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久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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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的意外，牵扯到两个典型的中国家庭。刘家活在了悲怆痛击后的茫然，沈家活在了愧疚阴影的纠缠。

造成中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根源，正是王景春怒砸科室墙壁，上有计划生育的宣传告示。过去的严控一胎，如今放开二胎，未来鼓励三胎或者多胎…

这一代人，整整三四五代人，依然要活在计划和制度之中。计划经济，三年五年计划，伟大复兴计划…陈述这些计划之时，人们是以碌碌大众，被集体领导和趋使的人流而存在。个人允许不满，可以呻吟，体制会有毛病疏忽，意外松动，但总的来说，它是非常先进，没有错。

个人要识大体，顾大局。有苦，往肚子吞。

到头来，《地久天长》变成了想要控诉而不能，想要控诉而不可得——

我们有钱了，挺好的。

老朋友又聚在一块，挺好的。

浩浩倾诉了，被原谅了，挺好的。

海边的星星回家了，还带着女朋友，挺好的。

二三十年的痛苦，能用挺好的来总结么？

这样的口吻，显然连创作者都不会满意。作为一部丧片，《地久天长》筒子楼的走廊尽头，依然是通往招魂三部曲（《青红》《我11》《闯入者》的三线三部曲）。那是王小帅夹带私货，老生常谈的诉苦，名为地久天长，但一改再改的政策变化才是魔幻的永恒——即今天和明天的舞，会是下场不一样的舞；今天和明天都捧个碗，随时掀你桌；就连地久天长这首歌，也是知青返城的悲情命运写照。

青红、我11、闯入者

光有这些，还不是《地久天长》在柏林大赚热泪的原因。好人不平安，父母主角受苦受难，王小帅觉得中国人还有自己都受苦了，才似乎才是好评的来源。星星的意外，就是人死不能复生，但在沈家已经给刘家道歉的情况下，电影依然找不到排遣郁结的方法：只能远离熟人小社会的包头，把自己流放到陌生海岛——无论海南岛还是福州的小岛。

听闻大家在不同地方的萧然落泪，于我而言，全片唯一的冲击点，在王景春和咏梅去给儿子扫墓。虽然墓地已经被荒草包围，但一家人终于好像整整齐齐。

两个在地上，一个在土里。

与时代合影

我对这样的生死陈列场景，几乎没有抵御能力。无论是发生在有摆拍之嫌的《大三儿》，还是失去亲人的《四个春天》。

只有大到生死，耳闻失独家庭惨剧，发现政策就他妈的360度大转弯，意识到遭受欺骗还一骗再骗，许多共和国的孩子们，才会相信自己是被选择、被计划的。只有被沙土色的墓地包围，《地久天长》才是真的丧。

有人会举例，齐溪在小年夜去问候刘家，他家昏暗冷清，别人温暖浓浓。悲喜反差，多强烈。还有，杜江鼓足勇气，终于倾诉忏悔，也不容易。然而，齐溪和杜江的出现，暴露了王小帅和这部电影伺机施舍怜悯，试图总结主题的意图。那实在太明显了，就像一棵突然在坟墓前破土的树，盖掉了那些荒草。无论齐溪出于悲悯同情怜意，还是出于无法抑制的爱情，那都是不合时宜的。唯一正确的，是她给自己安排的结局。

相反，不少人诟病或待商榷的剪切方式，我觉得还有点意思。比如两次送儿子去死，两次抱着人的狂奔呼救。打游戏、合影相片，以及把咏梅的入院，切到艾丽娅的扫描图，一再说明，今天涌动的海潮，也是过去库区的死水。他们虽然离散，却依然是共同体。如果平铺直叙，只会让《地久天长》更像电视剧，如今这样，能省略能留白，做得还不错。

最大的败笔，来自尾声的和解，意料之中的心机算尽。互相为对方活着的老两口，在飞机上调侃原来自己还怕死，其实他们已经不需要道歉或道理（即他们早已知道星星之死的隐情）。

电影采用现在闪回、跳进和交叉线的处理，尤其是结尾有点猝不及防的闪回，似乎反过来说，无论是不是本意，刘家用远离的方式，去折磨着沈家。可这一切，原本不该发生，无论是没有了子女的刘家，还是制造了疏忽的恶的沈家。这个尾声，有较多令我跳脱的台词：像艾丽娅的有钱了，像杜江的大树，像讲电话时候的带把儿。

