不是一个问题。当你在结尾提高声音的时候，听起来好像你不知道这不是一个问题。“很多这样的小事情需要进行调教。

马克哈里斯：影片开始制作时，加里·奥德曼61岁，比《公民凯恩》上映时43岁的曼凯维奇年长很多。但我知道Kael暗示他演曼凯维奇显得年纪太大了，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称呼他为“被毁的人”。

大卫芬奇：你看我现在58岁。Gary对我来说，他看起来和我一样大。赫曼，当时43岁，看起来像55岁。到他55岁去世时，他看上去已经70岁了。赫曼生活困难。他的烟瘾酒瘾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同样，我们可以找一个43岁就已经枯萎的人，但在我的片场，只有最佳男演员才能赢得角色。

马克哈里斯：新冠疫情对你有影响吗?

大卫芬奇：我们原本打算整部电影都取外景同期声拍摄。但外面人太多了，在洛杉矶你随便去哪个街区都能听到吹叶机的声音。我们没有按照原计划做那么多，但是我们做了很多别的。因为(芬奇笑)，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我拍了几张照片。所以我们能够从不同的地方窃取音频进行后期配音，我们最终不需要在外景拍太多内容，这非常棒。因为疫情期间这被证明是最奇怪也最灾难性的处理方法之一。

马克哈里斯：以何种方式?

大卫芬奇：我们走进制片厂，每个人都戴着面具。然后他们会带着喷雾器进来对房间进行抗病毒药剂喷洒，我们会离开半个小时，然后回来拍六七句台词后离开，然后他们再进行熏蒸。这简直让人崩溃。阿曼达塞弗里德在她在纽约北部家中完成了所有她的戏份。他们给她送去了一整套装备，她通过Zoom完成了所有的后期配音。

马克哈里斯：这部电影听上去像是在制片厂年代创造的作品。

大卫芬奇：声音设计师Ren Klvce和我几年前开始谈论我们如何让它看起来像是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档案馆发现的——或者是在马丁斯科塞斯的地下室里等着修复的作品。所有的细节都做得像20世纪40年代电影风格。音乐是用老式的麦克风录制的，所以它的边缘有一种嘶嘶声和喘息声——你可以从弦乐中听到，但你主要还是会从铜管乐器中感受到。你听到的会是一个复兴的歌剧院，一个正在放电影的的老剧院。这很有趣因为我为一些人演奏过，他们会问，“这声音是怎么回事?它听上去好暖。”我回答说:“嗯，你说‘暖’时指的是，它听起来像一部老电影。这听起来像拟声。”我们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在混音上试图找出如何让原子分裂的办法。视觉上，我们的想法是拍摄超高分辨率的影像，然后再降低它的分辨率。所以我们把几乎所有东西都拿来了，并把它们软化到一个荒谬的程度以达到和那个时代的电影质感相同的目的。为了让它有看上去和老电影质感相同，我们可能失去了三分之二的分辨率，然后我们在上面画上了小划痕、小凹痕和香烟烧痕。

马克哈里斯：我注意到你放了换卷圈。

大卫芬奇：是的，我们把原声带做得像换卷轴一样有破裂感。这是我生命中最令人感到舒适的声音之一。它们如此细微以至于在你听到它们之前很难感觉到。它有一种我们最终称之为“神韵”的东西。这些微小的破裂和裂纹感，真的非常美丽。

马克哈里斯：你现在在顶尖导演行列中，但你和编剧共事却不自己写剧本。在当今这个导演编剧经常合体的时代是非常不寻常的。你不会把给自己署名编剧，尽管有写剧本我非常确信你在剧本完成上做出了贡献。

大卫芬奇：我不是编剧。我不会为自己没做过的事而去署名。听着，我是一个编剧的后代。我没办法做这个。我亲眼目睹过某人把一张空白纸放进一部1928年产的安德伍德牌打字机前然后坐了45分钟。我知道那有多寂寞。

