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照
剧情介绍
1982年，隆冬时节，苍茫大地，人们在渴望春天的到来（包产到户）。 王支书要村里恢复演出老戏。“戏篓子”路老鹤，安排杨志刚演男主角，女儿路小芬不情愿。女儿的意中是奎疯子的儿子王树满。 在奎疯子眼里，花生是他的“图腾”。有人偷了九亩半的花生，急得他满街乱转。他发现，不止一人拿着花生去路老鹤家…… 人见人怕的奎疯子，却对路小芬言听计从。整日像个孩子跟在小芬身后走动。 这晚，队部秘密开会，整出一份分地计划。不想，计划还没捂热乎就被杨志刚连夜从抽屉里偷了出来，公布于众。王支书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奎疯子和霸占了十年的“九亩半”成了“分地”的焦点。 “唱戏”“分地”交织中，牵出一段历史悲剧。 电影《村戏》剧本改编自《贾大山小说精品集》中的前半部“梦庄生态”部分，主要是《村戏》、《花生》和《老路》等三篇。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无须多言夫妻吵架狗都不理，而查理笑了阿唐奇遇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非军事区直线篡位
长篇影评
1 ) 与《村戏》导演茶叙：一部电影的诞生
人的孤独感中会有一种体现，当你看到一部好的作品（无论电影文学或者任何艺术形式）后，本能的产生和创作者认识、交谈的冲动，比如《给青年诗人的信》就是如此产生的，我这种感受最近一次出现是在看新浪潮老祖母的《脸庞，村庄》，为一种富有艺术创造力的生活吸纳，而在生活中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创作者，是年前采访《村戏》的导演郑大圣。
我们约在电影院楼下大厅的咖啡店，那天是《村戏》在上海的一场特别放映，导演穿了一件墨水蓝的“军棉袄”，脚上是运动鞋肩背着双肩包，很大的个子，初见第一眼就给了我一种混合凝神的气息，像突然在玲琅明亮的都市环境里走进了一位前现代青年，但他的神情和气质又携带着刚从西方而来的仆仆风尘。
1968年生人的郑导，像真正的青年。
他的精气神儿带着前现代的明朗和健康，他的言谈里有一套优雅的东方古典体系，但他的电影逻辑和构成又完全是西方“作者电影”的训练，这样的电影人被发现的时候，有种难以置信的惊叹：宝藏居然就在家门口？
他的人和电影一样，当你看到《村戏》就会十分确定：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观影体验，它很奇特，但凡看过的人都从影院走出来的时候忍不住生疑，疑惑这种带着民族力量感的电影怎么会突然冒出来在这个时代。
但它又让你“叫好”，它不是一种好莱坞式为人类某种打通的共情谋反或者解气，也不是国产电影的机灵和慰藉，它是一部被评价为“鲁迅式”的电影，但又因为这种“确定的好”让跨时代、跨年纪、甚至跨文化的观众，都接住了这颗电影“核弹”。
一开始因为黑白影像和题材的原因让我想起来姜文的《鬼子来了》，整体看完以后我却一个字也说不出，它谁也不是，这是一部完完整整的无法复制的作品。礼物一般的演员和置景，大导的手法和调度，一般作品能把道具营造出来时代感已经不错了，而这一部，连同电影里的人都全部做旧，简直穿越到了上世纪特殊时代的门口，用旁观的眼睛看着历史以前。
甚至十分奇特的是，这电影里用着民间剧团的非职业电影演员，在一个混沌的北方农村里，聚集了天然的一团“真气”，他们成了《村戏》密不可分的形成，彷佛这电影如果换成职业演员就出不来它该有的味儿了，这种直接的猛劲儿是谁遇见了都要愣愣的几秒，对我们所处的空间现实产生一些疑问。
和郑导的这场谈话当然围绕《村戏》而来，它在一定层面上终于给了我们一个解密，一部“佳作天成”的电影是如何诞生的，讲民间剧团像礼物一般从天而降，讲对独立电影的行业思考，讲电影世家的双职工家庭和学习电影的青年时代，讲电影是一种呈现和对“人”的在乎。
1.电影是一个呈现
走走：我觉得您的电影属于给大家添堵的，看完以后大家心里面会觉得很堵。
郑导：（笑）那你说说，越直觉越好。
走走：比如说电影里有一句台词，在整部电影的尾声，大戏终结，疯子父亲看着棺材里的小女儿，封印的时候说的一句“可别回来了”。其实电影从“钟馗打鬼”那里开始，从头到尾的伏笔都讲清楚了，也从那儿开始那种彻底的大悲伤在心里升腾出来，这句台词之后画面里也是大雪，看的人也觉得人间下了一场大雪。
郑导：“别回来了”，这句话和制片人（朱斌老师）也商量了很久，冒着很大的压力留下来了，我们讨论过很多次。
走走：讨论这个台词，所谓的压力是什么？
郑导：因为这个地方让人不愉快（停顿），其实……岂止是不愉快。
走走：但是您的电影都是如此，都不是愉快的，比如《天津闲人》
郑导：对，貌似一个杂耍的、嬉闹的故事。
走走：在您的电影里我看不出来您的表达欲，很多电影我们都能在电影里寻找到信息，我们能通过二次解构的方式去了解到导演想表达什么，但是您的电影里似乎很难找到这种信息，您是藏的很后面那种，所以整个电影很完整，就把整个世界“哐当”放在我们的面前，把观众拉到一个不同的世界、时代、语境，然后这个时代还距离我们本身不远。
郑导：电影是一个呈现，不是说表，我只能按照我觉得、我以为的好电影的样子去试着做自己要做的，对我来说好的电影是感受，而不是被告知的，甚至不是可以拆解讨论的，得感受。
2.情状：必须把它拍出来，哪怕存着都行
走走：《村戏》有种无法解构，无法告知的好。是我们在当代电影里少有的一种电影体验，许多看过的观众给的都是一个结果，说它很牛逼，但没有人知道怎么回事，这里面有强烈的观影隔离，像您这样的电影人又很小众，而现在电影的审美生态又是很割裂的现实，那您拍《村戏》想把它放在哪儿呢？
郑导：说实话，拍的时候没想过这些。只是我觉得特别想拍，而且必须把它拍出来，所以一旦得到一个很幸运的资金支持，就一定要拍。我们做了一年半的剧本，竟然能够在现在这样一个商业浪潮汹涌的环境里，还能得到支持拍这样一个电影，我觉得我必须把它拍出来，哪怕拍出来把它存着都行，但是我必须把它拍出来。
我也没想过拍给什么样的观众看，我觉得顾不上。更没有去想这个片子是什么类型，什么款，它很难被归类，但是我特别想把它拍出来，想把那个‘情境’拍出来，倒不是说我要拍的是1980年代初？1970年代中？倒不是针对这个时代，对这个故事或者对我而言，七八十年代它其实是块舞台幕布，重要的是前头这些人的“情状”，我们这个故事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戏剧性的跌宕起伏，奇绝诡异都没有，就是一些“情状”，但是必须把它拍出来，拍出来先存着都行。
