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谋杀：科林尼案

首先感谢#桃桃观影团#提供的观影机会，但很遗憾这部审判纳粹暴行的片子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激动人心，也就临近片尾科林尼自杀后情绪才略微调动了起来。 原因有二，其一:影片叙事有种左右横跳+强行推进的迷惑感，粗略捋下剧情:一开始莱恩傻乎乎接了案子准备为凶手辩护→发现被害人是熟(en)人(ren)准备打退堂鼓→转头又对老相好表示得尽律师义务(咱可不是亲属关系哦，回避不着哦)→见科林尼死活不开口便开始划水顺便跟老相好打一炮(绿帽+1)→发现凶器有蹊跷果断化身名侦探（太弱智了）打算背刺→约老相好再打一炮(绿帽+2)然后偷摸搜集证据准备背刺→隔天在法庭上掀桌“異議あり!”→四天就挖出了迈耶黑历史(之前早就给了护照的镜头，诶，我就不去查就是划水，就得先跟老相好搞搞不伦，就是玩儿，DDL是第一生产力！）→马丁格反杀一回“法院早就判啦，迈耶是无辜哒，血亲复仇damedane”(可电影都给了迈耶准备在童年科林尼面前杀了他父亲的镜头，这么变态的人渣还有脸说无辜?这什么弱智阴间辩护?）→莱恩懵B了“科林尼你丫之前咋不跟我说?跟我这儿挖坑玩儿呢?”→科林尼痛心疾首“这国怎，总亏民，我陷思，定法问!”→一查还真这么回事儿→马丁格GG→科林尼自杀。 其二:人物刻画比较扁平，科林尼还好些，眼里的悲愤、大仇得报后的空虚和解脱都能让人感同身受，你一开始死活不开口就不开口吧，可从莱恩身上就很难看到法与情的纠结(也不是没有刻画，但就那几个画面很难让人产生共情啊)也看不出对律师职业道德有多坚持(前期不是打退堂鼓就是划水，也不知道马丁格后不后悔当时点了他一句，后边查案与舆论的阻力也不是很大，对比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戏剧冲突的张力简直差远了)哪怕是最后的正义审判也略显爆发力不足，拔屌无情搞不伦的形象倒挺令人印象深刻的。剩下的角色里老爹&太妹纯工具人，老相好一副不太聪明的样子，马丁格表现拉胯卖相还行，哦还有挂掉的发小就是个最后憋了的电灯泡，简直不知所谓。 本文文笔是有些胡闹轻佻，但实属不吐不快，不过虽然片子不大合我胃口但若能让观众对当年那段历史产生兴趣，去了解去反思，我觉得还是值得看看的。

《无罪谋杀：科林尼案》（下文简称《无罪谋杀》）从一开篇就布下迷局。

时间是2001年，地点是德国某星级酒店，事件是一起残酷的谋杀案。意大利裔的德国移民科林尼，是一家著名汽车公司的退休人员，他伪装成记者，进入酒店套房内枪杀了著名企业家汉斯·迈耶，并将尸身头部踩踏至模糊。事发后，科林尼自首，却始终对杀人动机保持缄默。

《无罪谋杀：科林尼案》海报

这起杀人案令时人困惑。因为科林尼与汉斯似乎没有什么交集或纠纷，并且，现实生活中科林尼与汉斯的评价都不错。认识科林尼的人，说他品行端正、默默无闻，而汉斯功成名就、乐善好施。

科林尼的杀人动机究竟是什么？《无罪谋杀》抛出这个巨大的悬念，牢牢将观众裹挟其中。

科林尼

随着三个月前才取得律师执照的年轻律师卡斯帕·莱宁，成为科林尼的辩护人，观众才跟随他的视角，一点点抽丝剥茧靠近真相。

律师卡斯帕·莱宁

卡斯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一方面，他与死者汉斯是忘年交。身为土耳其裔，他小时候遭受诸多歧视，幸好有汉斯慷慨友善的资助，他才能顺利完成学业并成为律师。他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却情同父子，并且，汉斯的孙女乔安娜是他的初恋。而今他却要为一个行刑式枪杀汉斯的人辩护。情感的天平倾向汉斯，但律师的职业操守，让他必须站在科林尼这一边。

另一方面，科林尼一心求死地保持沉默，让他想要替科林尼辩护也无计可施。与此同时，代表迈耶家族的原告律师马丁格是鼎鼎大名的大律师，也曾给卡斯帕上过课。卡斯帕想要赢过马丁格，几乎不可能。

这场判决看起来，卡斯帕几乎是必输了。《无罪谋杀》的第一个小时，就像进入一条漫长的且没有亮光的隧道，低沉、压抑、紧张。

但隧道终有尽头，从一把有着历史跨度的P38手枪——这是纳粹德国军队使用过的手枪，卡斯帕找到突破口，调查开始柳暗花明。

P38手枪

原来汉斯的身份曾是一名纳粹军官。1944年，意大利游击队在科林尼的故乡——蒙特卡提尼的一家咖啡馆引爆一枚炸弹，造成两名德国士兵死亡，纳粹军队未能找出游击队员。彼时在当地执勤的党卫军少校汉斯，指使手下射杀了二十名平民男子作为报复，也即，死一个德国士兵就要杀十个平民。这其中就包括科林尼的父亲，他亲眼目睹父亲被纳粹分子射杀。

