兹山鱼谱

分叉小径引着三人去往不同的路。

丁若锺自投罗网，大义凛然喊出信教宣言，让人联想起《沉默》里，愚昧贫穷的村民，即使耳朵滴血，被倒吊埋在坑中，仍拒绝踩踏木质圣像的坚守。

丁若镛心中有君臣父子，以儒士的高洁，愿意以死以示清白。

丁若铨一开口即不同，狡黠地宣誓与邪教划清界限。

所以丁若锺被处死，哥哥丁若镛和若铨得以苟活。

临别时，丁若铨安慰即将分别、忧心忡忡的若镛，“不要苦于一时的耻辱，既然还活着，就要努力挽回，连着已逝之人的耻辱。”他也是如此实践。

对于儒学一派，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刻印在脑海中，永不会反驳的鸿鹄之志。被流放，意味着再也无法实现抱负，对于所有心怀理想的儒生，是毁灭性的打击，在远离权力中心之地，蹉跎岁月，等待召回，多么难熬且无望。

但是丁若铨却像苏轼一样，“何妨吟啸且徐行”，在黑山岛找到了乐趣，和昌大一起识鱼，与可居嫂一同饮酒，埋首编纂鱼趣之书。

昌大发出圣礼学被践踏的感慨，是因为痛恨为吏不仁，为官不义，他背诵经史子集，望跻身两班，实现《牧民心书》的抱负。

丁若铨对着昌大痛斥“圣礼学就是因为你们这种人被践踏”。是因为从小熟诵儒家经典，践行其中“格物致知”的部分，暗合西学，摒弃“忠君”，所以不敢再著书立说，怕以“谋逆”株连家人。

“魟鱼要走的路，只有魟鱼知道；鳐鱼要走的路，只有鳐鱼知道。”

当昌大与跳出“君为臣纲”的老师决裂，出走官场，却发现《孟子》描述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大同世界，早已被颠倒，决绝地弃官而去，只可惜斯人已逝。

相比于他，丁若铨才是这昏庸世道的独醒之人，信天主教也可，当天主教宣扬禁止祭祀，与千百年的孝道文化相冲突，他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比起信徒的生命，不信也可。

与昌大站在小船上，讲解“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时，他的脸上仍带有虔诚。

可以说他识海物，悟心性，是“格物致知”，也可以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可以是基督平等的信仰。这也和《沉默》的人结尾相似，罗德里格斯在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被迫公开宣布放弃信仰，被火化时，妻子却偷偷丢进一个木雕的圣像。暗处寂静无声的反抗，也许才是丁若铨所谓的抽象“西学”精神，即实用主义为先。

三兄弟都没错，丁若锺选择坚信，始终不悔，丁若镛一直“先天下之忧而忧”，笔耕不辍，最终从山野被请回朝堂。丁若铨至死未受召唤，在书写《慈山鱼谱》时溘然辞世，无喜无悲。

在大浪淘沙的现今，《牧民心书》或《慈山鱼谱》都被渐渐遗忘，但是精神抉择的阴影却始终浮在东亚儒家文化圈之上，这才是导演隐然未昭的野心，即使是丁若铨，都未处理好其中的关系，难道所谓的平等，是建立在保留师徒之间的跪拜礼之上么？

有时候传来的一套价值体系，还需要整个土壤，仪式赋予宗教神圣的意义，有时候，也可“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留或不留，自成一说。

1、兹山魚譜（자산어보，2021）在韓國大放異采，繼王的男人（왕의남자，2005）、思悼（사도，2015）後又一次讓人惋惜韓國再次拍出了中國應當拍出的東西。玆，是「兹」的本字，這是「兹」的其中一義。段玉才說文解字注：「 玆 ，從二玄，音玄。」「二玄」的意思就是玄之又玄，黑之又黑。丁若銓作為一個文人雅化了當地對「黑山」的俗稱為「兹山」，因此，片名的「兹山」，應作「玆山」，讀作「玄（音懸）山」，不過現代讀作「兹（音孜）山」也無可厚非。

2、接著，想寫一點關於兹山魚譜一片的思想性層面。電影的主軸在教如何作人——人的生物性層次叫作「小人」，人的人性層次叫作「大人」，而整部電影講的「成人之學」是「成大人之學」，就是故事中張昌大心心念念琢磨的「大學」一文。因此，劇情聚焦在張昌大這個由小妾所生庶出的孩子，如何從一漁夫蛻變成士大夫——注意，當昌大辭官時，丁若銓才算火盡薪傳，那一刻的張昌大也才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士大夫。

3、劇本以張昌大反覆誦讀，試圖理解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為核心，這段大學中開宗明義的話中，「明明德」已經由昌大的老師丁若銓以尚書中若干篇義理來作說明，而「親民」，則是由整部電影情節之鋪展來注解。親民，就是親近人民。那麼，什麼是人民？什麼又是親近？

