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典

語言是民族的精神，文字是民族的生命。

看到韓國，不免想起台灣。在日本殖民時期，早期統治者為了便於統治，除了要求派駐台灣的日本官員學習台灣本土語言（包括台語、客語、原住民語等），也同時對台灣人推行「國語教育」，此時的「國語」指的是日語。但就在1937年， 台灣總督府一改過往四十多年的雙語政策，強力推行日語教育，廢止報紙、雜誌的漢文版，在各地設立「國語講習所」、「國語練習會」、「國語保育園」、「國語愛用會」，取消漢文課，要求老人也要學日語，同時又設立「皇民練成所」，公布「國語家庭認定規程」、「國語模範部落建設競進會要項」、「關於官公署國語使用要項」，展開正式的皇民化運動。 這段歷史曾聽阿嬤說過，不過，由於出生鄉下地方，倒是沒有受到太大的限制，但幾句日文還是記得的。

語言可以滲透生活的方方面面，最可怕的就是思想的轉變，你會開始以為自己就是日本人，這也正是殖民者想要的效果。

也因為這段過去，到了二戰結束後，國民政府在台大力推行「說國語運動」，此時的「國語」是普通話，具體的舉措包括 「國語廣播教學」 、 推行《國語小報》（今國語日報），也著力加強學校、機關及公共場所須使用國語。初期也並未限制人民說本土語言，但到了1951年，教育廳明令各級學校應以國語教學，嚴禁方言，教師和學生之間談話都必須用國語，聘請教員時，國語程度太差者，不予聘用。此後又陸續出台更嚴格的措施，1973年， 教育部為「為普遍推行國語及注音識字運動」公布《國語推行辦法》，依照辦法第2條：「各級教育行政機關，得聘請專家及熱心人士，組成國語推行指導委員會，負責研究、設計、及指導事項。」，所有教育單位需設立「國語推行委員會」。

在「國語推行委員會」推行國語期間，台灣各主要道路及在原住民部落較顯眼之處，皆會以大型標題「人人說國語」或「愛國說國語」及「請說國語」等看板宣傳，且在學校必須講國語，電影院禁播方言、外語電影。

作家侯文詠的小說《請說國語》生動描述了那段推行「說國語運動」的歲月：

小學校長想出點子，硬紙板上寫著：「請說國語。」一條尼龍繩綁的狗牌用來懲罰那些用方言交談的人；狗牌共有6面，每個年級各發一面，戴狗牌的人兼任糾察當「鬼」，在他發現另一個說方言的人時，就可以把狗牌交出去了。

這段提到的，是校園中對於說方言的學生，會祭以「掛狗牌」的方式侮辱。媽媽也曾跟我分享，小時在學校說台語是要被罰錢的。但在社會上，人民為了表達抗議及不滿情緒，也會以普遍敵視不會講方言者為回應。這就造成了社會中的敵對仇視（譬如大家可能常聽到台灣有本省外省的衝突，現在偶爾還是會被政治人物拿來炒作）。

直到解嚴後，國語運動才廢除，改行推廣本土語言，但是國語取代母語的趨勢已無法停止，許多年輕人已不太會聽或說方言。不過，還有政府及許多有志之士仍在努力，除了推行方言學習，在台灣也有客語認證、閩南語認證等措施。學校也開闢課程，讓學生從小學習本土語言。重視語言、重視文化，該是人的自覺。

想要從根本摧毀一個民族，打擊語言、湮滅文化是必要手段。但是，這些可都是寶啊，在現代，保護都來不及了，想著打擊是怎麼樣地殘酷呢。

說完台灣，還是回到本片吧。電影的題材沉重，雖然加入了諸多情節軟化了一些，但結局不免是以犧牲換成就。

就題材而言，該拍，不過還是有明顯的缺憾，節奏稍顯拖沓，許多情節甚至安排得太刻意，可以刪減，譬如警察長明知聽證會有鬼卻查不到，在手下匯報時，命令他們密切探查朝鮮語學會留有的後手，結果教堂外都沒人盤查，只去監視代表，這實在智商太低，不如不要安排這幕。還有些演員的表演較為生硬，偶爾會讓人出戲。幾個試圖意象化的元素，如童謠、蒲公英等，倒是不用多次點明。

唉，不知道中文辭典的編撰出版背後又有哪些故事，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挖掘，或是以那段歷史為主軸的再現。

