谎言迷情

就电影美学而言，可能只有三到四星，给五颗星是因为这部电影的立场和反思。在纳粹人性化的电影趋势中，这部电影表示着不赞同。

电影的背景是1958年战后经济快速复苏的西德，每个人都在尝试遗忘曾经的战争，尤其是加害者。年轻一代的人们并不理解纳粹到底指的是什么，奥斯维辛曾经犯下过什么样的恶行。故事从青年检察官的寻找开始，在第二次奥斯维辛审判中结束。

二战结束，冷战开始。苏联和东德对法西斯主义的清算，反倒让西德对那段历史只字不提。没有法律的审判，整个社会对那段暴行视而不见。曾经的军官可能成为小学老师，成为面包师傅，成为西德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没办法审判他们，因为他们奉命行事，没办法起诉他们，因为无法证明他们曾经犯下的罪行。他们只是罪恶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每个人都可以用一句“这是指令”把自己的罪恶摘得干干净净。与此同时，还能看到那些高等的军官，那些家产丰厚的大资本家，他们在战后完全没被审判，甚至还可以说活得不错。而那些幸存者却被巨大的愧疚感压得几近死亡，不敢回首曾经的人生。

因为敌人是苏联，就可以漠视曾经法西斯的罪恶吗？因为曾经的法律无法审判法西斯暴行，所以只能变成媒体的狂欢吗？构造一个又一个变态杀人狂的故事，将制度和机构的暴行，变成一个个变态的人的恶行。平庸之恶，无法审判。

为什么要求战争的受害者原谅战争的创伤，为什么说一切都可以过去，都可以遗忘。

德国人始终是一个奇怪的民族，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德国和德国人引起着他们的着蜜汁好感，纳粹礼在中国是可以被日常用来开玩笑的，“高于一切”和“希特勒万岁”也是可以当众喊的，虽然并没有多少人真正明白那是怎么回事，更不要说《霍斯特·威塞尔之歌》曾经被用作列队进行曲。如果要追溯一切，也许要从1970年12月7日的勃兰特算起。

然后在最初的最初，一切都不是这样。电影就告诉了我们一个勃兰特下跪之前的联邦共和国的样子。

现在的中国人很难想象的是，在电影开始时的1958年，没有什么德国人知道大屠杀，甚至没有人听说过奥斯维辛，有关第三帝国的一切都被人为的忘记，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1945年以前，纳粹已经侵入了社会的各个角落，任何人的父母、长辈、老师、上司都可能曾经是纳粹，你不可能让孩子问自己的父亲：嘿，你以前是纳粹吗？那你为什么不去自杀呢？

这就是阿登纳政府的核心思想。

事实上，确实有太多的纳粹隐藏在阿登纳政府的高层里，第三帝国覆灭前夕，为数不少的中高层逃往南美，剩下的几乎全部都改头换面脱下军装在新的BRD和DDR里生活，他们是构成着BRD和DDR的社会核心，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也是第三帝国的延续。

直到1963年10月15日阿登纳辞职以后，德国民间对纳粹的反思才逐步开始，整场内卷行为从1963年一直持续到1968年，是一种对德意志民族的净化，但遗憾的是，这些行为始终都是法律行为，所谓法律行为，即要有明确的被害人和明确的犯罪手段，这对于这个民族来说，其实远远不够。

在电影《朗读者》中，少年米夏认识汉娜也是1958年，对汉娜的审判则是1966年，两部电影在时间上的一致性，其实正好说明了那段德国的历史。

电影里由格尔特·沃斯扮演的黑森州总检察长弗里茨·鲍尔，是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是他策划了对艾希曼的抓捕，并最初由他联系了以色列的摩萨德组织，按照摩萨德局长哈雷尔的回忆录记载，当时摩萨德的目标是艾希曼和门格勒，但是抓捕时情况紧急，只抓获了艾希曼，就迫于国际压力不得不马上离开阿根廷。然而，无论是西德还是以色列，甚至艾希曼和门格勒，都知道所谓抓捕就此结束了，阿登纳政府以2.5亿美元的军火为代价换取以色列不再审判时让艾希曼咬出其他纳粹高层，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始终都在德国，让人难以想象的是，甚至西德第三任总理基辛格，1933年时加入了纳粹党，1939年起成为戈培尔的主要助手。