走走：还记得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吗？
郑导：它是很简单的，白描的，短篇小说集，叫《贾大山精品小说集》。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写的很白描，一个一个人物，不是多么波澜壮阔的故事，是人物速写，很快就看完了，很清淡，也不觉得它特别要说什么，但是隔一两天再隔几天你老会想起它。
你再看一遍，也没有看出特别要表述的，但是越看，越反复读你会觉得它里头含着很大内部空间，一个很短的短篇小说能做到表面上什么都没说，而实际上说了很多或者什么都说了，当然对于书写是不容易的，对于这样几篇文字变成一部电影更难了，但是想试试，就这么开始了。
对我来说，就是那个“情状”很有意思，想象着我们来看那个“情状”，七十年代中到到八十年代初，是一块舞台幕布，幕布拉开，“情状”是前头的人，他们的种种的表现和行为，这个有意思。这个片子其实是一个排练的过程。
3.“村戏”为何缺席
走走：观众会问，这个电影排了那么久的戏最后也没演。
郑导：这是一个典型的提问，我们只在声轨上让他上场了，《打金枝》那场戏是一个很彷徨的很热闹的开场曲，我们在声音上比较写意的让它在视线以外演了一场。因为对我来说他们在排的那出戏，怎么在上台演出的不重要，他们本身是台戏。
筹备的时候朱老师（制片人朱斌）也反复的问我，你真的想好了不让他们演出来？我说对，其实我们那帮演员都是乡村的戏曲演员，他们是真的能演戏，《打金枝》是他们那个剧团的拿手戏，然后他们在各地的村子里去唱戏巡演，一台戏唱两天，五天十场日夜两场，《打金枝》是被点的很多的戏，中国老百姓爱看《打金枝》，热闹嘛，而且它其实是每个家庭发生的家庭伦理感情剧，但是因为是一个忠心名将挂在一个第一家庭上，所以这个家庭伦理感情剧就变成了一个大剧，就有了传奇性。骨子里其实是家庭伦理剧，所以不需要把它拍出来。
4.观众
走走：《村戏》是不是您所有的戏里和观众直接见面最多的。
郑导：我的片子里，《村戏》是我的电影里最正常的，该有什么流程就走什么流程，该下什么功夫就下什么功夫。
走走：“正常”是说电影内容还是说电影后续的步骤
郑导：是包括前期，从剧本准备开始，我们不一样的版本做了八稿，整个剧本做了12稿，编剧文字本做出来我改了一遍，拍摄前又改成了一个拍摄的版本，这是剧作的过程，然后筹备，也是按照一个标准来做筹备，拍也是，该花多少时间多少功夫，该做哪些改造就做，不光是景和服装，包括人，也得“做旧”，陈设，景，最重要的是人啊，不能拉过来就演，包括大家在说的电影里‘种花生’，我们也要真的去种。
5.把“人”集体做旧
走走：“人”是怎么做旧的？我们知道人身上那种时代感是很难去的，您怎么做到的？
郑导：我们把他们集中起来，开拍前一个月吧，我们就让大家住进村里，每天让他们穿着我们片子里的戏服，过集体生活，服装除了贴身内衣以外都不许穿自己的衣服，从夹袄毛衣到棉袄裤子鞋帽子手套，都按照我们戏里面的要求发衣服，按角色的特性发衣服，这是一个‘自然做旧’的过程，而且鼓励大家不用洗脸，因为那个不是化妆能做到的。
这些对我们的演员不是问题，他们常年风餐露宿，比我们适应，他们住的那个村子，那个场景好多人在那都有亲戚，他在家门口演戏，我们的主场景就是片子里的“老鹤”带我们找到的，他生长的老家，他自己演戏的院子就和他小时候生长的院子，一门之隔。所以在这个院子里演“老鹤”的家，他候场出门一拐，就进了他小时候的院子，所以我们每个村庄都有演员自己的亲戚故旧。
对于演员来讲，他们这个剧团每天在一起朝夕相处，一年演500场以上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十一二岁各自在穷苦的村里就被抽出来，到县里学戏，谁挑的他们呢，就是我们戏里演支书的那个演员当年去挑的他们，也是他们教戏的老师之一，也是这个剧团的编导，所以他们是一起成长起来的，像我们的男主角疯子，和里面的精明的路老鹤，他们从小是光着屁股睡一个炕长大的师兄弟，他们俩都是学丑角的，疯子媳妇儿那个演员是他们同门师妹，是刀马旦，我们的三个村干部是这个剧团的副团长，完全贴合戏里的角色身份。
走走：怎么找着的？
郑导：撞上的。这是礼物。都说他们是我们从土里刨出来的，但对我们来说，我和制片人的感受是，他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之前我们在整个河北境内看了八个不一样的剧团，都不是省市级的，我们知道得找县以下的，因为想更基层，这样不脱离农村生活，县以上的剧团都拿着国家的补助款，我们去看过呀，白白胖胖的怎么能出来那个时代匮乏贫困的一种气质，都是开着小车那种，因为它有当地政府的财政支持，一年200来场就过的不错，我们这个剧团它演500场以下吃不上饭，家里还扶老携幼呢，所以他们没有脱离乡村生活，农忙的时候还要告假回家收庄稼，农忙也没有人请唱戏，都是农闲的时候，大伙闲了，才会想看戏。
我们拍到的两个台在电影里看到了，电影里的戏台是明朝时候修建的，后来毁了修毁了修，现在看到的是清朝的遗存，那个台底下有个洞，那个洞三个用处：雨季山洪暴发是泄洪的，平常是走羊的，第三个用处是古代建筑智慧，戏台子底下一定是一个镂空的过道，或者埋了一口缸，其实是一个共鸣箱，声场，所以在台上没有麦，大家还能听清楚，因为有天然的扬声作用。
他们常年在村镇演出，民间剧团必须一专多能，我们原本以为要在这个剧团挑出来几个演员再去别的剧团找，拼一个阵容，没想到最后一窝端，这就为我们节省了很多的工作和开支，因为省去了我们相处混熟的过程，整部电影里除了三个小孩儿是在县高中找的，其他都是这个剧团的演员，小芬儿那个演员她那个村距离拍摄地也不远。
6.非职业演员没有技巧没有保留的能量
走走：怎么引导的非职业演员？
郑导：他们是很天然的好，找的时候他们什么都不会，凭直觉和观察觉得他们有这种可能性，从眉眼表情，你能觉得她的性情是什么，先期焕发的时候，小芬儿在一点点的打开，但她和树满之间有障碍，我们在排练的时候，两个男孩子之间做小品没有问题，但是小芬儿和树满之间谈恋爱就有问题，她们有障碍，因为不是专业演员，所以人有本身的防御机制。
后来就不断启发，排练，小芬和树满在开拍之前才刚刚打开自我，但是非职业演员要是打开了，她给的能量非常巨大，我们的职业演员有技巧，很好使，但在这个片子里要的是能量，不是技巧，而非职业演员没有技巧，一旦能给的，就是能量，那股真劲儿，是不可取代的能量。