年轻时的汉斯

从这里开始，《无罪谋杀》就与一般的悬疑片区别开来，它有着更高的立意，进入对法律、对历史、对人性的反思层面。

在纳粹覆灭后，很多国家的军事法庭开始对犯下滔天罪孽的刽子手进行审判。1960年代，科林尼也曾通过法律途径起诉汉斯，但无功而返。因为1968年，德国通过了一项叫做《行政犯罪法的实施法》的法律，其中规定，任何帮助犯只要不具备成为正犯所须具备的特质，对他们只按杀人罪而不按照谋杀罪处理。而普通杀人罪是有20年的诉讼时效。这就意味着，1968年之后，几乎所有前纳粹军人都因为过了诉讼时效而免于法律的处罚。他们可以像汉斯一样，摇身一变过上新生活，甚至成为社会名流，享受荣誉和爱戴。

法律途径被堵死，科林尼采取私人救济式的复仇。这虽然并不值得提倡，但电影也一再经由人物之口提出有力的诘问：法律一定是对的吗？法律有没有可能是恶法？

马丁格为汉斯做辩护称，战争中报复杀害是很常见的，甚至国际法也允许战争极端情况下的杀人，前提是不杀害女人儿童、不以残暴手段杀人、处决前不可凌虐等。但汉斯拿十命换一命的做法，俨然也超过边界。

《行政犯罪法的实施法》非但没有追溯汉斯等人的罪行，反倒给了他们逃之夭夭的法律庇佑。

法律代表的是最基础的公正，是维护社会秩序和个体权益的工具，遵守法律是每个人的义务。如果对待法律的态度是随意性的，那么社会秩序会崩塌，弱者也无公平可言。但人们都默认的一个前提是：法律是公平公正的，法律代表的是正义。可法律是人制订出来的，人会出错，法律也可能会有不完善的地方，甚至法律会成为“恶法”。当“恶法”伤人了，我们还要恪守“恶法”吗？

庭审中关于“法律”的辩论

《无罪谋杀》以科林尼的自尽告终，它给出的是开放性答案，实际上也是将问题抛给每一个人。究竟是“恶法非法”还是“恶法亦法”？该如何避免“恶法”的产生和给人带来的伤害？

不同于日本对战争罪恶的掩盖和无视，德国是善于反思的国度，德国有大量影视剧直面这个国家错误的过去、错误的历史。对纳粹的时时反思是如此，对《行政犯罪法的实施法》的反思也是如此。而电影最终抵达的，是对人性的反思。

汉斯是天生的刽子手吗？显然不是。当他脱掉军服、抹除污点开始新生活时，也许是出于天性使然，也许是出于赎罪的心理需求，他成了众人眼中慷慨友善的好人，也帮助过很多人。可能纳粹军队里的不少人，当他们作为普通人时，他们也是好人，可他们穿上军装时，当他们成为战争中的一颗螺丝钉时，他们可能就被“平庸之恶”吞噬了。他们按照指令行动，但这个行动可能是反人类、反人性的，他们只负责执行，而没有一点点迟疑，或者提出反对。

在面对强大的体制或身处极端情境，该如何保留脆弱的人性？人该如何避免沦为工具？这是《无罪谋杀》留给每个观众的强有力的质问。

《无罪谋杀》值得一看。它有优秀悬疑片的审美范式，同时有着厚重的人文内涵。在日本仍不愿意直面二战罪行的背景下，这部电影也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批判性。

法庭片的魅力，在于其提供的是一种智力的愉悦。这种愉悦区别于影像、声音等外在的感官刺激，它是直接作用于心智的。它让我们重新审视一些几成定论或忽视日久的大问题，并引发新的思考，从而对人性、道德、公平、正义等观念，有更复杂的认识。

看《无罪谋杀：科林尼案》的过程，正是这样一场思辨之旅。

影片取材于真实事件，讲述的是一桩发生于2001年的杀人案。

柏林一家豪华酒店的总统套房里，嫌疑人科林尼冒充记者登门拜访，枪杀了MMF集团老板汉斯·迈耶。证据显示，科林尼一共开了三枪，通通射中死者脑部。死者死前处于下跪状态，中枪倒地后，科林尼又朝其后脑连射两枪，并用力踩踏死者面部，致其面目全非。如此残忍的手段，早已超出了普通的杀人行为。

行凶后的科林尼并未逃跑，而是选择自首，并对罪行供认不讳。换句话说，这是一桩事实清楚的铁案。唯一令人疑惑的是，凶手的动机何在？这也是贯穿全片的最大悬念。最终，也正是借由对这一悬念的层层拆解，影片带我们重回几十年前，追溯一段惨痛的历史，并揭开德国司法史上的黑暗一幕。

首先要说，这部电影在情节上是很吸引人的。

影片以辩护律师莱宁为主角，深入这一案件。莱宁刚刚拿到律师执照，被法庭指派为科林尼辩护。可是在与后者的接触中，无论他怎样提问、引导，科林尼始终三缄其口。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皱着眉，低着头，摆出一副根本不需要辩护的样子。