[a] 親，親近 「親民」的「親」，在電影中是治學方法，就是朱子理學的格物致知、即物窮理，也就是對人事物透徹的觀察、感受、理解、分析、歸納、辯證、融會等態度跟實踐方法。

[b] 民，人民 「親民」的「民」，在電影中，第一，指人們賴以維生的土地——這就是茲山魚譜的由來，茲山魚譜是丁若銓貶謫流放海島時，觀察漁民討海所獲，進而整理的魚類圖鑑。這裡，千萬別忘了朱子的身分之一是地質學家，他研究高山上出現的海中生物化石，發現陸升海降的現象——山崖之間，往往銜螺蚌殼及石子如鳥卵者，橫亙石壁如帶，此乃昔之海濱，今東距海已近千里。朱子理學中格物致知、居敬窮理的治學方法，丁若銓不僅應用在海洋，也用在土地上，比如從鄉里中農婦砍伐松樹幼苗的辯解中，意識到松樹作為舟車建築的營建木材，但是政府卻對木材課徵高稅、又禁止人民砍伐，那麼人民需要木材當做柴火怎麼辦，或喪事需要棺木卻還得花費鉅額跟政府購買？而且林地增而耕地減，形同與民爭地，等等問題使人民憎恨松樹，除之而後快，而憎恨松樹也就是憎恨惡法，這促使他寫下另一著作——松政私議。對漁林業的關心與研究，對資源使用的利弊探索，是電影中解釋「民」字的第一層次。 「民」的第二層意義，是百姓，是方志，是人們生活的情況與面貌，如電影呈現出地方上人們的百態，包括生產方式、婚喪祭祀、稅收勞役、知識教育等生活細節，這些是丁若銓在朝中而遠離人民時不能體會的。他流放孤島，或說禁閉於黑山，那其實是命運賞賜他的一個機會；相較於派駐而一樣滯留於當地的地方官別將，他就沒有把握住這樣的機會，而不過是怨天尤人，終日期待調職回京。 「民」的第三層意思，是寰宇，是世界，比如丁若銓會拿天主教聖經中的寬恕來會通儒家的仁；根據一名漁夫海上漂流至琉球、呂宋的奇遇寫下漂海始末一文。有一次，漁民從海上撿到洋船留下的地球儀，他把地球儀放在學生昌大的眼前，這裡，他教育昌大的是一個嶄新的視野，是新科學，是新世界觀，也是一個新的宇宙觀——電影隨後以他在悠悠天地間與銀河星空下獨立的畫面，來展現這一點。

所以，電影用故事情節來注解大學這句話，說的是：一個真正的人，他該走的路，是意識、修持、涵養、發展自己的人性而非動物性部分（人性就是仁愛，動物性就是利害），並且保持與自然天地、社會人群的接觸，並擁抱世界，那麼這樣的人才會完整而優質。

4、受到天主教聖經的影響，丁若銓汲取了其中的平等觀，把這平等觀和真正的「王道」結合，互相闡述——王道，講的不是帝王世襲制度，而是一個理想社會的呈現。所謂「王者，往也，天下所歸往也」，王道是天下人所嚮往，並且歸往的一個理想社會之實現。丁若銓的觀點，可說是真的回歸到儒家學說的核心裡，所以放棄了像弟弟丁若鏞那樣單就現實制度的角度去立論著述，而是絕塵避居。他告訴昌大，他心中理想的社會是沒有一個現實或階級中的帝王或主宰的，理想的社會裡，人人應該就是自己的主宰——這，也就是易經乾卦的「群龍無首，吉」。

5、這部電影展現出士大夫的氣節，包括蘇東坡在誣陷中突圍、柳宗元在西山重生、韓愈貶於潮州而振興文風、陶淵明辭官後審容膝之易安、汪中渡過寒夜見晨光則欣然有生望，甚至表現出何以沈從文在湖南寫邊城，與同時期五四運動一批救國知識分子行徑迥異。同時，電影表現這氣節的時候，結合了茲山魚譜中對烏賊「墨囊」和「軟骨」的描寫，形與意渾融一體。

松政私議

兹山魚譜

漂海始末

原文参考澎湃：//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542180

韩国导演李濬益的新作——电影《兹山鱼谱》以朝鲜著名学者丁若铨（1758-1816）流配兹山期间，在当地编纂鱼谱的往事为叙事主轴，讲述了他与当地人张昌大的友谊，并借二人的对话与经历来阐述导演自身对理想社会的设想。按电影片头所称，整部电影参考的是丁若铨为《兹山鱼谱》所作的序文。该序文全文如下：

