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草1959

得闲。接连看了小津安二郎九片。《早安》。《东京物语》。《彼岸花》。《秋刀鱼之味》。《秋日和》。《早春》。《小早川家之秋》。《东京暮色》。《浮草》。手头还余《浮草物语》、《青春之梦今何在》、《非常线之女》等数片，翻了翻，均是默片，估计看不动了，全部放低。查了下，居然全是小津安二郎的最后作品。都是囫囵吞枣，但估计整体风格应该脱不出这些了，没精力一一细说，拢在一起作个小结，也算了却一桩心事。
                                           ——前言不搭后语

一
对于电影史来说，每个时代都会有一些名字沉淀下来，慢慢的成为神话的一部分，小津安二郎无疑正是这样的名字。对于小津和他的作品来说，承受这样的荣誉并不为过，“小津神话”本身没有任何值得非议的地方。但就所见的种种，被神话了的不仅仅是小津的作品、小津的风格，某种程度上连他的人品也被神话了。由作品的深层看到创作者、看到创作者的所历所思，这是极有深度的读解，但若要一一对应，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尤其是在相关资料极其匮乏的情况下。于是简单的把作品等同于人品的认知，就成了神话的副作用之一（最常见的例子，无疑是对小津作为侵略者事实的选择性回避，尤其当这种事实已经逐渐清晰的今天。视小津为伟大的电影艺术家，也请正视他作为侵略者的事实，尤其是国人。我相信这看似矛盾的东西正是辩证的意义之所在，并非用“狭隘”一词就能诠释的。在小津的电影中，对于战争的留恋或者反感或者反思时常可见，但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就这一点来说，他显然对自己是否“也”是战争受害者的这一观点持怀疑态度）。
    另外值得思考的话题也颇具争议性。在这股神话的大潮之中，关于小津，关于小津的种种说法，究竟给不熟悉他的观众、例如像我这样以前从未接触过小津电影的人何种印象呢？他是易懂的还是晦涩的？也就是说，在神话的同时，有多少人强调了他作品的平易近人、也就是他作品中极鲜明的娱乐性？由这个角度出发，可以看到时下流行的所谓艺术性与娱乐性无法兼容的伪精英解读之偏颇，这是小津神话中一个更大的侧面。一些人强调了独一无二的小津艺术、把他供奉在殿堂之上，却不经意的忘记了那个能够娱乐最广泛大众的小津，那个说电影是“站在桥下拉客的妓女” 的小津以及这句话中的真谛。

二
出乎意外的是，小津的镜头之下，并没有东京，尤其没有“小津的东京”。
是的，小津的镜头之下或许有东京的一隅、一角、一山、一水或者即景，但这些存在的事物可以出现在任意城市之中，具有同样的内涵，同样的指喻。可为何在小津的镜头下，它们成为了东京的象征呢？唯一的解释，这是外人看日本的方式，他们用东京指喻日本，又以浮光掠影的片段来指喻东京，最后归结于小津镜头之下。如此而来，小津和他的作品就成为“最日本”的佐证。与这种佐证类似的，是那些反复传颂的所谓“小津的诗意镜头”，女儿出嫁的梳妆台、野外凄叫的乌鸦等等，在这些微小的元素背后，其实存在着一个被物化或者符号化了的小津。
对于小津来说，我想这是一种悲哀。当他把镜头对准那些生活在环境之中的人（显然不仅仅是东京人），当他不厌其烦地在每个故事中把镜头对准那些只留下背影的人，当他用离地三尺的镜头对准人的面部传达出一份赤子的敬畏之心的时候，他恐怕从来没有想过若干年后被提及最多的居然是一些拟人化的物，而生命本身、那些“世界上最引人入胜、最令人兴奋的东西——人的脸孔”却被当成了叙事的无生命元素之一。而最致命的是，当所有的事物都被引申出诗意的时候，诗意本身也变得无足轻重了。