无可奈何之下，莱宁只得自行寻找真相。由此，影片开启“侦探模式”，莱宁循着蛛丝马迹，一步步查到了死者隐藏的前史，以及科林尼不为人知的往事……这一过程，经历了数次反转，真相不禁令众人愕然。

比通往真相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在一次次庭审之中，影片循序展现了法律与情感、与历史、与道德准则的冲突，进而让我们反思“公正”的标准。

首先，当法律与个人情感发生冲突时，该如何面对？

这是莱宁遇到的第一个难题。

当他稀里糊涂地接下案件后，他才发现，这个案件远比他想象的复杂。摆在他面前的有三重情感障碍。

其一，死者迈耶不是别人，正是莱宁儿时挚友的祖父。上学时，莱宁时常寄宿在迈耶家，与迈耶情同家人。

其二，出庭的原告一方是迈耶的孙女乔安娜，莱宁与她青梅竹马，感情甚笃，在整个庭审过程中，他都要直面后者责备的目光。

其三，代表迈耶家族出庭的原告律师马丁格不仅在法律界德高望重，更是莱宁敬重的老师。

同时面对长辈、恋人、老师的审视，可以想象，莱宁承受着何等压力。

他一度也想放弃，他觉得无论从情感、良知还是能力出发，他都无法胜任辩护律师的角色。

然而最终，马丁格的一番话点醒了他。

那番话大致意思是说，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律师，就不能逃避自己的情感。因为无论面对的是怎样一位当事人，都可能存在令你感到不适的地方。或许是他勾起了你的悲惨记忆，或许是他令你想起亲友的遭遇，甚至你只是对他印象差，觉得他鼻子不够好看，眼神不够和善……可是这些在律师的使命面前，算得了什么呢？换句话说，法律的意义不就在于为每个不同的人提供平等的审判吗？如果想做一名律师，就必须跳脱偏见的泥潭，学会平等待人。

正是在这番话的感召下，莱宁决定应战。

从这里我们也看到影片埋藏的一条暗线，即马丁格与莱宁间的师生之战。马丁格无疑是莱宁的良师，尽管我们并不知道，他劝莱宁应战更多是出于鼓励，还是希望这个菜鸟把案子搞砸。但不管怎样，莱宁最终的表现没有让老师失望。面对从容、老道的马丁格，莱宁丝毫不曾手软，他逻辑缜密、据理力争，并最终上演“爱吾师，更爱真理”的逆袭大戏。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影片超越私人情感的法律观。

再来，当法律掺杂进历史的因素，又该如何评判？

莱宁由本案的凶器——一把罕见的瓦尔特P38手枪——入手，展开调查，一层层穿透历史的迷雾。时间指针拨回二战时的1944年，德军占领下的意大利，两名德军士兵因游击队策划的爆炸案身亡，德军军官下令报复，以十命抵一命，他们来到蒙特卡蒂尼的村庄，无差别捕捉平民，大肆屠杀。而那个下令的军官正是年轻时的汉斯·迈耶。

随着往事被翻出，死者迈耶的形象发生了360度反转，由一个慈祥睿智的老者，瞬间变成一个心狠手辣的刽子手。而与之一同反转的还有凶手科林尼，原来他并不是一个疯子，而是一个复仇者，因为在当年那场屠杀中，他的父亲正是遇难者之一。

正义的天平在悄悄倾斜，所有在场者开始重新思考这桩凶杀案的性质。

问题也随之而来，为什么时隔56年之久，科林尼才来寻仇？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他都经历了什么？

在一连串的追问下，故事的另一面被揭开。原来，早在1969年，科林尼就曾以战争罪起诉过迈耶，但法庭经过核实，最终撤销了起诉。

这个事实进一步加剧了整个案件的复杂度，并串起了一个关于“正义”的追索链条：一个人杀死另一个人，当然是无法推脱的罪责。但如果他杀死的是一个刽子手，一个杀父仇人，一个犯下战争罪行的人，又该如何评判？与此同时，迈耶所犯的战争罪行只是我们基于同理心的判断，并未经过法律的审判，这又该如何处置？更何况，战争罪本身具有特殊性，比如法律规定，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以威慑为目的的杀戮行为并不算犯罪，前提是不能涉及对妇女和儿童的伤害。可是，精神伤害算不算伤害呢？当着一个孩子的面杀死他的父亲，又算不算伤害呢？

以及，当影片兜出最后的大反转（具体是什么，我不剧透），我们发现，原来迈耶当年并未被起诉不是因为法庭认为他无罪，而是另有隐情。于是上述问题又进一步引申为，如果法律本身存在瑕疵，帮助迈耶逃脱了惩罚，并导致科林尼上诉无门，盛怒之下弑杀仇人，我们又该如何评判？

就是在这样由层层反转构建起的环环思索中，我们逐渐接近了影片的核心，它实际在拷问我们每个人内心的道德准则。

正如影片最终以一个开放式结局收尾，实际是把评判权留给了观众。你如何看待科林尼的罪行，如何评判他，实际就取决于你如何看待公正，如何对待历史，以及你希望如何实现正义，如何保护每一个被伤害和被审判的人。

