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众叛亲离

简奥斯汀，书版BJ单身日记，伍迪艾伦的嘚吧儿片，休·格兰特在他演好人的电影中，《black书店》里的伯纳德，《鱿鱼与鲸》中的小男孩主角，《相思成灾》中的永远醉酒的富家女，《阳光小美女》中的同性恋自杀叔叔和色情片怪爷爷，这部电影…………

名单持续补充中。



在我的想象中他们是一个世界的。

如果他们在一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多精彩啊……

我会一边拍手，一边大笑：痛快！

生存让你不得不低头。在雷人越来越多的世界里，在颤颤巍巍战战兢兢的生活中，他们多值得人向往——永远一针见血，讽刺的淋漓尽致。而真实世界中，我只能猛翻白眼，每每提起一口气，将讥讽的话吞回去，憋到内伤。

本来只是想说我觉得英国人拍这种爱情小品远比好莱坞拍得好——他们从不吝于将英式幽默充斥其间，从不去想是不是这样太不罗曼蒂克了，你看好莱坞就很少让小罗伯特唐尼出现在这种片儿里——结果在这里鬼扯什么。

总之，遇到这种片就是——看之。

  （miss美猪对标题亦有贡献）
   除了出产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励志片以外，（which经常就是一个既无背景也无天分的小瘪三能通过自己艰辛的努力踏上人生的星光大道并从此平步青云&抱得美人归，能看得让我辈fucking losers生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的满足感，并激励我们奋发向上。），好莱坞同样也出产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酸葡萄心理（成功人士？老子不稀罕耶，是我自愿不成功的。）的“反励志”影片。也许，这就是所谓得生意吧。毕竟，讨好观众对商业电影来说是第一位的，尤其是当很多观众都是事业爱情双失意的微胖、中年、猥琐、男的时候。当他们在社会上受够了成功人士的白眼的时候，是需要通过电影来抚慰自己受伤的心灵的。
    从《肥仔快跑（Run Fatboy Run）》开始，西蒙佩吉（Simon Pegg）就义无反顾的担任起了中年怪叔叔的代言人角色。在他的新片——《如何众叛亲离 How to Lose Friends & Alienate People》中，他再次成功的演绎了一个自甘堕落的不成功人士，有道是：生命诚可贵，名利价更高。若是都不得，还可以YY。
    本片剧情大致如下，身为一名娱记的杨（YOUNG）经营着一个到死不活的小破杂志，正当他走投无路之际，突然得到了著名娱乐杂志《sharp》老板的亲睐，于是杨来到纽约，加盟《sharp》并巧遇冤家美女同事Alison（脸大胸小的蜘蛛女Kirsten Dunst），得到了加入成功人士行列的机会。入职的时候，老板就对杨耳提面命，（大意）成功之路一共有七间房，每一间后面都有一个密道通向下一间，而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找到这个密道，但是遗憾的是很多人都找不到它。
    显然，杨就是那种找不到密道的人。片中的他虽然顶着粗俗的外表，但依旧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他坚持原则，不愿按照公关人士的要求来修改自己的稿件，在被老板训斥的时候来还祭出“新闻自由”的大旗来捍卫自己的理想；他有自己的尊严，宁可去和他欣赏的过气女演员套近乎也不愿去捧装腔作势的新锐导演的臭脚；他有情有义，在面临选择是与他心仪已久的美女（变形金刚翘臀女Megan Fox）共度良宵还是护送失恋醉酒而不能开车的女同事Alison的时候，他放弃了不道德的419（for one night），选择了做一个治愈系屙泥浆（おにいさん）。（插一句， 如果Fox和Dunst让我选，我肯定选前者，相信大多数人也会这么选，可见本片确实有点虚伪。）
    在处处碰壁之后，尤其是在被Alison投入成功人士怀抱刺激到之后，杨终于幡然悔悟了，原来这个世界是讲实力的，那些虚的东西才是浮云。悲情的一幕出现了，杨跪在他以前不屑的新锐导演面前苦苦哀求，希望对方能给他一个机会做一篇专访。而这一幕也就真正成为了杨事业上的一次转折点，也就是说杨终于找到了那个所谓的密道。从此，杨过上了飞黄腾达、左拥右抱的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
    然而，这一切真的是他想要的么？有一天，杨突然听说Alison已经和成功人士分手，并得知Alison其实一直喜欢自己。此时，又一个惊人的转折出现了！杨再次抛下了变形金刚翘臀女，抛下了功名利禄，毅然与那个虚假的上流社会决裂了，只身去寻找他伟大的爱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这就是大无畏的YY精神！最终，影片在杨和Alison的和谐共舞中结束，观众的心灵也再次得到了净化。
    虽然同是一个fucking loser，我其实并不是很认同此片中传达出来的那种价值观。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听见各种各样的抱怨，比如认为自己不成功就是因为自己不能和现实“同流合污”。坚持自己是很重要，但是把成功和成人简单对立起来，不也是在为自己找一个绝佳的退路么？诚然，是有一些成功人士像电影里面演的那般，虚假、势利，但有的光环背后恐怕还是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付出和努力。如果把成功统统归因到对现实的妥协的话，对那些既坚持了自己的理想又踏踏实实做事的人来说，是不是有点不够公平？这个“非不能也，是不为也”的故事，不过是一针满足人们安于现状的需求的麻醉剂罢了。同时，本片作为喜剧来说，那些笑点也很一般，Simon Pegg最好的片子还是《僵尸肖恩》。