兹山者，黑山也。余谪黑山，黑山之名，幽晦可怖，家人书辄称兹山，兹亦黑也。兹山海中鱼族极繁而知名者鲜，博物者所宜察也。余乃博访于岛人，意欲成谱，而人各异言，莫可适从。岛中有张德顺昌大者，杜门谢客，笃好古书，顾家贫少书，手不释卷，而所见者不能博。然性恬静精密，凡草木鸟鱼接于耳目者，皆细察而沉思得其性理，故其言为可信。余遂邀而馆之，与之讲究序次成编，名之曰《兹山鱼谱》。旁及于海禽、海菜，以资后人之考验。顾余固陋，或已见本草而不闻其名,或旧无其名而无所可考者，太半也。只凭俗呼，俚不堪读者，辄敢创立其名。后之君子因是而修润之，则是书也，于治病、利用、理财、数家固应有资，而亦以补诗人博依之所不及尔。嘉庆甲戌，冽水丁若铨书。

按上文所言，兹山本名是黑山，因黑山之名“幽晦可怖”，所以丁若铨及其家人才改称“兹山”，“兹”也是“黑”之意。黑山岛位于朝鲜半岛西南角之处，今属全罗南道新安郡。离黑山岛约38千米的地方还有名为“牛耳岛”的岛屿，在丁若铨生活的时代，人们也把兹山称为“大黑山岛”，而把“牛耳岛”称为“小黑山岛”。中国典籍亦记载了该岛，按《宋史·高丽传》所言，“自明州定海遇便风，三日入洋，又五日抵墨山，入其境。自墨山过岛屿，诘曲嶕石间，舟行甚，驶七日至礼成江。”这里提到的“墨山”即“黑山”，《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记为“黑山”。黑山岛是宋人从浙江赴高丽的必经之地，不过宋朝灭亡后，中原王朝与朝鲜半岛的交往更依赖北方陆上交通路线，黑山岛渐失交通要冲的地位。

在朝鲜王朝（1392-1910）时期，居于大海之中，交通不便的黑山岛历来被用作流配犯人之地。影片开头出现的垂帘听政的大妃即贞纯王后金氏（1745-1805），她的兄长金龟柱（1740-1786）在正祖李祘（1776-1800在位）即位后被指为阻碍正祖即位的罪人而被流配黑山岛。贞纯王后及其背后支持势力不可能不清楚黑山岛艰苦的生活条件，把丁若铨流配该处，显然暗含了故意折磨他的意图。

《兹山鱼谱》，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藏手抄本

丁若铨被贬黑山岛的背后，其实是天主教传入朝鲜半岛，遭到信奉性理学的执政势力强力镇压的历史。早在1784年，李承薰（1756-1801）随担任使团书状官的父亲李东郁（1739-？）赴清，在北京天主堂接受洗礼，正式成为天主教徒。这一年也被认为是韩国天主教的开教元年。天主教传入朝鲜半岛后，主要在受西人排挤、政治基础薄弱的南人党以及民众间传播，一度呈现出较快的发展势头。丁若铨、丁若钟（1760-1801）、丁若镛（1762-1836）三兄弟在党派上亦属于南人党，并受姻戚李蘗（1754-1785）的影响而接触到天主教。1791年，爆发了珍山（今属忠清南道锦山郡）的南人尹持忠（1759-1791）与权尚然（1751-1791）烧掉祖先牌位，采用天主教仪礼的事件，即“珍山事件”，老论僻派借此大举打击南人以及南人党领袖蔡济恭。正祖李祘虽然处死了尹、权二人，但并没有将事件扩大化。

1800年正祖李祘突然去世，贞纯王后金氏垂帘听政，朝鲜政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此时天主教成了贞纯王后与其支持势力——西人僻派打击政敌的重要借口。1801年春，贞纯王后下令肃清天主教，大量天主教徒被处死或流配，这次事件也被称为“辛酉教狱”，丁若钟即死于这次教狱。此外，一些王室宗亲与外戚也受到波及，如思悼世子李愃的庶子恩彦君李䄄（1755-1801），他因妻子宋氏与儿媳申氏是天主教徒的缘故被牵连处死，惠庆宫洪氏的弟弟洪乐任（1741-1801）亦被指为天主教徒而被处决。早在1794年，清朝神父周文谟随归国的朝鲜使团进入朝鲜半岛，后来一直留在朝鲜传教。虽然1795年朝鲜官方就获知周文谟入朝传教之事，但他躲在信徒家中，免遭厄运。不过此事亦在“辛酉教狱”审问过程中被发觉，周文谟被逮捕并遭处决。朝鲜官方还搜到了黄嗣永（1775-1801）等朝鲜信徒试图通过北京天主堂，捎给罗马天主教廷的信件，这封书信就是“黄嗣永帛书”。黄嗣永在帛书中提出包括请西洋出兵朝鲜，迫使朝鲜朝廷接受天主教等六项建议。朝鲜朝廷发现这封帛书后，大惊失色，派出使团携带《讨邪逆奏文》上告清廷。然而清廷却不以为意，也不相信朝鲜叛党与北京的西洋人勾结的说法。