我们在看电影，电影也在看着我们。

一部好电影就像一面镜子，反射出我们内心世界的千沟万壑、斑驳陆离。

它从不提供答案，只提出一个个问题。

由这个问题，我们得以走近自己，审视自己，在思索之中，走向成熟和宽厚。

影片《无罪谋杀：科林尼案》让我又经历了一趟这样的旅程。

行文至此，我又想起片中的一幕。

影片最后，莱宁回到科林尼的故乡——意大利的蒙特卡蒂尼，一个皮球偶然滚落到他脚下，他捡起球，朝来处投了回去，只见接球的孩子正是年少的科林尼。在父亲的陪伴下，科林尼正走向阳光里，他回头望着莱宁，犹如历史与现实的对望。

我想此时莱宁的心中一定有了答案。

他没有说，这不重要。重要是他所经历的一切，使他看待世界的眼光从此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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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看了两遍《无罪谋杀：科林尼案》，每次看到结尾小男孩与父亲手牵手远去的背影都会忍不住泪奔。

这部德国电影又名《罪人的控诉》，是一部悬疑感很强的剧情片。

影片的开场即是一宗谋杀案，85岁的成功商人迈耶被人残忍杀害，头部连中三枪，并在死后被踢碎了颅骨——要知道，人体头颅非常硬，最多能够承受200~500公斤的重量。

在死后仍被如此对待，足以说明杀人者的残暴以及对死者刻骨的仇恨。

令人疑惑的是，这位手法残暴的凶手在行凶后却并没有逃走，而是主动伏案，并始终缄默、不为自己的罪行做任何解释与辩护，一心求死。

承接此案的新手律师莱恩面对重重疑点，拨丝抽茧，最终披露了这个案件的真实背景，引发众人一片唏嘘。

影片中的矛盾冲突非常复杂——谋杀、恩情、二战、复仇、法律的合理性与维护公平的意义……重重悬念下虽然可以令人产生较强的代入感，却也未免觉得戏剧冲突有些过多了——这世上哪有这么多巧合的事？

直到二刷后，我才恍然大悟，之所以主人公莱恩刚刚开始律师生涯、接的第一个庭审案件就遇到了这么多“巧合”，是因为从一开始，他就是被人挑选好的棋子。

他曾经的法学教授、明星律师马丁格早已在暗中选中了他，这个从各个角度来看都不可能打赢这场官司的律师：既是菜鸟律师，又视自己为恩师、偶像，死者对其恩重如山，和死者一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这就是为什么起初莱恩因私情决定放弃这次辩护，却被马丁格鼓励其坚持下去的原因——这是自己千挑万选后选中的棋子，是必定会输给自己的对手，再没有比他更保险、更可能对自己言听计从的人选了。

正如马丁格向莱恩讲述的那个关于律师和魔鬼的传说，他早已把自己的灵魂与魔鬼做了交换。

但，令马丁哥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位新手律师竟然油盐不进，真的执拗到愿意为探究真相、维护正义推翻一切。

随后，我因为好奇去查找了这部电影原版小说的创作始末及作者的经历背景后，再次意识到为什么这部电影的信息量会如此巨大——这简直就是一部近乎自传体的表达，讲述得几乎就是作者自己的人生经历。

和电影中初出茅庐即敢于揭露司法黑幕的新手律师莱恩相同，电影原著小说的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同样身为律师，同样凭借自己的处女作轰动了德国司法界，并且，他自己的祖父也出身显赫、也曾是一位纳粹高官。

电影原著小说的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

《无罪谋杀：科林尼案》的原著小说《科里尼案件》取材于真实事件，是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45岁时发表的处女作，该作品在德国一经出版即登上畅销榜、反响巨大，至今已有60多个译本。

随后，该作品获得了德国文坛的重要奖项克莱斯特文学奖，并当选了《慕尼黑晚报》“年度文学之星”，该书的中文译制版《谁无罪》在豆瓣上评分高达8.2，非常具有可读性。

这本借由谋杀案指向德国司法丑闻的小说不但具有很高的文学意义，更具有极高的社会关注度，甚至直接促使德国司法部重新成立了一个历史调查委员会。

具体事件需要追溯至1968年10月1日的德国，一条《行政犯罪法的实施法》在悄无声息的情况下被联邦议会通过，进而在一夕之间将历史改变。

依据德国战后司法裁判，只有纳粹的最高领导才被定性为“凶手”，其他人都属于“帮凶”，而这条新法则进一步规定：帮凶只按普通杀人罪而非谋杀罪处置——也就意味着，除了纳粹最高领导人，其他人的罪行突然之间就过了追诉期限，可以逍遥法外、逃避法律的惩戒。

这即是科林尼和姐姐第一次控告迈耶失败的原因。 用费迪南在小说中的话来说，“在帝国安全总局工作过的那些官员们，他们当年组织了在波兰和苏联的大屠杀，他们对上百万犹太人、牧师、共产党人和吉普赛人的死担负责任”，他们手中沾满鲜血却突然就全被赦免了，甚至继续在联邦德国担任要职，这令曾经的战争受害者们极难接受。