没有人能体味这种情感，这部片子前前后后看了不是4遍就是5遍。看的时候也会流泪，仔细留意每一个细节，仔细思考每句台词，仔细而小心地写下这段文字。就这样吧。看了所有的影评，感觉他们其实根本没办法跟主创人员共情，都是站在一旁冷眼旁观的态度。如同吃瓜群众，当然也无法苛责本瓣里的影评人们，毕竟，有些事情既无法直说又无法共情，人类其实挺复杂的。

在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殖民时期，被称作“皇民化”的文化殖民是一种最深刻的形式。自3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天皇追求的不再是日朝文化的同化，而是下令将朝鲜的文化精神连根拔起。民众的姓名被迫改为日式的姓名。在教育中，一律的朝鲜语教育都沦为非法，受到日本统治者和其下的韩奸网络的监视。而影片则反映的就是在这种历史语境下一本朝鲜语词典的编纂。而编纂词典的朝鲜语学会，也作为所剩无几的朝鲜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势力，在地下与深入社会命脉的文化殖民进行抗争。

在这种历史的情境下，电影反映了朝鲜首都的一种多语言的文化形态。在影片一开始的展现京城都市风貌的远景镜头显现出来，我们看到左侧的商店以日语 ポエム （poem/诗）的名称命名。（虽然这种命名很奇怪，还不如用クラブ club…）而右侧的餐厅则以中文命名，上面则显现朝鲜语的本质功能，给中文做注音符号。远处的影院海报却是朝鲜语的。中日韩三种语言相互交错的城市风貌，表征了历史中朝鲜在保留自身民族主体的同时，却也融入了日本殖民体系的语言书写，另外也表达了朝鲜或多或少存在的对汉文化恋物般的“中原症候群。”而这种多语言的分割也存在一种阶级属性的角力。电影院的商人和政府官员已被日本文化同化，他们接受的教育，要求他们用日语进行日常对话的交流。而电影院门外的打杂，包括本片的主人公，电影院检票员金判秀，作为社会最下层的一批人，由于受教育程度低，无法被日本文化殖民同化，仍用朝鲜语交流。在这样阶级分化和民族文化碰撞的大环境中，有两个社会趋势在电影中被展现：1, 城市招牌和广告的文字逐渐从朝鲜语转变为日语：一开始放映的电影从电影院的招牌到电影的宣传海报都是由朝鲜语书写。随着文化殖民的逐渐深入以及日本对于“大东亚共荣圈”的政治宣传逐渐扩大，电影院的招牌也换为 “大东亚剧院。”而电影则放映的也是臭名昭著的殖民电影《朝鲜海峡》。2，朝鲜语和日语是有一种明确的地位差异的。在一个城市电车上，男主人公金判秀在唱一首朝鲜民歌的时候，被旁边的日本人勒令禁止和无情鄙视。语言的差异对待也代表了当时朝鲜殖民地在种族上的一种结构性的歧视。

主人公金判秀是个非常有趣的角色。他起初的口语表达上，存在一种图形符号（image sign）和声音符号 (phonetic sign) 的断裂：他无法识别韩语文字，只会听说。然而属于“文盲”的金判秀却被召入到词典的编写组，他被要求短时间内习得朝鲜语的图形符号。然而他在词典的编写却有一种重要的作用，在词典编写组希望容纳更多的方言，他把他之前来自各地的狱友召在一起，他们都提供了一个单词不同地区版本的发音。我们听到了在一种统一的语言系统之下，还会存在一种方言性的地域差异。电影纪录的编辑过程在此成为一种词典学的范例。我们在另外一个段落中也看到，来自各个地方的学者会电影中会为词典中词条的规范而争论，而焦点往往在于词语词条是否统一，还是去收录复杂的方言系统。

然而除了语言本身所承载的政治反抗，以及词典编辑在方法论上的影像纪录。电影和语言的另一层关系都集中在电影院之一场所的特殊表征。电影院除了作为电影放映的一种基本场域，却也成为潜藏于社会地下的学者们为词典编辑而进行学术讨论的平台。当然因为词典编辑的非法性，场所的迁徙作为在殖民体系下一种反殖民活动的策略。从电影一开始所刻画的时代特有的“朝鲜语借书处，”到之后在殖民机构下公开成为分支的朝鲜语学会，最后到电影院。我们在词典的编纂中看到传统的学术场域—国家的大学和出版社—的不在场，然而电影院却代替了大学的教室和礼堂。这种场所的替代或许也是作者故意安插的一种电影媒介的反身性表达，

