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差大臣

彼得罗夫作品《钦差大臣》观后座谈会纪要
/范达明整理/
                      
时 间：2015年3月7日（星期六）上午11：16—11：35
地 点：杭州南山路202号恒庐美术馆底层讲堂
（恒庐艺术影吧彼得罗夫作品《钦差大臣》观后现场）
与会者：（发言序）范达明、卢炘、金爱武、杜素梅、孙凤凤、杨越辉、王玉香、张小平、黄方悦（观影者：杨秋林、马以乐、张征辉、姬伯庆、田瑛、朱法清、姚筱凤、万邦炎、翁锡良、王月芳、姜天鸿、范大茵、余函、姜希珍、周莲芝、何天华、朱松法、张培红、陈小芳、朱英等）
主持人：范达明
记 录：黄方悦
   
《钦差大臣》1954年在国内公映，我那时是二年级小学生
范达明：《钦差大臣》1954年国内公映，我那时是二年级小学生，哪里知道什么果戈理；好像是听邻居叶家的五姐（她当时或后来是“同济”大学生）讲起这部电影有多重要，之后到附近衡山电影院去看片。里面的故事情节没留下什么印象，片尾来了宪兵，报告说真的钦差大臣已到此地，顿时全场人物目瞪口呆呈静止不动，就那场面还一直留在记忆里。果戈理（1809—1852）生于19世纪初，比普希金晚了10年，也就活了43岁（但比普希金多活5岁）。《钦差大臣》写于1836年，当时他才27岁。6年后，1842年他出版了长篇小说《死魂灵》第一部，对沙皇俄国的专制制度给予极大的抨击与批判，由此遭到当局的非难与攻击。在浙江美院附中时期，读他的《死魂灵》并未感觉有很大兴趣，倒是通过读“俄国文学史”来了解作家生平与社会历史背景的趣味更浓，知道果戈理后来思想意识有蜕变，遭批评家别林斯基写有一封著名信件的批判，等等。《钦差大臣》的情节与戏剧冲突有极大的讽刺力度，原著舞台剧，是以人物台词与对白为重要表现手段，改编为影片，长项依然是在人物说白方面，是通过对话、独白等手段来塑造与刻画人物性格、推进情节发展的。新时期初，1979年，时任上海人艺编剧的沙叶新（后来还当了院长）以真人真事素材为基础写过一个六场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又名《骗子》，其戏剧的内涵与外壳实际就脱胎于《钦差大臣》，剧中还直接写到《钦》剧的演出。但沙叶新由此受到批评，认为他写当下中国官员的特权与腐败，是对国家干部形象的抹黑，内部演出不久遭禁演。而台湾于1981年依其剧本拍了同名电影，影响很大，还获得了金马奖。

果戈理对现实社会阴暗面的批判勇气与批判力度，非常难能可贵
卢 炘：影片对帝俄时代官场的黑暗腐败揭露深刻，下层的市民受到贪官的欺压。作者看到了这些现象而加以讽刺揭露，有很大的批判性。当然其中暴露的一些问题，在我们普通人身上也同样会出现，这里也提出了社会的自律性要求。
金爱武：影片采取了夸张的讽刺的手法，效果很强烈，对于现实社会里存在的问题，通过夸张的令人好笑的方式，对社会不同层次的人都有警示意义。50年代拍摄这样的影片，至今天来看仍然有现实感。
范达明：影片写19世纪前期的帝俄时代，作者正是那个时代的人——比普希金稍晚些，主人公自吹还是名作家，台词中提到他与普希金还有交情，所以说就是发生在与作者同时代的事情，应该说它是个现实题材故事。果戈理对现实社会阴暗面的批判勇气与批判力度，非常难能可贵。
杜素梅：影片从一件事的即将发生，引发了后续发生的一连串事情，采用夸张到极致的手法，达到很好的艺术效果。大家看了很好笑。最后或许要问问：这是不是在笑自己？
孙凤凤：影片有强大的讽刺性，看了痛快。

一部经典之作是跨越时代的，有其普遍的典型意义
范达明：果戈理是俄国19世纪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这部影片揭露社会的黑暗面，写的虽是一个边远小城镇，但当地的上层统治者，从市长到市府要员，包括法官、管辖学校的督学、邮政局长、慈善医院院长等各类官员，甚至一些经商商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贪污腐败与侵犯人权的劣迹，市长更是贪赃枉法，却又虚伪，死要面子，文过饰非。影片是从沙俄封建专制体制角度来揭露这些官员与普通市民的尖锐矛盾的。当然皇上派出钦差大臣到下面巡查，不管是公开驾到还是微服私访，说明国家最高层还是看到了地方政府各种问题的存在，是想竭力来治理腐败实施改革的。在帝俄历史上，就诞生了像彼得大帝这样的改革派帝王。当时果戈理原著剧本的发表与演出赢得很大社会反响，受到俄国民主主义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等的高度赞誉。据说沙皇本人看了也失声大笑。我查了一下，果戈理《钦差大臣》的改写文本，是进了我们今日中学语文的教科书的。
卢 炘：一部经典之作，是跨越时代的，有其普遍的典型意义。影片的贪污腐败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同样存在。