我们制片人一直记得有场戏，支书给小芬儿出主意，小芬儿特别高兴说“我咋没想到”然后开心笑起来那个情绪，我们拍了七遍，现场都觉得不可思议，她的那个笑声，不是技巧保障的稳定，而是每条都是饱满的，是活的，同时居然还能稳定，有的人一遍都笑不出来，这种能量打开后，天性的健康、明亮，她的能量满满，她没有技巧，没有保留。
走走：小芬儿这个角色就是那种天然善意：实心实意的对你，你的爹就是我的爹。
郑导：这种感情在乡间是一种自然的发生，是一种油然而生，不用教，她自动运行，而且她天性明朗、健康、善良，所以她原生能量真是一种洪荒之力，鲜活、跳动，只有真气才能让你觉得怎么来都是对的。
还有一场是疯子剪头发之后的大特写，我们的精神病专科顾问告诉我们正常人思考一般的反应是眼神看右上角，精神分裂症的筋和劲儿跟正常人是拧着的，所以他看的是左上角。
那场戏是让他（疯子）直直看着镜头，没有任何的“对象”，这么放松又这么丰富内心的去看着一个不是人眼睛的眼睛（镜头），他有的是天然的信念感，天然的对当众表演不孤独不抵触不抗拒不恐惧，而且还能够同时在现在进行时运用极为丰富的内心，所有的内心世界得是充满的、细腻的、得是瞬息万变的，才能够面对一个冰冷的镜头有这样的表演。
就拍了两遍，其实他是一步到位，第二遍表演还是这样好，但是我用了第一遍，哪怕有一秒因为冰的原因（摄像滑了一下）失焦，但我觉得更即兴，那是一个神经病的眼睛看到了“心爱”，不是一个正常的人的眼睛，他的眼睛和脑子的反应是，小女孩儿？我的女儿？他的女儿？谁的女儿？她是谁我是谁？所有这些信息都是同时发生，而演员还是看着冷冰冰的镜头，谁看过这样的眼睛！
走走：所以说您的电影都是给人添堵就是在这儿，太直接了太生猛了，所有的东西都是直给，所以大家用这样的视角来看，肯定会“不愉快”，岂止是不愉快。
7.所谓的“独立电影”
走走：说说独立电影吧，（您觉得）到底是什么独立电影
郑导：咱们这说的独立电影和作为一个翻译词汇的独立电影不尽相同，也不能相同，因为这个舶来的翻译名词，一般指的是非制片体系，非大资本投注的，相对来讲是大制片公司体系之外的，但是那个组织那个体制指的是资本主义金融系统，资本主义大制片场制度，明星制度，好莱坞系统。
但是中国所谓的“独立电影”，肯定不尽相同，我们中国有中国特殊的处境，所以首先我觉得呢，对于独立电影独立制作，作为一个电影史上的名词，和它相对的制片厂体系，以好莱坞八大公司为代表的制片厂体系在全球其实已经崩解了，它不再是，早就不再是黄金时代的制片厂制度，早就不是这个概念了，那是电影史概念了，这是一层借用；还有一层是，国家处境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能拿西方电影史上的古典概念完全类比，它不一样的。
走走：那我们来谈谈大家要给您独立电影的这个标签。
郑导：标签嘛，各种标签，这都不重要，在中国而言，我们环境下的独立电影不是完全反体制的，也不等于就是体制之外的，我们电影也有龙标，我们电影的第一家投资是上影，还是国企，主要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说到底还是王国维这句话。
8.人设标签
走走：您是怎么保留下来的这种文化场域的特色，比如《天津闲人》、《古玩》、《村戏》，它只能是我们土地上发生的故事和出现的人。
郑导：你说《天津闲人》啊，其实北京的胡同、上海的弄堂、苏州、成都这些地方都会有这样一个人群，只有城市会滋生出一种，类似于五花肉当中细细的有一层，油腻而不游离的一个人群，它也不叫流氓，也不是二流子，也不是一个身有一技家有房产的这么一个市民，你不知道他怎么混的，有的时候挺滋润，有的不知道下一顿吃什么。
走走：您电影里总是出现那种我们说不准的那类人，那个味儿特别地道，如何形成的？
你对一个情状也好，一个人物也好，你看见以后三四句话说不清楚，七八句也未必说得准，你恨不得打个比方，或者你要说一个事例才能说这个人，那这个人一定是一个有意思的人，一个乏味的人俩仨字都完了，越说不清的人越有故事的潜力吧。
真正有意思的人，都不是我们现在说的人设标签，比如霸道总裁四个字就完了，人设不是人物形象塑造，这是两码事，给你贴一个你就是，就完事了，没什么可看，中二，贴一个你就是了。
9.关心“他者”
走走：这种捕捉能力和您的经历有关吗？
郑导：不知道，但我觉得任何电影，只要是描绘人的电影而不是只说自己的电影，只要是关心“人”在乎“人”的电影，或者任何形式的文艺作品，在这一条上是一致的，这是最基本的，因为你得描绘“人”，首先因为你关心人你才描绘人，它会给你提出一个最基本的要求，这不是一个高要求，只有那些个只关心自己的创作，就不用观察角色，只需要这些角色去执行就好了，去替作者演不同的分身。
走走：对，有些电影里的角色感觉在给导演本人打工。
郑导：这是另外一种呈现，不是没有好作品的，王家卫导演电影里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角色哪个不是他，统统是他，这帮大明星在帮王家卫导演演他所有的分身，我们看着也很好，这本身没有是和不，但对我们这个片子来说，“人”是很重要的，“别人”是很重要的。
10.电影世家：普通的双职工家庭
走走：大家知道您的背景是电影世家，外祖父是戏剧家（黄佐临），母亲是第四代导演（黄蜀芹女士），您的家人是我们学习时候见过甚至背诵过的知识点，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世家“也是一个名词放在这里，很不具体，您和普通家庭的小孩长大有什么不一样呀到底？（
郑导：没什么区别，我们家就是双职工，我和朱老师是同期大学毕业进的上海电影制片厂，90年大学毕业，91年进的制片厂，那时候你还没出生，我们都开始下摄制组了，就你出生那一年我们都开始正经在组里有营生了，我在做助理，你朱老师当时做剧务，发盒饭打扫什么的。
电影厂就是一个工厂，我就是工厂子弟，虽然说是Studio,但其实是Film Factory，我爸妈都在这个工厂里做工，这个工厂只是它的车间叫摄影棚，还有道具车间，置景车间，就是不同的工种，我的父母外祖父姨妈叔父都在这个制造业，我们家春节的时候吃饭，饭桌上基本这个制造业的每一个工种都有了。
走走：那您是不是特小的时候就觉得以后自己长大了就要进入这个制造业？
郑导：没有，很偶然的。我那时候考大学的时候我想的是建筑系或者历史系的考古专业，后来我小时候的一个朋友，一个发小，突然来找我说上海戏剧学院招生，考上就不用背书了，我也没跟家里说，我们就去了，然后我们俩都考上了，考上了我们就不用再读书了呀！既然发了录取通知书，我们提前两个月就解放了等于，不像朱老师，吭吭哧哧（朱老师）一步一步考到交大（上海交通大学）做的制片人。
11.青年时代：作者电影养成