    一个卑微的小人物，即将握住成功，但又放弃了。也许在成功面前我们会失去许多，失去自我失去本真。
    也算是一部揭露Hollywood明星的速成法，靠炒作，靠搏出位，见利忘义。
    可以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电影中的插曲，在情节转换时悠然而出，摇摆曲风，听的还是蛮舒服的。

浮华与真实在100分钟内的激烈碰撞。虽然很多人都觉得结局太俗套，我却觉得这是升华之笔，是男女主角在反复抉择与磨难后的必然结局。纵然富贵诱人，纵然梅根 福克斯很漂亮，但是无论是观众、还是剧中主角的父亲、他的老板，谁不更喜欢那个幽默、真实而有些尖刻的杨呢？还是剧中那句名言：”不要徒劳地成为一个成功的人，而要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


另外佩吉的电影在铺垫和呼应上都是下了功夫的，对各种经典电影的致敬也是随处可见。诸如《僵尸肖恩》、《热血警探》、《外星人保罗》都很精彩。不过《世界尽头》比较失望，节奏没掌握好。

由于要出门玩，片子只看了一半，却无可避免想起前同事艾辉，他曾在采访伊能静时谈到泰戈尔，伊人惊诧：“你连泰戈尔都知道，干嘛还在这种报纸？”他更该勇敢地向西德尼学习，下次直接问：“你扮演的那个角色是不是个骚货？”

“当我告诉妻子，我招了个英国人时，她还以为英国人都像奥斯丁小说那般。”《Sharp》主编无奈而愤怒地对刚雇了脱衣舞娘的西德尼.扬说到。

另一面，很多人也都清楚见惯了一切伪善的英国佬，早就到了开玩笑几乎没尺度的地步了。而记得一篇报道说过，英国娱记们都是那些同时心怀天下的知识分子，也热衷于混迹上流社会派对，惹是生非、捕捉窘态、闹得不亦乐乎。这样的“危险分子”来到反倒“规矩”的美国新闻界，当然缺氧不适应。

主编说：“这里有7个房间，你在第一个，而我在第七个。”西德尼回答：“那我能不能到第七个来上厕所？”他自信一切关系都是可以庸俗化的。换到国内，他就像一个口无遮拦的小报记者，来到客户至上的周末画报，抓住一个给动画角色配音的演员：“那只小花栗鼠是同性恋吗？”

