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把《阳光灿烂的日子》放给比我大许多、在那个年代度过青年时代的朋友看,他们对姜文很不屑,他怎么还玩这小孩的把戏呢,一点儿都不真实,那时候谁有那样浪漫的日子呢。我就说,特定地点、特点身份的一群少年可能就是那样过来的吧,那是王朔和姜文的少年。其实我的话未说完,姜文在他的电影里玩了一个花招,他的重点不在故事,讲故事的同时又通过马小军的口不断否定着故事的真实性,用中国人少见的荒诞手法,以及浪漫的光影,不确定的叙述,恍惚的氛围,告诉我们,那可能也不是姜文自己的少年。他否定了个人叙事的真实性,却又重建了一个属于所有人的少年时代,一种那个时代的少年都曾在心底憧憬过的充满生命力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们无法知道到底哪个更真实。
姜文只是小小地荒诞了一下,在我的印象中,这却是严守法度的中国电影一个未曾有过的创举,个人的理解和创造力终于登上了前台。我由此喜欢上了姜文的电影,特别是他对于回忆的颠覆和重新发现。
等待多年之后,姜文带来了《鬼子来了》。这次风格大变,黑白摄影,影像粗砺,表演激烈,对白密集,由浪漫而沉重,由抒情而思考,告别了童年回忆的姜文把镜头伸入到历史深处,试图对我们的集体记忆来一次颠覆。这一次,他用的仍然是荒诞,不过,这荒诞已不是艺术家超现实的画笔,而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刀。姜文知道,越荒诞才越有颠覆力,他不惮在我们的伤口上再深深地剜上一刀,因为那段记忆并不像我们理所当然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永远的伤疤,而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地淡了。
最具荒诞色彩的人物当然是马大山和他的乡亲。电影一开始,就用戏剧性的手法把马大山置于了一个荒谬事件的中心,作为日占区的一个普通老百姓,他却要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看押一个日本兵和一个为日本人卖命的汉奸。既不能让日本人知道,也不能杀了他们,甚至为了不让日本兵寻死,还得尽心竭力地款待他们。对于马大山和村民们来说,这样做是出于一种生命的惯性,本能的生存意识。他们从此也拥有了一个尴尬的身份,一面是看押日本鬼子的中国人,一面却要放弃恐惧(我注意到,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恐惧而非仇恨),把鬼子作为自己人一样来保护。发展的结果,两种身份合而为一,在意识里中国人与鬼子似乎没有什么区别,这才有了后来把鬼子送回去的情节,才有了与鬼子的军民同乐。当马大山给村里人许诺去杀日本人后,连自己的女人都不愿再碰他,因为,在他们的逻辑里,这个日本鬼子的身份已不再重要,“日本人也是人”,是个活生生的人,沾了他血的手,和沾了中国人血的手一样不干净。
电影到这里,反而把马大山和村民置于一个道德困境,在日军刺刀下战战栗栗活人的中国人,倒要为怎么处理一个日本兵而饱受良心折磨。问题的关键就在良心,他们以为日本兵和中国人一样有良心,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对得住良心的,他们甚至以为可以和日本人讨价还价,而日本人也会像重新得到孩子的母亲那样回报他们。所以接下来全村人的死,一下子让以前所有的善意揣测和斤斤计较变得那么愚蠢和荒唐。最后,马大山死在了他曾亲手喂吃喂喝的日本兵刀下,善良和良心在面对疯狂的战争规则时的脆弱和荒诞不经如此触目惊心。日本兵可以在杀人之前细心掸去马大山颈项上的蚂蚁,但屠刀仍会毫不迟疑地落下,他的荒诞之举是以前的马大山怎么也理解不了的,他们遵循的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游戏规则。马大山想做日本人的顺民不成,想做个杀鬼子的英雄也不行,因为他的天真,只知有良心,在战时忘了敌我,在战后无视秩序,他只有死。
