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劫

核心提示：当时在北京的明朝军队，名义上说有十来万，大疫过后，少了一半。按一位明朝遗民张怡的说法，当时李自成的队伍杀过来时，能上京城城墙上防守的军人，连一万人都凑不齐。

本文摘自：北方网，作者：佚名，原题：《老鼠是压垮明朝“稻草”？ 明末北京鼠疫流行》

1644年的中国，正是明清交替。历史舞台上有三位主角：明朝皇帝朱由检、农民起义军闯王李自成、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或许还应加上一位，明朝的辽东总兵吴三桂。其实，还有一位主角一直为人们忽略：小老鼠。

1644年，农历3月15日，闯王李自成率大顺军抵达北京城北郊的居庸关。这里是北京城的最后一道天险，然而关隘却无人防守，明朝总兵唐通出降。接下来发生的事，人人皆知：李自成的队伍势如破竹，在3月18日攻破北京城，朱由检吊死在景山一棵老槐树上。

然而，1644年3月李自成所面对的北京，实际已是一座疫病蹂躏的鬼城。这场大疫，是从崇祯六年到崇祯十七年间流行，发源地大致在山西的兴县，然后到大同，再到潞安。接着，鼠疫传到陕西的榆林等地。崇祯十四年时，大疫传到河北大名府、顺天府等地，那里的地方志上，都有“瘟疫，人死大半。互相杀食”的记载。崇祯十六年，也就是北京城破的前一年，北京也发生大疫。

为何判定北京的这场大疫是鼠疫？明人当时的笔记称这场大疫为“疙瘩瘟”、“疙疽病”，这实际是对腺鼠疫患者淋巴结肿大的称呼，而当时的传染性之烈，“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只有鼠疫才能有如此烈性威力。

到崇祯十六年四月时，北京每天死人上万，以至于城门都被运出的棺材堵塞。沿街的小户居民，十之五六死去，死在门口的最多，街头连玩耍的孩子都没有了。有一个统计数字，这场大疫夺走20万北京人的性命，而北京城当时的人口，估计在80万到100万，也就是说，每四到五个北京人中，就死掉一人。“堪称是一场超级大瘟疫”。当时的北京城里盛传种种白衣人勾魂的流言，一到晚上，民间整夜敲击铜铁器驱鬼，“声达九重”，官方也没法制止——这是怎样的一座鬼气森森的城市！

这时候，政府还能做点什么？当时的皇帝似乎已经顾不上这事。虽然在崇祯十六年二月疫情就爆发了，直到了七月，驸马巩永革上疏说，请皇帝“轸念孓遗，亟赐拯救”，这时朱由检才下了一道谕旨，拨银两万两，令五城巡城御史收埋死尸，再拨一千两银子给太医院，医治病民。然而病人、死人太多，这点银子杯水车薪，根本不够用。

即使贵为宫廷官宦，也不能幸免鼠疫的肆虐。开始宫中每死一人，还能得到四千钱的抚恤，后来，连这个钱也没了。

可以想象，这时驻在北京的明朝军队怎能幸免于瘟疫。当时在北京的明朝军队，名义上说有十来万，大疫过后，少了一半。按一位明朝遗民张怡的说法，当时李自成的队伍杀过来时，能上京城城墙上防守的军人，连一万人都凑不齐。不但是士兵、小贩、雇工大批倒毙，北京城连叫花子都找不到了。当时的守城将官低声下气求人来守城，“逾五六日尚未集”，朱由检下令让太监三四千人上了城墙。到了李自成兵临城下时，北京内城上五个城垛才有一个士兵，而且都是老弱病残，“鸠形鹄面，充数而已”，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已经到了西直门时，京城还没什么像样的防御，而士兵们每天只有百余文钱去买粥充饥，怎能抵挡李自成的精锐之师？

有史料说，当时的明朝军队打仗时，士兵躺在地上不肯动，军官“鞭一人则一人起”，可是这个起了那个又趴下，说他们是军心涣散也罢，全无斗志也罢，或许，这都是一群半死的病人。

但是，这里仍有疑问。首先就是，李自成的队伍攻进一个大疫之城，他们自己难道不会被传染？专家对此的解释是，李自成进城的时刻恰逢其时。正好到这个时候，北京的腺鼠疫已经基本平息，而肺鼠疫，因为天气转暖，还没能流行开来。