让我这么说吧，（《出租车司机》里）罗伯特·德尼罗说“你在和我说话吗?”是即兴表演，那么是否意味着罗伯特·德尼罗应该被视为《出租车司机》的合作编剧呢?不，在我看来，这句话应归保罗•施拉德所有。施拉德为大家提供了背景，让大家了解这个角色是谁，以及他想要什么。显然罗伯特·德尼罗是个天才，马丁·斯科塞斯说:“这句台词会出现在电影里”，他也是个天才。但这是否会降低施拉德的成就，就因为他在这一时刻做出了如此精心校准的X, Y和Z？我的态度是：你不会因为这一句台词而获得一张美国西部编剧协会会员卡。

马克哈里斯：很明显，那人就是你父亲，所以这就带来了整个……

大卫芬奇：是的，毫无疑问。我不想自作多情，但我想说……我对这部电影的爱是由某人给予的，只有和他我才能谈论并真正挖掘这个故事——然后他去世了。我确实和Cean Chaffin（芬奇的妻子兼制片人）谈过。她说，“在这中间你为自己做了多少?”她对我说:“你他妈的想这部电影想得太久了。这对你没有任何好处。”这部电影里有些演员在剧本写出来的时候还没有出生。花两年时间做视觉预览已经足够了。二十年太多了。我有9个版本的剧本在我书架上。我要清空那个书架，是时候来个深呼吸做这部电影了。

马克哈里斯：几年前我们谈到马克·扎克伯格还在念本科时候的事，你说:“我知道这就像才21岁时就试图去执导一部耗资6000万美元的电影。坐在一屋子的成年人中，他们认为你很可爱，但他们不打算让你控制任何事情”，这让我好奇你是否也用这种方式来看待威尔斯？

大卫芬奇：当你25岁的时候，你没法知道什么你知道和不知道。如果有幸你站在葛雷格•托兰（《公民凯恩》摄影师，他在片中对深焦的使用被认为是这种拍摄手法的巅峰之作）身边确实会很有帮助。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个25岁的年轻人，凭借出色的剧本、出色的摄影师和出色的作曲，拍出了美国史上最伟大的电影之一。电影是非常复杂的。它会花费很多钱，也有很多自大的人从事其中，当这些被放进到舒芙蕾中，它仍然被期望比空气还要轻。威尔斯和曼凯维奇是非常需要彼此的人。对赫斯特的追踪带着一种很多人都没有的傲慢。这正是曼凯维奇想要做但之前没做的，但正是这位年仅23岁的《世界大战》导演顽皮的笑容让曼凯维奇的梦想成真。我想谈谈这个。我想谈谈合作。如何解决赫曼·曼凯维奇这样的一个麻烦？你如何把他赶出他的舒适区？你把他从那些能让他变得一团糟的陷阱中带离，你把他赶出沙漠，给他安排一个时间表，结果得到的仍然是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有趣的东西却从中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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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rding Out With David Fincher

翻译时间仓促，如有错漏，烦请指正

去年这个时候马丁·斯科塞斯的《爱尔兰人》成为了热门的话题谈资，最终拿了10多项奥斯卡提名，风光一时，尽管最后输给了《寄生虫》。不过，今年Netflix的王牌没有去年压得好，显然，大卫·芬奇和马丁·斯科塞斯都不属于奥斯卡青睐的导演，从他俩在奥斯卡获奖的情况来看，他们的作品更受影评人所喜欢。如果说去年的《爱尔兰人》保持着老导演创新求变的技术尝试，那么今年这部《曼克》则属于模糊了导演本色的老气横秋之作。