按丁若镛所作《先仲氏墓志铭》的说法，主导肃清的洪羲运、李基庆等人的最主要打击目标是他本人。洪羲运的主张是：“杀了千人，不杀丁若镛，将安用之？”不过朝鲜朝廷最终认为丁若铨、丁若镛与“黄嗣永帛书”事件无关，免除了二人的死罪而分别发配黑山岛与康津县（今全罗南道康津郡）。丁若铨、丁若镛兄弟从汉阳出发，同赴流配之地，在罗州城北栗亭店分别，从此再无相见之日。

按丁若镛的记载，丁若铨入岛后，“益纵饮，与鱼蛮鸟夷为俦侣，不复以骄贵相加。岛氓大悦，争相为主。”看起来丁若铨与当地人相处得较为愉快，当地人也乐意把他迎接到家中。与电影中展示的由当地人负担丁若铨衣食之资的景象不同，实际上丁若铨的开销是由他自己支付。按后人对亦曾被贬至黑山岛的崔益铉（1833-1907）的流配生活的记载，“黑山大小岛，本无迁客支供之例，类多自费。而先生至是，正切在陈之忧，不得已为塾师资食之计。”即按黑山岛的惯例，流配之人的开销由其自费负担，与当地无涉。但在黑山岛这样的偏远之地，罕见文化水平较高的读书人，这些流配之人可以向当地人教文授课，从而用自己的学识赚取生活所需。崔益铉以担任塾师来谋生糊口，丁若铨亦是如此。丁若铨“谪居黑山之七年，有童子五六人，从而学书史，既而构草屋数间，榜之曰‘沙村书室’。”虽然黑山岛生活条件恶劣，但丁若铨对这种与当地人相处愉快的生活也流露出满意之色，他曾作诗曰：“三两客将秋色来，诗因遣兴未论才。凉颷在树蝉犹响，清月盈沙鴈欲回。小屋青山侵席冷，四邻白酒捧杯催。樵儿钓叟懽成友，恣意家家笑语开。”（《沙浦小集次杜韵》）

正是在这样的流配生活中，丁若铨结识了当地人张昌大。电影把张昌大描绘成向丁若铨求学的青年渔夫，二人是师徒关系。但按丁若铨在《兹山鱼谱》的序文中所言，他对张昌大的态度是“遂邀而馆之”，是以招待客人的礼节来对待张昌大，二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朋友关系。虽然丁若铨也说张昌大“家贫少书”，但考虑到十九世纪初黑山岛的社会经济状况，张昌大的家庭能允许他“杜门谢客，笃好古书”，已经证明他的家庭绝不是社会底层，而是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小富之家。此外，丁若铨也未明确记载张昌大的职业是渔夫，仅简略提到他对“凡草木鸟鱼接于耳目者，皆细察而沉思得其性理，故其言为可信”。黑山岛地处海中，靠海吃海，张昌大即便不是渔夫，由于日常所见所闻，应该对鱼类有较多了解，加上他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丁若铨才会做出“其言为可信”的判断。丁若铨曾作诗寄给张昌大，诗云：“人说张昌大，迢迢逸士林。古书恒在手，妙道不离心。忽忽初更话，悠悠隔海音。何当穷日夜，到底理源深。”（《寄张昌大》）在丁若铨看来，张昌大是一位远离尘嚣的隐逸士林，能与这样的人士交往，也是苦闷流配生活中的慰藉。而影片在张昌大身世上多有发挥，称他本是两班张氏家族的庶子，不被生父承认，跟随丁若铨学文识字后才获得生父的认可，并通过生父的帮助得以参加科举考试，并体验了一段官宦生活，近距离接触到朝鲜基层吏治的腐败。不过这一段纯粹是编剧与导演为深化影片主题而加入的想象，并无明确的史料依据。

《漂海始末》，全罗南道新安文化院藏手抄本

影片中段演绎了丁若铨、张昌大与当地人文淳得会面，听文淳得讲述此前漂流到琉球、吕宋诸地故事的一幕。听完故事后，丁若铨觉得此事值得记录下来，所以写下《漂海始末》一文。丁若镛的门人李纲会（1789-？）在《云谷船说》中提到：“淳得业商者也，虽无文字，为人慧能。岁壬戌，淳得漂到中山地，即琉球，自中山发舶还国，又漂至吕宋。吕宋者，海外番国也。福建、红毛、西洋等诸舶互相通商，其船制亦多妙解。自吕发舶顺风十一日，始抵广东澳门者，西南海舶辐辏之地也。”在朝鲜王朝晚期，朝鲜朝廷与琉球等地并无直接官方往来，朝鲜人想要了解这些地方的情况，大多通过书籍间接获得知识，或是通过燕行使臣在北京与这些地方的使臣进行交流。偶尔发生的船难、漂流对当事人来说虽是一场灾难，但也开启了他们直接踏上异国之地，了解异国之情的可能。