这里要解释一下腺鼠疫与肺鼠疫。一般人们都知道，鼠疫是一种由老鼠传染的烈性传染病。具体说，是由老鼠身上所带的跳蚤，将鼠疫杆菌传染给了人。这是腺鼠疫。腺鼠疫的显著特征，就是淋巴结肿大溃烂。而肺鼠疫，常常是由腺鼠疫转化而来，表现为剧烈胸痛、咳嗽、吐血。肺鼠疫的厉害，在于它是人与人之间的传染，已经不需要老鼠作为中介。但是肺鼠疫的流行一般都是在冬天，需要在气温低的条件下。

每一种疾病，有每一种疾病的机理。腺鼠疫的流行，到了老鼠和人都死到一定程度时，它就会平息下来。这个时候李自成来了。如果李自成早几个月进来，他们也会被鼠疫消灭掉，不过，到最终清军还会进来，这个大趋势不会变。历史的演变真是非常有意思。

如果没有战事，或许明朝政府还可以集中精力去应付灾荒。但明朝末年的时候，明王朝面临着强大的外敌入侵。为了应付辽东防务的沉重负担，于是加紧对社会摊派苛捐杂税，这又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激起一轮又一轮的民变。战争，又导致灾荒和疫病的后果成倍扩大，无法收拾。

灾荒、疫病、战争，1640年代的中国，这几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使得神州大地生灵涂炭，山河破碎。据学者统计，明清易代之际，因非正常死亡，中国的人口减少了约四五千万。

社会是个复杂集合体，认识这种复杂，不同观点因经历和眼界看到的只是有限方面。历史则是尘封的社会，探讨历史兴衰，答案不在历史课本里所谓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或者玄乎的天道气数，而是细节层面的个体命运、具体事件和社会症候，若干个这样的真实细节拼图出来，就能够描述一段历史，并力趋还原。

表现当下的社会，人们最常用的手段就是新闻，从领导人会议到股市房价，这种充满现实感的一手二手材料随手拈来，大家不以为意，甚至在当下信息爆炸的时代，都显得有些重复和冗余；表现一段历史，除了不太大众的学术研究，主要手段就是讲故事了。一般历史故事，选材更多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政经形势飞机大炮这样宏大的东西，一俟宏大则便于扭曲，仅成一种话语，而且不好理解。因此，能选择独特社会症候作为切口，能够体现具体环境中个人、集体命运的历史题材文本，价值较空洞的宏大叙述来得更高。

就普通观众而言，名将孙传庭的知名度或许不低，但吴又可和《瘟疫论》这样专业的东西就非人人知晓。真实历史当中二人可能并无交集，电影当中潼关瘟疫、吴在孙的军营治病的故事或许只是编剧需要，但能够选择这么一个独特的切口探讨明亡旧事，算是别出心裁，以身喻国，以病喻乱，将孙吴二人置于以“挽救”为主题的同等历史使命下，可谓以小见大的极好隐喻。这种戏剧化呈现虽不是信史，但这种以一管窥见全豹，在个别社会事件当中集中展现明末社会诸多矛盾的手法，比那些整天讲朝廷官员和政经局势的文本，高明许多。

著名汉学家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可谓个中典范，此书算是费正清一脉中国研究的扛鼎之作之一，近年知名度颇高。老孔以翔实的史料和扎实的论证，选取了“妖术”这样一个社会症候作为切口研究乾隆晚期的中国，让人们对当时中国社会病灶和传统中国的政治有了一个很具体的认识，毫无疑问这是严肃历史研究，但其精彩程度远超任何编剧的故事，因为它将中国传统社会的问题落地到了具体的事件上，不仅可信而且便于大众理解。《大明劫》在精神旨归和方法论上至少和《叫魂》有些交集，因此注定这电影在智力水平和三观上起码属于中上水准，甩拜金商业大片和一些无脑电影N条街。

明亡的原因在老百姓眼中无非是又一次兴衰交替的改朝换代，在官方意识形态里则是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固有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加上其他各方观点，众说纷纭，《大明劫》从主题上无疑也要处理“明因何亡”这个大问题。基于历史的复杂性和电影叙事的限制，在两个小时内说清这个问题殊为不易，但我个人觉得此片通过将恰当的戏剧化处理（设定瘟疫的背景和孙吴二人共处的环境），给出了说得通的答案——片中的不少情节，实际上反映出来明末社会存在的严重问题，加上片末孙吴二人总结性的台词，“明因何亡”的答案已经揭示：明亡，实则亡于传统中国社会发展到明代难以解决的基本问题导致的社会溃败：