最初,马大山和乡亲们还是明确意识到了日本兵的身份的,老者和几个后生审问日本兵,他问道:你杀过中国人不,糟践过中国女人不?我相信他们即便没有家人被日本人杀害,起码看见过日本人残杀其他中国人。我感到荒唐的是,很多情形下,他们根本不像笼罩在战争和杀戮阴影下的人,八婶争吵时的凌厉架势,村民要胁马大山杀了他们的狠劲,算计马大山藏人是不是得了什么好处,拍得越生动真实,越是让人沮丧不已。不是要人人都成为抗日英雄,但转眼间就可以忘了自己的处境,真以为中日一家,抱着那样荒诞的想法,要想活命都难。
电影中的看客着墨不多,却让人过目难忘。马大山被处斩时,呼应国军军官的震臂高呼,从城墙上滚落的人引发的笑声,突然钻到哨兵裆下的猪,在这一刻所营造的荒诞感其锋芒所指是不言自明的。精心设计的前后出现了三次的说书人,不敢杀日本人的刽子手刘爷,让人可笑的同时只有深深地叹一口气。
吴大维扮演的国军军官在戏台上宣布对马大山执行死刑。这是第二次,之前,他在同样的地方处决了那个翻译官。日本战俘要按国际公约由国际法庭来审判,汉奸则可以不经任何正式审判就地正法。马大山被杀是因为停战后日本战俘是受保护的,而日本已宣布投降后屠戮全村的罪行则无人追究。吴大维的瘸腿与其说是剧情需要,勿宁说是在隐喻这种荒诞的现实,只有一条腿的正规军,只是一条腿的教条公约和原则,看起来人道,实际上把真正良善者的生命反而视如草芥。
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角色:“我”。这个“我”突兀地将两个大活人交给马大山,说好存放的期限,就此没了下落,因了这,却把全村的人推到了刀口。这个人物的存在,就如戈多那样荒诞,他在实与不实之间,始终没有正面出现过,却一直悬在马大山和全村人的头上,左右他们的生死。“我”可以是抗日分子,可以是共产党,对于全村人而言,他是一种和日本人一样可怕的力量,是强加于人的悲剧,是不可预知的命运,也是冷冰冰的历史。如果说马大山和乡亲们值得同情的话,那只因为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在战争中苟活性命,却承担了别人给的他们负不起的责任。可姜文仍然硬是把它塞了来,似乎为了考验所有战争中的人。他要说的是,没有谁能真的置身事外,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责任,“我”不管是某种具体的藏在背后的力量,还是抽象的任人解释的历史,固然不可推卸责任,但普通人如果丧失了正常的判断力,准备袖手以观,他也要为此付出代价。
姜文用纪录片风格的表现手法,给了我们一个荒诞的生存故事,说它荒诞,因为在故事里的每个角色都没有遵循他们应该遵循的规则。他的意思很明显,在那样一种异常的条件下,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可能仅仅为生存而生存。要说反省,中国人首先该反省的正是自己的这种生存哲学。靠抗争可以生存,靠隐忍也许也可以生存,但靠幻想和不切实际的希望绝对无法生存。在战争环境下,天真地以为能超脱局外,消泯敌我,这本身就是最大的荒谬。他不光要我们警惕日本人,这大凡中国人都看得出来;他更要我们警惕自己,警惕自己的天真和侥幸心理以及善于遗忘,这种遗忘的可怕,不单是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忘了那时的硝烟,更有今天面对刺刀明天就可以变为看客,忘了自己的角色,浑不知身处何地,与谁相对;他还要我们警惕理论,任何主义都不是绝对的(虽然承认这一点非常痛苦),善良和人道会蒙了真正善良的人的眼,日本人杀了马大山,在另外的地方和时间,不足百年,又有多少中国人死不瞑目?