郑导：但大学四年都是懵的，也很认真，但其实没开窍，不知道怎么学电影，就每天看，或者跟老师同学聊，这都是隔着的，直到我后来去读研究生，忽然就开了一个门，因为美国的训练就是什么都要上手，没有导演系，是从一上来就不教你“演导演”，他只有一个专业就叫电影制作，拍摄、举话题、剪辑、混录，黑白胶片都是自己洗，温度计、药水，像化学实验室一样。
我念的学校是做实验电影的纯艺术院校，它极端反工业体系，好莱坞在这一端，我们就在另外一端，我们和南加大完全是两极，越是这样的先锋电影、实验电影，就越讲究是“一个人的电影”，严格意义上的作者电影，你的摄影机不在摄影师的手里，必须在你的手里，你的剪接台不在你的剪辑师手里，必须在你的手里，什么都要自己做，我基本上从补习物理、化学、光学开始研究生课程，包括在暗带里练习把摄影机拆了组装。
电影技术
那个训练是这样：右手操作快门，左手操作，三个指头管三个东西，焦点、光圈、另外一个换镜头，所以左手和腿加起来是整个摄影组助理。
美国人要求你这样，因为你只有这样才能深切的体会什么是“两次曝光”什么叫“一个感光乳剂和另一个感光乳剂产生光化反应”，形成新的影像，它不允许你用便捷的，灵巧的捷径。
走走：这和我们学开车一个道理，我们从手动挡开始学一个道理，或者小时候徐钢琴一样，让你形成生理感官体悟。
郑导：对，所以它非常好的就是让你从根儿上能去体会，电影是怎么回事儿。从技术到创意表达，你不上手永远无法‘体会’。
走走：数字化时代了你们这个专业怎么办？（在一旁听的朱老师忍不住加入讨论）
郑导：media换了，但是理念还是如此，我们有一个基本专业训练非常好，叫做“one take film”， 你可以在这个过程里开关机，但是不能剪接，你拍出来的就是叙事，你开关机就是剪辑节点，它完全训练你在这个过程里对叙事节奏、时间的体悟。电影是这样的，因为技术永远会更新，可是理念还是如此。
走走：所以洪尚秀也是你们学校训练出来的那一套，他的电影看起来就是开了机就拍，镜头直接推拉摇移的，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好像拍电影挺简单一样。但是它的叙事完全是整体性的连贯，理念上就是非常古典那一套。
郑导：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有严格的作者电影，最严苛意义上的摄影师是导演手里的自来水笔，没有摄制组。
走走：既然过审也拿到了龙标，为什么不直接上映。
郑导：我们想通过大象点映这种方式找到适合这个电影的观众。
走走：您觉得什么样的观众是适合的观众？
郑导：对电影有好奇心的，对现实处境有问号，对电影有要求的，我要求看不一样的电影。
看完《村戏》之后，我这个习惯解构、防备、重组电影的人，感到了作为一个无暇分析的观众的脆弱，那是一个真实世界爆裂在你面前，铺天盖地的冲击，而又因它来自真实的、在地的社会现实，它充满了能量。这种能量是生成性的，它会在我们观影之后成为一个久久思索的命题。
《村戏》让我们这代年轻观众对电影有了新的认知，在所谓的“独立”、“美学”、“技术革新”大行其道的当下，将电影的每一个要素和作为电影的本质赤诚得融入创作，对外在世界谦逊，对他者注视而不介入，这才有了我们在电影落幕时听到《打金枝》热闹开场之时，那一刹那间侵袭过来的时间无常的荒凉。
首发于公号：就是个人意见
2 ) 《村戏》| 谈起对文革的理解，别对95后抱有偏见吧
《村戏》放映的时候，之前跑遍了大半个北京城的我确实累到睡着了。睡前的记忆是在唱戏。曾经的梆子戏是每天清晨姥爷在阳台必放的晨间曲，也是我最厌烦的起床铃，但这一次，我却能在同样的旋律中昏昏睡去。
醒来时，主角已经换了人，从最初排戏、定角、念白、指挥的路老鹤变成了“疯子”奎生。唱的戏从《打金枝》变成了《钟馗打鬼》。想来，《打金枝》戏文中最后的阖家团圆，确实没有《钟馗打鬼》一人行于天地间来的悲情，孤独无助到令人心痛。
“钟馗打鬼，打的不是鬼，是闺女。”
这是路老鹤为了刺激“疯子”说的悄悄话，是一个意外事故的概括，也是一段时代之上的悲剧。
在“疯子”还不是疯子的时候，因为女儿彩云偷吃了田地里的花生被自己意外打死。这个意外就是整个故事最悲恸的因，也是“疯子”一直在寻求救赎的果。
奎生的疯不是因为自己失手打死了女儿，毕竟在彩云出殡的时候，他还清醒又倔强的将棺材中女儿的脸涂黑，希望她永远不要投胎回来了。“疯子”最迷乱的时刻是身穿绿军装，胸绑大红花的表彰会上。从照本宣科、一字一句的读着写好的感言，到最后更加激动，甚至怒吼着喊出“吃花生不吃油，不吃油吃花生”的荒唐口号，奎生在台上完成了军人身份的自我认同和父亲身份的自我毁灭。
“疯子”曾是民兵连长，那个时代最受他人崇敬的职业。但如今他的荣誉和尊严都建立在女儿的死亡之上，甚至是在否定女儿的死亡之上。一句“绝不徇私”也彻底消灭了他的私欲。失手打死女儿的错误在挂靠于政治因素之后，成为了时代的悲剧。当时的他拒绝女儿的投胎其实是在拒绝被身份赋予的使命。
“疯子”是英雄，也是牺牲者。当他和九亩半地连在一起的时候，正如路老鹤所说，就是个死疙瘩。疙瘩在于他的利益和集体的利益是背道而驰的。他阻挡了村里别有用心的“分地”，甚至还阻挡了儿子的婚姻。所以他的牺牲是必然的，是所谓的“民心所向”。
在毫无公平可言的时代里，就一定有最“自不量力”的存在。“疯子”的儿子树满，自以为可以控制他的父亲，开枪震慑、只会吹笛子却要逞强包地、想进话剧团却要故意赌气拒绝。电影中唯一有力量的女性角色小芬，也是最“自不量力”的。她将那个时代，以及村民们理解的过于善意。从挑对手戏的选角开始，到“疯子”的去留，这些她最执意争辩的，也都是最由不得人的。
从开始就吆喝的村戏，最终还是没有唱出来。结局只是在漫天飘雪的荒原上，简单又淡然的公布了分地的事宜。在我看来，也许是《打金枝》这个曲目是领导点名要听，我等平民无福入耳。也许是树满最后还是唱不出来，味儿不对是因为时代的失语吧！
3 ) 村戏：影像与文本
过度唯美化的影像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
将企图展现的现实真实从历史语境抽离
这是静态切片，而不是电影的动态切片
因而，过度残弱的文本与影像相互脱节
只能被阐释，这在某种程度上让我想起
韩国电影：唯美化的影像用来遮盖现实
观众不仅进不了电影，感知被表面凸显
的摄影慑服了，而且观看处在假象之中
一种恶心感觉正在泛滥，来直白地连接
导演所想阐释的思想。在影像与文本间
形式与内容上，还属《我不是潘金莲》
协调得最佳：形式的极致与内容的密度
创造出了完美的胚体，而不是一个怪胎
4 ) 《村戏》是怎么唱的, 旗子是怎么打的? 胡侃电影第三回, 聊聊郑大圣导演的《村戏》!
视频请点击：《村戏》是怎么唱的, 旗子是怎么打的?