文淳得于1801年阴历十二月出海，次年正月遭遇风难漂至琉球，从琉球出发回国时又遇风难，再漂至吕宋，又到澳门等地，后来一路往北直到北京，跟随朝鲜赍咨官回国。待他回到家乡，已是1805年正月了。《漂海始末》由三部分组成，其一是日记，逐日记录了文淳得的经历；其二是文淳得滞留琉球与吕宋期间对当地风俗的观察，包括风俗、海舶、物产等内容；其三是用汉字表意，再用谚文（古韩文）标记出琉球、吕宋的语言。影片中文淳得称自己会吕宋语，曾受朝廷之命为漂到朝鲜的吕宋人充当翻译也不是虚言。按《朝鲜纯祖实录》所载，“罗州黑山岛人文顺得，漂入吕宋国，见该国人形貌衣冠，其方言亦有所录来者。而漂留人容服，大略相似，试以吕宋国方言问答, 则节节脗合。”不过影片中文淳得称自己因该次翻译出色被朝廷授予“嘉善大夫”的赏赐之事则有移花接木之嫌。实际上直到1835年，文淳得才通过“纳粟”的方式获得这一位阶。

文淳得纳粟帖，新安郡南平文氏家藏

丁若铨花费心血认真记录文淳得的经历已然昭示他认为文的经历非常重要，有利于拓展见闻与学习外国的长处。如在《海舶》一节，丁若铨仔细记录了琉球海船与吕宋海船的样式与优点，这其实也是朝鲜在造船时可以学习的地方。实际上，丁若铨不论是编纂《玆山鱼谱》，还是记录《漂海始末》，乃至因目睹岛上松政的弊端而撰写《松政私议》，无一不是他重视“利用厚生”的实学学术倾向的反映。正如影片中所展现的一样，十九世纪初期的朝鲜吏治极为腐败，“黄口充丁（未成年人被算成军丁而征税）”、“白骨征布（死人被列在征税名单上被征军布）”的荒唐景象常常上演。但沉溺于性理学的两班们只懂高谈与实际的国家治理相距甚远的“理”“气”“性”等概念，一边享受奢侈的生活，一边纵容胥吏们盘剥百姓。这些只会高谈概念的两班们其实也不懂税收、铸币、松政（朝鲜把松树视为贵重资源，种植养护松树之事即松政）等具体之事，往往委派胥吏们全权处理。有鉴于此，丁若铨、丁若镛兄弟才会撰写如《玆山鱼谱》《松政私议》《牧民心书》《经世遗表》等一系列或有助于“利用厚生”，或有助于“牧民”的实用之书。然而可惜的是，丁氏兄弟的这些书籍在当时并未受到执政者的重视，直到后世才有人才发现了它们的价值，并把丁若镛奉为朝鲜实学的集大成者。

非常喜欢近几年韩国电影的片名风格，看起来漫不经心、摸不着头脑但实际又有四两拨千斤的感觉。很酷。比如这部《兹山鱼谱》，不了解韩国历史的人肯定是不知所云。比如同样在第57届百想艺术大赏拿了大奖的《三振集团英语托业班》，韩影最近少有的女性题材电影，有我很喜欢的李絮。再比如《建筑学概论》，是一部不错的爱情电影。

《兹山鱼谱》是一部朝鲜王朝（1392～1910）后期的著名文献，是韩国古代最全面和详尽的鱼类学书籍，历史地位很高。电影讲述的就是本书作者的故事。主人公丁若铨年少时，因父亲去京城为官而来到汉阳，接受了阳明学，后又对西学和天主教产生浓厚兴趣，并从事天主教活动。1801年，朝鲜发生了大规模镇压天主教的“辛酉邪狱”，丁若铨三兄弟的命运也发生改变。丁若钟被杀死，丁若铨和丁若镛被流配。来到黑山岛上的丁若铨，安然接受命运，并对这里的海洋生物产生了浓厚兴趣，决定写一本关于海洋生物的书籍。岛上的青年渔夫张昌大一心读圣贤书，想要考取功名，丁若铨与昌大互相协助，一个读书，一个著书。

编导最厉害的能力就是于细微处见大义，这也是韩国历史题材电影最精彩的地方。一部书，三两个人物，可以铺排成一段气韵悠长的苍凉传说。电影根据《兹山鱼谱》序言改编，有真实的历史基础，但也加入大量的虚构情节。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电影有意把丁若铨和张昌大塑造成既为师徒又互为对照的人物。丁若铨，功成名就，宦海沉浮，思想开放，心系苍生；张昌大，底层草民，家徒四壁，忠厚勤恳，渴望改变。