期待同名小说。

《如何众叛亲离》（How to Lose Friends and Alienate People）的简介，译者是北京的杜然。

       托比·杨的简历是这么写的：生于1963年；在他的记者生涯中，被许多久负盛名的报纸和杂志开除，其中包括《泰晤士报》《卫报》《独立报》和《名利场》。他目前生活在伦敦。

      刚看这本书的时候，觉得他很贱。托比·杨牛津毕业，父亲是一个热心公益事业的知识分子，属于“从优秀到卓越”类型的人物，1978年因为对历届工党政府所作出的贡献而封爵；他的母亲创作过一部获得大奖的小说，是一本教育类杂志的编辑。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又受过优秀的高等教育，但是托比·杨最大的爱好是跟在名人的屁股后面跑，而且是不计个人脸面的那种。用他的话说，他在《名利场》杂志举办的第一次奥斯卡派对上，一看到汤姆·克鲁斯就想跪下去。但托比·杨至少是坦诚的，他从不掩饰自己对名流的狂热。他说自己那些所谓“鄙视”名人的朋友，看到明星的时候，连额上的头发都会被明星的方向所吸引而翘起来。天堂在托比·杨的心目中，就是能够光着身子和波霸女星安娜·妮科尔·史密斯在钱堆上打滚，而不用产生丝毫的自责。

      但不要被表象所迷惑。喜欢名流的人，并不一定就是浅薄的人。托比·杨专门用了一章，回忆他在80年代在哈佛念书的那一年时间，对于美国当时正流行的政治正确运动进行的反思。他写道：

     “我完全同意布鲁姆的观点，但政治正确最让我惊骇的地方，不是这种信念本身，而是其信奉者所表现出的教条主义。对于美国人，这已经见怪不怪，但我在学术自由气氛近乎颓废的牛津呆了三年，所以哈佛大学对于异见的不宽容，让我感到震惊。只要有人不同意新的正统观点，就会自动被贴上“种族主义者”、“男性之上主义者”或者“恐同者”的标签，其后果与麦卡锡时代被贴上“共产主义分子”标签的人所面临的后果一样严重。

      结果，没有多少人敢不同意政治正确的信条。在哈佛，最让人吃惊的事情是这里缺乏真正的学术多样性。在牛津，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到赤裸裸的法西斯主义，每种政治观点都有机会呈现出来。我在牛津大学布拉斯诺斯学院学习哲学、政治与经济的时候，班上共十名同学的看法主张，比我在哈佛整班学生的看法主张都要多得多。文化相对论者可能认为，需要向学生呈现各种不同的观点，但在现实中，只有一种观点被接受，那就是文化相对主义。这一点不像是在一所二十世纪末的美国大学，而更像是在一所十五世纪的西班牙大学。”

     当然，这种反思不可能是托比·杨这种人写书的主旨。在反思的间歇，他也穿插着回忆了自己在哈佛的生活。尤其是——

      “尽管不吸烟，但我还是选择了住在可以吸烟的寝室；因为我相信那些抽烟的女生更容易搞到手。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她们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督查寝室里男生的行为上，试图找到性别歧视的征兆。那些想要和这些“迫害狂”发生性关系的人，必须遵守一项被称为“安提俄克法则”的奇怪法规，根据这个法规，在诱惑过程中的每个阶段，你都必须获得女人的许可，比如：“能摸你左边的乳房吗，还是你更希望我把手留在你的腰上？”1980年代在抑制美国校园的乱交行为方面，安提俄克条例可能比艾滋病的流行所起的作用更大。

      由于富布莱特奖学金只负担生活费用，所以为了挣学费钱，我成为了艺术与科学研究院的特别研究生（teaching fellow，享受奖学金但需要兼任一定教学任务的学生——译注）。这使我有机会每天接触到许多漂亮的女生，但不能越雷池一步。根据另一套规定，除非有至少三人一直在场，否则我不能在教室以外的地方与我的任何学生进行交往。对于禁止和她们单独碰面，我尚可理解——身为一名白种欧洲男性，怎么可能放弃扑向一个毫无防备的美国少女的机会呢？但是，为什么与两个女生碰面也不行？推测起来，可能是我有搞“三人行”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