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
帆布鞋、海魂衫、LOMO相机、豆瓣网、小众知性歌手、复古范儿……
这些都是辨识文艺青年的标签。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独特的文艺青年,他身上可没有这些典型的标签,而且一身布衣,一身泥巴。如果准确地描述,应该叫乡村大龄文艺青年。
他就是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里的杜深忠。
1.
《乡村里的中国》由拍出《俺爹俺娘》的焦波导演,这次他把镜头对准了山东沂蒙山革命老区沂源县杓峪村。
影片以这样一个小村庄为切入点,折射着中国农村的巨大变迁、农民的精神追求和物质追求等诸多社会现实话题,既生动有趣,又深刻感人,被誉为“这个时代有记录意义的、不可多得的中国农村生活标本。”
整个片子让人印象最深的,正是我想介绍的那位年近六十岁的老头儿,杜深忠。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是一个会写书法、热爱写作、喜欢音乐的而又地地道道农民,他苦其一生,潦倒一生,却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精神追求。
2.
老杜喜欢在地上写字,毛笔蘸着清水,透过阳光,从门框里射进来的那个光影。
他说,“投映的这个光影,在我眼中,就是非常好的宣纸。我在上面尽情地挥毫泼墨的时候,什么困难,什么挫折,什么无奈,包括老婆无尽的唠叨,全部不在我脑子里,都消失了。”
老杜的妻子张兆珍,性格直爽,嘴比刀子还厉害,出口便是歇后语和排比、對偶句。
不过,张兆珍貌似不是老杜这位大龄文艺青年的迷妹,对老杜的“文艺范”不仅一点也不买账,甚至经常挖苦他,跟他不少拌嘴吵架。
“与老婆的日子是一部战争片。”
在张兆珍的眼里,老杜这是不务正业,“家的苹果树永远长不过别人。”
3.
但老杜依然故我。
年轻时代的杜深忠,曾发奋自学,追求心中的文学梦。35岁他才结婚。在走出农村、实现梦想和必须面对生存、扛起家庭责任之间,他撕扯了半辈子。
他说,“4年,在鲁迅文学的学习班,不知天高地厚,花了好多功夫,想搞文学创作。”
说是文艺青年,自然少不了音乐。老杜说,从7岁第一次听《春江花月夜》就觉得琵琶声是“圣乐”,是天籁之音,朝思暮想希望拥有一把琵琶。
2012年夏天,杜深忠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他花了690元终于把念叨多年的一把琵琶买回家,开心地说“终于抱得美人归”,还说这把琵琶“一看就有灵气”,而实际上他一点音乐都不懂,但还是乐在其中。
他跟老伴儿撒谎说只买了490元,可后来还是被聪明的老伴儿识破了,于是便有了下面这番对话——
“你这个琵琶到底多少钱?”
“人需要吃饭,这个精神也需要吃饭,也需要补养”
“这才叫品味,这才叫素质。”
“你可别胡闹了。”
“算了,也不和你一般见识了……”
4.
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也可爱得很。
就在我们不免为这对老冤家可叹可笑时,影片后半段,张兆珍突然对她儿子说:
“其实我在心里是很敬佩他的,你爸爸,如果我不和他吵的话,我在家就更没什么地位了。”
镜头沉默,远山绵绵。
5.