根据贾大山小说改编, 由郑大圣导演的《村戏》, 之前在大象点映热映。我慕名而去, 满意而归。胡侃电影第三回, 和大家分享一下这部《村戏》是怎么唱的, 戏里的旗子是怎么打的。
评论架构及部分截图
1、郑大圣导演出生戏曲世家。
一场好戏在村子里徐徐展开。
曾经有人说，要了解中国，你必须了解农村，要解决中国的问题，首先就是要解决农村的问题。所以村子里的戏是中国的大戏，是中国的人性之戏。
2、戏是怎么唱的，旗子是怎么打的。
片子定位在中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分田到户的历史背景下，人民公社的解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围绕分地，围绕人民公社产生的问题，两条线展开叙事。
直指我们今天的第三条线——一条虚线。
最后村长说，地分完了，疯子也送走了，大家要撸起胳膊加油干啊！
3、故事采用闪回的方式双线叙事。
黑白画面和彩色画面交织进行，在黑白画面利用对话将人物交代到一个点上之后，逐步闪回，一步步揭开主人公疯狂的秘密。
4、整体观感评点。
优点：节奏清晰，饱满有力，有画面，有故事，有野心。
缺点：电影篇幅有限，留白貌似些微不足，个人意见。
戏说荧幕精彩故事, 还原电影真实温度。
这里是胡侃电影, 我是双足, 欢迎订阅我的微信公众号或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都将在第一时间得到我的更新信息。也可以到B站来找我：双足还没去旅行。
我也会继续努力, 用更用心、更多种类的视频回报给大家。下期再见!
5 ) 戴锦华：《村戏》是问题意识和创造性表达的结合
2017年12月30日，大象点映联合拙见，在北京CGV星星影城，举办电影《村戏》全国首映礼，用这样一部兼具历史感和现实深度的电影跨年。
2017年12月30日，大象点映联合拙见，在北京CGV星星影城，举办电影《村戏》全国首映礼，用这样一部兼具历史感和现实深度的电影跨年，郑大圣导演，著名影视文化学者戴锦华，评论家、导演秦晓宇到场交流，同时和大象点映创始人吴飞跃一起宣布：2018年3月17日，《村戏》将在全国启动百城首映礼。下面是对谈实录。
奎生像男祥林嫂，一个即使疯了也依然活在冷战意识形态和创伤记忆里的悲剧人物
秦晓宇：大家好，我是秦晓宇，欢迎大家参加由大象点映和拙见共同主办的《村戏》首映礼，很高兴跟朋友们一起用好电影跨年。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觉得我们需要像《村戏》这样一部有历史感和现实深度的电影作品，来观照和反思那个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起点。
《村戏》里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一个宣扬大公无私、却往往因公废私的年代正在结束，而个人的能动性、主体性被唤起，甚至私欲也急遽膨胀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一个时代正开始到来。
我们知道，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一方面在经济生产上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另一方面在文化生活上打破禁锢，比如不再提破四旧，老戏又可以重新唱了，这些就是这部影片所表现的一个小村庄里的家国大戏。
影片的主人公王奎生，有点像个男祥林嫂，一个即使疯了也依然活在冷战意识形态和创伤记忆里的悲剧人物。他曾两次被逼疯，一次是文革中的一桩人伦惨剧，却被包装成大公无私、大义灭亲的先进事迹；一次是包产到户时期，他被路老鹤出于承包那九亩半的私心，用一句恶毒的话又给逼疯了。疯了的奎生俨然就是映照这两个时代的一面镜子。关于《村戏》有太多话题可以探讨，所以今天我们邀请了影片的导演郑大圣，还有我特别钦佩的一位学者江湖人称戴爷的戴锦华老师跟大家交流。有请两位。
我知道戴老师是50年代生人，经历了那样一个集体主义的年代，在80年代的时候也正是戴老师的芳华岁月。所以看完这部影片，您有什么自己的感受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戴锦华：我其实很不习惯刚看完电影就发言，这个时候我就是个普通观众，受到电影整体的冲击，整个情绪状态还在影片的状态中。在整个电影中，我更喜欢它的现在时的层面，就是这个联产承包的时刻。很不好意思，我没看过小说原作，我想知道这个背景是原作提供的，还是大圣特别强化的排一出戏和分地？还有就是年轻人的爱情，中年人的谋划和历史，被显影为另一种色彩，我非常喜欢。其实我想先听大圣说说，他为什么要全片黑白，然后浅焦浅到这个份上？而且历史那个场景，你是用什么工艺做的？我想先听大圣说说。
郑大圣：拍成黑白是我从剧本阶段就一早想好的。因为故事的背景是在三四十年以前，这个不远不近的距离我觉得黑白影像很合适。而且黑白比较单纯纯粹，它没有那么多的颜色惑乱眼睛。对我来说有一个不远也不近、正好的距离，黑白影像从视觉上可以提供这个感觉给我。当然还有一个实际原因，我们在太行山里头拍片，北方到了冬天之后没有什么色彩，没有色调是很难看的，这是客观上的一个原因。至于红和绿是我们后期做的一个单色抽取，只留了红和绿，其他的景物和人的皮肤还保留在黑白灰上面。
红和绿的原因是我模模糊糊的视觉记忆。就是那个时间段，就那两色是色，我的视觉记忆里几乎没有其他颜色。
关于浅焦，在描述男主角疯子主观化感受的几处，我们用了蛇腹镜头，造成了光轴的随机偏移，景深平面会有即兴的模糊，不完全是能预先设计的。
悲剧性的闹剧
秦晓宇：大圣刚刚说到这部电影的影像风格，我自己在观影时有个非常强烈的感受。就是一方面伴随着一个资本化、好莱坞化的一个发展趋势，农村故事乡村题材已经很少走上大银幕了；另一方面我们的很多影片表现乡村题材的方式又比较简单、常规。要么是一个比较现实主义的方法，用一种纪录片化的方式，比较写实的方式去处理乡村的故事；要么是带一些田园牧歌的浪漫主义表达；又或者是两者的结合。在这部电影中，我个人感觉有一种强烈的表现主义的东西，有一种黑色幽默甚至荒诞戏剧的东西，甚至用尤内斯库的一句话来说“悲剧性的闹剧”，大圣把那种戏剧和疯癫的因素融在了一个很沉重的故事里面，因而让这个故事很好看，整个看下来一点也不闷，这是我最大的一个观影感受。不知道戴老师对您刚才说到的影像风格和主题表达的手法层面上是怎么看的？《村戏》放在中国乡村电影的序列当中，它的意义和特点又是什么？