德国有这样两个公共名词：如果说纳粹时期的直接伤害是“第一罪恶”，那么，《无罪谋杀：科林尼案》所披露的这桩丑闻则是“第二罪恶”——即，在宽待处理纳粹罪犯时对受害者所导致的二次伤害。

这部小说的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出生于1964年的慕尼黑，除了作家之外，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一名律师。

与此同时，他也是希特勒青年团领袖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的孙子。

“席拉赫”家族曾是德国的名门望族，而在二战后，由于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的纳粹身份，这个姓氏已被视为丑闻与耻辱。

作者的爷爷巴尔杜·冯·席拉赫（1903-1970）1925年加入纳粹党，是全德青年领导人，同时也是驻维也纳总督。他曾把全德青年组织统一到希特勒青年团内灌输纳粹思想，一手策划了纳粹青年运动，促使青年团成为希特勒的忠实拥护者。

纽伦堡审判中的 （从左向右） 戈林、赫斯、里宾特洛甫、凯特尔，后排：邓尼茨、雷德尔、席拉赫、绍克尔

纳粹德国战败后，巴尔杜尔·冯·席拉赫被捕，是纽伦堡审判中的 22 位被指控纳粹主犯之一 。

1946年10月1日在纽伦堡法庭上被判危害人类罪20年徒刑——作为大区领导人，他要为18.5万被驱逐到集中营的犹太人负责。

本书的作者、席拉赫的孙子——费迪南德·冯·席拉赫，由于律师和作家的双重身份，在德国知名度颇高，他和影片主人公莱恩一样，坚守公平正义，并借由文学创作让纳粹暴行及法律黑幕曝光于阳光下。

值得一提的是，同样表现二战伤痛题材的影片《朗读者》的原著作者施林克正是费迪南德学生时代的法律教授；在费迪南德看来，施林克不仅是自己的老师，也扮演着自己父辈的角色，他说自己的《科里尼案件》代表了更年轻一代对德国历史的反思。

费迪南德的祖父，巴尔杜尔·冯·席拉赫

服刑 20 年后，巴尔杜尔于1966年出狱，而当时的费尔南迪仅 2 岁。

费迪南德对祖父的唯一直观印象停留在4、5岁时：半盲、爱收集拐杖、送过他一把银色小刀、在玩游戏时总喜欢用同样的伎俩赢过他。

直到费迪南德12岁时，他才第一次意识到祖父曾经的历史对家族意味着什么。

在读书期间，费迪南德阅读了有关纽伦堡审判的一切，包括祖父的档案，尝试着理解那段历史。

但，正如费迪南德在采访中所说——“如果有关自己的祖父，那么历史学家的解释毫无用处。”

费迪南德说自己无法回答关于祖父的一切，因为“我不认识他，我不能问他什么，我也不理解他。”

这让我想到在电影中，律师莱恩在了解案件的真实始末后，长久地驻足于迈耶的墓前，眼神迷茫、心情复杂。

此时的他，回忆着迈耶曾经对他的种种帮助，却充满迷惑，仿佛从未认识过这个自己曾经无比熟悉、崇敬的老人。

在战争中，迈耶曾是冷血残暴的纳粹狂魔，残忍杀死了科林尼的父亲和数多无辜百姓；

而在莱恩的记忆中，迈耶又是那么慈祥慷慨的一位老人，甚至为了激励他认真向学奖励了他一辆名贵的汽车，帮助贫苦的他改变命运，最终成为了一名律师……

善恶两个极端同处于一个人身上，到底哪个才是真实的迈耶呢？

自此，引发出了这部电影的另一个议题：人性的复杂。

作者费迪南德·冯·席拉赫在一次采访中如此评说：“现实生活当中，在我作为刑事辩护律师的生涯中，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纯粹的恶人，或者纯粹的善人。人都是混合体，只是恶的程度的差别。如果经常和这些犯罪分子打交道的话，就会发现这些罪犯有一个相似之处，他在其所处的环境中，看不到别的出路，像是走在长长的隧道里。”

在此，不禁想到《乌合之众》中的一段话：

“ 一切精神结构都包含着各种性格的可能性，环境的突变就会使这种可能性表现出来。这解释了法国国民公会中最野蛮的成员为何原来都是些谦和的公民。在正常环境下，他们会是一些平和的公证人或善良的官员。风暴过后，他们又恢复了平常的性格，成为安静而守法的公民。”

这段话，用于战争、政治对人性的影响尤为贴切。

战争不但会令人自相残杀，更会让人裹挟在群体中，逐渐失去理性与悲悯之心，激发出人性中最野蛮、最邪恶的一面。

战争结束后，曾经的纳粹军官迈耶可以通过司法黑幕逃脱制裁、重新回归正常的生活，而在战争中因他之手失去父亲的小男孩科林尼却因此坠入一生的痛苦深渊。

家破人亡、身无子嗣，一生只盼望正义的到来……在对法律绝望后，在让自己发誓不再追究过去的姐姐去世3个月后，科林尼选择亲自为父报仇。

在杀死年迈的迈耶时，科林尼也已是一位鬓发苍白的老人，他决定通过这种惨烈的方式终结对方的罪恶与自己的痛苦，并在事发后缄默不语，因为他对法律所应秉持的“公平与正义”早已绝望。