电影讲述的是影史经典之作《公民凯恩》的诞生过程，借传奇编剧赫尔曼·曼凯维奇的目光，展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众生相，同时对好莱坞明星和片场制度进行一番讽刺和批判。首先，这个出自芬奇父亲之手的剧本相当老派，就是经典好莱坞年代那种一板一眼的人物刻画。没想到的是芬奇选择用同样老气横秋的方式拍出来，不免令人哈欠连连。没有了芬奇以往那些炫目的视听风格，只剩下枯燥的打字机声响营造创作的焦虑感，以及工整无趣的闪回设计扰乱叙事时空，这远远逊色于芬奇巅峰期的美学魅力，越看越像是熟手工匠的行货。

除了这个不适合芬奇风格发挥的剧本外，影帝加里·奥德曼的演绎也没有太多惊喜可言，全是他过去演绎人物时用过的表演方式，在这个玩世不恭的人物身上看不到突破，从他今年在颁奖季的战绩来看尤为明显。最让人着迷的是极力模仿出好莱坞黄金时期的美学风格，美术、灯光、布景设计还原出一派梦幻色彩。选择用黑白影像来呈现大萧条时期的洛杉矶风貌，不失为一种有效而精炼的手段。而剧中关于州长选举的情节恰好碰上今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形势，民主、共和两个党派的争斗、候选人和选民的趋炎附势，不免嗅出影射当下的现实意味。而对主人公理想主义一面的刻画，更代表着好莱坞左翼精英的一贯立场和观点，在眼下这个政治分歧空前对立的年代里，不免令人有唏嘘的感慨。

很多导演都会有那么一点迷影的情节，去年昆汀刚刚用《好莱坞往事》复原了好莱坞60年代的图景，张艺谋的《一秒钟》也才用胶片串联起一段时代的悲剧，再早一些，马丁斯科塞斯用《雨果》重回默片时代，《凶线》里的德尔玛，也让影片中的音效师通过纪录电影的声音揭开悬案的谜踪。

大卫芬奇对于电影的迷恋自然不逞多让，这部贯穿美国好莱坞30年代的影片，聚焦在美国大萧条中公司与员工的关系，奥逊威尔斯《公民凯恩》剧本的始末还有政治与电影永远无法分割的关系云云。

这样糅杂了诸多元素的电影确实对很多观众而言并不友好，它所要表现的情绪过于杂乱，纯粹当作当时好莱坞的图景复原又实在零散，但是电影至少在拍摄的镜头手法与技术运用上都展现出了一种艺术品的质感。

就像电影中说的那样，你无法在两个小时之内讲完一个人的一生，于是观众看完电影，只会留下对主角的印象，《曼克》或许想做到这样的效果，但是看完电影后，加里奥德曼饰演的曼克，所表现出来的，也真的就是赫尔曼·曼凯维奇生平的一角而已。

《公民凯恩》剧本究竟由该由谁署名是电影学界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大概的故事就是当红的奥逊威尔斯雇佣因为车祸腿部骨折且急需工作的赫尔曼·曼凯维奇编写剧本，奥逊威尔斯在赫尔曼剧本的基础上做了一些修改并最终拍出了《公民凯恩》这样的作品。

不过之后两个人因为这部作品真正属于谁而各执一词，闹得不欢而散。

《曼克》其实解构了这样一个故事，将赫尔曼写“公民凯恩”的历程与他人生中诸多素材所结合（当然公民凯恩的原型人物赫斯特也在电影中承担了很重的戏份），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酗酒，但是又才华横溢的“曼克”，对资本，政治涉足艺术创作，欺骗民众的控诉。

而关于《公民凯恩》最终署名的事件，又牵扯进与奥逊威尔斯的合同，还有诸多亲近之人，同僚，还有赫斯特彼此交织的链条，让曼克在电影中最终“争取署名”这件事情，有了更深层的意蕴。