据说柏林版还有怒打厂领导，被计生成先进的戏份，少了这些东西，让《地久天长》滑向了苦情的渴望——

希望收养的儿子回家，所以不忘留个门；

希望再生个儿子的念想，无论是以多别扭的方式呈现；

希望留住美好回忆天长地久，而实际上并不可以…

柏林版和公映版的差异，是无法避免的存在（《白日焰火》和《推拿》也有调整改动），但这也影响了一些台词，比如公映版艾丽娅在病床上，我认为只需要三个字：对不起。

最后，3小时片长没必要，So Long，可以剪到2小时。

my planet

中国的文化向来缺少“悲”的概念，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真正的“悲”是西方的，源自希腊悲剧。那是人与命运抗争，显示自身存在价值的光辉时刻。然后这种进取的悲壮情怀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中国的文化有的是“惨”，很少有“悲”。因此我们平时所说的中国古代悲剧实质上不过是惨剧罢了。《窦娥冤》就是血淋淋的惨，里面没有任何“悲”的东西。

因为这种“惨”的概念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在老百姓的观念里命就是惨的，而且你不可抗争，只能接受。于是产生了一大堆表达此种态度的词——听天由命、随遇而安、逆来顺受……

“惨”成为中国文化的底色，电影自然不能幸免。任何微观个体的历史叙事都在呈现一种“惨”，中国电影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比“惨”的竞赛。

越惨越好，越惨越受欢迎，因为中国观众对“惨”会自动产生共鸣。（这是一个“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

张艺谋的《活着》是惨，陈凯歌的《霸王别姬》也是惨，还有无数描摹个体命运的电影都是以“惨”为中心的。人没有抗争的意志和勇气，只能安然承受历史和人事加予的悲剧。

王小帅的《许久天才》同样不能避免，骨子里仍旧是老一套的“惨”：中年丧儿，计划生育不能二胎，领养儿子流落他乡，最后落魄归来。

但王小帅聪明地将这种“惨”淡化，并在所谓的“生活智慧”中隐藏掉“惨”的根源：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这何尝不是“阿Q精神”的一种变体呢。

而人物原本可以抗争的意志和勇气被漠视，即便抗争注定失败，不求行动，哪怕有些话语上的表示也成；但没有。

《地久天长》于是成为中国电影“比惨”艺术长廊中最新一部作品。

那么到底有没有中国导演拍出“悲”呢？我想还是有的。

侯孝贤的电影真正触到了一种“悲”。这不是说因为《悲情城市》的片名带“悲”，电影就是悲的，而是当侯孝贤用摄影机远距离观察／注视人物行动的时候，触发了一种怜悯的悲情。

看完《戏梦人生》，我们都感觉到了一种悲凉，那是人在历史变迁和世事浮沉后积淀下的尊严。这是一种“悲”，引发的是悲悯的情绪，虽然还算不上西方意义上抗争命运的“悲”。

（“悲剧”，创作者对人物有爱意；“惨剧”，人物是创作者的操控工具。

“悲剧”，人物有尊严；“惨剧”，人物没有尊严。

“悲剧”，观众自然而然流出眼泪；“惨剧”，观众被硬生生逼出眼泪。）

还有胡波的《大象席地而坐》，也是华语电影中真正表现出“悲”的绝少作品之一。

《大象席地而坐》中的人物是“悲”，很少是“惨”。他们对社会有着无止尽的愤怒，他们尽情发泄着。

他们虽然不知道怎么改变现状，但他们诅咒命运，诅咒这个溃烂的社会。

这是一种真正的勇气，是胡波这个年轻生命真切感受过的。

虽然胡波最后选择放弃自己的生命，但我想他肯定抗争过，他在生活中抗争，也在艺术中抗争。

他把自己的抗争写进了电影和小说，两者在他死后代表他继续抗争。

自杀，即一种不想向这个世界妥协的抗争。

结果是我们被馈赠了真正的“悲”，这是无比宝贵的东西。

悲与惨：中西方文化之别

第三条道路，日本电影给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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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景春、咏梅凭借《地久天长》获得柏林电影节影帝影后

胤祥 发自柏林

今年柏林电影节是迪特·科斯里克（Dieter Kosslick）作为主席在任的最后一年，某种意义上，这个事件或许可以看作是中国第六代导演的一个「总结」——2019的柏林电影节，可以看做王小帅、娄烨、王全安，三位中国第六代导演中坚力量的一次集合。

▲迪特·科斯里克2002年开始担任影展主席至今

宏观来看，很容易发现第六代导演的作品皆有一个从最早期「边缘个体的生存状态」到「史诗」的变化过程。从《小武》到《山河故人》、《江湖儿女》的贾樟柯如此；从《月蚀》到《白鹿原》的王全安如此；从《周末情人》到《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的娄烨如此；从《冬春的日子》到《地久天长》的王小帅也是如此。第六代终于获得了一个看待中国历史的位置，「时间」和「人与时代的关系」成了他们可以处理的命题。

