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之岛

   世界上的宗教真是相类似的，片中的那位圣人，以上帝的名义为别人解决疑难问题，我看来看去，不由联想到一些禅宗案例。

   想堕胎的女子总是在担心生下孩子后自已会没人要，圣人喝道："你不生下孩子的话才会没人要呢！"------- 大珠慧海禅师初参马祖的时候。马祖问他：“来此何事？”他说：“来求佛法。” 马祖说：“我这里一物也无。来求什么佛法？自家宝藏不顾。抛家散走什么？”

   妇人被亡去多年的丈夫梦魇困扰，圣人让妇人发现她甚至更舍不得家里喂养的猪。-------早晨有一人连着问了老禅师十几个问题,还准备再问下去时,却被老禅师的一句话打断了: “你的早餐已经凉了。”

   小男孩腿疾不能行走，圣人强迫他丢开拐杖。-------道士考问大珠慧海禅师："什么是正，什么是邪？" 禅师：“心一味地追逐外物为邪，外物跟随心为正。”
 
   跟随圣人的教友十分珍爱自已的靴子和毯子，圣人却把这些全部烧掉。------严冬季节,丹霞禅师将佛殿上木刻的佛像取下来烤火，"既然是木头，没有舍利子，何妨多拿些来烤火！”

   圣人自已内心被往日的罪恶纠缠，活不好也死不成，为别人解决问题的同时自已却如在地狱中煎熬。------有人问大和尚还下地狱么，禅师回答：“我最早下”，那人就问：“你道行如此之高，为什么还要下地狱”，禅师回答：“我不下地狱，谁来教化你？”

