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粉

李少红的《红粉》拍得还是不错的。 王志文当真是英俊潇洒的浪荡公子。看苏童的原著时，还没把老浦这个称呼往漂亮的皮相上想。他和秋仪的那段耳鬓厮磨的戏实在太迷人了。 有影评说后半段的情节有些突兀，如老浦怎么就贪污被枪毙了，小萼和他的那场声嘶力竭的争执也和前面不搭，等等。我倒是没觉得生硬，要知道，这部电影是有大片留白的。 不，说留白还不准确。电影中那些烟雾缭绕的场景，言说了一切：他和她，还有她，都是上一个时代留下来的人。 军装配枪的士兵们成编制地开过来了，要把风尘女们送往教养院。鱼贯而行的女人们被指挥着，往这边走，往那边走。这时候秋仪出来了，穿旗袍、披着大衣，倚在门边，向上拉一拉大腿上的丝袜，又买了个烧饼，“死刑犯还要吃一顿饱饭呢”，她说。上船的路有一处没有接驳，底下是河，要用力地迈过去。扶我一下呀，她对旁边的兵说。男解放军战士一言不发，也不看她，只是搬了个长条板子，那边留着齐耳短发的女战士意味不明地看了她一眼。 他们是新的人，来自另一个地方、另一个社会、另一个时代，身上有一种对她们而言完全陌生的气质。 那种陌生感还该多加渲染才是。所以电影的确有所不足：新的社会不只意味着口号，而是断裂和撕扯，是无法躲避的改天换地。像雾一样慢慢遮住西餐社和舞厅灯牌，各种颜色的洋装变成灰扑扑的列宁装，旧的人们发现日子一天天变得奇怪。 新的时代和社会对他们而言，仿佛一首听不见的曲子。原著的结尾其实正是点睛之笔，片中却并未有所表，似为一憾。因为它正好呼应了片名「红粉」：冯新华，即小萼和老浦的儿子长到八九岁的时候，一天偶然发现了一只粉盒，正是他生母的。秋仪，他的母亲，拿走了那个不相干的杂物，并说男孩子不要玩这种东西。后来也没有人告诉他，他的身世如何，他不知道自己生父和生母的故事，不知道生父给他起过一个奇怪的名字叫悲夫。 他是生在解放后的，他叫冯新华。他不知道那盒红粉的故事。

十几年前，我在南京上大学的时候，经常去珠江路附近的小毛音像买DVD光碟。小毛音像的老板小毛告诉我，苏童就住在附近，也经常到他店里来买碟。小毛知道我是苏童的“粉丝”，便把苏童买过的DVD光碟推荐给我，我也基本上照单全收了。

从苏童购买的DVD光碟看，他算得上是一位资深影迷，那些传世的艺术电影，他应该大多看过。

多年以后，我在深圳的一次读书活动中见到苏童。我获得提问的机会后，问了他当年在小毛音像买DVD光碟的事情。他回答说，他当年确实经常到小毛音像买DVD光碟，而且，他买的影片，大多是“闷片”。

论一个作家的电影修养的话，苏童在当代作家中绝对是高阶影迷。

在当代作家中，苏童也是“触电”比较多的作家之一，根据其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已经有十多部。这些影视作品中，苏童也或多或少参与了编剧工作。

也许因为有着较为接近的成长背景，苏童的小说最受“第五代”（导演）的青睐。《大红灯笼高高挂》（1991，张艺谋导演）、《红粉》（1995，李少红导演）、《茉莉花开》（2004，侯咏导演）等均是“第五代”的作品。同时，这些作品也是改编自苏童小说的影视作品中比较成功的作品。

若从“忠实原著”的角度看，《红粉》是最“佳”作。苏童是南方人，成长于江南水乡，也长期生活于斯，他的小说有着明显的江南韵味。苏童的创作地图颇为广阔，他也会写“北方”的故事，但他最好的作品几乎都是以南方为背景的。《红粉》从故事、人设到环境、氛围，都非常接近原著，而苏童独有的“女性视角”，在李少红手里，也有某种异曲同工之妙。此外，《红粉》还直接使用了小说的篇名作为片名。

侯咏的《茉莉花开》改编自《妇女生活》，在银幕上再现“旧上海”的“妇女生活”，也颇得海派气韵。相比《红粉》，《茉莉花开》更加精致，更加“摩登”，这是二线城市和一线城市的落差，也是女性的细腻与男性的美丽臆想的差别。