三
小津安二郎一直在不厌其烦的讲述发生在家庭中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尽管人物似曾相识、连名字都大同小异，但矛盾冲突的力度和性质却大相径庭。《早安》里，由看电视这一行为出发，引发一场不大不小却充满纠葛的矛盾，最后电视机被买回家中，轻巧地讲述出一个渗透着世风人情的喜剧故事；《东京暮色》里，小女儿被情人抛弃，最后在恍惚中意外殒命，灰暗的色调烘托出一个不折不扣的悲情故事；《早春》里，一对夫妇历经感情波折，最后重回伦理规范之内，却是一出不悲不喜的社会剧……在这些价值迥异的故事里，我们可以清晰体会到其中含混、复杂、多样的情绪与思考，由此折射出一个有着复杂多变内心世界的创作者，某种意义上，这才是真正的小津安二郎。
真正的小津安二郎，并非如通常所言 “从不夸张和扭曲人物的处境”，相反，他是一个极追求戏剧性的导演。这一点上，他与黑泽明并无质的不同，只是恰好处于叙事的两极，一个追求宏大的史诗风格，一个追求日常生活的内部戏剧性。即使撇开《早安》这种典型的喜剧不谈，小津安二郎故事中常见的死亡、婚姻、爱情、血缘相认等等情节，都是典型的戏剧性事件。不同的在于小津安二郎的处理，他弱化了戏剧性情节在整体结构中的地位，更多的将焦点集中在进程之上。

四
小津安二郎几乎一成不变的使用着同样的技巧：略带仰角的视点、固定不动的镜头，某种意义上，这是他观察世界以及人物的方法，或者是以一种赤子的、虔敬的心态对待人生的喜怒哀乐，并用极简的、平静的口吻讲述出来。但这一切并不能完全概括他的风格，例外如《早春》，就明显的用上了移动镜头；另一个更重要的手法，与固定镜头紧密结合的，是他大量运用的正反拍以及快速剪切。如果说这种单一的角度、稳定的视点给故事带来一丝凝滞的话，那么这种正反打和切接就为故事带来一丝跃动，这有效中和了前者所带来的沉闷。小津之所以是浅显的而不是晦涩的，这些技巧的辩证统一是极其关键的原因。
一者静，一者动，这看似矛盾的手法为何会被有效统一起来呢？形式与内容如何完美融为一体？这就需要我们深入到故事的世界之中。首先，就故事的型态来说，小津的故事主要依赖于对话场景，建构、情绪全部隐藏在这些场景之中，因此，构建节奏、构建出一个并不令人反感的叙事节奏，必须在内部加快进度，这就为频繁的正反打和切接带来足够的理由。但真正使两者合二为一的，还是得益于故事内部的真正世界，也就是小津世界的微妙主旨之处。
现在我们先把焦点集中在电影语言与本体之上，在其中可以发现这种矛盾其实反映出小津安二郎的某种心态。在日本电影发展的过程中，经历过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的重要发展，小津安二郎恰逢其会。作为当时一位极重要的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导演，小津安二郎并没有体现出一种与时俱进的态度，根据记载，在这种技术的发展之上，小津安二郎的转变是缓慢的或者滞后的。与之类似，在对电影语言的运用与电影语言的发展之上，小津安二郎有着类似的心态，这使他更多保留了在最初阶段所掌握的电影语言，并持续了他的整个电影生涯。这种求新求变与守旧也是一组矛盾，但这种矛盾并非不可协调的，最终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

五
小津安二郎的故事里的世界也是矛盾的。
在《彼岸花》之中，父母操心着女儿的婚事，但女儿却要追寻自己的幸福，最后父母尤其父亲做出了妥协，默认了这种状态。从这个结果出发，我们可以认为小津安二郎在维持传统和新时代新思想之间选择了后者，至少他认为这种自己追寻自己的幸福并无太多不妥之处。但在《东京暮色》里面，那个一心自己追求自己幸福的小女儿，最后意外丧生，咽气之前她后悔自己选择的路。这个低落结局暴露了小津安二郎对于年轻人追求自己的幸福的主张的悲观。但纵观这两部电影，内里表达的却是一个矛盾的思想。
在《东京物语》里，老年的父母渴望与儿女们共聚，儿女们却各有各的心事，大家都渴望亲情，但现实却无法让这种亲情顺遂如意，这是矛盾；表现各异时好时坏的儿女们，是有心还是无情，这也是矛盾；女儿急着推诿父母，媳妇却尽心尽力，孰亲孰疏，这也是矛盾。在《秋刀鱼之味》里，父亲张罗着让女儿出嫁，女儿却一心侍奉丧偶的父亲，出嫁是好事，孝女也是好事，但鱼与熊掌无法兼得，这也是矛盾。在《浮草》里，戏班解散是坏事，但却让一家有了团圆的机会，这是好事，但父亲与儿子无法共存，这又是矛盾。在《东京暮色》，父亲想让女儿幸福，但却无法把握她的人生，这还是矛盾。
……
这种纵横交错的矛盾与冲突，就构成了小津安二郎的全部世界。而小津安二郎本人，对这种矛盾并没有体现出某种成见，有的时候矛盾发展成为悲剧，有时候发展成为喜剧，有时候不悲不喜渗透着超脱，有时候又带点无法排遣的寂寞。在小津的故事中，得与失是兼具的，对应着他自己的人生，同样如是。他没有得到男女之爱，但却拥有母子之亲。如果把这种思想上升到人生，那么即使矛盾冲突无法得到完美的结局，显然他也相信这不是纯粹的悲剧。