   片中最后，圣人躺到准备好的棺材里，平静的逝去，也仿若禅师们自知时日的涅槃。

  原先一直以为毛片（老毛子的片子）都像喝醉了酒一般乱拍，没想到看到一个这么深刻的。难得。

     是古老而歷史悠久的瓦拉穆修道團體，於芬蘭與俄國邊境處的拉多加湖上的一個小島上。本片的神父他在上個世紀有幸加入該團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成了該團體的長上，那時瓦拉穆仍在蘇聯的邊境之外。 神父生活在瓦拉穆大修道院裏，他必定感受到自己是一個可以回溯到許多世紀之前、豐富而又古老的傳統的繼承者。當他最初加入團體的時候，瓦拉穆修道院仍處在它的鼎盛期，有三四百位修士，在修道院的圍牆內有四座教堂，另有許多小聖堂：它是深受俄國人敬禮的朝聖地，有一座足以同時接待二百位來訪者的客廳。但是，吸引像查里頓這樣的修士加入修院的並非它的外在榮耀：查里頓感興趣的是瓦拉穆修道院所代表的修行的傳統及內在祈禱，乃是一个不可見的屬靈遺產。
       瓦拉穆修道院長久以來都是著名的傳教中心：在中世紀時，該院的修士走遍週圍的卡累利阿地區，向異教的部落宣講福音，1794年，九位被揀選出來的來自瓦拉穆修道院的修士去了阿拉斯加，成為美洲大陸最早的正教傳教士。
    本片是从耶穌禱文开始的。耶穌禱文通常的形式是「主耶穌基督，天主之子，求祢可憐我。」可以在後面加上「罪人」一詞，或者這一禱文也可以用複數的形式「求祢可憐我們」；或是其它不同的變化形式。所有這些形式中必不可少地是不斷呼求耶穌基督的屬神名號。本片中你会发现，神父一遍又一遍地诵读耶穌禱文。　理論上，耶穌禱文只是達致內在的祈禱的眾多可能方法之一；但實際上，它在正教會內極具影響力，備受歡迎，以致幾乎等同於內在祈禱。
      祈禱是一種克修奮鬥的行為，是一「壯舉」或「英勇行為」；用依納爵的話說，祈禱是「隱秘的殉道」。
       　　我們通常將祈禱分為三個階段──口禱、意禱與心禱，這一分法也被應用於耶穌禱文：
　　一、開始時，耶穌禱文是口禱，就如同其它祈禱那樣：高聲誦唸禱文，或是祈禱時雖不出聲，但卻運動唇舌。與此同時，藉著有意的意志行動，人專注於禱文的意義上。在這最初的階段，專心地反復誦唸禱文通常是很困難而又費力的工作，要求人謙卑地鍥而不捨。
      　　二、在祈禱的過程中，祈禱變得越來越內在，意念重復著耶穌禱文，而唇舌卻不動。隨著祈禱的不斷內在化，專注也變得越來越容易。祈禱逐漸獲得了其自身的韵律，有時在我們內幾乎是自發地歌唱起來，我們卻沒有意識到我們意志的行動。就如同帕爾塞尼長老所說的，在我們自己內有「有一股喃喃細語的溪流」。所有這些都是人正在接近第三階段的徵兆。
　　三、最終，祈禱進入心裏，支配整個人。它的韵律越來越與心的跳動一致，直至最終成為不斷的祈禱。最初需要痛苦費力的努力，如今成了無窮無盡的平安喜樂之源。
　　在祈禱的最初階段裏，當人仍是故意努力誦唸耶穌禱文時，他通常每天要撥出一段時間來──也許開始時不會超過一刻鐘或半小時，也許是更長的時間，每個人各按自己長老的指導而定──在這段時間內，他什麼事情也不做，只全神貫注於誦唸耶穌禱文。但是，那些已獲得不斷祈禱的恩賜的人卻發現，在他們內不被打斷地持續著耶穌禱文，即使他們做著外在的事務時亦然──用德奧梵的話說：「手在工作，意念和心卻與天主同在。」即使這樣，大多數人仍會自然而然地希望盡可能多地撥出一段時間來專心一意地誦唸耶穌禱文。
     　　就歷史而言，耶穌禱文的根源可追溯到新約，甚至更早。舊約的猶太人特別敬禮天主的聖名──按後期的猶太拉比傳統，由四個希伯來字母所構成的天主聖名，任何人都不得高聲唸出。天主的聖名被看作是祂位格的延伸，是祂存有的啟示，是祂大能的表達。基督宗教延續了同一傳統，從一開始就敬禮降生成人的天主的名字──耶穌1。在此，有三段新約經文特別重要：
　　一、我們的主在最後晚餐時宣告：「直到現在，你們沒有因我的名求什麼，……你們因我的名無論向父求什麼，他必賜給你們。」（若16:24,23）
　　二、聖伯多祿對猶太人隆重確證：在提到「納匝肋人耶穌基督的名字」後，他宣告：「除祂以外，無論憑誰，決無救援，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字，使我們賴以得救的。」（宗4:10,12）
　　三、聖保祿也說過類似的話：「天主極其舉揚祂，賜給了祂一個名字，超越其它所有的名字，致使上天、地上和地下的一切，一聽到耶穌的名字，無不屈膝叩拜。」（斐2:9-10）根據這些聖經經文，我們易於理解，在歷史中，發展形成了在耶穌禱文中呼求天主聖名的實踐。
        　　除了耶穌的聖名外，耶穌禱文的另一部份也有聖經根據。我們要注意在福音中所記載的二個祈禱──瞎子的祈禱：「耶穌，達味之子，可憐我罷！」（《路加福音》十八章38節）以及稅吏的祈禱：「天主，可憐我這個罪人罷！」（《路加福音》十八章13節）在基督徒的慣例中，「達味之子」自然成了「天主之子」。這樣，就形成了耶穌禱文的標準形式──「主耶穌基督，天主之子，求祢可憐我罪人。」這一禱文完全取自聖經。
　　但是，儘管構成耶穌禱文的各要素都清楚地出現在新約裏，最終將它們會集在單一的祈禱文中卻還有一段時間。顯然，初期基督徒敬禮耶穌的聖名：無論他們是否不斷地呼求耶穌的聖名，如果他們這樣做，我們並不知道他們是以何種形式呼求耶穌聖名的。按我們今天所知道的，耶穌禱文的發展最初明顯地與四世紀埃及的修道運動一起興起。曠野教父令不斷祈禱的理想廣為人知，他們堅持認為，修士必須不斷修習他們所說的「隱秘默想」或「紀念天主」。為幫助他們不斷專注於此事，他們採用一些簡短的祈禱文，一遍又一遍地反復誦唸這些禱文：例如：「主啊，求祢助祐。」「天主，求祢快來拯救我，上主，求祢速來扶助我。」「主，天主之子，求祢可憐我。」「作為人，我犯了罪，作為天主，求祢垂憐。」在修道運動的最初時期，這類的禱文有很多。
        　　這就是耶穌禱文發展起來的「背景」。起初，它只是眾多簡單禱文中一個，但它卻具有超越其它禱文的無比利益──即在它內含有基督的聖名。「『主耶穌基督，天主之子，求祢可憐我。』這句話只是工具，而非這一工作的本質；但它卻是非常強大而有效的工具，因為主耶穌的聖名是我們救恩的敵人所懼怕的，是所有尋求祂的人的祝福。」「耶穌禱文就像任何其它祈禱一樣。但它卻因為我們的主救主耶穌的大能聖名的緣故，比其它所有祈禱更強大。」