从视觉和意象的角度看，《大红灯笼高高挂》是三部作品中改编幅度最大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改编自小说《妻妾成群》。小说的原名“直接了当”，顾名思义，便可知这是一出“宅斗剧”。张艺谋对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都改编不大，但影片中非常重要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的“仪式”，却是张艺谋的“创意”。《妻妾成群》的故事背景应该是在南方，而电影中的故事背景明显换成了北方，大宅、丰雪等，绝对是北方气派、北方气象。《大红灯笼高高挂》虽然没有“忠于原著”，但它的二次创作是极为成功的，在影片中，人物、环境、气息，都是高度融合的。没有张艺谋独到的视觉呈现和意象赋格，《大红灯笼高高挂》不可能成为经典之作。

《大红灯笼高高挂》、《红粉》、《茉莉花开》这三部作品均改编自苏童的“女性小说”。这三部中篇小说也是苏童的代表作，将其视为苏童的“女性三部曲”也无不可。同样，三部影片也可合称为苏童小说电影改编的“女性三部曲”。

在苏童小说改编的电影作品中，《大鸿米店》（1995）、《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2012）也是比较著名的作品。

黄健中导演的《大鸿米店》因为“尺度很大”（情色、暴力），被雪藏了将近十年，2004年才真正面世。该片改编自苏童的长篇小说《米》。我初中时读这部小说时，也觉得“很黄很暴力”。当时我也是第一次读“尺度”这么大的小说，仿佛发现了新大陆，读完后还跟要好的同学传阅、讨论。时隔数年，当我看到影片时，我其实是比较失望的，因为影片远不如小说生猛——或许，我看到的版本是删减了不少片段的版本。不过，《大鸿米店》这么“三观”不正的影片，现在应该也是拍不出来的了。

《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是由青年导演李睿珺改编的，他的改编“方法”与前辈们大有不同。《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是苏童的一篇短篇小说，简单甚至比较抽象地讲了一个“入土为安”的故事。和张艺谋在故事基础上加入意象相反，李睿珺是取其意象，在影片中大量加入了中国当代农村的生活细节。可以说，《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的主题、概念和意象主要来自于苏童的小说，而影片中的生活场景和故事细节，主要是李睿珺的二次创作——如此，我们才能在影片中看到了鲜活的日常和真切的人物。

《大红灯笼高高挂》和《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都是偏离了常规改编方法的影片，但导演强大的创作能力却赋予了影片自成一体的面貌。在我看来，这两部不走寻常路的改编作品，恰好是苏童小说改编的电影作品中的最佳之作。

香港的摄影大师、“三级片”殿堂级导演何藩也曾改编过苏童的小说，那便是1994年的《罂粟》。该片改编自《罂粟之家》，是《米》之外的苏童的另一部关于“压抑”与“欲望”的“大尺度”作品。当年初尝“禁果”时，我很喜欢苏童的“压抑”与“欲望”系小说，但如今回想起来，觉得苏童的这类小说其实挺猎奇的，文学价值其实没有那么高。何藩在图片摄影方面，是顶级大师，他也在“三级片”中展现了他的摄影修养，但他的叙事能力确实有点“捉襟见肘”，《罂粟》最终只是一部“噱头”之作。

苏童是一位非常勤奋的作家，成名后一直笔耕不辍。作为一位讲故事的高手，苏童的文学宝库仍有待更多的影视创作者去深入挖掘。

我大学时候，长江文艺出版社的跨世纪文丛正好如火如荼的出版。对那年代的文艺青年来说，如获至宝，阅读如饥似渴。

苏童的《少年血》因其暴力扭曲的青春期描写，配以芜杂隐晦的江南小镇香椿树的芸芸底层市井生态，一下子就击中了少年的我的阅读G点。

之后就开始遍寻苏童的小说，第一时间狼吞虎咽。从少年血系列到城北地带，香椿树街的系列狗血市井与热血中二少年们，到当时正蜚声影坛的第五代集体导演的著名女性三部曲，分别由小说《妻妾成群》，《妇女生活》，《红粉》，各自成，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侯咏的《茉莉花开》，还有就是这部李少红的同名电影《红粉》。其实他当时还有个小长篇《武则天》，据说电影没拍城，小说我也买了，那个真心一般。