戴锦华：这是我对这部影片非常感兴趣的一点，我觉得也是处理得非常有特点的地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说，我们如何在中国银幕上再现中国乡村。至少在户籍的意义上，中国的农民有7~9亿，是绝对的多数，但是我们在大银幕上完全看不到他们的生活。这是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银幕，我们的摄影机还要不要朝向这个中国的多数。另外，今天在全世界范围之内，苦难无所不在，但是讲述苦难的可能性在无限缩小。就是因为人们不再接受用现实主义的方式去呈现苦难，其实准确的说，不是不接受，是你可以这么表现，你这么表现完了以后，大家不感动。大家好像都知道，苦难在那里，然后又怎么样，所以就变成了一个我们如何表现社会的问题，边缘、苦难中的人，而同时让人可以感知到他们。所以，每一次把镜头朝向中国的现实、边缘、底层或者乡村的时候，我们同时面临的一个挑战是我们用什么语言来讲述这个故事。我觉得大圣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尝试。
但是在我的感受当中，浅焦如此的突出，使我就会接收到也许不是你想传达的信息，当我们今天望向此前的中国历史的时候，我们没有纵深，就是我们无法拥有一个比较长的、清晰的视野去看待它。我在看的时候有时会有焦虑，就是因为只有极近景是清晰的。一开始第一场戏我觉得效果非常好，就是光的感觉，和剥花生剥出烟尘的那种质感和那种美，表现出来特别有力量。但是到后面，有一两次的时候我就会有焦虑，我想看清楚但是我看不清楚，我就感觉它同时传递出了一种我们望向历史时的感觉。而且我也时常感觉到所谓伴随中国崛起，中国的历史纵深是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出来的，这个纵深变成上下五千年的，一个悠长的纵深，但是反而远的是清晰的，而近的是含糊的。我对于我心里的历史，和在座的朋友们，某种程度上也是养育了他们的父母，或养育了他们的历史，我们却不能体认，不能够进入，用科幻小说的一个词——“雾障”，就是我们做时间旅行返回过去的时候有一些地方是白色的不可穿透的。我觉得这是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的，有社会政治的，社会经济的，文化的，还有情感的。
所以我对电影中关于历史的段落有一点点不满足，这个可能就是亲历者和非亲历者的不同。今天在我们的印象中那个时代只有两种颜色，但是在我的感受当中，那个时代最重要的颜色可能是蓝色。所以，西方人管我们叫“蓝色的蚂蚁”，就是各种蓝色的工装形成的颜色，相反不是绿军装和红旗所形成的颜色，这两个颜色是非常短暂的时期的主要的颜色。当然这无所谓正误，我只是说一种进入和想象历史的方式。原作和你的把握当中有，可是我希望有更多的体察介入。因为这原本就是一个偶然所造成的悲剧。他拼命守住花生，这是那个时代（赋予他的使命），但是让女儿把那颗花生吐出来，最后把孩子呛死了，这件事其实是个偶然，就是在任何的历史当中都可能发生的。但是这个偶然被用作全村人得到救济粮的英雄事迹，等于全村人都出卖了他。这个故事其实是他多次被出卖的一个故事，在不同的时间段，被不同的人，为了不同的目的所出卖的一个故事。这个层面的体认和我们关于那个时代的，现在已经定性化的关于那个时代的想象之间，其实我就希望有更丰富的层次。不过，不是说那段历史被表现得有点简单，而是说，我们就会进入到一个所谓“疯子才是智者”的立论，某种意义上，疯子才是社会良知的代表，疯子就像是受难者一样，就是不断被时代牺牲的这样一种认知当中。我觉得这样有点简单，因为奎生也是一个农民，他也不是一个军人，他也不是一个受到特别感召和教育的一个角色，现在他的感觉也简单单纯了。还有就是我们尝试去触碰那些不可介入的历史时段的努力，我觉得也有点简单了。这是我小小的不如意。因为就是刚开始他出现的时候我会特别震撼，但是到最后的时候会觉得有一些我期待的层次没有充分出现。
秦晓宇：刚刚戴老师说到历史的纵深，我觉得里面的古戏楼是更加有年代感的东西，远远超过了一个革命的年代。上面有破四旧的标语，“破四旧，立四新”，这么一个新时代叠加上去的东西，就传达出了这种历史沧桑感。
另外这部电影演员的选择，我个人觉得极为精彩，因为要传达的是“历史如戏，人生如戏”的一种感受。这部电影是由一个戏班子来演，就是在本地土生土长的那些人在家乡进行表演。他们是戏班子演员，同时也是那个地方的农民或老百姓，用的是一口地道的本地方言。其实我们看很多的农村题材电影，比如说《百鸟朝凤》，非常好的一部影片，但是里面黄土高原的农民都操着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这就带来了一些违和感。但是这部影片其中的人物表现的张力，特别是疯子这个人物贡献出来的，完全是一种影帝级的表演。我不知道你当时在选演员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调教，还是说他们自己就如此的精彩？
郑大圣：在影片筹备伊始的时候，我只知道我不能找职业演员，因为我们的演员和明星是不可能来演农民的，尤其是三四十年以前的农民。我只知道我要找非职业演员，但是我又希望他们彼此之间是熟人，希望他们用本地的土话在他们熟悉的环境中去表演，同时他们还得能唱戏，所以这是非常苛刻的一个标准。然后我跟制片人就不停地找，最后，还真找到了一个民营剧团，其实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在乡间巡演的一个戏班子。于是我们就把他们整个请过来演我们这个戏。他们自己没有完全脱离农村的生活，在农忙的时候，没有演出的时候，他们还得回家，回到自己村里去干农活。当然我们开拍之前提前几周做了集中的排练，我们住在这个村里头，让这些演员穿着我们从附近几个村里头搜罗来的那个时候的老棉袄老衣服，我们的美术制景再把那个村庄做旧，这帮演员我们也想法儿做旧。就是尽可能复原当时的一个生活样态，要集中学习，要唱歌，要读文件，要念当时的人民日报，要他们背诵语录，然后晚上集中起来看样板戏，其实就是强行过集体生活，然后也模拟集会，批评与自我批评，模拟游街批斗，反正做了一些这样小型的生态复建。几周以后，我就发现他们是有变化的。当然他们自己在表演上在才艺上是很有天分的，所以我们真正拍起来的时候比较省心。
秦晓宇：我觉得这部影片不光是呈现了历史的纵深，还有对普遍人性的挖掘。比如说所有围观的村民，你也不能说所有人是无辜的。可能在这些人的合谋之下，奎生被扭送的悲剧才会发生。这让我想到了迪伦马特的《老妇还乡》，也是所有的人促成的一个非正义事件的发生。其实这个事情也可以放在当下，我们围观网上的热点事件，那个村庄可以换成任何一个机构，任何一个空间，这样的事情也会再发生。我觉得这种事情可能是一个历史和现实交相互涉的一个故事，影片中好多的东西也能让我们想到今天。这个故事距离我们并不遥远。
《村戏》是问题意识和创造性表达的结合