影片的最后,是这个小村庄自个儿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极其简陋的条件,村民们的最为拙朴的表演,却最打动人心。
老杜抱着他的琵琶上场了,而且是给他的老伴儿伴奏,唱的是赞美沂蒙山区的民歌。
舞台上,张兆珍有些害羞而又喜气洋洋地唱了起来——
“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
身后的老杜,略显吃力而又全神贯注地弹奏他心爱的琵琶,最后歌都唱完了,人也都全下场了,他还坐在原地,低着头认真拨弄着琴弦,全然沉静其中。
直到后来有人上去提醒,他才反应过来……
人生四季,大梦一场。
我跟张兆珍一样,也很敬佩老杜。
我还想,或许广袤的中国大地里,每个村庄都有这么一个大龄文艺青年罢。
摄制组从2012年2月4日到2013年2月10日在杓峪村拍摄,历时373天,记录了杓峪村一年的生活。
这些记录,都浓缩在了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
这部纪录片获得第十五届中国广播影视大奖电影华表奖“优秀纪录片奖”、第二十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中国纪录片”等十多项大奖。
杓峪村位于中国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中庄镇,地处沂蒙山区。当年拍摄时,全村167户,484口人。耕地面积470亩,山林面积2270亩,经济作物以苹果为主。
《乡村里的中国》以二十四节气为时间节点,以村民杜深忠、村支书张自恩、大学生杜滨才等人为主线,记录了杓峪村的一年。
记录了这一年当中,人们的红白喜事,喜怒哀乐。
杜深忠是村里比较“另类”的人,虽然也从事农耕,但是一直对精神生活有所追求。
他闲暇时在家里的地上写毛笔字,平常看新闻联播。村里要欢迎驻村干部来时,村支书张自恩还来找他写欢迎词。
杜深忠还常常在家里拉二胡,但是他心心念念想拥有一把琵琶,而一把琵琶的价钱对于家里来说是不舍得出的一笔钱。后来他熬不过心里的执念,还是去琴行买了一把琵琶。原价八百四十,店主肯给到六百九十时,他毫不犹豫地买下了。
回到家里后,他不敢告诉妻子实价,说是花了四百九十买的。后来妻子还是知道了实情,两人有一些“争执”。妻子认为家里各方面都要开销,哪能顾得上那些精神层面的东西。但是杜深忠觉得人除了需要吃饭,精神也需要填补。
妻子虽然表面上看不支持、不理解丈夫的行为,实际上她本人也会唱歌,只是出于操持家庭开支的压力而不得不舍弃在精神生活方面的投入。
其实,在中国任何一个村庄,估计都有杜深忠这样的才人。他和妻子的矛盾,不就是农民在精神需求和物质现实之间的矛盾吗?
有一天,杜深忠的女儿带男朋友回家见家长。杜深忠对于女儿谈恋爱的态度很开明,说只要两个人是相互喜欢,他就同意。
连他的女儿都说他,对别人都还不了解,你就这么快同意了。
在女儿结婚时,他对她说:“这些年你给我帮了不少忙。”女儿让他把钱留着,他坚持要放去女儿的包里。
辛辛苦苦一年,苹果丰收时,杜深忠吃住都在苹果园,守着苹果。
结果苹果滞销,没什么人来采购,最后不得不以非常不理想的价格出售,两块三毛五一斤。七八千斤苹果只卖了一万五六千块钱,而单是成本他都花了七千块。
这件事让杜深忠很苦闷,这些年他们家在苹果树上付出的努力已经很多,但得到的很少,“花十分代价以后得不到三分收入”。杜深忠都忍不住向别人吐苦水:“我觉得熬这个时间我都觉得熬得很心疼。”
同时他也明白,出去打工的话,“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无奈是咱对这个世界太无奈,一出去以后茫然无知,啥也不懂。实际上你真去打工以后,你卖力气也就罢了,你得卖性命!”
在纪录片中,年轻的村民张自军在贵州某工地打工时从高架摔落,不治身亡,留下一个年幼的儿子。下葬时,儿子指着墓坑好奇地问:“那是俺爸爸的家吗?门口怎么这么小。”
这个事情之后,杜深忠感叹:“山里的孩子出去打工,真是个要命的事。实际上农民工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都是逼着出去的。出去是一把辛酸泪。”
他把外出打工比喻为“拿着人肉换猪肉吃”。早年他为凑孩子学费出去打工,一连五年他都在农闲时去莱州,帮玉米贩子收割玉米,每天每亩地不过挣几十元;收完玉米就又去工地搬砖。没日没夜的苦干让他提前衰老了,数载下来,他牙齿掉了13颗。
纪录片还记录了杜深忠教育儿子的一幕。
他对儿子说:“一些人说对土地有感情,实际上我一开始对土地就没有一点感情。这个土地不养人,咱这里的这二亩贫瘠土地不养人。所以说我多么盼望着你(成才)。你别看我一辈子不成功,不成功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还说明问题!这是一辈子的心血,一辈子的泪。”
纪录片的导演焦波感叹:“再伟大的演员,也说不出这样的台词!”