▲娄烨、王小帅、贾樟柯

——这两个关键词是讨论《地久天长》的切入点，也是讨论第六代创作转向的入口。

当然还要描述一下大前提，为什么国际电影节的入围与加冕对「第六代」这样重要。

即便被认为代表中国艺术电影最高成就的贾樟柯，《山河故人》和《江湖儿女》的国内票房成绩都很尴尬，但这并不重要，因为经由国际电影节的体系，贾樟柯的作品早在「世界首映」之前，就通过国际销售收回了投资甚至产生了利润。这是国际电影节「圈子」的运行方式，因此国际电影节，尤其是「A类」或是「三大」，其入围和获奖，是电影作者、电影流派、电影运动的重要参考标准。

再看今年的奖项分配——《地久天长》收获两个表演奖，《恐龙蛋》（王全安导演）虽然评价很高，但空手而归；再参考戛纳、威尼斯近年的情况（比如贾樟柯已经连续几次在戛纳没有获得任何奖项了），也就说明了「第六代」在电影艺术上已经不再是先锋，同时他们也不再需要电影节颁发给导演个人的奖项来获得支持。世界电影艺术的风向标总在微妙地转动，中国第六代导演已不是站在最前面的那批人。

▲王景春、咏梅凭借《地久天长》获得柏林电影节影帝影后

颁奖前王景春的影帝呼声比较高，而咏梅拿奖着实算是爆冷（本届大女主戏实在不少），不过这种奖项配置也比较符合柏林的逻辑。此前的《45周年》，跟横扫各大奖项的女主且抢下一个奥斯卡提名的兰普林阿姨比起来，男主（几乎只得了柏林一个表演奖）肯定是要弱不少。同时发奖给两个主演，是证明了以演员为主的评审团的偏好。

一部影片两个奖，其实是默认的上限（2011年《一次别离》三个奖实属罕见），能收获两个奖，表明评委对影片相当认可；当然没有拿到其他的奖，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这部影片是有缺憾的。

回到影片。

《地久天长》堪称王小帅的野心史诗之作。故事横跨改革开放四十年，把国企改制后工人命运，与计划生育、失独家庭两个沉重的主题融合在家庭情节剧当中。

王景春和咏梅扮演的刘耀军、王丽云夫妇是影片当仁不让的主角，而他们周围还有好友沈英明（徐程）、李海燕夫妇（艾丽娅），沈英明的妹妹沈茉莉（齐溪），以及张新建（赵燕国彰）和高美玉（李菁菁）夫妇，他们同在「包江制造厂」工作，算是「三个半」工人家庭。

影片的核心就在他们之间的「牵绊」上。

刘、王夫妇的儿子刘星，与沈、李夫妇的儿子浩浩同年同月同日出生，两家关系非常要好，也有片中合影为证。故事的核心冲突是刘星和浩浩一起玩耍时意外溺水而亡，而此前担任工厂计划生育办公室副主任的李海燕为了工作，说服教育连拉带拽地让怀了二胎的王丽云去堕胎，因为手术期间大出血，王丽云丧失了生育能力。

主要的故事线是实打实的家庭情节剧，而且是典型的所谓「东亚苦情戏」的套路——

「一连串的不幸倾倒在主人公的身上」。

但更重要的是故事的辅线：国有大中型企业四十年的变迁。

影片的美术和服装非常用心，对年代感有着极好的还原。影片的两个主题「时间」以及「人与时代的关系」由这条辅线揭示出来。从八十年代初国企的欣欣向荣、工人的业余生活、流行歌曲、乃至「严打」、南下淘金，到九十年代中期的下岗风潮（苦情戏必须的套路，要把下岗作为接连发生的人流-丧子之后的最终暴击），下岗工人自谋职业的全国流动，再到近些年全面商业化的地产经济。

这条线才是影片真正重要的故事，也是导演在花了很多力气去营造的，影片的「史诗」感也正是来源于此。

「国企」是背景或者空间，决定了人物属性，而「改革开放四十年」则是时间的度量。

影片则采用了相对复杂的非线性结构——大致上保持了一个相对顺序的时间结构，但时间线上跳跃很多，大概有六段相对集中且彼此有明确时间跨度的故事，并且用层次较多的闪回在六段时间内反复穿插，制造了悬念并强化了情感。其实把时间线理顺了是特别典型的电视剧故事，不过通过剧作和剪辑把时间线搞得比较复杂，实现了较充分的电影化。