马大山的眼睛在影片的结尾是闭上了,在他的头落地的一瞬,他终于明白,对于先前的他和乡亲们来说,这个世界太过贫弱和苍白,所以他的眼睛一开一阖间,世间血色一片。
人头落地,姜文也终于证悟,荒诞刀法至此炼成。他的这把刀剖心斩骨,刀刀入肉三分,把我们最不愿为人见的东西挖出来示人,绝没有我们看惯了的民族英雄,也没有热血贲张的悲壮故事,有的只是沉重的悲哀。他一方面反省西方视为圭臬的人道主义,一方面直刺主旋律烈火金钢的民族主义,结果黑道白道都不买账,东方西方两不带见,西方人不见得理解他的苦心,只是发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奖项,然后了无声息,绝没有同年的其他华语片那般风光,大多数中国人也还不知何时才能在电影院看到这部真正拍给中国人的电影。姜文只好背起大刀,做个浪迹江湖的寂寞高手。江湖中人则庆幸,中国电影有了一条真汉子。
马大三是个憨厚的农民,跟我从小到大见过的那些叔叔伯伯们一样,普普通通,天大的男子气概那肯定没有,正气么却又有那么点,尤其是几两白酒一下肚,在酒桌上侃起来的时候,那好家伙,个个都是爱国爱家的铮铮铁汉。当然,酒醒了基本上也就怂了,老婆招呼着往东,屁股就得对西边撅着,还要腆着一张脸,作出讨好的姿态来。待外人多半是老实忠厚,年长些的便会摆出威严的架势,但在怎么装样子,小农的奸猾和狡黠自然也是有的,满肚子的心眼都藏着呢,也就是在自家的晚饭桌上,吃着媳妇端上来热乎乎的饭菜,心满意足之余,那股骨子里的狡猾才会从眼角眉梢里窜出来。
片子开始的几个小片段几句台词一出来,我心里就叫了个好,姜文对人物的拿捏实在是太到位了,几分钟的镜头一掠过,马大三这么个既老实又狡猾,既胆小怕事却又有几分胆气的小农形象立马直勾勾活在屏幕上了。
《鬼子来了》自诞生后,就波折不断,到现在仍然全面禁映,而看过该片的中国人,尤其是一些民族情绪比较强的人,对片中的中国人形象非常反感。在日本倒是上映过,据说也是引起一片混乱,毕竟片中日本人的形象残暴而冷酷,令人发指。其实这事情挺怪的,按说这种讲中日抗战的电影,要么站在中国人立场上讲话日本人听不入耳,要么就相反。何以姜文的这部,两边都不讨好呢。
说白了也很简单,我们被洗脑太多年了。上辈人的故事就不提了,被红色风暴席卷过来的一代会有什么样的思想可想而知。就连我们这一代人,也是在无数英雄故事中成长起来的,小时候就学赖宁雷锋刘胡兰,稍微大些是焦裕禄王进喜时传祥,我们从红领巾到共青团到Party,没有一刻能逃离这些无边无尽的控制。课本上怎么讲中国人的?勤劳、善良、勇敢。我们的战士怎么对待敌人的?顽强、伟大、牺牲、不屈不挠。红领巾为什么是红色的?被烈士的鲜血染红的!MLGBD,骗了我好多年,还纳闷说为啥红领巾上的鲜血洗不掉呢,难道烈士的鲜血跟我自己的血成分不一样?为此一度很羞愧自己不是烈士的料。
姜文很洒脱地大手一扯,把红色的遮羞布全都扯去了。他一边用黑白的画面讲真实,一边添一些荒诞和讽刺的调料进去,让你看看,中国人不止分成英雄和汉奸两种,他们中有很多,为了生存需要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瞧见那个一脸正气的八婶子没,马大三上门讨白面的时候,她歪个头,没有,就是没有,诶,你是不是要当汉奸啊?马大三没杀死俩俘虏的事情被发现后,她也是跳起来指责。最后日本人送粮食过来了,军民大联欢的时候,她也笑得很欢。
不光是八婶子,二脖子、一刀刘、五舅姥爷、疯七爷都差不多,就是顶普通的中国人,根子上都是一样的,都属于既要做婊子也要立牌坊的类型。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要把自己放在一个正确的立场上,哪怕事情做的是错了,也得贴上个漂亮光鲜的标签以显得自己有face。这么说倒不是要一棒子把中国人打死,谁也不能否认这种古老的民族所拥有的种种优点,比如勤劳,智慧,坚韧,强大的忍耐力等等。但柏杨也说了,好的东西就是好,就是放在台面上的,老拿它说什么事。不能看见坏的,就无法变得更好。姜文看见了好处,也看了坏处,并且大喇喇地明目张胆地把它们公告天下,所以才会有中国小孩追着日本军官要糖吃的画面,也怪不得那些民族自尊心过剩的人看了反感。