文/枫林仙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马太福音，7∶7~8










得救究竟是一桩侥幸还是一桩启示？

乍一看，答案一目了然。“这两件事还用得着你来说吗？当我们是三岁小孩儿？连这都分不清吗？”这样想这样答的人太自大。如果他还坚持这样行，那他就真是自作聪明自欺欺人了。

俄国导演巴维尔·隆金（Павел Лунгинь）肯定不会同意这个回答。他打算在电影《孤独之岛》（Остров）中用一个故事来告诉观众——区分启示和侥幸才是信仰的要害。

故事缘起于一桩凶杀事件。1942年，正是苏联北方舰队与德国法西斯艰苦作战的时候。古拉格囚徒安那托利在吉洪·彼德罗维奇船长带领下驾驶着一艘拖船运送煤炭。夜里他们遇上德军巡逻舰只，被逼停了。两人藏身于煤堆之中。可是德军穷凶极恶地开枪扫射后，藏身煤堆的安那托利吓破了胆，跳将出来。在死亡的威胁之下，安那托利供出了船长。落入敌手的船长却非常从容镇定。他面对德军的枪口，拈了支香烟，然后点上，端坐在船舷上。这时，德国军官要求安那托利用鲁格手枪毙掉船长，否则就要了他的小命。

在苏菲式的抉择面前，安那托利屈服了。他在狂躁之中举枪射击，船长应声落水，不知死活。德国军官没有食言，安那托利得着一条生路，侥幸活了下来，漂到了附近一座荒岛上，岛上的修士们救了他一命。但从此一道无知的帷幕垂下，赌局开盘了。

认定自己亲手杀死了同伴的安那托利背负着良心的不安，过起了疯疯癫癫的邋遢日子。他住在修道院的锅炉房，不睡在床上而睡在煤堆上。他每天推着小车沿着木头搭成的栈桥，去岛畔搁浅朽坏的拖船里挖取煤炭。每天，忙完这些活儿之后，他一定会划上船去附近一个更加荒僻的小岛，绝望地俯身大地之上忏悔祈祷，“主啊，请别抛弃我，请帮帮我。”他还在红角（东正教信徒屋内供奉救主的神龛）点燃蜡烛，为勇士吉洪·彼德罗维奇的灵魂得救祈祷。

但每一次这样的忏悔和自我折磨之后，他并没有得着安宁。所以，安那托利在修道院的弥撒和礼拜场合，总是不能安安分分地遵守圣礼规矩，看上去更像个疯子。他的内心实在不能平静。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挨过去。转眼到了1976年，当年的小伙子已经被清苦的修道生活雕刻成了满脸胡须，眼窝深陷，苍老佝偻的老头子。岁月把他打磨得平凡安静，几十年如一的生活样式，让修道院里贪图安逸的修道士们在他面前自愧弗如。渐渐地，安那托利有了名声，而且越来越响亮。他现在被修士和慕名而来的信众称作圣人。

若是一般人，现在完全可以坐享一切，满足于道德令名。毕竟，仔细想来船长是死是活并不确定，因为没有眼见为实啊！难道苦修了这么多年，还不足以赎罪吗？就算不能赎罪，罪过难道不是减少了一些吗？杀人的可是以前那个安那托利，而不是现在的这个安那托利啊！可是神父还是放不下，他总是念叨，自己罪孽深重，杀过人，不可恕。然而身边的人没有谁相信他，只以为他在神忉或者在编故事、恶作剧。