▲王源和导演王小帅在一起

当然影片最后半小时确实是可商榷的地方不少，首先是这半小时风格变化很大，不如前面那么精细节制。

而更重要的是结尾多重的和解（尤其是养子与刘、王夫妇的和解），是否可能或者是否有必要？

颁奖礼上面选的那段颁奖视频很说明问题：

为王景春和咏梅颁奖的时候，短片选择的是同一个影片片段——临近结尾时候，夫妻两人去给夭折的亲生儿子扫墓的那场戏，大概十几秒的视频两人一句台词都没有。

▲颁奖视频放了两遍的就是这场戏

不只一个外国记者感叹，如果影片结在这个地方会更好。

要指出一点是，影片既然在包头拍摄，原型也是包头钢铁厂，主要人物没有使用方言是一件比较遗憾的事情。大概是有市场考虑在里面。

另外关于片长，必须承认对于这个故事格局和「史诗」文体，三个小时的片长是必要的。

人物的命运需要时间来细细铺陈，而精巧的时间线也必须给与足够的时间来让观众体会。

结尾处两家人的命运正如两家人的居住空间一样，刘耀军和王丽云夫妇时隔多年回到包头，当年的宿舍竟是极少数还没拆迁的老房子，里面的陈设就跟他们走的时候一模一样。

这分明就是在说他们的人生从丧子/下岗的那一刻就停滞了，这种巨大的悲剧感又被如今已经成了地产大亨的沈英明的豪宅营造的对比所强化。

而只有在这个时间停滞的国企职工宿舍里，浩浩才代替母亲做出了最终的忏悔。

我相信这是王小帅导演的态度，历史/变革中被剥夺被伤害的人，尽管他们沉默隐忍，但导演讲出了他们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王小帅。《地久天长》正在全国点映，看到很多人对于影片的讨论甚至争议，我也很想加入进来，跟大家聊一聊。

创作初衷：《闯入者》之后，我就有了创作《地久天长》的想法。我是60年代生的，经历了中国发展巨变的几十年，感触良多。从创作角度看，遇到这么多的起起伏伏是一件幸运的事。2015年，因为社会老龄化的问题，我们面临社会转型，需要提高生产力，国家放开新的政策，那个时候给我的一个触动就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中国已经形成了新的家庭结构和社会结构，我才有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要开始了。老百姓生活在其中，他们对这样的一个全新的结构是怎样的感受？这是我从大的时代跨度上来考虑的。还有一点，最初的想法是希望通过时间去感受人和人之间、以及人类自身的命运的无常，有些不是自己能掌控的，可能一点点的变化，就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这一点是时间的积累才能看出来的，也和我构思的这个故事的剧情很贴切。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着手创作《地久天长》。

拍摄制作：拍这样一部有很大时间跨度的影片，搭建场景和营造细节都花了很多精力。比如美术，要把多个时代的气氛展现出来，要恢复不同时代的道具陈设和环境。我们经历了一个慢慢恢复信心的过程。拍摄前我们查阅了大量八九十年代的照片，大部分都是外国人拍的，极为触动内心，但现在回过头去，那种生动感是回不去的。这就是我说的一分为二的感受中的遗憾，以及为什么说是慢慢恢复信心。因为最初是有点胆怯和沮丧的。我一直主张大家，不管是哪个时代，一定要给这种现实主义题材、包括纪录片，多留空间，让它们能够生存，只有这样的作品拍出来了，再过多少年以后就又成过去，它们都将是很有价值的。

我们为了把影片要求的生活化细节和年代感还原出来，所有场景搭好之后，都让人在里面多住几天，摸摸墙，用一用那些老道具，让它变得有人气，像真的回到那个年代；甚至在筒子楼里烧煤球，生火做饭，这些炉子得真的能用，能点火，能通风，能走烟；炒菜锅都要真的刷几遍油，做几遍菜，哪怕是大部分都拍不到；演员的服装也是大量地做，大量的找。让一切都恢复到生活的细节里面，恢复到真实里面，给演员们营造出那个年代的真实的气氛，剧组甚至任性地按照时间顺序来拍摄，不惜几次南北大对调的转场。所以，整个剧组跟着景春、咏梅饰演的夫妻，经历了从包头到福建、再从福建回包头的人生大迁徙。我想给观众在银幕上呈现那种扑面而来的生活感。