或许杜深忠不是对土地没有一点感情,只是因为把所有收获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土地身上,然而结果并不理想,从而爱之深、恨之切。
杜深忠看到一些村里的古树被连根拔起,估计是被卖去城里做绿化,他形容这种行为是“剜大腿肉贴脸上”。
和妻子一起在地里收玉米,妻子说玉米都被獾糟蹋了,他说獾是国家三类保护动物。妻子说,它光祸害人祸害庄稼,它还是保护动物。农民种点粮食容易吗?都让它糟蹋了,农民怎么没有保护的。
挺多这对夫妻边干活边对话的场面,富有生活气息又有点逗趣,很能反映农民的想法。
杜深忠,年轻时当过四年炮兵,退伍后在“中庄乡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又干了六七年。平日最爱读书看报,还参加过鲁迅文学院的函授课和培训班,向许多报刊投稿,可惜均石沉大海。
他身在农村,心里懂的东西可不局限于农村那片天地。
杓峪村的村支书张自恩,整天为村里人的事情东跑西颠。他不是一位文质彬彬的基层干部,也会被事情烦得爆粗口,与村民起冲突。
村口因修建小广场砍树时,村民和张自恩起了争执;为了让村里脱贫,张自恩不断地去旅游开发公司寻找机缘;村民张光爱与张光学的纠纷愈演愈烈,张自恩在中间反复“灭火”;更有村民怀疑张自恩贪污,不断上访要求查账。
他很想把工作做好,无论是村民打架的来回调解,还是去拜访王总希望推进村里的旅游项目。他也很苦闷,曾说过大不了辞职,不当这个村支书饿不死,当了也富不了。
要过年了,镇上发给村干部的钱很少,有个村委说连车油钱都不够。张自恩马上说从自己那出两百给他,其他人也有。但是那个人气得连钱都不拿就走了,实际上张自恩本人也很气,很无奈。
作为村支书,过年要去探望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张自恩也没有落下那位怀疑他贪污的年长村民。
在纪录片里,张自恩语带辛酸地总结自己一年的工作:“干一年支部书记,真是赚了一肚子酒来。”
张自恩是一位对工作热忱、常挂着憨笑、在村中费力斡旋的村官。他或许不是工作得很优秀,但在一定程度上是广大村官的缩影。
杜滨才应该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之一。他在四岁时,父亲杜洪法患精神病,母亲另嫁他乡,他由父亲抚养长大。
他对于家的感情很复杂,对于一些状况很不满,对父亲说过一些刺耳的话。
父亲会打电话跟他说,家里的苹果卖掉了,“没钱了跟我说一声”。
会特意留下一箱苹果,装好了给他带去学校。天刚蒙蒙亮,两父子在路旁等着班车。
父母离婚时杜滨才还小,长大后的他已不认得妈妈的模样。
伯母曾多次问他想不想去看妈妈,她知道他妈妈在哪里。杜滨才都是说以后再说吧。
而在他二十三岁这年,时隔十九年后,他还是由伯母带着去见了妈妈。
所有的情绪都化在了眼泪里。
过年了,村里举办春节联欢会。杜滨才在舞台上唱了一首筷子兄弟的《父亲》,声音哽咽。
台下的杜洪法默默地转过身去,又低头擦眼睛。村民们也听得沉默。
对于父亲的不理解,对于家庭的不满,杜滨才终于找到了方法,与自己达成了和解。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在一年的时间里,杓峪村的村民们都经历了各自的曲折与委屈。
无论有什么冲突与怨恨,到了过年的时候,依然露出开怀的大笑。
正如导演焦波说的:“这块土地上的人,有困难有曲折,但是一直在追求。甚至追求达不到的时候,该欢乐还依然有欢乐。”