说到这些,不可避免地要提到一个近年来很火的名词,“集体无意识”。同样是这群懦弱混沌的中国人,如果放在其他那些武装斗争正在如火如荼展开的地区,很难说这些人会不会变成另一个董存瑞。集体无意识是种普遍的群体心理现象,只有个别的人,会成为冰山冒出水面的部分,从而以自己的意识支配其余的人,成为群众运动的导向者。但即便是形成了群众运动,也只能说是个体意识所主导的集体运动,称不上集体有意识。
八婶子这样一群人,在敌伪区里生活的时候,一方面需要和日军和平相处,一方面又战战兢兢,生怕惹恼了温和的吃人恶魔。长期的压抑更是加重了思想上的集体无意识形态,而敌伪区的社会结构决定了这群人在意识上的奴性,每个人只为了生存而生存,日军送上粮食时大家都欢天喜地感恩戴德,看日军行刑的时候放声大笑。这根本就是群体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埃里克•霍弗在《狂热分子》一书说,不管处境有多么可怜兮兮,那些对周遭环境又敬又畏的人不会想要去改变现状。当我们的生活朝不保夕,完全无力控制我们的生存环境时,就会执著于熟悉的生活方式。我们通过把生活模式固定化去对抗深深的不安全感。借此我们给自己制造了一种幻象:不可预测性已为我们所驯服。需要看天吃饭的渔夫、牧民和农人,以及敬畏大自然的原始人,全都是害怕改变的人。在他们眼中,世界就像操有生杀大权的法官。赤贫的人也一样,他们因为害怕周遭世界,所以害怕改变。”
因为人性本身是排斥危险的,就连经济学中都会有专门的衡量风险的理论,将风险数值化进行权衡,以选择利益最大值。既然人在本质上都抗拒风险追求安全,而革命恰恰是一种高风险的行当,那究竟什么人会投身革命之路呢?第一,有资本冒风险的中产阶级,为追求更高的利益,第二,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退无可退,为生存而革命。真正意义上的农民阶级,有房有田,有水有粮,靠体力和天象吃饭,图的就是个安安稳稳八方太平。像马大三他们这种世世代代的农民,骨子里就被打上了安身立命的烙印,只要还能活下去,不会被逼上绝路,他们是不会奋起反抗的。这种共有的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和自我保护模式,便是中国农民的集体无意识。
换个角度看,影片中的日本人,多半也是集体无意识的产物。只不过与马大三他们懦弱自我的无意识相反,日本人是狂热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集体无意识,教育和宣传的双重作用吞噬了他们作为人的本性,变成了战争中的机器。霍弗也讲过,任何一种群众运动,都必须打着宗教运动或是民族主义的旗帜,唯有这两面旗帜,才有足够的领导力量,煽起一场蓬勃群众运动的火焰。而日本的军国主义恰恰具有宗教和民族主义的双重特性,同时又完美吻合了日本人民族性格中的极端和极致。说到这,提下日本人的民族性格,基本上获得共识的是,这是个精神分裂的民族,从它的艺术产品中便可见一斑,温情的温情到极致,残酷处令人不寒而栗。也因此,电影中日本人从其乐融融的热情到举起刺刀的屠杀之间的突然转变,残酷血腥之余,竟也显得合情合理。
从集体无意识到个人意识的产生,势必要经过颠覆性的冲击覆灭式的巨变,才可能打破原有道德和生存体系的桎梏,对马大三而言,全村人的被屠杀,构成了他反抗意识的觉醒。因此他冲进敌营,疯子一般用斧头劈死日本军人,虽说是报复性的杀戮,最后也面临着一个悲剧性的结尾,但这种转变无疑是具有乐天派和浪漫主义色彩的。我想这大概就是姜文心中的“民族魂”了,那就是,不管整个国民群体是多么愚昧天真,那些无知的老百姓也好,不辨善恶的中国军官也好,总还有一种力量,潜伏在中国人的背后,或者抛开中国人的界限,推广到所有的人类身上,那就是人性中善和正义的力量。就算是那个俘虏花屋小三郎,哪怕他充当了最后的行刑者,但他在电影中间与中国人相处中所形成的善意依旧是不可抹杀的,一个人的善意微乎其微,但毕竟是火种,终会源源不断地燃烧下去。