面部特效：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克服的一个难题，就是把中年演员变年轻，减少20岁的样子，让观众感觉到时光的流逝。而这大量的后期工作也是要让观众越看不出来感受不到越好的，虽然这是在制作商花了大量的金钱和时间的部分。在现实主义题材电影里，一个演员的一张脸，要让它变得年轻化，还得不影响他们画面上的质感，这个难度对于从没拍过科幻题材的我来说，是一个难题。但是正因为如此，也成了后期公司更大的难题，因为我的要求是以极大程度接近真实来要求的。这些演员的年龄跨度特别大，四十多岁的演员，五十岁的演员，扮演六十多岁的人，这个分寸的拿捏也极为重要。我们合作的是英国一个顶尖的特效化妆团队，根据每个演员进行倒模、做假皮。他们非常好的完成了这不大不小的年龄感，把握的分寸感极佳。

创作主旨：我觉得好的创作都有其人文关怀的成分存在，有人关注底层的困苦生活，也有人关注奢靡的上流社会。对我而言，摄影机要对准寻常百姓，他们是这个社会的肌理。艺术跟权力是天然背离的，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经常被景春和咏梅所饰演的人物所感动，这种宽恕与包容的能力与我自己的成长环境息息相关。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邻居的叔叔阿姨们都那么慈悲。他们也遭遇了很多不幸，但在孩子面前，他们从不表露。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善意和慈悲。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在这部电影中，你会看到，一个人，不管他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他还是在那么坚韧的生活着，依然抱着善意，这是很了不起的。这是我的一个理想。事实上我们的社会，这样理想的寻常人比比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福报，把这种福报放到电影里很重要，让它扩散出去，让善意和宽爱去传播，而不是勾心斗角、谩骂诋毁。

剪辑过程：这个剧本是在最后阶段搭好现在的结构的，原本是按照时间线来的，庞大的结构，和小说、电视剧不同，受容量和语言特性所限，电影不能这样。进入剪辑阶段，就先由剪辑师做了一些其他的尝试，但不行。所以最终还是按照我在剧本上搭好的结构来剪。有些导演很厉害，不要剧本就拍电影。我就不行，这样太冒险了，制作成本上也控制不住。我还是要先做好剧本。电影里有很多地方做了时间上的空白，没有表现，我想用一种时间切片的方法去拍，所以这些时空的留白都是刻意的。叙事的线索是耀军和丽云的情绪，当然也是我的情感，不想用字幕去交代时间地点，我就是这个故事的讲述者，我认为观众没必要去把这些东西搞得太清楚，就去看这段遭遇这段情感就可以了。

柏林得奖：在柏林电影节颁奖典礼上宣布景春和咏梅斩获最佳男演员和最佳女演员的时候，我的确有些出乎意料，毕竟这是史无前例的。我们的质量是好的，去电影节之前我们也知道这部电影有个它很突出的特点，无论是体量还是实力都是好的，如果没有金熊，我们猜测最有可能的就是王景春，完全不是演戏，就是生活在里面。那么咏梅也是，大家说她演什么了？会得奖，恰恰就是她没有演，她就无怨无悔的守着这个家，随在命运里面、随在所有的遭遇里面，浑然天成的。

关于主角：说到景春，我们之前合作过《我11》，他的气质是很符合这个片子的，很容易融到故事的气氛中，因为角色对于年龄也有要求，大约四五十岁，演绎从年轻到年老的过程，他和咏梅很搭。中国传统的夫唱妇随的夫妻关系，从来是很沉稳的。而咏梅很具备这样一种特质，你看她在得奖之后的沉稳，她特别适合这对夫妻的特质，让人心疼。景春和咏梅是我心中的普通中国人的样子。

他们俩在一开始拿到剧本的时候就表示自己很有信心，觉得自己跟这个剧本中的人物共性也很多，虽然不是说每个人都遭遇同样的事情，但是因为这个年龄段的演员都经历过这个时代的变化，他们特别了解中国人，他们的父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包括自己和孩子，就在这个社会里，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而生活着，这些是共性共情的东西，只需要他们把自己对生活的感悟，和自己的认知拿出来放到里面就够了，不用太多刻意的塑造和扮演。在拍摄中，我们从外部给他们辅助，美术、道具、化妆、服装这些，我们做好，他们去到里面生活就可以了。观众所看到的真实感，是整个团队共同塑造出来的，那种无痕迹的、隐忍的，没有那些外在表现的表演，更为深沉和宏大。

市场预期：我对电影节和市场都没有过多思考，就是自己努力要做好片子。对我来说，这已经不是一个电影，这就是生活。这个生活是我们中国观众最能接受的，我希望引起中国老百姓的共鸣。我们从导摄、美术、服装、道具、特效这些方面，都竭尽所要表达的这个时空里的极致，包括演员也是，剩下的两分其实就是它毕竟还是电影，它不会真正回到过去。我认为，现在很多情感和大家所处的这个环境、时代都是共通的，去年到现在，《小偷家族》、《绿皮书》等很多大家意想不到，觉得不会有好成绩的电影，收获都很不错。这种变化其实已经在发生了。所以我们有理由，抱着乐观和希望的态度来面对这种变化，拥有自己的市场空间。