我当时觉得苏童的才华驾驭中篇恰如其分，游刃有余，写长篇就有些力不能逮。那些灵动的，腾挪的，闪耀的文字和段落，放到长篇结构里，就显得浮华，轻佻，猴急，压不住，抻不起，轻飘飘没质感。后来他又出了一部长篇《米》，黄健中执导电影《大鸿米店》，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都不怎么样，小说2流，电影还一度被禁了7年，2012年才公映，结果大失所望，还不及小说的那种粗粝感和压迫性。

女性三部曲里，《妇女生活》写的最好，祖孙三代妇女，原生家庭原罪宿命与基因里的叛逆性，爱恨交织，时间太久很多情节已经忘记，就记得这几个女的在家里撕起来，真的是夹枪带棒，句句机锋。比那些宫斗剧过瘾得多。苏童特别善于捕捉人性中的闪念而过的小邪念将它放大，落地。就好像《红粉》里，小萼与老浦结婚那天，秋仪莫名递给小萼的那把雨伞。三部改编电影里，《大红灯笼高高挂》无疑最佳，超越了原小说。尤其是美术置景的设计，从江南小镇搬到北方乡镇的一个大院落，一下子那种封闭的肃杀感就铺天盖地了。大红灯笼挂起的仪式感，老谋子玩仪式感，天下无对。什么时候都是。

《红粉》电影的美术还原性做得相当好，解放初期的江南水乡的小城。木结构的小阁楼，邻水而起的脏的几乎看不出是黑瓦白墙的斗拱建筑，拾阶而下倒马桶的妇女，雨色中弯曲而去的青石板路面的小巷；以及解放后贴的可哪都是膏药般的标语、三俩的黄军装的正气凛然不断审视你的眼神、氤氲评弹软语中，突然爆出的大嗓门口号、一本正经的关怀，呵斥的口吻，从岸边上船时，秋仪伸手要解放军战士搀她一把，解放军小战士一言不发，给他搭了条木板。像这样的细节，太精彩可惜真的太少了。

红粉小说仅是个短篇，但电影应给为它赋予更多新旧时代在划时代的瞬间的差池感和撕裂感。无论是秋仪小萼这样的JI女群体还是地主二代的老浦，他们都是旧人物，面对新时代一下子破门而来，惊慌失措，完全没有适应能力。老浦之死就是一场与旧时代中产恬适生活的告别。整个生活中，除了床笫之欢，大概最快乐的时候就是他打扮成黄世仁的地主装的时候，他好像还还原一些精气神。结果还被低下一顿山呼海啸的口号给吓得差点尿了。

三个主人公演员找的都极其精准，表演都脱像入骨。王姬的妩媚、坚韧，决绝如刃而柔情似水，气场强大，霸气侧漏，真是大青衣的首选。何赛飞真的是江南妖娆小女子柔情化骨，一口吴语软腻得，虽然明明恨得让人牙痒痒，TM的还是我见犹怜，感觉比《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三姨太还演的更传神。作为旧时代的寄生者，她已经习惯于用肉体依附男性，习惯于依赖周边环境的供奉，根本没打算适应自力更生的新生活。这个原型的当下意义仍然熠熠生辉，美女都习惯于被拥戴和供奉，习惯被备胎舔狗包围，没办法，她气场就养成了。导致你不是她备胎和舔狗，有时候也会不自觉迫于淫威顺从她，好像怕打击她自信心一样。这真是奇了怪了。这种人只会自恋，不懂爱他人，她还以为她的爱是施舍。说起来是气人，不过有时候，男人还真就吃这壶。至少我觉得，年轻时候，没找个能作妖会撒娇，一天不给你找点事就没存在感的美女谈一次虐狗的恋爱，人生还有点小缺憾。哈哈。

王志文演的老浦真的太帅了，我几乎忘了我读小说时候是怎么想象的老浦的外形，现在想来，老浦就应该是王志文那样弱不禁风又帅又有魅力又不负责任的样子。如果他不是雅痞帅，他不是风度翩翩的有点病态的浪荡倜傥，他不是又不在乎钱又肯服低扮软，潘驴邓小闲哪样都占着，阅人无数的大姐大秋仪怎么会看上他，每次都不要他的钱（而且明显，老浦并不差钱，所以也并没太在乎你要不要钱，老浦还真就时喜欢秋仪），秋仪怎么敢断定，自己逃走到老浦那肯定就能投奔终身有靠？至于小萼，小萼大概从来就没爱过老浦，她只爱她自己，而且她设计追求老浦，也仅仅是因为她崇拜和依赖秋仪，反正要投奔一个男人，那就找自己偶像的男人吧，终究不会大错。如果错了，那也是秋仪的错。