六
正视这种人生，体会到生的喜悦，必然体会到老病死的痛苦；体会到别离的悲伤，必然体会到团聚的欢愉；体会到得的喜悦，必然体会到得不到的烦恼。这些东西在小津安二郎的世界里不是单一存在的，而是两者互生的。认识到生的这种丰满，必然会怀有敬畏之心，带着敬畏之心去直面这或好或坏的两面。由此回到小津安二郎的电影语言之上，那种略带仰角的视点就自然的传达了这种赤子之心、虔敬之心，也就是说，这种视点的形式与视点内传达的内容是完美结合的。
在故事内容之上，现在我们也简单的把它划分成形式与内容，形式即前面说过的切接手法，内容即情节中所包含的矛盾冲突。这种冲突的状态必然是发展的，是运动的，那么用快速的切接来表现这种运动的状态即冲突，形式与内容也是一体的。现在我们可以理解到技巧的矛盾手法并未真正构成矛盾，虽然内里包含着各自不同的主体，但被统一在主旨之下，是小津安二郎丰满的人生哲学的两面体现，即生命的状态包含了静与动。具体的说，小津安二郎是以一种虔敬的态度叙述律动的人生故事，“静”是抵达彼岸的渡船，而彼岸是“动”。

七
现在我们已经接近小津安二郎的真正思想了。我们说在他的世界里，“静”是抵达彼岸的渡船，而彼岸是“动”，也就是说，“静”是追求的方法，“动”才是目标，是永恒的价值之体现。何谓“动”呢？我们来看小津的世界：所谓人生，包含了生与死，包含了喜怒哀乐；所谓婚姻，包含了从相识到结婚或者分手；所谓父母子女，包含了从相遇到永别……这种两极是静止的，但从一极到另一极的时候，也就是人生，它是动的。这种动的人生包含在时间之内，从而印证出时间也是动的，在这种动的时间之内，宇宙万物都是动的。小津的世界是“动”的世界，生命的存在完全基于这种“动”，“动”的世界也就是“生”的世界。这种“生”的思想，才是小津安二郎通过他的作品表达的主旨。
在这种“生”的状态之下，事物必然会出现好与坏的多面性，所有故事结局有时候是悲剧，有时候是喜剧，有时候不悲不喜；所以人有时候是坏的，有时候又现出好的一面；而无论好与坏，都没有太多的可谴责之处，因为这是自然之道。在这种自然之道下，每样事物都具有无限可能，那么寂寞就不仅仅是寂寞的了。在这种 “生”的状态下，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所有的事物无时不刻不在运动、变化。所以，“小津的东京”就是不断变化着的东京，“小津的东京不在了”自然就是荒谬的，因为你每时每刻看到的东京，都可以称其为“小津的东京”。而每样事物，每样在小津电影中存在的事物，都代表着对“生”的敬畏与赞美，那么无所谓镜子、乌鸦或者它们所代表的诗意，因为在这个生的世界中“万物一齐”。