丁若铨问，为什么读书。张昌大答，为了活得像样一点。

古代朝鲜和古代中国一样，读圣贤书，考科举，做大官，是底层人突破阶层、向上流动的几乎唯一途径。对书本的崇拜背后都是对成功的期待。电影里经常引用《大学》开篇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昌大在昏暗油灯旁，捧着书本，反复诵读的时候，他期待的大概不是“至善”，而是“功名”。

读书，书本，知识，被简约为“成功”的代名词。

八零甚至九零一代大概都有这样的成长经历：从小学到高中，上学读书都是头等大事，拿名次，得奖状，全家光荣；十年寒窗苦读，终于榜上提名，家里最大的期待就是上大学，当大官，有出息；步入社会，酒文化，茶文化，圈子文化，办公室文化，潜规则，托关系，走门路，难得糊涂，权钱交易，溜须拍马，栽赃陷害，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胳膊拧不过大腿，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光脚不怕穿鞋的，这些书上从来没有教过的东西成了生活日常，而且美其名曰“社会大学”“生存智慧”。

学的是“真善美”，做的是“假恶丑”，学习知识成为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高效方式。曾经的手不释卷，早已变成烟不离手酒不离口。

十九世纪初期的朝鲜吏治极为腐败，电影中出现的“黄口充丁（未成年人被算成军丁而征税）”、“白骨征布（死人被列在征税名单上被征军布）”频频上演。权贵阶层高谈阔论，不理世事，胥吏狐假虎威，盘剥百姓。穷苦百姓唯一能抗衡的武器就是自己的生命。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没有制度是完美的，“坏”制度下也会有善政，“好”制度里也会有恶行。所有的善恶都是人创造的。

如果你欣然接受，可能就像电影后半段靠学问成名后的昌大，终于看到人生曙光，接受曾经嫌弃他的父亲抛来的橄榄枝，“想抓泥鳅，自己要进泥塘” ，跻身儒林，研究仕途，推杯换盏，卖官鬻爵，鱼肉百姓。你会心安理得，因为这是你艰苦付出应得的回报。

如果你坚决拒绝，可能会像电影里的丁氏兄弟，为了心中执着的信念，抛洒热血，蹉跎前途，穷困潦倒，依然不坠青云之志，安贫乐道，笃志躬行。你会光明磊落，因为这是你一直追求的知行合一本真人生。

电影中的丁若铨代表一种理想人物，思想开明，心系苍生，忧国忧民，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他会问昌大：“为什么你们就是负责钓鱼，我们就只是负责吃鱼呢”。东西思想交融和启发使他能跳脱出来，重新思考国家、君臣、人生和学问。他的“离经叛道”注定了不被理解，他的真诚耿直注定了郁郁终身。

张昌大实际上完成了两次启蒙。儒家经典和出人头地的梦想，让他精进学问，增益才智，一展身手；西学思想和官场现实，让他明辨是非，回归本心，如梦初醒。

知识是双刃剑，丁若铨和张昌大都靠掌握知识的秘诀一度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也因为信赖知识的纯洁不能同流合污而放逐自我。个人面对庞大的国家机器，是无力无能的。他们意识到了，所以他们愿赌服输。

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了吗？没有，现实意义上，他们都失败了。

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了吗？有，命运最终是被他们自己掌握了。

知识越多越好吗？

鲁迅在《呐喊》的自序中，曾有一段经典的“铁屋子理论”：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了就有了十余篇。”

然而最终推动社会变革的不是文化启蒙，批判的武器最终被武器的批判代替。

知识“无用”，但还是可爱的。

家居嫂用朴素的语言说：“种子重要，土地也很重要；播种的父亲重要，辛苦怀胎的母亲也很重要；看了这么多书，这些都不懂吗？孩子们得知道母亲多么不容易，男人也得知道自己婆娘多么不容易。”

因为捡到一个地球仪，丁若铨借机教导昌大：“那些西洋人，明知道世界是圆的，依然相信天主教。所以我也运用圣礼学接纳了西洋的几何学和修理学。圣礼学和西学绝不会是敌人，而是要一同前进的挚友。”

豆瓣上很多朋友评价这部电影的时候都多少带着遗憾，“这种历史题材本该由我们述说，但这是一部韩国电影。”国产电影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文化和题材的所谓归属其实不用过于纠结。人类的文明史已经一万多年，国家和民族只是近二百年的新概念。文化始终是流动的，每个群体都可以采取自己认可的部分接纳吸收，塑造自己的文化。同在东亚儒家文化圈，这部电影水墨画般的气质与民贵君轻的价值观可以说是“中国”的，也可以说是“韩国”的。学习知识本来应该是让我们求同存异，殊途同归，不该用来定高低，别贵贱，分敌友。