郑大圣：刚才戴老师特别说到“浅焦”和观看的焦虑，这么一说我才想到特别有意思的事。我们当时在拍的时候一个个镜头都是很现场、很当下、即兴的判断，然后我的摄影指导就问我好几次，你真的要这么拍吗，焦点留到前面，让他们自己走到那个位置上去？每次我都是很直觉地说，对对对，就是这么拍。但是此前我并不知道有什么潜在的关联。我为什么要拍这部电影？现在想确实是出于某种焦虑。因为三四十年以前不远也不近，但是我们不知道，在这之前就更不知道，有很多历史阶段是模糊在一起的，我们知道个大概，我们并不知道具体的细节——像是故事发展的那个阶段，红绿的那个事情，那是我开始有记忆的时候，影片里面意外夭折的小女孩大概就是跟我同样的年纪——好多东西是模糊的。大概知道，但是无从知道，我又很想知道，这个焦虑我是有的，这也是我拍这个片子很朴素的个人动机。但是您这么问之前，我并没有这么清晰的关联。
戴锦华：恐怕不会有太多的导演说，我拍这部电影是因为“我想知道”，通常大家会说“我知道”。所以当我们大家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不是带着一种我们已经“知道”的预设去看，而是带着一种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再一次想遭遇到这样很少被呈现出来的历史的期待去观影，因为这样的历史有的时候是不让呈现，有的时候是被人云亦云地呈现——我们大家如果都共同地说“不知道”，甚至很多亲历者也“不知道”，因为他被经验困住了——然后我们去试一试，我们通过这部电影去分享大圣这种要“知道”的那种愿望和他在这部电影当中“知道”些什么，同时还有那些东西他仍然非常谨慎地保持说“我还不知道”那样的一种状态，我觉得就会更有意思。因为‘不知道’，所以想‘知道’，这样的学术态度和创作态度是最有价值的，《村戏》这部片子是问题意识和创造性表达形式的结合。
秦晓宇：我觉得这也是大圣的一个特点，他是他这个年纪的导演中特别执迷于历史题材创作的。他以前拍摄的一些片子《王勃之死》等等，包括《天津闲人》是民国年代的，这部电影好像是你拍过的电影中最近的一个历史阶段了。我觉得很多时候有一种历史虚无感，因为在我们的宣传教育中，有一些历史是不能提的，或一笔带过的，有一些是我们未必感兴趣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活在当下。但是所有的当下都是有上下文的，不理解历史也就难以理解今天。
戴锦华：我原来不知道这些演员是戏班子，是业余演员，因为演得太好了。尤其最后那一场完整的钟馗打鬼，我觉得简直是出神入化。还有包括所有的演员的那种准确，这其实就是你作为导演的准确了，因为他们都是素人演员。
你刚才说的历史感，从空间当中传递的历史感，那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方面。其中，比如说戏台，对我来说很清晰，一出来那种很远的时间感就出来了。我还特别喜欢树满吹笛子的那场，从那个桥洞开始拉开，到上面的领袖头像出现。那个镜头，不只是一个长镜头的问题了，整个历史的时间整个在我眼前展现。所以我说喜欢这个联产承包的层面，因为把握非常准确。比如说，树满永远在吹这些样板戏，红歌，然后两个人之间那种默契和包括小芬的那种音质，我觉得都把握得非常准。然后现在他们要唱《打金枝》了，那个还都是上级领导的要求，而且还是在要宣布联产承包这样一个时刻。我也很喜欢这个层面当中对于奎生这个人物的把握，他是有可能在这样一个所谓复归的年代复归的，可是他再一次被暴力所阻止。
在我的体认当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认识，好像那个年代和这个年代是完全不同质的。那个年代是非常的异化的、变态的，现在好像是一个人性复归的。但是其实戏里面的人性的黑暗，或者说那种黑暗的集体的群众心理学的那种动力，其实又非常相像。我觉得体认出来这个东西又非常有趣。所以我刚才说小小的不满足是说，它又比较强化的是给奎生很多主观视点的呈现，所以我们没办法看到其他人的心理状态。这其实是我们今天，我老说“后见之明”，就是我们晚生，然后我们回过头看那个历史时，可能有的那种洞见。因为这不是一个特定的结构和动力，可能制造一种特殊的恶，这种恶可能就是平庸的恶，就是一般的恶。那么今天好像是我们已处在一个人可以做人的年代，其实会以另外的动力触动那种集体的恶。这是影片中已经包含了的，但是这也是我之前说的不满足，看上去已经被异化了的奎生，有什么内在的线索，而不是集体出卖他，在他伤口上撒盐这样一个行为才真正造成他的疯癫。你给了我们一部可以细读的电影，以后找机会再读了。
今天我们在寻找如何建立中国美学
秦晓宇：郑大圣导演的母亲是著名导演黄蜀芹，她的《人•鬼•情》被戴锦华老师认为是“中国第一部女性电影”，在那部电影中有“钟馗嫁妹”的情节，而在《村戏》当中有“钟馗捉鬼”，都有钟馗的元素，而且都是把戏曲和电影糅合得特别巧妙。其实当我们聊到民族电影时，我们知道戏曲和电影的渊源非常之深，然而要在电影中把戏曲运用得当也非常难，因为要使得表演成为情节有机的一部分，与叙事巧妙融合，否则很容易沦为印度歌舞片那种硬性嫁接。而在《村戏》当中，路老鹤和奎生的那场“钟馗捉鬼”，我觉得是整部电影真正的高潮，太华彩了，那种表现力，那种两个人之间的试探、配合和活灵活现的演绎，包括最后路老鹤恶毒的一句话造成的悲剧，都在那场戏中被呈现出来，钟馗捉鬼的戏，被表演者在一个非舞台空间反转成鬼捉了钟馗。我特别想听听戴老师对于这种戏曲和电影的结合有什么看法？
戴锦华：你给我的这个题目可以写很多篇论文。不过我想我们现在谈这个问题时多少有了点底气，因为我们现在的电影制作不缺钱，所以我们在心理上有了余裕去想一想中国电影，想一想中国电影美学的事。包括戏曲在内的传统中国文化的这些介质，我们可以更清晰、更自觉地去看待和使用它。我觉得《人•鬼•情》当中的脸谱扮演，这种男演女、女演男的戏班文化，黄导把它用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但是我觉得我们当时的焦虑，还仍然是如何走出中国文化的雾霾，去寻找走向世界之路，今天好像不大一样了，今天我们是在寻找如何建立中国美学，建立中国的标准。现在我们拍一个很像欧洲艺术电影的影片已经不是问题了，现在年轻的导演可以非常娴熟也很有原创性地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能不能寻找一些中国美学表达，甚至夸张一点说有没有一场中国电影美学的革命，其实是可以预期的——在产业如此扩张、新人辈出的时候。戏曲本身一定是一个特别直接的资源，况且我们有这么多的地方剧种，这么多差异性的文化，所以我觉得，不必想象一个大一统的中国文化，或者中国主题，如果真的出现的话会很可怕，但是我说要有这种自觉意识，这样我们会多一点原创的资源和力量，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大圣的那一场戏是一个清唱，或者是一次排演，但是它其实已经足够了，因为属于奎生的这个疯子的扮装和表现已经足以再现钟馗这样的一个角色，而且他是一个捉妖者，所以那场戏，包括光的运用和演员的表演，我觉得都非常精彩，因为非常准确。
3月17日，大象点映将启动《村戏》百城首映礼