“农民吃的苦比我们要多,他们遇到困难比我们多,他们得到相对来说少。所以说我们拍这个片子也想,把农村真真切切的生活状态,农民那份真正的追求和农民的诉求反映出来。”导演焦波曾接受央视采访时这样说到。
《乡村里的中国》这部纪录片拍摄于2012年,距今恰好时隔八年。
现在的农村有些已变了模样,有些依然感受不到外界的变化,但是农村依然有很多故事正在发生。
(文中配图均来自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
2020年04月06日星期一
1
纪录片之父弗拉哈迪在拍摄其名作《北方的纳努克》时多次让主人公爱斯基摩人纳努克“再现”捕猎场景。于是引发了最早的起码是最为著名的关于纪录片是否应该“摆拍”的争议。关于纪录片是否应该“摆拍”、摆拍到底有没有损伤其“真实性”的争议至今仍未能统一。需要知道的是,纪录片并不因为其“记录性”而比一般电影(叙事片)更加接近“真实”,相反它或许更加能骗到我们,因为它是“记录”的——我们选择更加相信它。所以如果暂时抛下对于其拍摄“真实”要求的心理包袱,而仅在影片的逻辑层面是否合理进行把握,也就是将纪录片当成故事片来看,这或许能让纪录片暂时逃脱拍摄真实的限制而抵达更高层面的艺术真实。值得一提的是,纳努克一家因为拍摄而没有储存够过冬的食物,在弗拉哈迪离开后全部饿死。
2
不能苛责更多,这部片子是有很大程度地触碰到当下乡村生活的真相的。观看的过程中我始终有两种情绪复杂地纠缠在一起,一是因我如此地熟悉那样的土地与人而产生的亲切感。二是正因为熟悉而清楚地知道那里可能会发生的各种苦难辛酸。就像片中失意的乡村文化人杜深忠说的:“咱这里的二亩贫瘠土地不养人。”它仅能提供足够养活我们的东西,不能再苛求更多。正如那里的婚姻不讲求爱情,物质与生存是第一要务。当要渴求更多的时候只能走出去寻找。而在乡村里走出去的方式大概只有两种:去读书或者去城市打工。打工是“拿着人肉换猪肉。”最终还是要回到那片土地,甚至要承受难以生还的意外——片中张自军的死亡,其足以毁掉一个家庭,这也是杜深忠不愿意外出打工的最大原因。考学几乎是唯一可行的道路。这也是杜深忠让儿子认真读书的原因。而后者痴迷街舞,无疑这是一个对他们来说极其奢侈的爱好。可以看到,所有人都在困境与无奈中,并没有那么多的选择,这就是当下的乡村,在夹缝苟延残喘着。
3
这部片子既没有喷它的人说的那么烂,也没有捧它的人说的那么好。作为众多叙述中的一种,它选择了乡村,选择了那些生活得不那么容易的人们,渺小无力,却尽力活着,生命中偶有的诗意与温情就是面对寒冬时的粮食。结尾镜头拉远,依稀看到积雪遍野,覆盖着群山坳里的那个村落,它正代表着千千万万的土地与人。
1. 作为一部获过华表奖、拿了龙标,正计划上院线的电影,《乡村里的中国》至少有三个不那么容易吸引观众买票的地方:这是一部纪录片;这是一部乡村题材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的片名如此庄重而宏大,似乎难以轻松观赏。 2. “没想到这么好看,我以为会特主旋律。”不止一个观众说了类似的话,尽管观看试映的观众多是受推荐而来,影片“很好看”这点还是令不少人意外。不少人建议焦波给电影改名,认为现在的名字不够吸引人,像宣教片。(有人建议说可以改叫《苹果熟了》。)事实上,这部片子最初还有个很科教片style的片名,叫《24节气》——这个ms吸引人买票的难度级更高。 3. 