导演李濬益接受采访时说：“丁若钟把天主教当作宗教，丁若镛将其作为性理学的补充品吸收，但丁若铨把‘西学’当作哲学来接受,《兹山鱼谱》是其成果之一。”“如果你想轻描淡写地看，那这部电影只是描述丁若铨和弟子昌大的关系，但再深入一步，就会发现价值观念的对抗，这是关于世界观冲突的故事。丁若铨是以自己的方式接受西学，追求新哲学的人。相反，丁若镛以性理学为基础，接受了部分西学。而昌大是想在现有的秩序下取得成功的人物，因此比起丁若铨，他选择了丁若镛的道路。在此过程中，与老师的观念冲突、思想的碰撞等等，都以电影的方式讲述着。简单远观，你可以享受两人的友谊，如果深入挖掘文本的话，这将成为一部可以从哲学角度思考的电影。”

电影里的丁若铨说“我所期望的是，没有两班和贱民之分，没有嫡子和庶子之分，没有主人和奴隶之分，也不需要君王的那种世道。

无论是西学还是圣礼学，只要是美好的都可以用，我运用圣礼学接纳了天主学，但是这个国家，却连一个渺小的我也容不下，这个国家的圣礼学究竟是为了谁。这个国家的主人是圣礼学，还是百姓？”

一个绵延了至少两千年也没有完美解答的问题。

韩国电影越来越以民众代言人的身份积极发声。制度上韩国有标准西式民主政治的自信与骄傲，但骨子里也许依然东方色彩浓厚：强烈家国情怀，期待明君贤吏。

《兹山鱼谱》用一个非常传统和简朴的故事再一次讨论了人何以安身立命，完美世界也许永远不会到来，但人还是一代一代继续活下去。“昌大啊，活成不断向上飞的鹤虽也不是坏事，但是即便被泥垢污秽沾染，也选择活得像兹山一样，荒凉黯然却生机勃勃自由惬意，也未尝不是有意义的事啊。”

以前常想，如果谁把苏东坡拍成电影，那定是极为好看，因为苏东坡的一生本就非常精彩，他的精彩不在庙堂，而在放逐的路上，写诗喝酒小发明，种菜斗嘴泡村姑，把日子过出了花来。相比于三苏，韩国也有个知名的士大夫家族三丁：丁若铨、丁若鐘、丁若镛。

1801年，东西方文化交流扰攘盛行，高丽开始流行天主教，丁氏三兄弟接受了西学，受到当时奉行儒家圣贤学的朝堂排挤，丁若鐘被斩，丁若铨、丁若镛被流放。

《兹山鱼谱》讲的是丁若铨流放黑山，在放逐的岛上，放下圣贤学问，改钻研起鱼类习性的故事。之中穿插大量西学、东学的灵魂对话，出世与入世的活法纠结，上流社会与平民百姓的阶层隔阂…都在电影的黑白两色中形成冲突与反思。想想这几年敢拍成黑白片的，如台湾的《大佛+》、俄罗斯的《亲爱的同志》，以及这部，都是有着极为深刻的故事内核。

以前我们知道日本人玩东方美学非常厉害，现在看来韩国人也相当厉害，绝句格律信手拈来，圣贤之语脱口而出，黑白水墨跃然纸上。但是，韩国人留了一手，学生问为什么不用汉字写诗，老师回答很巧，说是因为世界上除了汉字，也还有其它更好的东西。你看朝廷那些个当官的，哪个不是满嘴儒家圣贤书，哪个不对老百姓吃人不吐骨头呢？

这部电影用中国风的形式，舞文弄墨的闲暇，写出了一部代表自然科学的《兹山鱼谱》，暗示高丽民族打破儒家文明次元壁，融入现代文明的艰辛历程。让我一个中国人看了感慨良多，同时也感觉脸上火辣辣的，我甚至觉得这部电影对我们这个民族的启示意义更大。

你看啊，高丽人也没说我们的泱泱国学不好，只是大海宽广，游鱼自在；天空辽阔，群星灿烂。这部电影不像其它韩国电影经常用力过渡，倒是有点像日式电影，讲起故事来含蓄、凝练、平稳、从容，很典型的用普世语言讲述传统。很好！

流放一词对于中国文坛大家并不陌生，凡是落难时往往成就佳作，更有“国家不幸诗家幸”夸张之言。可惜这样的题材，却为韩国影视文学所选取所呈现。随着国籍身份的转变，主人公所写也为百科全书，偏实践类的兹山鱼谱。 一、 士大夫与渔民