电影的基调是沉重的,哪怕其中有再多的调侃和讽刺,也改变不了它的内核。简单地站在民族主义的角度上看待这部电影,是看低了它,也看低了姜文。姜文自己也说,他拍这部电影不是要宣扬爱国主义,他是想让人们正确地看待和认知历史,并产生自己的思考。他在我们头上敲了一记警钟,不要轻信。在影片中是不要轻信日本人,大而化之是不要轻信所有具有蒙蔽性的东西。我们无意识太久了,天真太久了,是时候摸摸自己的内心问问自己,哪些是真实的自己,哪些是别人强加给你的。
就如鲁迅先生说的,“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时间: 2003年9月8日
出处:网易影视频道
网址:http://ent.163.com/edit/000908/000908_61720.html
1.我为什么要拍“鬼子戏”?
姜文说:这部电影不仅是再现日本军队当年的暴行,更是出于一种警世的责任。在这部影片里,日本军屠杀的是真正的中国老百姓、中国平民。而事实上,当年日本军也确实杀过很多中国老百姓。我的老家唐山就发生过这样的惨案。我想通过这部影片告诉日本观众:你们要真正面对这段历史,别想再否认。我也想以此告诫中国观众:面对恶人,我们不能无端地报以善良。面对这些已经发生的事实,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才能避免这种事再发生。
2.我为什么对中日文化比较感兴趣?
姜文说:1982年我在中戏上学时,班上来了一拨儿日本留学生,和我们同龄,关系也特好,走的时候依依惜别,甚至有和我们班同学谈恋爱的。当时我就很奇怪,他们和我小时看的抗日电影中的松井之类的日本鬼子说的都是一样的话,怎么态度和人的精神面貌却和松井他们那么不一样?他们和松井他们也就是差一代人,二者形象却怎么也重叠不到一起。从那时起,我就带着这个问题听了很多亲历过抗日战争者的讲述,后来有机会去日本时也看了很多听了很多,看了许多如《菊花与刀》之类的人类学、社会学著作……到现在,我渐渐地能把这两类日本人的形象重叠到一起了,他们其实就是一回事,只不过在不同环境下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这就令我毛骨悚然:一个温文尔雅的日本人很容易变成一个我们印象中的日本兵。
3.我为什么重视日本这个对手?
姜文说:日本善于学习和研究中国,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有优点的敌人。如果我们不能正视这些优点而是将其模糊掉,不承认它,就会面临失败的危险与灾难。
半个世纪前的那一场侵略战争就是明证。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该认真思考的问题,我觉得鲁迅思想的形成和他对国民性的批判,与他年轻时在日本呆过,产生过比较有很大关系。我觉得一场灾难的发生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灾难过后我们不能深入地研究和总结这场灾难的根源。正是这种想法促使我一直想拍一个中日间的故事。
4.我为什么给《鬼子来了》选择刘星的音乐?
姜文说:《鬼子来了》的故事原本“隐藏”在我为拍电影而看过的众多小说之中,并没有清晰地凸现出来。而最终诱发灵感的是两张风格迥异的 CD,一盘是日本军歌,另一盘是当代音乐隐士刘星的专辑《一意孤行》。前者激昂有力中带有霸道倾向,后者则尽得中国文化超脱与空灵的真谛。我从日本军歌中听出了民谣式的儿童歌曲的痕迹,其中有一种青春期的无法控制的疯狂和理想,这种疯狂如果被邪恶的力量所引导很容易做出意想不到的暴行。对于《一意孤行》的境界,我非常欣赏。但要想达到这种高境界,必须有“日本军歌”那样的实力做基础,否则只能是“商女不知亡国恨”了。
5.我为什么特别看重“翻译官”在影片中的作用?