八
这种生之道，这种彻头彻尾的对生的肯定，大约就是小津安二郎的思想。必须指出一个广泛说法的不实之处，即所谓小津作品中包含的禅意或者佛家思想。简单的说，在佛教基本教义上发展而来的禅，仍然是否定生的哲学。在这种思想里，生是所有苦恼的根源，“静”是追求的终极目的，这与小津安二郎赞美生之道的思想完全相悖。如果一定要给其一个定义，我觉得他的观点更加现实，更接近老庄一脉的“道”之思想。
在“道”的思想之下，我们就可以把小津作品中的所谓永恒完全提炼出来。在《浮草》里，戏班解散了，驹十郎以为自己可以息心跟家人团聚了；当他回到家后，却发现自己与儿子之间因为加代的关系已经有了裂痕；当他重新上路的时候，却又遭遇了被自己赶走的情人，然后又恢复了从前的关系……我们仔细观察这其中的东西：驹十郎事业失败了，从戏班班主到戏班解散，他从一个成功者变成了失败者；他以失败者的身份开始一家团聚的家庭生活，某种意义上是从失败者到成功者的转变；但进入家庭生活的时候发现事实跟想象的不一样，于是他又经历从成功者到失败者的心路转变；当他以家庭关系的失败者再上路，与旧情人重逢，由家庭关系的失败者又成了情感的成功者……
留意这些转变里所包含的悲喜意味，以及每一次转变里所包含的或大或小的冲突。在戏班解散这一事件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变化的时代，这种变化之下，当戏班无法跟上这种转变的时候，它就无可避免的走到了结束，虽然驹十郎极力避免这种局面，但始终无法改写这个结局；在家庭之上，当驹十郎放弃流浪进入家庭，他是以自我改变的心态去面对即将改变的家庭结构，但家庭结构因为加代的进入早已发生了改变，这个时候，驹十郎虽然改变了，但他的改变并没有跟上家庭中新的变化；在情感上，他抛弃了自己的情人，离开了温暖的家庭，他以为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但旧情人的出现以及她旧情难忘的心理，又使他内心面临一次冲突，这个冲突实际又源于他此时的家庭观，但一旦他及时适应转变，事情又化悲为喜。
在这一连串的转变中，我们看到了时代在变，事物在变，家庭在变，人心在变，这种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小津作品中的永恒矛盾即在于此。在变化的背景下，一旦处于前台的人或者事无法适应这种变化，冲突就产生了。所谓矛盾，即在于变化的快与相对的慢之间。由此引申到小津故事中最常见的家庭矛盾，其实就血缘关系而言，并没有永恒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但一旦无法自我调整以适应变化的关系、环境、时代，矛盾就产生了。与其叙事并不依赖戏剧性情节一样，小津的价值也不依附于矛盾冲突的结果，因为他展示的是“道”，是事物不间断的发展，在“道”之下，生与死、动与静、祸福宠辱这些互相矛盾的事物是可以转化的，《浮草》情节中不断变化的价值就有效地体现了这一点。所以在小津的故事世界里，无论结局的悲与喜，它总是表达着同样的含义，那就是生之美的无与伦比。

九
小津作品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其中所包含的 “道”。通晓这种“道”的永恒之所在，凡事顺其自然，反而能够以静的心发现生之美、以静的心面对生之动荡。这种精神对于今天的我们尤其可贵，这是一个变化较之过往尤其快速的时代，在一波一波所谓流行浪潮之下，有多少人还能以静的心去发现生之美、以静的心去善待生之美呢？尤其当小津本身已成神话的时候。