因为他坚定的沉默，曾令他的辩护律师莱恩愤怒，当莱宁质问科林尼：“你知道吗？你的一言不发，会带给亲属多大的痛苦？！”

科林尼听闻后有所触动，依然缄默却表情复杂——他何尝不知道这种痛苦？他早已被这种痛苦纠缠折磨了整整一生。

和姐姐不同，虽然同样承受着失去父亲的痛苦，科林尼还背负着间接害死父亲的愧疚——如果不是年幼的他指认了父亲，或许父亲就不会死。

亲眼目睹父亲在自己面前被枪杀至死，令科林尼在此后的人生中背上了沉重的心灵枷锁。

没有人可以承受这样沉重的自我谴责，他的一生，都在为了复仇而活，致使他一生再未品尝过幸福的滋味。

在他67岁的这一年，他通过一种无比惨烈的方式完成了复仇，了结了一切罪恶与怨恨，当真相大白后，他终于可以心无所愧地终结自己痛苦的一生、坦然去面对自己的父亲。

影片的结尾，从街角中走出的小男孩抱着皮球与父亲嬉笑着牵手远去，仿佛时光倒流，一切苦难都好似从未发生，这美好的一幕让人感慨万千、令我一次次潸然泪下…

“多去探望你的父亲，他不会永远都在。”

最后，推荐这篇关于作者费迪南德·冯·席拉赫的采访实录，文中记录了他对祖父的回忆以及小说的创作背景，或许会让大家对这部电影的理解更为深刻。

《揭露了纳粹“第二罪恶”的费迪南德·冯·席拉赫，拒绝把写作动机归因于他的姓氏》

当一个绝望的男人决定去赴死的时候，他在想什么？

当一个普通的意大利工人科林尼冷静的有点可怕的走进总统套房的走廊，去准备杀死那个位高权重的老人迈耶的时候，他一定知道，这条路既是一条复仇之路，也是一条救赎之路，杀死那个男人的同时也是在让几十年备受煎熬的自己得到解脱。

故事就这样引人入胜的展开了，我们不禁要问，科林尼为什么可以那么平静的杀死一个看起来那么绅士的老者？然后自己解脱般的去选择自首，这里面一定有一个非常离奇曲折的故事，这个疑问使我们观众一下子看进去了，迫不及待想解开这个谜团。

然而导演却没有那么着急，开始掉转镜头对准一个从底层逆袭的新人律师卡斯帕身上。看到一些评价说，前面浪费那么多时间聚焦那个律师的生活干什么，我不这样认为，因为导演拍摄这部电影的目的除了在反思历史，清算历史，也在着重挖掘人性中善与恶的摇摆地带，人不是非黑即白的动物，我们内心深处的善念与恶念永远是互相并存的，彼此缠绕，彼此争斗着主宰我们的心灵。正如第一个对准律师的镜头就是他在浑汗如雨的自由搏击，象征着他内心善与恶的彼此焦灼，面对法律的正义与人情的偏袒让他左右为难。

卡斯帕——是正义的坚守者还是罪恶的帮凶？

导演用前面1小时很大的篇幅在刻画律师与整个迈耶家族非常深的情感羁绊。

迈耶对卡斯帕来说是教育他成长，给他缺失父爱的童年带来欢乐，帮助他从社会底层逆袭到精英阶层的慈祖父般的存在。同时，卡斯帕也与迈耶的孙子，孙女一同在大家庭里生活，见证彼此的青春成长。导演越是强调卡斯帕与整个迈耶家族的情感羁绊，越是突出卡斯帕身份归属感的困惑，自己即是迈耶家族一份子，但同时也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律师，是站在正义的这一边，还是偏袒人情的那一面，望着天秤两端为难的他，不断接受人性的拷问与善与恶的审判。

当律师卡斯帕一边看着迈耶尸检一边回想起他开车带着小时候的自己兜风，教自己识字 时，导演运用镜头交叉剪辑，让丑恶腐朽的尸体与美好无忧无虑的童年的回忆交织在一起，让童年的光辉与死亡的黑暗一同呈现在观众面前，善于恶彼此互相缠绕的主题再次点出。

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卡斯帕与父亲一起追溯整理相关案件资料的过程也达成了他与亲生父亲缺失成长陪伴的和解，在长大成人后，他与父亲在追寻正义的理念上达到一致。

影片最后有一个镜头是在案件结束后，他来到科林尼的故乡，在重归平静的街边咖啡馆小憩的时候接收到了一个孩子的足球，这里镜头意思是他收到了来自科林尼生前没有来得及说出的那句感谢，感谢他为科林尼和他父亲所做的历史的清算和正义的声张，他和父亲终于在天堂团聚，终于可以安息了。

而迈耶和科林尼这两个人物更是善与恶不断反转的更鲜明的例子。

杀人魔头与慈爱祖父，一级谋杀犯与复仇大英雄，正义的律师与罪恶的帮凶，这些看似绝对相反的人物身份却在同一个人身上不停的摇摆是本片在刻画人物的看点所在。

科林尼——是杀人如麻的谋杀犯人还是视死如归的复仇英雄？

科林尼的扮演者老戏骨弗兰科·内罗演技含蓄内敛，仿佛硬汉柯林特伊斯特伍德老爷子附身，从自首后心如止水一言不发，到看到年迈故乡同胞热泪盈眶再到最后对历史的清算和追问情绪依次递进。