电影给了他们三个扎了舞台，他们仨演的都本儿好，本儿卖力气，电影的美术做得也很好，置景服装美术都到位，也有时代的一些背景音色。大概可惜就是，好像插些时代交织的更鲜明更锋利更具有隐喻性的冲突，不管是情节的还是内心的，还是寓意的。老浦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叫“悲夫”，如果他仅仅是流连秋仪和小萼肉欲的缠绵者；如果他仅仅是因为曾经富有豪宅良田而今蜗居斗室；如果他仅仅是当了个会计，入不敷出，被坛慕虚荣的懒媳妇每天唠叨而郁闷；这些会让他给儿子取这样的名字吗？乃至还最后走向贪污公款，枪毙了结？

悲夫者，不过是逝者如斯罢了。一个旧时代被绞绳送走，拖起满天烟尘，甩出个绳头，老浦把自己也套进去了。悲夫，告别者，变成了殉葬者。

秋仪，历经红粉风尘、怀孕、梯度出家、流产、还俗、嫁人，渡劫后，就如所有从旧时代翻涌过来的国人，其实说悟了什么，也没什么悟的，只不过把孩子的名从“悲夫”改为了“新华”。

所谓了悟，就是不过如此。

苏童小说，即使短小篇幅中也能突然给你抖个番儿，云袖之中忽然寒光一凛。

2022年12月27日

其实这部电影没有坚持看下去，主要是没有字幕太难受了。这里主要是记录一下看的苏童的这部小说。下面的内容摘自百度百科，因为分析的很好，自己还没有写出这些的深度。 小说描写了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苏州妓女改造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妓女们对于新社会的隔阂与漠然的故事。苏童展示了在悲剧发生的同时表现人性悲凉时的衍生物，使人产生悲哀并不在于主人公“犯了错误”，而是在于命运或命运般的必然性以不容规避的方式把苦难加于挣扎中的主人公。 1.小说中女性悲剧根源的突出表现即为人身依附意识。小说中的女子大都有着类似的生存意识，她们富有个性，但永远摆脱不了男人，追逐依附男人好像是每个女人生活的动力，也是她们争斗的目标。 2.女性依附意识的又一重要心理表征则是自轻自贱。几千年来，女性一直处在“男尊女卑”的男权文化的笼罩下，被这一社会文化所牢牢地禁锢着，她们内心也从未对这种文化质疑过，理所应当的扮演着这种文化所赋予给她们的角色。《红粉》中的小萼说：“我没有办法，谁让我天生是个贱货”，从麻袋工场里回来后与老浦周旋的种种态度，这一类的叙述都将我们引向对她们感伤姿态下的内心的审视，由于女性长期处于被剥夺话语权的状态，她们下意识的表现出一种自卑自怜心理，默认了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无法改变。 3.女性之间的对立依附意识的又一变态反映乃是女性间的对立、乃至自相残害。无论是扮演什么角色的女性，妻或者妾、妓女还是情人，她们作为女人从来没有想过如何摆脱男人，从而建立自己的社会地位，赢得自己的自由和尊严。她们总是擅长于通过刺伤自己的同胞来达到争夺男人的目的。小鄂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牺牲掉与秋怡的友情，嫁给蒲先生。 4.文化视野的局限此外另一重要因素则是女性知识的匮乏和文化视野的局限。苏童的小说所反映出来的女性文化无疑是灰色的，这种女性文化是没有独立品格的，是依附于整个男性文化中心的。我们感受到的更多的是痛苦和恐惧。读者似乎听到一个个痛苦的灵魂在哀鸣。这一幕幕的悲剧引领穿透女性生存状态的表象而探究其深层的文化意义，同时呼唤处于男权文化中心的女性的自省和自强自立。

这让我想到了，在仙剑一有一集中，逍遥对月如说过的一席话，大意是，就算是让一个人再做一次选择，他在当时的认知和自身的性格使然下，结局也还是一样的。正如，秋怡和小鄂两个人的性格，思想认知水平和男权社会的压迫下，她们自身做出的选择似乎是自然的，甚至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