      “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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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村曾将自己描写底层生活的剧本给小津看，小津问：“你为什么要写这些蛆虫一样的人？”今村回答：“写蛆虫一样的人，我是要写到死的。”小津是审美的，今村是审丑的。无高低之分，唯关注不同。而将这师徒俩的作品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日本。一个矛盾又统一的日本。
      如菊与刀，如光与影。
      作为继《彼岸花》和《早安》后的第三部彩色电影，小津在《浮草》中对色彩的理解和运用，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转变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对黑白默片作品《浮草物语》的重新理解；更重要的一方面在于摄影师宫川一夫在彩色摄影上的极高造诣。（《影子武士》即出自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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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喜欢用“党”来称呼有某种特殊嗜好的人，小津就是个殿堂级的“红”党。相比前两部彩色作品，《浮草》的用色更加浓郁、明亮、活泼。小津对“红”的迷恋，也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红色的衣物、红色的花朵、红色的家具，甚至连拿来纳凉的扇子也添上一抹红色。而小津对“线和块”的敏感，即对电线、烟囱、塔、榻榻米与日式拉门边框等物体，构成的线条和方块的敏感，则将小津镜头中具体的人和物，泛化为抽象的色块。“这也是为什么通常具有侵略性和蔓延性的红色，在小津手中却显得异常安分。因为小津能感受到这份浓烈炽热下的平静，能够在压抑中去释放。“形体上的不和谐，反而构成了色彩上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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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种审美体验，视觉较之其它感觉，如触觉、听觉、嗅觉，是审美主体距离审美对象最远的。也是大小强弱变化最不容易被察觉，被感受的。但也因为如此，视觉更加容易被滥用。小津对这一点的态度，可以通过他另一处的话来感受：“导演要的不是演员释放感情，而是如何压抑感情。”
       懂得压抑的人，更懂得释放。这种压抑，也表现为小津对“激烈”一词的反感。没有四溅的鲜血，没有摇晃的镜头，没有刺耳的尖叫。一切的一切都慢条斯理。生死离别和爱恨纠葛就在“是么？是哦”中缓缓流淌，萦绕不觉。如一壶浓茶，如一阕旧词。
       《浮草物语》结尾，与儿子争吵后重新踏上漂泊的喜八在车站重遇澄子。喜八点烟却找不到火，澄子上前点烟，喜八从澄子手中接过火，点了烟。而在《浮草》中，十郎并未接过美子的火，美子就那么执拗的举着，举着。直到十郎将噙在嘴里的烟伸过来，点了火。余音绕梁三日而不绝于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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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怕我漂泊，只要你安乐。

      “有人跟我说，偶尔也拍些不同的东西吧。我说，我是开豆腐店的，做豆腐的人去做咖喱饭，不可能好吃。”
      一个做豆腐的小津。

我看的第二部小津安二郎的片片。

画面的颜色是斑斓的，有很多绚烂的红色。配合欢快灵动的音乐，显示出纷呈的苦与乐。

镜头的表达是地道的。里面充斥着日本市井，平民生活。日式房屋的门厅、走廊、楼梯，有很浓的家味。人们进进出出的酒馆子、饭馆子，以及《浮草》里上演日本能剧的戏班子，来回行走在电影中。

里面的人物，用中国话归类，就是属于草根阶级。他们的生活漂泊不定，受制于天气和地域，没有固定的职业和社会地位。电影中有一幕令我难忘，三个剧团里的公仔，在海边幻想吃喝玩乐。也许那一刻，他们的精神是释放的，但快乐的感觉就像天空里飞过的海鸟，虚无飘渺，转瞬即逝。

借景抒情，是小津喜欢的方式。矛盾冲突的第一高潮，两人隔街对骂，中间隔着没有断点的雨帘。雨特别大，情绪很高，色调很低沉。班主和艺伎之间的隔膜，或者说，心理距离，就像暴风雨的阻隔，始终很难互相抵达。忿怒在狂风暴雨中肆虐。

小津电影的构图是封闭式的。有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意识。他对电影的态度有超乎寻常的认真严肃。传说中村雁次郎和杉村春子在院子鸡头花开得最红最美的镜头中二人说话的情景大概NG了六七十回。

众所周知，小津电影里的摄像机总是低机位地拍摄，基本在人物视线以下，以反应一种客观的姿态。给人的感觉是，生活中没有旁观者。导演采取一种静观的态度，摄影机没有大幅度的运动，符合日本人“静”的特质。这里的静不排除电影中常有的环境音，因为生活不可能一片安宁，风吹草动才是真实。另外，小津对人物基本不用特写，对话的人通常出现在一个画面中，其中灌输着平等的意识——在那个日本等级观念相当强烈的年代里。