这部电影最早的剧本来自于大卫芬奇的父亲，几经周折最终被大卫芬奇本人以影像化的方式呈现给了观众，既然是剧本，那必然有很多戏说的部分，虽然里面关于竞选，关于赫尔曼本人的性格，酗酒，腿部骨折，与妻子的不和等都是真事，但是赫尔曼和奥逊威尔斯对于《公民凯恩》这部电影剧本的贡献度究竟几何，是否真的如同电影中呈现的那样，大家看个乐就好。

说回电影本身，《曼克》这部电影在形式上其实非常像《公民凯恩》的复刻，虽然剧情不同，但是无论是开篇的滚动字幕，黑白影像的呈现，偶尔出现的胶片上的打孔（大卫芬奇在搏击俱乐部中就用过这样的方法），还有刻意模仿30年代的收音效果，一些复古拍摄手法的重现，表现主义的镜头，甚至某些和《公民凯恩》非常肖似的镜头，都让本片在观看途中变成了一场寻找电影史彩蛋的旅程。

而虽然有着复古的质感，本片在镜头，光线的运用之上可以说将黑白电影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阿曼达饰演的赫斯特的情妇玛丽恩戴维斯的一头金发瞬间点亮了影片灰暗的基调。

（顺带一提，阿曼达真的和玛丽恩非常神似）

不过我觉得电影最有趣的一点倒不是对于历史另一重可能性的探讨或是复古手法的运用，而是电影内的故事与电影外世界的互相印证。

大卫芬奇想要拍这部《曼克》已经很久，但是因为对其剧情的担忧和对于黑白电影受众不广的顾虑，这部电影最后是奈飞投资拍摄的，即便没有疫情影响，也是难以在大屏幕中与观众见面的。而电影里面，又对过去的电影制作如此着迷，上心，也模仿着上个世纪老电影的一些特征与拍摄手法，而这样迷影的一部电影却不能在其最本初的媒介-大银幕上，与观众相见，这倏忽间构成了一组镜头内外的反衬。

而这些日刚刚有华纳明年所有的大制作电影都将取消窗口期同步流媒体的消息，想来在疫情的重压和拓展流媒体的多方博弈之下，其他厂商怕不是会纷纷效仿，长此以往，美国风靡一个世纪的影院文化，活过了电视，活过了影碟，甚至活过了流媒体的第一波冲击，却败在了小小的病毒之手，也让人颇为感慨。

《曼克》之中，米高梅高管路易斯·梅耶在经济萧条之中用着花言巧语削减工资，也印证了亘古不变的“商人逐利”的铁律，新冠对于传统影业的影响也非常巨大，对很多小演员或者工作人员来说，能减薪不被裁掉，已是幸事。

影片中另一个关键的事件就是弗兰克·梅里亚姆与辛克莱的州长之争，在这场竞选中，得到米高梅高管路易斯·梅耶与传媒大亨赫斯特支持的梅里亚姆得以通过媒体进行高效的宣传，甚至制作了虚假的新闻片。

正好美国大选也喧嚣未定，1930s的美国就已经懂得用媒体和虚假宣传为选举造势，如今各种手段自然会运用得更加成熟。而影片中的两党之争更是像极了今日的驴象之斗。

总之，《曼克》这部电影虽然着眼于《公民凯恩》剧本的原委，但是用闪回的形式不断丰满着赫尔曼这个角色，并完成了一场美国30年代风情画的简写。

历史是吸引人的，电影是吸引人的，政治同样有其魅力，但是如何让一部电影拥有这些元素并且杂而不乱，又能让不谙历史的观众能获得良好的观感，这就要考究编剧和导演的功底了。

《曼克》是又一场好莱坞往事的回忆，迷影也罢，技巧也罢，还是有着导演过多的个人色彩于其中而对普通观众并不友好，或许奥斯卡会欣赏这样带着一些怀旧情怀的作品，但是往事一秒钟的二十四帧里，如若强行塞满了120帧的内容与内涵还没有做出足够明晰的说明的话，哪怕影片再流畅，再漂亮，你问问观众们，让人一头雾水的电影好吗？

这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