2012年正月,焦波带着临时召集的团队——5个平均年龄不足21岁、没什么拍摄经验的年轻人住进山东淄博沂源县中庄镇杓峪村,以300块钱的月租费租下一个小院,自立春到立春,他们在这里住了373天,用摄像机在24节气的时间线上记录下一些始终存在却从未被展现的画面和话语,从乡村日常中发现充满情节和细节的中国,一些内容在人们意料中,另一些在意料外。 4. 拍摄前,焦波把风险讲给团队每个成员听。 1987年出生的四川传媒学院大四学生剧玺博一直在尝试影视创作,觉得有机会拍片子“正合我意”,他是这部影片的导演、摄影和剪辑。 剧玺博校友、1988年出生的导演和摄像李梦龙想大不了就当复读了一年,他跟焦波说“我现在在农村,社会最底层,即使拍完片一无所获,也可以去别的地方接着往上走。”焦波回复他“我们都是这样”。 毕业于淄博职业学院,1990年的制片主任、会计和司机刘晓晨从焦波5年前在汶川拍汶川孤儿时就跟在他身边,虽然在城市长大,对要过一年乡村生活,他的感想是“我的适应能力很强”。 刘晓晨的师妹、助理和场记,1992年出生的陈青满心好奇,当这是工作前的实习和社会体验。摄影助理北川当时15岁,是焦波收为徒弟的6个汶川孤儿中的老大。 5. 除了刘晓晨和陈青,所有人的家都在农村,而除了李梦龙学的是编导,其他人的专业五花八门,从广播电视新闻到计算机和声乐。焦波不担心没经验拍不出东西,“我做摄影就不是人家那种特别灵活的人,出去一次一张好片子,我要用30年拍我父母,5年拍汶川孤儿,这么来拍一组好片子。冯小刚3个月拍一部电影,我们几个人用一年,4天拍1分钟行不行?耗吧。” 6. 接到任务时,离必须开机的立春只有二十几天,焦波回熟悉的淄博老家找村子,15天跑了十来个村,他发现包括故乡在内,很多村子都和村民一起变得“不城不乡”,“冯骥才说每天都有80多个村庄在消失,我不知道是不是真这样。” 最后他们在沂蒙山区腹地找到不大不小、不穷不富的杓峪村,这里在变化,但还保留着立春时涂红羊角和给小孩缝春鸡的习俗。它是城镇化道路上很多跑在前头的村子的昨天,也是一些更封闭、更传统的村庄的未来。 7. 考察时,焦波遇到两个放假在家的大学生,学导游的杜滨才说村里每年都自办春节联欢会,他是主持,红头发、高个头的杜海龙会跳迈克•杰克逊的太空步,有个为供他读书十几岁时辍学打工的姐姐。焦波来到杜海龙家,发现杜海龙父亲杜深忠是个爱看书读报练书法的农民,妻子张兆珍经常为丈夫的“不务正业”跟他打嘴仗,“俺俩这一辈子,就是一个战争片。”这对夫妇后来成了《乡村里的中国》的主角。 8. 2012年2月,焦波领着团队进村,用电信手机号的剧玺博和用联通号码的李梦龙很快发现手机没了信号。村里路都是上下坡,第一天拍摄,陈青走了几步就累得不行。山里早春格外冷,晚上睡觉,焦波靠把一只脚放在另一边膝盖下来暖脚。手头宽裕时,他们去邻村小餐馆“下馆子”,手头紧张了,就一起做菜,为该谁刷锅刷碗闹过几回矛盾。 在村子里,他们度过了间隔时间最久才能洗一回澡的冬天——每隔十几天,才集体赶赴车程2小时的县城小宾馆开个房间,排队洗。他们每天都在村子里边转边看,“只有村里的小狗能跟我们比。”李梦龙说。 “苦中有乐,我们养过6只狗,2只鸡,1只羊,院子里种了南瓜豆角丝瓜,房间里挂个投影屏,偶尔放点电影,管这叫‘天堂电影院’。”焦波说。 9. 当村民们习惯了这群外来人,不再跟在他们后面看,在摄像机前无所顾忌地说话,他们真正成为杓峪村“村民”。 10. 土地上长得出庄稼,长得出果树,也长得出奇花异草。 今年60岁的杜深忠一辈子家徒四壁,心思从不在地里。他读过高中当过兵,34岁才结婚,婚后没两天就丢下妻子跑去北京上鲁迅文学院培训班,他几十年天天看《新闻联播》,能跟人聊巴金谈李白说国家大事,他也爱音乐,会一脸严肃地拉跑调的二胡,自从村喇叭里播过一次《春江花月夜》,就心心念念想要一把琵琶。