良心始终折磨着神父。他无法放弃那份个人责任。他渴望着卸下这个精神包袱，获得解脱。然而盼望解脱而不得，成就的却是内心的拉锯与征战。也正是这份折磨让安那托利神父获得了不同的眼光。他知道，他被人当作圣人，受人爱戴，不过是一桩为了赎罪而偶然捞到的意外收获。纯然一桩侥幸！所以，他总是逃避这个名声，不愿做这个圣人。他还对约伯神父说，“我感到自己的灵魂臭无可闻。”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神父也从这个角度来观察身边的人们。果然，妄图倚靠侥幸赌一把的人来了。起初是一位非婚而孕的姑娘，她害怕背负不洁的名誉，想悄悄地堕胎，但拿不定主意。神父本不愿搭理她，可她竟然掏出钱来了。神父生气了，“收起那些东西，你这个傻瓜。别让我再看见钱！”神父更加生气的是，她居然想用杀害一条生命的法子蒙混过关。安那托利教训姑娘，不生下孩子才会没人要，“这是上天注定的。你要把孩子生下来，才会心安。不然的话你会诅咒自己一辈子”。结论是不应该杀人——这是摩西的律法。最后姑娘满心坦然地离去，打消了侥幸过关的念头。

第二个求告上门的则是一位集体农庄的老太太。她的丈夫米哈伊尔与她相处只有六个月，然后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阵亡。她说，“我至今爱着他”，所以求神父为亡夫代祷，因为亡夫总在她梦里出现，痛苦地呻吟。老太太想让米哈伊尔灵魂安息，好解脱自己。然而安那托利神父恶作剧了一把，告诉老太太，米哈伊尔没有死而是去了法国，想在临死前见她一面。哪知，老太太断然拒绝了。“那是个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不会让我去的！”她不能抛弃在苏联的一切，不能抛下家里养的大肥猪。神父反问道：“你爱你丈夫吗？爱的话就去做上天注定的事。”然而，老太太嘤嘤地离开了。

第三个求神父的是一位母亲，她想让双腿残疾的儿子瓦涅什卡站起来。神父被孩子打动了，为他祈祷，孩子居然能甩掉双拐，吃力地站立和挪动。这位可怜的母亲便想着要打道回府。安那托利请求她留在岛上，次日早上为瓦涅什卡领圣餐，以确保孩子痊癒。可是神父没有料到，可怜的母亲却不愿为孩子做这件事。她无论如何坚持要在当天回家，因为，她明天必须上班，否则就会失去工程设计局的工作。离岛的船开桨了，神父不顾一切冲进海中，抢回了瓦涅什卡，“哪个更重要呢？你儿子还是你的工作？”“即使不为你自己想想，你要为你儿子想想！”可是母亲却回答，“那就让他瘸吧。”

所有这些人都在干着一件事：妄图狡黠地诈取神的救恩。不管他们多么楚楚可怜，他们都在精心算计拿来换取救恩的代价。当不以我的某种好处和利益为代价时，神才可以信赖。这三位求告者无不为着个人的小利害精打细算，他们以为通过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便可以骗取神父祝福，并藉由神父以最小的代价诈领神恩。这不过是侥幸。众所周知，所有赌徒都倚仗的法宝便是侥幸。他们不能完全放下自己，便伪装出信仰，其实是想打神的主意。当神父戳破他们的虚伪时，有的人悔悟了，有的人后悔了，有的人还执迷着。

打发走这些求告者之后，神父的生活一切照旧。直到有一天，一位海军司令带着发疯的女儿娜思嘉也来到了岛上。他告诉安那托利神父，娜思嘉因为丈夫在潜艇事故中牺牲而精神失常，四处求医没有疗效，现在只能死马当活马医，来求求远近闻名的圣人。神父垂怜这位年轻孀妇，便询问她和她父亲的姓名。谁知，娜思嘉说，“父亲的名字叫吉洪·彼德罗维奇。”这正是三十多年前自己亲手杀害的船长啊！

真正的考验来临了。若是像三位求告者一样的人，会如何反应？毋庸多虑即可知道，他们一定会深感不值，他们会抱怨，直至愤怒。也许会跳将起来，满怀怒气地指着吉洪·彼德罗维奇的鼻子骂道：“你居然没死！你为什么不早一点让人知道你没有死？你害得我白白浪费了三十四年在这座破岛上！我吃不好，睡不好，每天良心难安，我受够了。”是啊，现在一切真相大白，当初我只是迫于无奈，才开了枪，我本身就是无辜的。何况并没有真正打死你，那就更加无辜了。也许这个人还会怨恨，会揪着吉洪·彼德罗维奇的脖子，要求他道歉，同时骂道：“你怎么不死了好？好让我的全部祷告和忏悔都能成就真正的救恩！现在你来了，破坏了这一切。我以为犯下的罪过居然从来没有发生过。原来我的祷告都是一场子虚无有的自欺欺人！原来这一切与神恩没有任何关系，只是阴差阳错！你毁了我的救恩！”