士大夫与渔民，不是高官关心民间疾苦而相遇，因为一场流放，一本鱼类百科全书，让两个毫不相关、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命运紧紧交织在一起。地位悬殊，一个是两班，饱读诗书、出身高门的士大夫，一个是贱民，学问有限、生活贫苦的贵族私生子。 但因为丁若全相信“人人平等”，他对待张昌大只是在学问上有所差距（而这种差距可以缩短，张昌大也有丰富的鱼类知识），若说待他和待岛上人有什么不同，那应该是等待这个小岛青年主动奔向自己的怀抱，求学问道，当然也是爱才惜才。 追求不同，一个是信奉异端邪说的叛徒，一个是拥护性理学的野小子，也注定两人的分道扬镳。如同一开始咒骂、唾沫星子淹死人的汉阳百姓般，张昌大对丁若全避而远之，即使在学问上困惑多多，向学之心也抑制着。 之所以产生退让，一是因为两人做了一场知识互换的交易。“越了解朋友，我也会变得更有深度”。

在这位双重叛徒的身上，有张昌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更何况“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明知地球是圆的，西方人不放弃天主教的信仰；西学东渐，对于舶来的科学文化，曾经的朱子信徒也曾用性理学所丈量过。 实在的道理打动他，也让两人真正成为师徒，度过一段平静而丰富的时光。 此外有限的学识也让他无法摆脱贱民的身份。张昌大终于成长一个合格的儒生，分岔路口出现在面前。曾经熄灭的想法再次点燃，对君君臣臣仍抱有幻想，科举入仕，谋求官位想为百姓做事。 但现实证明，大鹏展翅高飞，看到的却是满目污浊，触目惊心，整个国家都烂透了，没救了，这就是为什么丁摒弃儒者之道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他放弃功名重返黑山岛。张昌大直到此刻才明白为什么他的老师只有寥寥作品，为什么只写这本百科全书。

二、兄弟情深：本是同根生，分飞似落花

如果放在中国背景，文人家族数不胜数，古有三曹、三苏，近代有三周。

只不过曹氏兄弟如同死敌，相亲相爱的树人、作人决裂，苏轼、苏辙的情谊深厚难能可贵，正如影片中的丁若铨、丁若镛。

丁氏兄弟，性格不同，选择各异。

老二在片头早早殉道，老大丁若铨（主人公）被流放黑山岛，寻出世超脱，走的是无君无父的道路。老三丁若镛仍是地道的儒者，著书立说，希望后辈能扛起重任兼济天下。 但凡兄弟，有一主导，有一跟从。弟弟丁若镛，甚至先王，皆求教于丁若铨。连流放事件的始作俑者也说，哥哥比弟弟更可怕。可怕在哪？可怕在丁若铨更豁达，更大胆，洞明世事，才会一叛儒门再叛天主。弟弟的流放都已经解除了，他却至死仍为罪人。

因为流放，兄弟两人被迫分离不得相见，只能通过书信来往。栗亭店分别，貌似呈现的是弟弟的不舍，哥哥的豁达自如，但当身处穷山恶水的丁若铨，同样会心境落寞，一边望月吟咏，以表思念，一边拿着酒坠入大海。

豁达是苏轼自我宽慰的一种体现，对丁若铨也是如此。所幸他遇上昌大，所幸他挖掘出黑山白水的宝藏。即使到最后都没有呈现相见的画面，却并不妨碍两人心心相印。 三、意象丰富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恋人音信相通需请青鸟为信使，而青鸟在本片中也传递着希望。

从头到尾的黑与白，这是唯一的一抹亮色。

从海胆嘴里露出头和喙的雏鸟，一开始以为是死，结果确实生。死中孕育出生，孕育着希望。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师傅还在念叨着徒弟，强撑病体书写着鱼书。

类似的好意象很多，比如写书用的乌贼墨汁（乌贼虽从污秽中来，喷出的墨汁却是上好的宝贝）等等，留待观众们挖掘。

四、后记

百想艺术大赏结束一段时间了，曾经也为薛景求、卞约汉无缘奖项遗憾，但好在导演李濬益获得导演奖，也让我们看到南韩对文化电影，传记电影的肯定与认同，即使没有高票房。 如果拍一部天朝的《兹山鱼谱》，拍徐光启，结果可想而知，最新例证是上周末上映的《柳青传》。 tc的传记电影在20世纪60和80年代曾掀起一波小高潮，毛病一样，内容、思想性不够，放到当下更是做不到、要求不得，以至于萌生念头，拍纪录片好了，比如《柳如是》导演最新的《王阳明》。 不过想象的翅膀当然可以大胆展开，如果拍三苏，或许从苏辙的角度去拍；如果拍三周，可以从周建人的视角去看，这是本片予人的一大启发，也是导演匠心之处。 可我们的故事在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