因为干活不行,爱做“没用”的事,杜深忠在村里并不被高看,村支书张自恩的奉承话是这么说的:“你是个才人,就是果树管的少”。 “我20岁时的愿望到今天都没放弃。”说这话的杜深忠黝黑、干瘦,一脸皱纹,他的愿望是拥有一间书屋,“窗户明亮,阳光照进来,屋里都是摆满书的书架,门口放块泰山石,刻上‘松石书屋’”。焦波说“如果没从村里出来,我就是你这样的人。” 梦想面前,没有城乡,在沉默的乡村,有很多异于人们固有想象的“杜深忠”。 11. 最打动焦波的,是杜深忠掏心窝的一句不那么“正确”的话:“我从来就不热爱土地。”后来许多农民出身的观众对这句话共鸣,土地给了农民什么?人们为什么以为他们一定热爱它? 从村支书到村民,片里人物都说过一些不怎么“正确”的话,“有人说这些话不合适,我说不是那种年代了,敢说话是种社会进步。”焦波说,“我觉得领导干部能容忍老百姓说说过头话,也希望尽可能听到老百姓说实话。”让他惊喜的是,电影通过审查时没进行一帧的改动。 12. 焦波他们的房东张光爱热心豪爽、消息灵通,村里人送绰号“中央四”。导演李梦龙非常敬佩张光爱,尽管她只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农民,他说这个村里最能干的女人就像《大宅门》里的斯琴高娃,一个人扛着整个家族。她是片中打动很多人的情感线里大学生杜滨才的大娘。李梦龙说杜滨才也多次让他感动。他有片中没有太多展现的非常阳光的一面,是村子里的孩子王,孩子们都喜欢他,他也愿意跟小孩子在一起。 13. 我们了解真实的农村吗? 拍片子前,焦波自认为认识已十分深入,一年后,他发现自己的了解还不够细腻。比如,他没想到杜深忠这样的农民,挣扎在现实重量下还始终充满激情、甚至带有诗意地追求精神上的梦想。 剧玺博过去从没想过要关注农村,在他长大的那个河北村子,人们已不再以土地为经济支柱。在杓峪村,他感受最深的是靠土地为生的难,和农民改变现状的渴望。刘晓晨一度感觉农村“比较野,穷山恶水多刁民嘛”,但在村里呆了一年,他发现这里就像黄渤春晚上唱的那首歌,“陌生人点头都是笑脸”。李梦龙终于明白老师说的镜头要有情感是什么意思,他在镜头后面哭了很多回,用《天堂电影院》的台词总结感受,“生活和电影不一样,生活难多了”。 14. 焦波希望更多人,尤其是制定政策的领导干部能看看这部片子,听听最真实的农民的声音,从倾听开始,改变现实,“这是他们偶尔下一次乡看不到的东西。” 15. 回到《乡村里的中国》这个片名,它让人联想起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梁鸿的《中国在梁庄》……人们始终认为,中国就在乡村里。“仔细想想,这名字也不错,对吧?”焦波说。 16. 这部片子并非没有缺陷,但它的确很好看。 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4-04/04/c_133237289.htm
这部纪录片目睹了真实的中国,家庭的斗争,村里的争斗,难以平息的人心。一个村里的年轻人死了。出去打工,摔死了。去的时候是一个活生活的人,回来的只是一口小小的骨灰盒。乡村浓烈的亲情们哭泣、拥挤在简陋的灵棚里,哪里知晓孤魂在外面曾领教过一个冰冷的世界。
老杜 这样的人 在农村算典型吗? !我倒是真的觉得 那个村支书有意思,蛮真实的,也比较典型。老杜 情感表达的非常多,导演可以通过他的表达来直接为影片立意,比一般只记录对话,记录事实的纪录片,取巧太多了!