也许还会有另一种反应，既然已经修炼成了圣人，何不将错就错，心安理得地享受三十四年苦修带来的圣人名号？起码看上去与真正的信仰得救也没有什么差别，只要不说出来，你不知，他不知，不就过去了吗？然后还可以继续为人消灾除难，祈祷加福。

然而，安那托利神父不动声色。他对娜思嘉说，“我真高兴他是个司令。”他告诉吉洪·彼德罗维奇，娜思嘉身上只不过是有恶魔侵扰。然后，他划船带着娜思嘉到了每天去那里忏悔的小岛上。他跪在雪地上，全身心地为她，也为自己祈祷：

“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主耶稣基督啊，我们会成功的。神的力量会变得强大，他的敌人将消失，像烟一样销声匿迹，就像蜡会在火面前融化一样。恶魔会在信仰神的人面前毁灭，在那些划着十字架，并且欢快地说着‘珍贵的赋予生命的十字架啊，驱走恶魔吧！’的人面前毁灭。神所有的圣洁并赋予生命的十字架，和圣母及所有圣人，一起帮助我，永远天长地久。阿门！”

祈祷之后，娜思嘉昏厥过去。醒来后，她终于得到了平静，放下了对人世的怨恨——这才是心中真正的恶魔。返回修道院所在的小岛之后，神父将海军司令员请进了锅炉房。他们面对面坦诚地回忆了当年的经历，吉洪·彼德罗维奇面对这一切，原谅了当年的那一枪。

一切都释然了。安那托利并没有觉得三十四年苦守孤岛有何不值，既没有抱怨，也没有愤怒，更没有怨恨。他掸掉了在尘世中犯下的杀人罪孽，却并没有因这一桩事情带来的三十四年侥幸所得的美德而骄傲。吉洪·彼德罗维奇带着痊癒的女儿离开后，安那托利神父静静地思忖着一切。最后他让约伯神父帮忙抬来了棺木，换上洁白的长袍赤足躺了进去。这时他和约伯神父之间有一段含义深刻的对话：

“请你告诉菲拉列特神父，上帝的仆人安那托利去世了。”

“你不怕死吗？”

“我不怕死，我害怕站在神面前。我的罪恶让我苦恼。”

“那我要怎么活着呢？”

“我们都是罪人。以你所能的方式活着吧。只要别犯太多错就行。好了，够了，说得够多了。我亲爱的，走吧。神与你同在。”

约伯神父敲响了通报圣人离世的钟声。在最后时刻，安那托利神父平静地祈祷：“神啊，接纳我罪恶的灵魂吧。”他完完全全地承认了人类的普遍之罪，也完完全全地达成了信仰。言毕，平静去世。约伯神父带着安那托利的遗体和十字架驾船驶向安那托利平常忏悔的小岛，随着小船驶向彼岸，电影在这个富有象征意味的场景中结束。

人类常常把个别的过错当作人的全部罪孽，以为赎清个别的罪恶便可成就洁白无辜之身，从而得到最终救赎，心安理得地在此世活下去。这种信念是对信仰和原罪的彻底曲解和歪曲，也是一种极大的贪婪。它试图将救赎建立在侥幸避免过犯和侥幸而得的清洁之上。它并不意味着对神的虔诚信仰，而是把对神的无条件信任和对自身罪性的无条件承认当成了虚妄。侥幸式的救赎不需要启示，只需要算计，因而也是虚假的救赎，更是一场骗局。

然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容易区分开这两者。因为人们害怕面对一个既让人尴尬又令人震惊的事实——我们是有罪的。用个别的罪恶来偷换原罪，是人们有意无意混淆启示与侥幸的自欺欺神之法，表明人不愿在神面前低头。人类太自大，竟然把自己放在神的大能之前。当人这么做时，就同时把神的存在贬低为了虚无。尽管他还念着神的名，却不过是装模作样。当这种依靠侥幸而来的自欺被揭破时，暴露的是假信。人们往往凭着自以为聪明的巧智来打量无形未名的神意。因为对救恩的真实性缺乏信靠，人才会寻求各种侥幸之法。比如，电影中刻画的修道院的菲拉列特神父。他迷恋仪式，认为仪式是神意的完美展示，他经常纠正安那托利神父礼拜时不合仪式规范的动作。其实这么做只是想倚靠着不全心付出的信仰机会主义侥幸得救。在安那托利神父安祥离去后，他才明白，自己其实根本没有信仰。