大象点映创始人吴飞跃：我想大家都能够感受得到，如果没有非凡的勇气、才情与智慧，这样一部电影恐怕无法被创作出来，并且呈现在我们眼前。借用豆瓣上一位观众的影评，这是一部“非常难得的鲁迅式的电影”。但仅仅完成创作当然还不够，它还需要更多的放映，跟更多的观众见面，激发更多思考和讨论，这才能实现这部作品所承载的全部意义。
对于《村戏》，大圣导演最大的心愿，是为它找到一双双对的眼睛。而我们大象点映的使命就是，我们不希望只是做一个无为的看客，我们想帮助好电影遇见对的观众。应该说我们是一拍即合，但又历经半年慎重的讨论，才最终选择了彼此。
这半年来，许多人都在反复问一个问题，《村戏》什么时候能够公映？今天就是《村戏》走出影展的范围，正式进入影院与更广泛观众见面的第一站，马上，我们将在全国范围内为《村戏》筹办百城首映礼，2018年3月17日，《村戏》就将正式进入广大公众的视野，开始释放它的影响力。
来，请大圣导演一起为《村戏》拉开帷幕，希望大家关注我们“大象点映”的微信公号（微信号：elemmet），找到场次，并推荐给每一位您认为看得懂村戏、应该来看村戏的亲人和朋友。感谢！
戴锦华老师谈大象点映：吹响电影集结号
在首映礼现场，有记者问戴锦华老师如何看待大象点映这样的观影模式，戴老师回答说：
“现在电影面临的最大冲击其实是网络，网络造就了各种各样的分众，和不同的screens，把电影观众分散在各个看不到的角落当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大象点映基于网络本身，吹响了集结号，开始再度召唤和集结电影的观众，把散落的电影观众重新组织起来。
另外一方面，大象点映虽然是在网络上召集观众，但并不是一个网络式的社群，因为它最终把观众都带进影院，让大家可以在影院这样一个空间真实地相遇，真实地观影和交流。电影院某种意义上是最后的社会空间之一，所以保卫电影，不光是在保卫一种艺术，也是在保卫陌生人——特别是异质性生命相遇和交流的社会空间，尤其是在同质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当下。
【本文由大象点映编辑，未经本人审阅，观众Parallel做了前期文字整理工作，一并致谢】
6 ) 整个村都是戏
7.9，上海SFC国际影城百城点映首场。太过精妙的故事，每一个镜头设计尽显匠心，主角与群体浮沉明显，在改编原著的同时套用“火车命题”拔高立意，画面始终流露着中国农村的人文气质。
隐喻十分浅显，用各种喧宾夺主的反常规镜头语言和单色抽离的闪回跳接掩盖不够具有说服力的人物动机。气人的小聪明。
我给它两种评价，因为实在是叫我又爱又恨，理智一下，国产电影千禧年后十佳之一。将历史遗留问题磨成墨，再在模板上肆意泼洒，有的被泼到了外面，最终的这一整体，便是村戏。
鹤顶红与竹叶青。
讽刺力度直逼鬼子来了，美术上的实验性严谨为让人揪心的叙述服务，甚至可以发展出“大义灭亲”之疯的基因传承。两篇短小说漂亮编织和衍生出导演自己的故事，这当然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前后的极端历史切片，却也可以是全历史的人性切片。可惜在悲剧成因已然明确时，依然收不住夸张的戏剧表达欲。
黑白片看得有点慌，还有，很想打死隔壁那个抖腿男
总觉得这部电影优秀的地方主要来自原著，例如令人不寒而栗的小镇之恶；而似乎并不太必要的黑白处理、近乎于恐怖片的红绿配色、以及太琐碎的闪回，都来自导演。是真的有态度，但也真的太炫技了。或者说，某种程度上，表达的欲望太强烈了。
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前面系结后面解铃，2017最大的遗珠。榨的是油出的是血，剥的是花生掉的是弹壳，唱的是村戏演的是现实，分的是土地谈的是生存，毁的是人性灭的是人心。
郑大圣的电影都是这种匠气十足的片子，是个十足的考据癖和手艺人，特别是拍起年代戏，在服装、道具、文化、历史和民俗上，都会做到细无巨细，有着超越他年龄的老派，这次又加上一个好剧本，简直差一点就要逆天了，从影像呈现的形式到主题的深度，可以让人心甘情愿的原谅片子后半段的某些小瑕疵。
「活着」之后最好的（后）文革电影。表演摄影都一流，就是编码有点过载（影像也有点太炫耀了）……但对人性剖析真是精准狠辣，权力结构蛮像《白鹿原》，个人与集体之外还有朝野双雄。当然可以用福柯来进入讨论，但是，后文革的社会变局要惨烈得多啊。戏中戏真是好，不愧是家学渊源。
耳目一新但颇挑战观众的影像风格是呈现关于过去/创伤的一种“回忆”模式，但却显得那么暧昧、胆怯，并无法抵达真正的历史深处，或许是逃避。加上故事的处理之草率，可贵的一次批判变为戏说，只短暂地吹起了历史的裙角。自八月起，便该对黑白色调的影片保持警惕，色调为先的意识很可怕。
黑白影像用的不是太令人信服。
85/100 一部讲述个体在群体利益下被牺牲和被毁灭的电影，创作者对于造成悲剧的最终原因的解决显然多少是带有悲观情绪的，最后一句让人难掩悲感的台词：“投胎…别回来了。 ”就是很好的证明（老实说我现在想这句词都想哭）。能让民俗、曲艺、表演都为电影自然生动的服务足显导演郑大圣的水平。
主题先行的典型代表，不管不顾先给你塞一堆符号化的东西，尤其摄影太刻意了，用力过猛，人物一个都没建立起来，可以说是相当失败的一部作品。本可以拍好的呀，跟当初看《艺妓回忆录》感受很像，明明有能力拍个好电影，非得奔着拿奖和留名千古去，野心太大。这是中国新生代导演普遍的毛病，可惜了
辛亥拿个馒头就走了，还把红旗挂反了
最近补看的。很独特的艺术表达，如此下功夫地反思疯狂年代的疯狂事，难能可贵。
这不是电影，是摄影。
村戏不过是麦格芬，片子其实是借80年代的农村事件扒文革遗毒的皮，以疯子影射一个疯狂的世道。遗憾的是，强大的野心与粗暴的形式，并不匹配。机位摆放挺有意思，但对黑白影像的质感持保留意见。懂得节制是美德啊。◎法国文化中心
影像很漂亮，还是喜欢钟馗那场戏，果然有基础
【百老汇电影中心展映】目前年度最佳华语片。电影把文革时期的疯狂，体制对人性的碾压与抹杀，以及愚民群体见利忘义的罪恶展现得淋漓尽致。戏剧出身的演员班底演技生动自然，尤其男主角结尾一句泣血般悲伤决绝的呐喊，让众多观众落泪！大红大绿的色调，以及人体的黑白更象征人性的泯灭，摄影运镜出彩
辛亥、标语、红旗，符号塞得满满当当。题材大胆，剧本也挺好，四星还是可以有的。摄影抢戏剪辑难受，要么根本没起幅，要么就是落幅还没到或戏还没完就切出。运动镜头都显得突兀甚至混乱，不知这算个人风格还是素材没拍够？结构也不太喜欢，后段视角变换后儿子角色缺席，挤牙膏般使劲闪回父亲的红绿回忆，刻意且不流畅。
《大佛普拉斯》告诉我们：有钱人的世界都是彩色的；《村戏》告诉我们：现实、社会、人性都是灰色的。
你以为真要排一场《打金枝》，岂不料是农村舞台与历史记忆合演的《钟馗打鬼》。广角俯拍仰拍色彩差大特写声音蒙太奇都用来做一个疯子的夸张变形，尤其是目睹奎疯子演讲的变化，说明集体狂热和日常暴力之下，人性已被彻底扭曲泯灭。只是后半场闪回切变太多，鸡飞蛋打得有炫技之嫌。如果安静来得更早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