影片表现了两种情绪：东方禅宗似的温柔和西方列强似的暴力。杉村春子饰演的母亲是极具东方女性温柔淑惠气质的传统人物。她和班主有私生子的事实，就是本片的戏剧冲突。一切就是缘于一个“老”班主剧团的到来，母亲形式上像接待常客一样招待他，不着亲近的痕迹。夫妻之间的相敬如宾、含蓄暧昧。东方审美中的含而不露在细节中渗透。隐约之后，才渐渐察觉他们之前有过节。。。嗯，电影中的性感是具有东方神韵的，美丽的和服装扮，妙龄女子曼妙柔美的身段，柔美曲线的坐姿，笑不露齿的美（当然也有奇丑无比却呲牙咧嘴地笑的），还有后半部分加代和清之间朴素真挚的恋爱，清投入爱情的腼腆（在我感觉，那个害羞青涩的青年就是小津自身的写照）——都是小津坚持的自我美学。当然，有爱必有恨。哪里有波折，哪里就有暴力。记得在一个相同的场景中，班主先打加代两下，第二次是七下，再甩儿子耳光的时候被狠狠反击。事物都有两面性，当然这里的施暴，映照出一种日式的男权主义。

小孩总在小津的片中频繁出现，剧团中的孩子富坊让人记忆犹新。影片在接近一小时三十分钟的时候，剧团破灭，透露着黍离之悲，而小孩啃西瓜的镜头略微缓解了沉重的氛围，带着些许活泼。但到最后，依然全军崩溃，在散伙饭里的泪别中感受到盛衰的无常。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又谁说得准。

影片的结局是开放式的。火车打着两盏刺眼的红色尾灯，渐渐在蓝色的天际中远去。天是消解了黑的湛蓝，前行火车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总而言之，再重头来一次吧——正是这样的独白，让长镜头驰骋，无边际，无界限。