科林尼这个人物的戏都在内心，他眼神坚毅，愤怒的外表，绝望和悲伤的内里，虽是谋杀犯却有着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当他回想起1944年发生的屠杀平民事件往事时身体不由自主的抖动和颤栗也在表示这是他一直以来的“心魔”，是他始终不能平复的伤口。这个伤口他尝试过诉诸于法律来解决，但无疾而终，所以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一条决定让杀人者偿命，自己的人生也一同消亡的毁灭之路。

当科林尼终于说出内心的呐喊——法律为什么站在杀人犯这边！说自己已经没有家了，也无儿无女，剩下的唯有自己心中那点正义时，他委屈的眼泪让我们观众动容。还有一个细节是，当他听见律师的质问——迈耶应该被判有罪时！他第一次微笑了，第一次眉头舒展了，他朝着远方天堂父亲的方向看了看，露出了释怀的眼神。这些小细节的精准刻画，让我们看到了人物的情感转变。

迈耶——是慈祥祖父还是杀人魔王？

过失杀人诉讼的时效是20年，因为这个条款，他曾被判无罪。但律师认为这个法律条款的制定本身就是个丑闻。

为什么迈耶当年会对卡斯帕律师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那么好？因为他年轻时作为纳粹军官残忍杀害贫民，杀害一个无辜贫民孩子的父亲，毁了这个孩子的家庭，毁了他的一生，他老了之后，开始反思自己曾做过的罪孽，之所以对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底层孩童那么好，给他教育，给他车，培养他成长其实也是对自己年轻时犯下大错内心的赎罪。

而最后迈耶死在那时候孩子科林尼的枪下，迈耶的死与当时科林尼父亲的死交叉剪辑，也是天道轮回，生死报应。迈耶家里书柜里一直藏着的那把二战时期德军特制的瓦尔特P38手枪，也是在证明他无论现在是一个多成功的商人角色，战犯角色始终无法更改，是他一辈子的罪孽与耻辱。

这部电影的可贵之处是在反思历史，清算历史的同时还能够无任何立场的对人性中最复杂的那一面展开深入的挖掘，影片结尾案件的突然终止也是在给观众自己去评判谁对谁错的开放性空间。影片中那些人性隐秘情绪互相矛盾，互相对立，互相焦灼的细腻表现正是善与恶是始终对立，又始终互相依存着的最好证明。

影片之外，法兰克福大审判后，德国大众不断对历史开始反思，舆论迫使政府开始对纳粹犯的追责和清算，1979年，德国联邦议院对法律做出修改，规定“特别手段杀人”无追溯时效，其中包括连环杀人、满足特殊性癖好以及基于种族原因杀人。由此，德国开始了对纳粹罪犯的无限期追责。

在没有看到这部电影之前，仅从片名来猜测的话，我很自以为然地就觉得这会是一部犯罪片或者推理片。就算看了电影开头前半段，那些杀手自首、律师对簿公堂的戏份之后，我依旧这么期待着，期待着缜密的推理，抽丝剥茧般地寻找真相。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反转之后，这部电影变成了一部关于反思二战的作品，还是一部有着真实历史事件为背景的电影。

在无数部关于德国人反思二战的电影里，《无罪谋杀：科林尼案》可能是其中角度最讨巧、最令人意想不到的一部了。不得不说，在反思二战这件事上，德国人总是能够找到新的角度。

看完电影再去查资料才发现，原来电影改编自同名小说(The Collini Case)，小说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本身就是一位德国执业的刑事案件律师。看到很多地方说小说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这个说法多少有些不准确。事实上，小说本身是基于虚构的创作，情节峰回路转，一波三折，但是在剧情之中作者有意融入了现实世界中的真实事件，也就是所谓的德国司法沉珂——“德雷尔法”（Dreher Law）。

“德雷尔法”是德国1968年通过的一部法规。这部法规规定“在二战时期犯下谋杀罪的纳粹成员，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被视为过失杀人。”

简单来说，这其实就是一部为二战战犯脱罪的法案。因为谋杀与过失杀人不仅在刑度有天壤之别，更重要的是，在德国过失杀人的追诉期为20年。通过这部法之后，原本在二战时期杀人的纳粹成员，都能因此逃过法律追诉。

起先，这部法案似乎也没有引起普通德国人的关注，反而是静悄悄地被通过了。直到小说《科林尼案》于2011年出版之时，这部“恶法”才被引入大众的视线之内，并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最终促使德国司法部长下令筹组委员会，重新彻查相关纳粹二战案件的审理。所以我们才说《科林尼案》这部小说称得上是改变现实的小说。