豆瓣朋友们，观影结束后希望你们能留下你们对这部电影的看法，来和我一起聊聊《地久天长》。

那应该是一个晴好的下午，几个人躲在房间里听着违禁歌曲，看美玉和新建跳着时髦舞步。后来换了首歌，刘耀军忽然回忆起来——“那是77还是78年，全国知青大返城，走成的没走成的在分离的时候，都像是生离死别，我们要走的时候，不知谁偷偷唱起这首歌，我们一听都哭得稀里哗啦的……”

彼时录音机里传来悠扬婉转的女声，唱着“怎能忘记旧日朋友，心中能不怀想，旧日朋友岂能相忘，友谊地久天长。”

那时候年轻的他们或许还不知道，知青返乡这种分别还算不上生离死别，待真到日后面对命运的残酷折磨，当时或许就会俭省一下眼泪。而《友谊地久天长》这些歌词也如同一段谶语，从此开始折磨这两家人。

贾樟柯的《江湖儿女》里，女主角赵巧巧在三峡弄丢了自己的身份证，忽然就变成了一个没有身份的人。她和脚下这片土地，以及土地上的移民一样，即将被水位淹没，成为了失去身份的流浪者。《地久天长》里的人也在失去身份。返城失去知青身份，下岗失去工人身份，而孩子的意外溺水、强制打胎、交还证件，也在宣告着刘耀军和王丽云连续失去了三次，为人父母的身份。

就像美玉在看守所里，也要新建给她一个身份。意外之后，英明拿着菜刀去敲门，也在宣告着他们两家失去了朋友的身份。

在时代的洪流里，每个人都在试图寻找自己的身份。每次毕业我们总痛哭流涕，因为我们即将失却学生的身份。全体大会上，面对底下无数双期盼忐忑的眼，那写了名字的纸就仿佛一张生死簿，念到名字的人也宣告着失去工人的身份。从此人们以为的“铁饭碗”没了，寻找国企制度的保护没了。这是一个时代的转折，无数家庭和一代人的命运都由此发生了剧变。它残忍地告诉每个蒙昧和安稳的人——制度不会保护你。

同样不会保护你的，还有发小。沈浩对刘星说，下去玩吧，我会保护你的。却在众人的嘲笑中，推了刘星一把。这一推，不止是把刘星推进了水里，还把两个家庭推进了水里，同时也把自己推进了“水”里。

多年以后，沈浩才终于有勇气向干爹干妈讲述——我的心里长了一棵大树，我在长大，大树也在长大。这么多年，没人去触碰这个话题，大树却植根在心底，深扎泥土，唯有这次告解，才有希望将其砍断。

同样在心里长了棵大树的，还有沈浩的妈妈海燕。那时是她执意拉住丽云去打胎，间接成了这个失独家庭的帮凶。在一个写满“积极响应四个现代化建设”口号标语的时代下，她不过是一个计生委的工作人员，当时她信奉的工作主旨，竟成了伤害朋友的利器。这一生，她都难辞其咎，或许也因此悔恨积怨生了脑瘤。临终前，终于天真的说出了遗言——我们现在有钱了，你可以生了。

电影里，耀军抱了两次人，一次是独子溺水，一次是爱妻服毒。抱着独子的时候，迎面驶来轰隆作响的列车，就像时代的车轮碾过每个家庭的悲喜，登上这列车的人，便一去不回。而独子溺水抢救和被抓去打胎也在同一家医院，都要经过一条漫长陡峭的斜坡，被送进手术室之后，也有人一去不回。

影片里还有两次“第六感”，一次是丽云的轮渡和茉莉的擦身而过，时隔多年，相隔老远，他们彼此却都能感知到对方，女人的第六感也让丽云想放弃这段婚姻。另一次第六感是耀军半夜下楼喝水，发现了妻子的遗书。或许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偏偏让那夜的他心神不宁，愈发口渴。两次都是有一人试图终结这段婚姻，因为他们的命运太苦了，连累到两个人本应幸福的结合都仿佛是一场错误。

其实，很多失独家庭的结局也总是分崩离析，因为每次夫妻二人彼此相见，都会想起失去爱子的痛苦往事，每次都是在心口用力的撕扯。而这两个人，如同行尸走肉一般在为对方而活。从孩子溺水那天开始，时间就不走了，两个人彼此相望虽然都是痛苦，但也只能这般没有出口地慢慢变老。