对艾希曼的抓捕发生在1960年5月11日，这在电影中都有所提及。对于门格勒，历史上他的父亲卡尔·门格勒死于1959年，按照电影描述，他曾经出席父亲的葬礼，并在一年后短暂的回到德国，那正是艾希曼被捕之后，时间上也吻合门格勒认为自己安全了。

历史上门格勒在1960年离开德国后前往巴西，并一直生活在那里，直到1979年2月7日他溺水死亡，他是一个非常冷血的人，也是各种地摊儿文学中的主人公，传说中制造连体婴儿和活体染色眼球的主谋，他为整个城市留下产业，死前告诉儿子罗尔夫·门格勒，他没有伤害过任何人。

所以说，德国人是一个很奇怪的民族，一方面对纳粹深恶痛绝，甚至有些杯弓蛇影，另一方面又一直享受着纳粹带来的红利，总是觉得做的已经很好，但根本的灵魂始终没有触及。

比如发生在2021年9月30日如同闹剧一般的对96岁的集中营女秘书的审判，在开庭前夕女秘书突然逃走，4个小时以后被抓获。德国政府对96岁高龄的人的审判固然让人肃然起敬，但是又有多少人真正想过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呢？

再回到男主的女朋友，片子里有一处情节是男主送她回家，在楼下听到楼上她父亲和战友们在唱歌，那首歌是《霍斯特·威塞尔之歌》，其实到这一时刻我就已经知道对方的身份了，1945年之后这首歌被禁止，也许除了中国，没有哪真的放过这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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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人對二戰的反思並沒有像我們想象中那麼順理成章。德意志民族也不是一個天然理性的民族。在這個曾經受到過戰爭創傷並崩潰的國家裡，達成社會和解之前是否需要窮盡對惡行的追究，還是整個民族在一種無意識的寬恕中完成政治上的和解情感上的彌合，這個問題對於每個德國人來說太難了。因為直到現在我們都無法厘清士兵們在戰爭期間履行職責和犯下罪行之間的界限。人們可以輕易地說出一句“請抬高槍口一吋”，卻無法幫助當事人找到“忠誠”的邊界。

每個納粹時代的德國人似乎都背負著納粹的原罪，至少也是道德上的負擔，因為“雪崩之下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即使是20世紀30年代以後出生的那一代人被普遍視為無負擔的一代，也同樣要面對父輩們的歷史。電影裡的約翰自認為理解了正義的真諦，於是憑著一股子激情與衝動去觸碰這個全德國社會政治、歷史、道德和情感的雷區，卻無法釋懷父親曾經是納粹黨員的歷史，無法原諒朋友曾經是奧斯維辛守衛的歷史，無法面對曾經的納粹高官們如今依然逍遙法外的現實，更加茫然於整個社會對不久前才結束的納粹暴政的無知與麻木。

電影不僅僅是約翰個人的心理發展史和成長史，也是對於德國社會中歷史麻木者群體和道德潔癖者群體的批判。這兩種極端的人群撕裂了社會，破壞了社會和解。

電影的結論是歷史沒有對與錯，正義的目的不是為了懲罰，而是讓所有人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裂縫不能完全修復，但總比扔進歷史的故紙堆裡要強。我們無法苛求每一個罪犯都會反思和懺悔自己的罪行，這應該是上帝的工作。人們能夠做的就是堅持初心，做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情。

真相並不是羞恥的，也不會撕裂一個社會。謊言與緘默才是比希特勒和斯大林模式本身更可怕的東西，因為它們不需要歌頌，也不需要解放，甚至不需要劊子手。在謊言和緘默模式下，所有人都是幫兇和劊子手，所有人都是被奴役者。這才是恥辱，作為一個人的恥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