而改编自这部小说的电影《无罪谋杀：科林尼案》不仅延续了以“德雷尔法”为故事核心，更是在法律层面、情感角度以及对二战历史的反省上，都做了相当深刻的刻画。

首先，作为一部以法律为主题的电影来说，《无罪谋杀》所呈现出来“法治至上”精神是非常让人敬佩的。电影的所有人物，不管是我们所谓的反派或者正派，最初的思路都是以法律来解决问题。比如杀人凶手科林尼是在寻求法律途径无果之后才选择手刃仇人；协助通过“德雷尔法”的律师马汀格一生都在为法律事情而奋斗，他代表的就是法律，他相信法治国家；主角莱恩作为初出茅庐的新手律师因为对法律的尊重而选择为杀“父”仇人辩护。

这也正是电影在情感方面上极具张力的塑造。电影中的四个关键角色，受害人、嫌疑人、控方律师以及辩护律师，除了在法庭上的角色分工不同之外，他们在生活上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受害人汉斯麦尔，也就是死者，其实是主角莱恩的恩人，更是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长辈。莱恩作为一个土耳其人，两岁时父亲就抛下他们母子，若非受害人汉斯麦尔在莱恩幼年成长过程中不断施予恩手，他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成为德国律师。莱恩陷入情感纠葛，他无法为杀死自己恩人的凶手辩护，向法庭请辞辩护律师一职。

可是本案的对手律师正巧是莱恩大学的刑法老师马汀格。他以过来人的身分开导莱恩，将来会有各式各样的问题，不可能场场都请辞逃避。马汀格下重话：你若想当辩护律师，就要有辩护律师的样子。

这种尊重法律以至于在人情道德上可能背负污点的做法，其实非常值得深思。放在我们这样一个人情社会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最终的重点在对二战历史的反思上面，《无罪谋杀》最讨巧的地方在于，把剧情推进过程的全部转折和悬念放在了一款罕见的手枪——瓦尔特P38（Walther P38）上。对于稍微了解一点武器的人来说，一看到这把枪肯定会想德国纳粹。

虽然这款枪因为其优良的设计、稳定的性能，后来也成为很多国家军队或者警察的配枪，但是它与德国纳粹之间几乎可以划上等号的绑定关系还是无法磨灭。毕竟德军铁拳，纳粹最爱之类的称呼流行了无数年。

有数据说仅在二战期间，瓦尔特P-38半自动手枪的生产数量就超过了一百万支，其衍生产品战后依旧继续在德军中服役，直到在1990年被更现代化的HK P8手枪逐步取代，结束了服役的一生。

在各种影视作品里，瓦尔特P38也同样出尽了风头。《鲁邦三世》的主角鲁邦所用的爱枪便是这款，《变形金刚》中威震天变形后的形态即为一把加装折叠枪托与瞄准镜的瓦尔特P38。

所以说，《无罪谋杀》所设计的这个细节确实非常用心。P38的出现，并且幼年时期的莱恩正巧在汉斯麦尔的书房里偷偷地见过这把手枪，一举把电影中这场陷入胶着状态的诉讼案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要向历史寻找真相。

于是，莱恩沿著这把枪追查，竟然揭开一个动摇德国国本的秘密真相，也就是1968年德国法律界的羞耻——雷尔德法案。而莱恩的恩人汉斯麦尔，在1943-1945战争期间，曾在意大利屠杀平民，正是因为这部法案而没有受到制裁。

事实上，2013年有项针对意大利坎帕尼亚（Campania）处决事件的研究，发现纳粹在意大利屠杀高达2.2万人。被处决的包括大批屠杀的犹太人、战俘和其他平民，其中意大利平民佔死亡的多数，他们通常是纳粹军队报复游击队抵抗袭击的目标。

这与电影中所呈现的也如出一辙。汉斯麦尔在担任纳粹军官之时，遍下达以恶报恶的命令：“死一个纳粹军人，就杀十个反纳粹游击队军人。”抓不到反纳粹游击队军人，就用平民来凑数。而科里尼的父亲正是那些无数被用来凑数的平民之一。

最终科里尼苦心积虑三十多年，终于杀了汉斯麦尔，踹烂他的头，大仇得报，但是他并没有丝毫的快乐。他放弃为自己辩护，甚至在最终法律公正地站在柯里尼那边时选择自尽。父亲之死，深深地烙印在心中。他没有结婚生子过着一般人的生活，他整个人生都活在报仇中。这种创伤是无法修复的。

整体来说，《无罪谋杀：科里尼案》铺排稳重，技术四平八稳。可能会有很多人觉得这部电影的社会性远大艺术性。从电影的角度来说，确实也没错，但是它的宝贵之处在于简洁扼要地举出了案例，以影像的媒介唤起社会大众的关注，让社会重新思考案例背后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以及法律的公正问题，而这一切无疑也是当下的我们——公民——所亟需去学会的。

《无罪谋杀：科林尼案》这样的电影对于我们来说，根本就是一次德国人对我们的法律意识普及教育。尤其是电影最后选择用科林尼的自杀来结束这一切，但是无疑给我们遗留下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如果科林尼没死，法官应该如何判？这个问题在法律上绝对是非常值得思考的。

所谓正义只有透过公平、公开的诉讼程序オ能实现，而我们距离诉讼程序，更别提公平、公开的诉讼程序都如此遥远。那么可想而知，我们距离正义到底有多么的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