姜文说:我曾经选了好几个关于中日战争的题材,其中有《生存》。我看中的就是《生存》中的这一点——一个本来没有介入战争的村庄,突然来了一个日本兵和一个翻译,他们怎样互相面对?而由于这个翻译的作用,本来善良的老百姓不能正确地认识对面的敌人,以至于自大、膨胀,使用了错误的手段。这其中有残暴敌人的问题,更有翻译官因为私欲而误导的问题,于是事情开始往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故事的这个核是我非常看好的。
6.我为什么对日本朋友抱有戒心?
姜文说:当年在中戏谈笑甚欢的日本留学生朋友,遇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一瞬间就会变成大屠杀的刽子手。这种两面性是很好地重叠在日本人身上的。就像我们这一代人很熟悉的李玉和与鸠山,在满铁医院的时候就是“老朋友”嘛!但是这种朋友关系挡不住鸠山当了宪兵队队长,以后把李玉和弄来坐老虎凳。虽然不耽误请李玉和喝杯酒、谈谈佛教,但是密电码得拿出来。这种事太多了,朋友归朋友、原则归原则,日本人的原则性和国家利益的概念非常强。
7.我为什么不总把“爱国主义”挂在嘴边?
姜文说:爱国主义不需要唤起,只要一个人还知道自己是谁,对自己的人格有一定的尊重,他就会爱自己的祖国。鲁迅对自己民族与文化中某些问题进行讽刺与挖苦,这也是充满了爱的。他为什么不挖苦日本去呀?因为他是想让中国这“脖没了,比日本强了,这是最大的爱国。反过来个别人为了自己的私欲违心地故作赞扬歌颂状,而不让人们看到问题的实质,那就像我们片子中的翻译官董汉臣一样了。我觉得比“卖国贼”更可怕的是“爱国贼”,他们打着“爱国”的旗号,危害却比“卖国”还大。我虽然达不到鲁迅那么高的境界,但我很崇拜和欣赏他。他有时候表现得比较尖刻,但他看问题很准确。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多人看不到问题、不愿意看到问题或者看到了也不愿意说。鲁迅这种高境界我理解就是“民族魂”。要是有那么几百个鲁迅,这个国家就会很了不起。
8.我为什么不经常站出来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否认战争罪行之类的言行加以驳斥?
姜文说:因为拍了这部《鬼子来了》,近期有不少报纸请我就日本右翼分子的反动言论发表看法。但是我认为我们最需要的不是每次日本反华势力出招的时候我们就接招,而是需要从深层次上研究这个对手,光靠拉几个名人出来义愤填膺地过一把嘴瘾无济于事。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始终没有变过,只是我们没有深入地认识到这一层,所以才一会儿看着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一会儿看着又是军国主义的复活,这是我们需要反省的。日本不断利用我们在群情激昂时说过的一些过嘴瘾的话来达到他们的某种目的,包括我们的一些电影都成了他们开脱罪责的例证。比如我们老拍游击队,他们就援引有关的国际战争法称游击队员被俘后不享受正规军的战俘待遇,为他们杀人找借口。再比如我们有一句著名的电影台词叫“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他们又非常险恶地把很多杀戮的罪行推卸到中国的伪军身上。问题不在于最近日本又发出了什么不和谐的声音,我们该怎样回击,而是在于我们应该冷静地认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邻居。我们总说要走向世界,首先就得迈过日本这道门坎。迈过日本,自然就走向世界了。
9.我为什么不在影片中让中国观众痛痛快快地“打”鬼子?