是选择侥幸还是选择启示？如何才能区分两者？答案是真正的信仰，放下人的傲慢自大，承认原罪，诚实遵从救主的道路。因此，耶稣才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马太福音，16∶24）真正的启示，就是对自身罪性事实的无条件接纳，和对救恩的无条件信靠。这既是启示自身，也是启示得以向人开启的途径。当去掉所有掩饰后，便能直观到启示真理的单纯和直接，就像安那托利神父在弥留之际所坦言的。这种接纳和信靠是普遍的和绝对的，对每个人都相同，因而也是必然的，它排除了所有特殊的、偶然的、侥幸的过犯和美德。为了必然的原罪，才有必然的救恩。将救恩作为必然来信仰才可因信称义。

耶稣复活后对门徒多马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约翰福音，20∶29）救恩的真实性便是无法看见的神圣。这个道理只对虔信者有效。信仰若非必然，便不是信仰。

《孤独之岛》开启给我们的，是对信仰之本质的一次真诚探寻。

    1970年代，一位流亡的苏联知识分子，告诉一位美国牧师，苏联知识界正在经历一场东正教的灵性复兴。几乎每位显要的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都在挖掘属灵的主题。这怎么可能呢，在莫斯科，连一本福音书都难以看到了。多年后，牧师在书中写道，那位异见作家，面带骄傲，他的回答令人印象深刻：

“只要人们还在读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基督教的精神就无法从这个民族的心灵中被消失”。

“被消失”，是我的修订。

    世上只有永不消逝的恩典，没有永不消逝的电波。世上只有永不消失的信仰，没有永不消失的政权。当年，诺贝尔发明了129种炸药，随后半个世纪，炸遍了世界每个角落。他临终倾囊而出，却设立了诺贝尔和平奖，褒扬那些致力于减少他的炸药销量的人。真正的幽默，就像诺贝尔的炸药，都是黑色的。真正的幽默背后，是无巧不成书的上帝之手。不然，人生有多少苦难，历史就有多么尴尬。
 
    1935年，诺委会将和平奖授予一位德国记者卡尔?冯?奥西茨基。他是犹太人，撰文反对法西斯主义。希特勒任总理仅一个月，就以“叛乱罪”逮捕了他。一年后，德国政府允许诺委会代表来到奥西茨基服刑的埃姆斯兰集中营，向这位编号“562”的在押犯颁发了和平奖。随后，奥西茨基被释放。
  
   奥西茨基煽动颠覆国家最厉害的文字，是批评希特勒的。他说，“一个民族到底要在精神上沦落到何种程度，才能在这个无赖身上看出一个领袖的模子，看到令人追随的人格魅力”？

    我惊叹这话掷地有声，滴水穿石。实在是我说不出来的。在这年代，我也不配说出这样的话。然而言语的威力，话语的力量，“一言兴邦”是真，“一言丧邦”也不假。所以有些语录要被广传，有些语录要被消失。但安徒生问，那个喊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到底是不是危险分子？有信仰的意思，是相信真理兴邦，谎言丧邦。而无信仰的结果，是妄想谎言兴邦，又怕真理丧邦。

   于是人生就真真假假，历史就捉捉放放。罪恶的权势，弥漫天下。善恶的争战，直上云霄。1989年以后，我才开始为寻求生命意义而阅读。这20年来，就像一个提着灯笼，头插草标的女子，谁都可以把我赢过去。占据我一个夜晚，或数年之久。当我被一种思想占据良久之后，我就被称为教师或学者。就像一个通房丫头在一群没通房的丫头面前，被称为如夫人。又如鲁迅所说，我的灵魂不过是人类思想的跑马场。我是谁，我成了我所拥有的一切，我成了被嫉妒、被尊敬、被讨厌和被消失的一切。我成了人生的苦难、历史的尴尬或皇帝的新衣的一部分。但那不能被消失、也不会被消失的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如果我不知道那不可消失的部分，我就不知道我自己。