然而在这部电影中，电影院的戏份也反映了朝鲜半岛一段不光辉的殖民影像史。虽然在殖民早期时节，日据时期的朝鲜电影仍然反映很多朝鲜的民族神话，以及展现朝鲜在殖民社会下的被压抑的民族主义。其中1926年的《阿里郎》以民族传统叙事揭露一种朝鲜民众的悲苦和对日本殖民者的控诉。而1935年朝鲜半岛第一部有声片《春香传》也在利用声音连接朝鲜的历史和传统文化。然而随着日本发动二战，电影则进入一段以军国主义政治宣传为核心的时代。其中影片中所展现的《朝鲜海峡》是该时代的代表作。在谢菲尔德大学教授Kate Taylor Jones的研究中，其发现在这一时代很多创作者作为在日据时代出生及成长的民众，自然将一种服从的“皇民化”融入到自己创作的叙事中，其套用了学者霍米巴巴的关于“模拟”的理论，认为朝鲜导演在对日本电影的叙事和技法上的全面吸收和模仿，表现了一种文化殖民时代朝鲜和日本一种被殖民和殖民的不对等关系。然而这种模拟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国族模糊”效果。在当时的电影，我们或许能看到主要的场景和人物服装都是朝鲜式的，但是他们被反映为效忠和支持“大日本帝国”的政策，并且进行日语交流。在本片中，我们也看到了殖民电影在放映时的场景，电影的银幕播放着关于“征召志愿军”主题的桥段，而观众大多都是包场的中学生。而在整场电影的放映中，中学生全是男生，理着毫无区别的发型。他们在进场时如同士兵一样被驯化列队而行。可想像，在当时，这种电影观影或许是一种被迫的意识形态教育。这类影片在朝鲜并不能像讲述朝鲜人自己的民族叙事的影片自然得吸引观众入场。

《词典》在给我们带来一个对于日本殖民时期的朝鲜群众民族情怀的追忆以外，也反身得记录了一段被当下观众以遗忘的朝鲜电影史。在二月份，英国电影协会与韩国电影档案馆合作，展映了一批在日本殖民时期的制作的电影。虽然它们在技法和叙事上稍显拙略，但是在历史纪录上确实珍贵的。只有通过影像的传承和再现，我们可以了解历史中的存有的社会矛盾和人们的公众情绪。

在禁止使用朝鲜语的20世纪40年代，京城一家电影院的检票员金畔守（刘海镇饰）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朋友的安排下到一间书店打工，而店主正是朝鲜语学会代表柳廷焕（尹继尚饰）。在书店工作一段时间后，金畔守慢慢发现，书店中的职员全都是朝鲜语学会的成员，他们正在秘密编纂一本词典。一开始，他对这编朝鲜语词典一事不以为然，但他的子女的遭遇让他醒悟。这个不求上进的文盲，终于决定睁眼看世界。他开始刻苦学习朝鲜文字，也真正意识到了编纂词典的意义

很好看的历史影片，同是抗日题材，却别有新意。再现了1942年，朝鲜日据时代的“韩国词典事件”的真实历史事件，不仅编写词典的过程细致具体，引入入胜，更重要的是艺术地塑造了两个生动的性格迥异之人物。历史题材的艺术作品要想成功，叙述史实重要，关键更在于人物形象的塑造，真实、丰满、光彩，方可让观众接受和记住。片尾字幕说：世界现存2000多种语言中，只有20多种有自己的专用词典，韩语是一个。真是个勇敢的有文化坚持的少数民族！网上说《新华词典》的电影题材也立项了，不知会拍成什么样子？

《词典》讲述了韩国被殖民时期，一批有志之士冒着生命危险在地下完成韩语词典的编篡工作。故事还是一贯的市井小人物救国，韩国大多数的主旋律电影几乎都是，粗鄙的小人物，喜感十足，被崇高理想打动而献身。娱乐效果很强，可以说有利有弊。 弊端不是说讲小人物不好，而是韩国电影的小人物形象太过于模式化，受好莱坞电影的影响太重。这种喜剧，人物的行为略微浮夸，在细节上也不能深究，所以失去了不少深刻性。同时也有利于传播，毕竟通俗。 这种风格的喜剧国产电影也做了不少的尝试，比如开心麻花，但是故事上都更单薄。而有些电影，更是错误的尝试。比如这类娱乐片所常见的，在某个节点，英雄们集结登场亮相，由于电影本来风格就浮夸，也不会让人很出戏。但像《我不是药神》里刻意的造型登场就不同了，非常突兀，不应该在现实题材中刻意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