也就在重返漫漫长路的那一刻，我们找到了与生活和解的理由。

维姆•文德斯在其致敬小津的作品《东京画》(又称《寻找小津》)中，开篇便给出了这样一句话：“如果说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当中还有什么神圣之物，如果说电影当中还存在着什么隐秘的宝藏的话，那么对我来说，小津安二郎的作品无疑便属此类。”
这话我是赞同的，甚至以为它确乎就是我心中所想所念；但细细琢磨，这样的开篇未免让人有些不明所以，以至于让人开始抵触起来。毕竟，谁也不会因为一句没头没脑的话就相信了一个人所谓的“神圣”。而就我个人而言，事实上，小津安二郎所描绘的东西既没有那种凭空捏造出来的神圣，也让人看不出一点儿肮脏；他描绘的，不过就是一个持续转舵的社会当中最平常、最生动、最不起眼的细节。“面对摄像机时，我想的最根本的东西是通过它深入思考事物找回人类本来丰富的爱……说那东西是人性可能过于抽象，算是人的温暖吧。”小津念兹在兹的，无非就是这些。
从这方面看，《浮草》显然也是这样；然而它在小津的所有作品中却也占有十分特殊的地位。一方面，这部电影是小津唯一的一部翻拍，且翻拍的还是己作“喜八三部曲”中的第二部《浮草物语》。由黑白到彩色，由默片到有声，导演是否能够妥善处理这种转换之中的种种问题？另一方面，小津翻拍《浮草物语》似乎也并非完全出于己愿：在其作品《我是开豆腐店的，我只做豆腐》中，他明确表示《浮草》是沟口健二和永田雅一先生“屡屡拜托”，使小津终于“实践了多年来的承诺”的那部作品。那么这样的一部作品，到底能否达到导演后期应有的水准呢？
事实证明，我等凡人对小津安二郎的一切担心都是多余的。不过，这样的翻拍也造成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有趣结果，即本片形式上变成了小津后期，内容却完全靠向了前期一边，剧情既不平、也不淡，而是一反常态地幽默起来；而且，鲜见于小津电影中的强烈冲突也在本片的后半程里随处可见，打、骂，吵架不绝于耳目，哭、笑，情感也毫不加掩饰。可以说，这种奇妙的混合在我看来给小津安二郎增加了丰富的维度：某种程度上说，其实小津拍电影根本就没有什么固定的模式可言；他虽不是个精通煎炒烹炸的多面手，但也绝不是只会做一个味儿豆腐的烂厨子。
当然，豆腐还是要做的，做法不同而已；千万种做法也逃不开豆腐，这就是小津。在这里，我们与其把所谓的“豆腐”说成是恬淡平和的口味和癖好，倒不如将它看成是一种对人间之爱的信念和忠实。这种爱既有可能是家庭存在的结果，也有可能是家庭建立的原因；既包括父母与儿女之间的情感，也囊括男女之间的爱情。在《浮草》当中，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三组与这种“爱”相关联的人物关系：寿美子对岚驹十郎、岚驹十郎对儿子阿清以及阿清对加代。
不得不说，小津的片子真的很难形容。当试图用语言对我的感动进行一番描绘，我就发现自己不光词汇贫乏，就连记忆力似乎都开始衰退了，因为无限多的眼神、笑容和场景都值得玩味，每一个伫立、转身和凝望也有值得推敲！应当如何进行选择呢？又或许应当如何不进行选择呢？——就在这样的患得患失里，我有了一项新的发现。那些看上去似有似无的编剧、剪辑、音乐、场景……正是造就了一种接近于“无”的效果。小津安二郎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下了这个汉字，终究只能让后人疑惑不已。但无论如何，小津绝不致惺惺作态地在自己的墓碑上写下一个连自己都不知道的问题，期待那些懵懵懂懂的后人胡乱给自己填上一个愚蠢的答案。这个“无”不是墓主人留给人们的谜题，也不是一个做作得无以复加的符号，他只不过用一块很可能将会流传千万年之久的黑色大理石记录下了他人生在世的唯一感受。我想，那感受不是虚无，不是没有，不是不存在……倒可以说是去掉了一切对事物猎奇心态、去掉了一切浮华的形式之后的生活本来的面目。
是否完美于小津来说好像根本不是个问题——因为那种所谓“完美”的东西从来只是一种假象而非他所关心的所谓“无”的本质——正如《浮草》当中所传达出来的那种东西一样。但凡人情存在的地方，就到底要有些缺憾，想来这也就是小津悲观而乐观的体现吧？假使团长岚驹十郎和阿清父子二人真的相认，加代顺利嫁入团长家中，一家四口抱头痛哭，从此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这样的结局看似美好，但将寿美子一人剔出而使之独为“浮草”，显然就无甚完美可言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小津的柔软并不在于他能够为每个角色安排多么美好的结局，而恰恰在于他懂得为他们找到最适合他们生存的方式和去处；而在我看来，遗憾虽则有之，却也无妨。既然岚驹十郎离开寿美子点颗烟都成问题，既然寿美子的报复反而造就了阿清和加代的美妙姻缘，既然岚驹十郎和阿清本就以叔侄相称，既然有其父必有其子……那么一切就都应该按照本来的面貌，就应该按照看似最不可能的方式延续下去。生活最终还是将本应在一起的人分别开来，但也好在生活不致让人们孤苦伶仃地独守空房。
所以无论如何，浮草还是浮草。影片一开始的岚驹十郎一座乘着孤舟前往小镇，到了影片结尾，岚驹十郎一座分崩离析，就像一叶浮草生出的种子又在各处生发一样；浮草并未消失，反倒愈发多了起来。说到这里我们又意识到，以岚驹十郎为中心的两个家庭并非孤立存在；整个剧团连带着小镇中的女人便是其边缘。这种中心—边缘的形成，归根结底靠的是“小津式情分”里的责任、忠诚和不离不弃，这责任就是各种关系的试金石：责任越多，关系就越坚不可摧，越是忠诚，就越显情分厚重。在这里，导演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主剧情中的岚驹十郎一家人从男到女从老到小个个都是不离不弃的情种，无论如何打骂，始终就是不能改变他们心中对于自己所爱之人的执念；而次剧情里，影片从一开始就着力描述了剧团里的几个男人对镇上相貌姣好的女人的追求。这种追求无非打情骂俏，称不上是“情”，自然更没什么责任可言。到了结尾，演员四散。平日说说笑笑的女人们自不待言，肯定是被抛在脑后再无联络的；就连团内也是这样。满口仁义的，跑得最快；犹豫不决的，最后却坚定下来。我想这是一种讽刺，也是一种对人最核心的、小津口中“人的温暖”的展现与探讨。
爱、责任和忠诚，所有这些，究竟是人之为“浮草”的原因，还是结果呢？小津似乎给出了一个答案，又似乎没有给出。
所以，我们还能怎么说呢？无法，就只暂且将它称为“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