姜文说:拍这部电影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一些抗战题材的“老片”可能会给人,尤其是给日本观众造成的一些误解。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那些片子都是很好的,确实起到了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但这些电影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些老电影被日本人拿到日本去放,并以此教育日本的年轻人说:你们看,中国的老百姓哪一个不是间谍,他们哪个不是不穿军装的军人?既然他们“全民皆兵”,我们就可以对他们“全民歼灭”。于是,我们的这些老电影成了他们掩盖当年屠杀中国平民的把柄。但事实上,那时候我们并没有“全民皆兵”,那只是我们的一个理想。而我们现在拍电影,就再不能给日本人这种口实了。我觉得通过拍一部电影过嘴瘾是容易的,而且往往能很急功近利地讨点好,但是事情过去之后既不起作用又不能使观众真正进行思考。我拍《鬼子来了》就是试图让观众明白,如果想避免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段不愉快的历史,除了过嘴瘾还有什么办法。我不敢说《鬼子来了》给出了这个结论,事实上我一个导演和一部影片也做不到,最高的理想也就是有个方向吧!
10.我为什么不相信日本人的“友好”?
姜文说:在与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年轻人的交往过程中我发现,日本右翼分子、反华势力、否认战争罪行的大有人在,并不像我们常说的那样是一小撮,只不过在那里上蹿下跳的是一小撮。不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等于没有正视日本这个强大的对手。另一个不好的倾向是:我们有些文艺作品经常替日本人向中国人谢罪。
而事实上不肯谢罪的日本人是一大撮,我们为什么总要用那一小撮谢罪的日本人来麻醉和满足自己呢?《鬼子来了》这部影片中有几位日本演员,他们以前看过我拍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很想和我合作,报酬都好商量。但是看了剧本以后,他们有抵触情绪,拍摄过程中我们也不断发生辩论。这批30岁左右的日本演员代表着日本的中坚力量,通过这部电影,我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他们一些比较极端的想法。我相信将来这部影片在日本上演时,观众也会像这批演员一样有所改变,至少对自己以往接受的看法有某种怀疑。
国产高峰,姜文是电影界的鲁迅,面对国民的自私、愚昧、软弱、天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巧妙将此融于荒诞可笑的表现手法中,各方势力皆不能免于嘲弄。国外有《钢琴师》《辛德勒》《美丽人生》,如果要用影像作品面对七十年前那场浩劫,我们只有这部能拿得出手了。已被“大哥大嫂过年好”洗脑。
太他妈深刻了
结尾那颗唯一上色的人头
大哥大嫂过年好~~~~AND 姜文这个人是个天分极高的家伙。
十部南京也抵不过一部鬼子来了。
“大哥大嫂过年好” 这是另外一种视角审视战争。姜文通过影片含而不露的揭示了人性的悲凉,黑白以及最后的那一抹彩色的处理都显得别有用意。只有敢于去批判和自省的人,才会有前途,很可惜,我们只有这么一个姜文。★★★★☆
中国最好的电影。
一刀刘、二脖子、马大三、四表姐夫、五舅姥爷、六旺、七爷、八婶子、小碌碡...
国产片最高境界!
我有个朋友说他一共看了30多遍……
大概姜文最后的一笑意思是“幸好我死了,这狗B的世界我可不想活着”
就冲这片儿,姜叔你是中国最好的导演,没有之一!
“你是我的爷,我是你的儿!”这辈份够乱的
优秀的如此遗憾. 仿若是黄皮肤的库斯土里卡.大三背着豆子刚刚进入县城时,姜老师用了一个跟拍的“巡礼”式长镜头为我们展示了一副日据时期小县城的风貌图。仅仅一个镜头 人物呈现之清晰 空间描摹之有力 为十余年来大陆电影之仅见也。
心中的点点悲凉,不能一语道尽……
留口气活着很重要,可有些事比活着留口气重要
中国农民是善良的,是好人。同时却也是愚笨的,是软弱的。软弱往往导致善良变质成为受欺。
从此,“大哥大嫂过年好” 在耳边经久回荡……
就让我一手一个,掐吧死俩!
姜文:“我拍《鬼子来了》就是试图让观众明白,如果想避免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段不愉快的历史,除了过嘴瘾还有什么办法。我不敢说这部电影给出了这个结论,事实上我一个导演和一部影片也做不到,最高的理想也就是有个方向吧!”结果,这是一部能在日本公映的内地禁片。我觉得这基本就说明一切了。→19.2 二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