是贪官，人就心虚，就会害怕与坐立不安，尤其是当上面派人来查访的时候
杨越辉：我考虑到了几点想法。佛教讲人的劣根就是贪。“人之初”其实不一定“性本善”，或许是好的环境下才有善，所以总有贪官存在。有与贪官勾结的，也会有对之告状的，那么是贪官，人就心虚，就会害怕与坐立不安，尤其是当上面派人来巡查的时候。另外，哪里有黑暗，哪里也就有骗子存在。如果采取的是人治，这些黑暗现象将不断重演；只有用民主与法律来监督才会有所改善。作为最高统治者他想反腐，他也可以反别人腐败，可是反不了自己。现在中国的贪官把家人子女都送国外，就是所谓裸官。可能中国的传统思想就是，自己如果没出息或不行了，只要儿子有出息就行。总之，社会进步，只有依靠民主与法治才行。

邮政局长这个人物及其私拆邮件行为细节的设置在全剧情节建构中有关键作用
范达明：在本片中，主人公赫列斯塔科夫原本倒不是自己有意想要来做假与行骗，是有劣迹的周围人在极大的担惊受怕中把他当做了上面派来的大人物。这就有更大讽刺力度了。从戏剧或喜剧的创作原理来说，这里形成基本戏剧冲突与笑料的基础，仍然是误会；而误会的具体引发，则是通过两个无关事件（旅店住宿的特殊陌生人与钦差大臣的即将到来）在时间上的偶然性巧合而联系起来的。直到影片最终，那个有探寻他人隐私嗜好也奉市长之命来查询有无对他的告状信而专行私拆邮件的邮政局局长，拿来了赫列斯塔科夫寄给他的作家朋友的那封信，到市府聚会地当场宣读，市长与那些当事官员才恍然大悟，而此时宪兵来报告说真钦差已驾到该市，实际上起到了对他们受骗上当的最后的证实作用，而影片的戏剧效果，在此真相全部揭开与证实之际，也就达到了顶点。显然，邮政局长这个人物及其私拆邮件行为细节的设置，在全剧的情节建构中有着关键的作用。

影片的矛头主要是揭露那些官员，而不是那个赫列斯塔科夫
卢 炘：影片的矛头主要是揭露那些官员，而不是那个赫列斯塔科夫。
范达明：他后来是将计就计：你们既然都把我看做上面来的大人物，那我就顺其自然，乘机也就大捞一把了。戏中对那个慈善医院院长的刻画比较独到，譬如诸多官员在给赫列斯塔科夫塞卢布时都是面交，而他是先行就将钱塞在对方书桌的盘子底下了；他还自作聪明地告其他官员的“状”，说那个叫陀布钦斯基的地主一出门，法官就来与他老婆私通，她生的孩子个个像法官等等，这些像是顺手拈来的说白，不仅丰富了人物的性格，也对官场人物日常生活的阴暗面给以了无情的曝光。

看这样的电影我们也受到教育，可对照自己
杨越辉：我们现在的宾馆旅店也以貌取人，恭敬有钱有势有来头的人，这反映了社会的不平等。人能够不阿谀献媚，对人平等是最难的。人是不完美的，容易随大流，往往嫌贫爱富，不平等地看人看事。你到社会上办事，这种事可以说每天都有。当然这需要靠社会制度的优化来解决。看这样的电影我们也受到教育，可对照自己。

我们今天的贪官问题还要严重得多，可见它的教育意义是存在的
王玉香：这部影片就像我们的电视讽刺小品，只不过是放大了。影片的意义是它对社会黑暗面的讽刺。在今天也仍然切合我们的时代。我们今天的贪官问题还要严重得多，已决不是影片中出现的情况，就那么一点，可见它的教育意义是存在的。但是这样性质的剧本，这样的夸张手法，我不喜欢。原著在那个时代的出现，是深刻的。但它是话剧，与我们看电影的要求有不同。在舞台上可以大喊大叫，在电影里就觉得不舒服了。
张小平：拍马屁、受贿等等，到现在还是这样。影片在1950年代公映正处在毛的时代。当时是想社会推进平等的，但最终没有坚持下来。今天的社会，不平等的情况就更严重了。这是我联想到的一点看法。

2015年3月17-19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