这场意外，让两个家庭的所有成员都成了活死人，活在过去走不出来。就算那茴香再美味，他们小年夜送来的饺子，也得端到外面去。就算那合影再珍贵，他们也得把另一户人家对折，折起这些不能提及的伤痛。

在电影里导演还藏了一丝狡黠，一丝深情。狡黠是耀军和丽云看到视频里茉莉的孩子是混血儿，辜负了观众惯常的狗血期待，每个人都随之吁一口气。此刻他们一定不止是失落或者开心，而是复杂的百感交集。整个房间没人察觉出异样，只有观众和角色隔着银幕产生了一种“理解”的默契。而深情则是顶着刘星身份的周永福那深重的一跪，或许他的叛逆只是想逃避这个身份，养育之恩在一个叩首里，抵过千言。

把办好的身份证交给他，他就有了独立的身份，不用顶着一个逝去之人的身份。也宣告着这对抱有幻想的夫妻，正式放弃了“父母”这个身份。

很多人说影片应该结束在去坟头祭扫，目前结局是个刻意为之的“中国式团圆结局”，这点我不能同意。首先将结局解读为幻想或是真实都可以，同时当电话中的刘星喊出“爸”的时候，整个故事完成了一次“复活式”的回环。

影片里有过几次“重生”， 丽云大出血后大难不死，服药自尽后及时得救，和耀军坐飞机时遇到强气流一场虚惊，都可以算得上是重生。沈浩和海燕的告解也是重生，卸下积压半生的愧怍，才能重新面对新生。

而结局里王源饰演的角色回归，还带上了女朋友，则意味着耀军和丽云这对夫妻，在某种意义上重新获得了父母的身份，甚至有成为祖父母身份的征兆。另一方面，这一声“爸”犹如溺水独子的回魂，和片头真正的刘星叫的“爸”相互呼应，形成回环。

就像丽云感叹，闽江有一种“前世来过这里”的熟悉，这过程中的一切苦难都仿佛是前尘。这一刻，刘星还“活”着，或许一直以这种方式活着。三家人此刻又欢聚在一起，三十年的时光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仿佛彼此毫发无伤，仿佛友谊地久天长。

隔着轮渡踏过了奈何桥，留下遗书饮尽了孟婆汤。在时代的列车上早已不能复生，在命运的航班里竟然还会怕死。一代一代老去，一代一代长成，一场场热潮，一次次狂欢，我们都是没有身份的人，看尽了历史的荒唐，却依然走不出时代的罗网。

（文/杨时旸）

负疚与忏悔，成为了王小帅近期电影中的一个最突出的主题。对中国电影而言，这个如此重要的命题长久的缺席。上一部的《闯入者》中，王小帅将镜头对准了由历史、制度造成的对他人的戕害以及自我啃噬，他将此包裹进一个略带悬疑色彩的故事中，历史伤痕形成的毒箭在看似失却力度、隐遁多年之后，突如其来地射入了当下的生活，让当事人知道，良心的折磨一直存在，而忏悔是必经的出路。如果说《闯入者》着重去写历史、运动中的伤害与悔恨，那么《地久天长》则在保有这个主题的同时，将一切更加推进一步，形成了更为复杂的多声部叙事，从这个角度去看，它绝不仅仅讲述“失独”。

这是一个非常中国化的故事，有着中国式的叙述腔调和中国式的人情世故，它涉及人心的善恶，东方隐忍的正面与反面，个体之恶，制度之殇，历史和时间对于恨意和忏悔的加深、提纯或者淡化。从表面上看，它是两家人从交好、离散到重逢的个体叙事，搅拌起身后数十年沧桑之变的飞扬尘土，但这所谓的平民史诗的背后，生活的滚滚洪流之下掩藏的才是这个故事真正的力度之根——忏悔、道德重压以及——良心。是这一切真正驱动着这个故事，一直让其保持着紧绷的力度。极少有中国电影愿意直面忏悔与良心，这抽象的知识分子化的概念，在消费主义的声色大潮之中，有着不合时宜的冷硬之色和古旧锈迹。但这两个概念却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是如今多重问题的根源与核心，即便人们故意回避，不去谈论那一切，只寄托于时间冲刷过往，但实际上，没有历经忏悔和对良心的拷问，曾经的很多记忆不会淡化反而会被加固。