穷,或许是最大的原罪吧。以及,环境决定意识。
这土地不养人呀
必须承认这部纪录片制作非常认真和诚意,摄制组花了373天时间跟拍,对1000多小时的录像,耐心剪出94分钟的四季农村面貌,几组主线人物有血有泪有幽默,还让我们了解到:农民并非像传言中的热爱土地,邻居间的矛盾说闹就闹,一组又一组鲜活的镜头呈现给观众去自行感受,农村杂记。
很喜欢这部纪录片,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我可以从片子了看到很多我久已远去的家乡记忆,同样是北方小村庄,一群淳朴的乡民,有各种的生活和各种矛盾。人物的选取也颇具代表性,很值得玩味。重要的一点是创作者用节气这一农业社会里的时间线串起了全片,可谓用了心思。相信不少农村走出的观众有共鸣,很不错
喜歡杜家,杜深忠很傲氣又清醒,愛碎碎念的妻子其實比誰都還明白人,看他們吵著架也不覺得日子過不下去,女兒出嫁的情景非常催淚。新年的時候,蹩腳的琵琶,煽情的流行歌,沈默的年輕人跳舞,鄉村顏色紅火,生活很俗辣,很可愛。
中国十四亿人口,80%以上是农民,但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却从未使他们处在社会的优势地位,甚至处在最底层难有改变的途径与阶梯。如果不是近乎愚昧的乐观和饿不着肚子的满足,这日子还怎么过?这也正是村里能人的悲哀所在,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血的教训啊!感谢焦波,感谢把镜头对准父老乡亲,真实记录
虽然有点摆拍,虽然在体制内,但这部作品的精髓在于老杜那句:“说实话,我对这片土地没有丝毫留恋。”农民,中国自古最庞大的群体却是一种被逼无奈的存在。
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柴米油盐,马勺锅沿……土掉渣的真实!耐住寂寞对记录片的考验也许只有作者才能体会,成片后的幸福感也同样!
央九,应该是我们山东的,不看字幕我都能听懂!太真实了,良心之作!希望有更多人看到!
纪录片的剪辑强化了冲突和看点,其实反应农村普通的日常生活更好些,斗嘴、打仗、单亲毕竟是少数。
焦波和柴静一样,对待中国的社会问敏感题都是只刺破不深入,点到即止,这样不用被广电禁,也不会被某些人盯上,机智
最黑色幽默的一段是 大姐说獾把玉米啃坏了 把獾药死得了,大哥说你别看獾 还是国家三级保护动物呢,大姐说獾到成保护动物了 谁保护农民。。
有钱的王八坐上席,无钱的君子下流坯
看看琵琶哥,农村里也有很多能人。相对于人物,我更喜欢农村里的风俗。
建议用这种片子代替《厉害了!我的国》这种片来做思政教育
不是新闻联播里的中国,也不是罗胖跨年演讲吹牛逼讲的农民,但是是我最熟悉的那帮人,真实自有万钧之力!
就喜欢看杜深忠和他老婆斗嘴,这样的农村秩序现在依然存在。
我对乡村有一种奇怪的结,来源于我经历过的和我旁观过的。它是一面缩影,乡村兴则国家兴。眼下,它的滞后与蹒跚,与飞速发展的城市日益撕裂。当城里人在畅想田园牧歌式的乡村时,真正的乡村还在上演揾生活的鸡零狗碎。磊磊应该是最深有感触的。他从学校回来,“回到家就烦”。那是认清现实后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