   在苏联，那不可被消失的部分，像穿过白银时代的暗流，依然不可消失。当鲁迅被鲁迅，高尔基被高尔基之后，高尔基在日记中写下，“只要那人存在，我在世上就不是一个孤儿”。

   就像情感要寻找的，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个爱人。灵魂要寻找的，也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个人。

一个不能被消失，不能被败坏，不能被隐藏的人。

一个可以向他呼喊，向他忏悔，向他敬拜的人。

   150年来，经过苦难，在这个民族，许多肉体都活过来了，许多灵魂却荡然无存。罪恶就像赤焰金龟（电影《狄仁杰》），谁沾染了它，谁就要在阳光下烧为灰烬。因为黑暗见不得光，光却见得黑暗。黑暗不能占据光，光却能占据黑暗。再多的黑暗也不能掩盖光，一丝光却能摒除黑暗。

   1976年，在苏联北部的荒岛上，有一座修道院。一位海军司令，党的干部，带着癫狂的女儿，向一位传说中的圣人求救。有人说，这部伟大的俄罗斯电影，是《罪与罚》的翻版。光与影的明暗，与修士的缄默相得益彰。俄罗斯电影的镜头感，就像东正教的圣像传统，肃静而庄严。导演不动声色的，回顾了共产党背景下的灵性复兴。在光荣正确的党外，一个衣不蔽体的疯癫修士，被同志们谣传为预知未来的圣人。他们参加完政治学习，就偷偷划船去找他。

   但这位修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罗斯科尔尼科夫一样，是个杀人犯。二战中，他服役的拖船被德国人追上。他出卖了船长，纳粹给他一把勃朗宁，他挣扎着开了枪。之后，他被修道院救回来，隐姓埋名成了修士。

   这是一个中国电影无法想象的人物。他不是奥西茨基那种面对罪恶的先知型战士，也不像雨果笔下的冉阿让，悔改后充满行动的能力。基督教的隐修传统，看似人生硝烟的退散，却是属灵争战的激化。作家卢云形容说，到4世纪，罗马帝国全面基督教化后，当时的修士们，就像海军陆战队的空降兵，为着时代的属灵益处，自愿空投到沙漠中。以另一种看似离开时代的方式，怜悯和照料那个时代。在一个杀人如麻的社会中，这位苏联修士做了什么呢。他在修道院用了半辈子，寻求救赎的确据。在某种意义上，他为这个社会什么都没有做；但在另一种意义上，他一个人的忏悔，就是对整个社会的审判和祝福。

    这是基督教隐修传统与佛教避世清修的区别。像易卜生常被引用的一句台词，“这个世界翻了船，我要做的就是把自己救出来”。如果指肉体的幸存，这话有部分合理性。就像飞机上说，你要先为自己戴好氧气罩，再去帮助别人。如果指灵魂的幸存，这话其实是沙漠教父们的格言。你不能救人，你必须先与纯粹的恩典相遇。当修道院院长来到他的锅炉房，向他求教，称赞他的好品格。院长说，“你向我证明了我的内心全无信仰”。这位锅炉房修士回答，“我们的品德在上帝面前散发出恶臭，我能闻得见那股味道”。

难道你闻不见吗。

  在东正教传统中，那些看似愚痴癫狂，却显露智慧圣光的圣徒，被称为“圣愚”。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梅什金公爵（《白痴》），就是俄罗斯文学中最著名的圣愚形象。因此，准确的说，这部电影是《罪与罚》与《白痴》的融合。十月革命后，圣愚传统埋没在旷野。但人民仰慕他们，胜过了仰慕教会册封的神父。导演成功塑造了一个共产党时代的圣愚，古怪、疯癫，爱做恶作剧，为罪忧伤，言语睿智。公映后引起轰动。

   结果，那位苏维埃司令，就是当年中枪跌落海中的船长。修士医治了他的女儿，一生的赎罪与悔改也走到了尽头。他选了日子，自己躺进棺材，握着基督的十字架，闭上了眼睛。

   或许我们很难接受，其实诺贝尔和平奖，不但应该颁给奥西茨基，也应该颁给这位锅炉房的修士。他为了内心的和平，一辈子与罪恶摔跤，最后躺下去；不是孤儿，而是灵魂的幸存者。如果他的道路，与这不和平的世界背道而驰；那么他追求的和平，也就是世界的和平。

               2010-10-12，《南方人物周刊》“电光倒影”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