《地久天长》从一个孩子的意外死亡开始，那场事故让耀军、丽云和英明、海燕两家陷入了难以启齿的伤痛和不知所措的关系之中，耀军和丽云自我放逐到南方小城避世而居，时过境迁，当年工厂里的几家好友都各自向前，孩子长大、自己老去，人生暮年的重逢，作为子女一辈的浩浩终于开口说出当年的真相。坐在那间狭小的老屋中，面对被时光封存的旧家具，面对着照片上曾经年轻稚嫩的脸庞，浩浩所做的其实就是忏悔。当年最好的玩伴，因为自己的虚荣和孩子气的莫名其妙的情绪，溺亡于水库。在故事的设置中，耀军和丽云早已知晓一切，也选择了谅解，但是，只有施害者自己主动说出全部，良心的折磨才算真的终结。有时，惩罚并不来自于外部的规训，而最严厉的部分反而是来自内心深处从不停歇地啮噬。

人们都会留意到《地久天长》中那些关乎集体记忆的各式符号，实际上，那一切所代表的时间流转不过是这个故事的表面涂层，而其下方的深层结构和被小心掩藏的主题才是力量所在。孩子，是这个故事的核心，从孩子的夭亡开场，由一个新生命的降临终章，完成一个苍茫的闭环。这个故事中死去的孩子其实不只一个，溺毙于水库的星星是一次显性的死亡，而还有两次隐性的死亡更加残酷，也更加耐人寻味。一次是丽云人流做掉的胚胎，另一次是耀军与英明的妹妹一夜之欢的意外，最终也被舍弃。一个死于个体无意识的恶，一个死于系统之恶，一个死于人心幽微闪烁后难以名状的无奈抉择。这三场死亡扭结在一处，合力造成了难以弥合的溃烂伤口。

而这几场死亡相互作用，在多年之后，逐渐酝酿出截然不同的后果。星星的溺亡，看起来惨痛，是一切的发端，但相较而言，反而是最易于被时光冲淡的，那毕竟是一场意外，而那个被强制流掉的胎儿，历经世事流转，却愈发刺痛人心。这一切之中最痛彻的部分无可挣脱地降临在两个妈妈身上，失去两个孩子的妈妈丽云，以及浩浩的妈妈海燕，海燕的儿子杀死了对方的儿子，而自己则挟制度之名杀死了对方尚未降生的第二个孩子。海燕的自责开始叠加、发酵，演化成了一段说不出口又无法甩脱的梦魇。多年之后，海燕的失声痛哭，她到底是为了哪一场死亡而悔过呢？或许更多的是为了当年得知对方怀上二胎后，自己强硬的立场，直至如今，她是否能够想清楚，造成这一切的到底是什么？自己在其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自己到底是棋手还是棋子？如今，她有了机会，是否能像儿子那样，直面说出自己的忏悔？

在这个故事中，两代人选择了不同的处理悔恨的方式，父母一辈在不知所措之后本能地选择回避，逃离，将一切交付时间，而到了子女一辈，当浩浩长大，长成父母当年的年纪，他决定面对面地悔过。这是一种进步。但就在这进步的背后，却又显露出另一种残忍的色调，我们可以忏悔那些个体的、显性的、因由意外的伤害，但更深层的、系统性的恶，仍然没人愿意忏悔和担责。海燕生前痛苦不堪，但临终时贴在丽云的耳边也没能说出一句直白的歉意，即便比父母辈清醒很多的浩浩，在提及母亲当年逼迫她人流产时的决绝，也依然本能地为其开脱，归咎于不可言说的时代性的无奈。我们敢于宣之于口进行悔过的或许仍是表浅之恶。这故事里每个人的命运都被一只并不显形却又无处不在的大手肆意妄为地揉捏过，却没人能够质询。

世事翻滚向前。人们期待忘记此前的一切荒诞与不堪，因为跳舞而以淫乱之名被严打的新建，如果看见自己当年的筒子楼里挂起暧昧的霓虹灯，是否只会慨叹，而那些将他绳之以法的人们又作何感想？当年暴力相向的计生干事，冲向一个只想保护自己妻儿的丈夫，那些人如今在哪里，又做着什么啊？他们都可曾想过，自己在一个怎样的系统中曾扮演过怎样的零件。

在忏悔的时候，浩浩说，负疚感就像一棵长在身体里的大树，一直在长大，要把自己撑破，所以，他选择说出来，不顾一切代价。可我们的周遭还有多少人的身体里掩藏着不断被负疚感催化的大树啊，那些人难以理喻的暴躁、扭曲、做出莫名其妙举动，在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身体内的刺痛。但他们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来自道德的重压和良心的催逼。

王小帅愿意给这个故事安排一个舒缓的结局，新生降临，养子回头，苦难一生的夫妻找到了儿子那个立于衰败荒草间的敷衍的墓碑，完成一场纾解，这是终可告慰的魂灵，可那些连墓碑都不曾拥有的灵魂呢？他们会永久地飘荡吗？他们在等待着更多人的忏悔之声，对他们进行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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