1.中央权威和地方势力的固有矛盾在极端条件下的激化。

自秦代正式确立郡县制开始，中央和地方的分权、以及双方事权和财权匹配的问题就出现了。简而言之，中央自然希望地方能以更少财权承担更多事权，而且帝制天生又是倾向于中央集权的，但中央集权越严重，地方就越少财权，承担事权时只好变相横征暴敛，削弱朝廷合法性。这在王朝强盛没有太多紧急情况时，尚能控制，不致威胁政权稳定，但在明末内有流寇外有异族的艰难岁月，就成为无法解决的问题。片子一开始崇祯皇帝放孙传庭出狱剿匪，一来孙确实精明强干，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贺人龙这样的地方军阀借剿匪之名行自身坐大之实，古代山高皇帝远，时间一长则无法掌控。剧中崇祯在京开始担心孙传庭在陕西稳固势力，对中央形成威胁，因此不断发信催促出潼关与农民军作战。明末的战争、自然灾害和严重积弊导致朝廷打仗财政吃紧，自然要地方出粮出钱，而地方又是战争的直接受害者，更无钱粮，于是和中央矛盾重重，再加之总有不少奉行实用主义的地方大员以战争绑架中央，自己坐山观虎斗，这无疑会把整个朝廷置于更大的风险当中。

2.帝制条件下专制皇权和官僚集团无法克服的矛盾。

中国悠久的中央集权体制里，皇权和官僚之间相互利用和博弈的关系，皇帝靠广大官僚管理国家，官僚靠皇帝提供自身行为的合法性。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官僚内部是层层向上负责，而非对百姓负责，因此鱼肉百姓远比得罪上级要好办；官僚集团整体则为皇帝办事，只要能够有效帮助皇帝坐稳位置，那种不致激起农民起义的横征暴敛和贪污腐化，皇帝是默许的，康熙深谙此道，他公开讲过“天下没有不贪的官”——这也算是官僚集团为主子卖命的红利。由于科举制度和封建土地关系，官僚集团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器和中坚力量，皇权会随改朝换代变更，但官僚集团异常稳固，皇帝换了自己则仍旧为官做事，支撑整个社会。这种矛盾在历代体现为皇权和相权的博弈，众所周知，明朝是专制皇权的高峰，朱元璋废相导致皇权和相权更无法平衡，这样的政治体制是无法处理棘手问题的，因为没有一个稳固的地主官僚集团，很多事无人做，很多社会矛盾无法缓冲，遇到明末的极端历史条件，只有死路一条。片中马精武饰演的潼关豪绅头目，就是这个官僚集团的代表，他们既是大地主同时也是官僚集团利益的代理人，孙传庭在捍卫皇权需要征缴军饷时，他们可以阳奉阴违，甚至售卖官军烧掉账册，这就是皇权和官僚集团的利益你死我活的冲突。中国历史上无数的改朝换代让整个官僚集团认清了这一点：皇帝可以随便换掉，但自己才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人。事实如此，到了清兵入关，首先投降的就是这些满口忠君爱朝廷的官僚集团，而凭借这个掌握话语权和生产力的阶层的投诚，清朝迅速坐稳了江山。

3.现代意义上“想象共同体”的缺失导致无法实现社会动员应对危机。

中国在20世纪建立现代化民族国家之前的漫长的历史当中，人们观念当中只有江山而无国家，只有朝廷而无政府，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民族、国家、政府的概念完全是西方的舶来品，正是这些产生在近代西方文明中的概念，可以有效地将人组织动员起来推动社会进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中的共同体》一书论述了形成诸如“民族”这样身份认同的重要意义，没有现代概念里的民族、国家、政府这样的概念和身份认同，意识不到大家是生活在一个社会当中的共同体、他人的命运和自己相关，人们思想上就没有集体的观念，进而社会形成不了组织机制，无组织机制则整个社会就无法实现动员，遇到自然灾害、外敌入侵、疾病瘟疫则不能集合最大多数人去应对。《大明劫》设定了一个将传统中国各种艰难情况至于一体的环境（战乱和瘟疫是直接表现，明末的自然灾害和外族入侵则是大的历史背景，没有突出而已），人们在乱世当中根本没有身份认同，这种情况到了抗战时依然存在，不少老百姓认为日本人来了也只是改朝换代而已，这样思想水平的民众自然无法实现有效动员，社会危机根本不能应对，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一书详细考察了鸦片战争，结论是：这是一场前现代国家和现代国家的战争，双方不在一个发展程度上，前现代国家根本无法有效动员国民，而现代战争是个大规模动员的复杂行为，因此中国的失败，败于没有社会发展阶段的落后。片中出现的李天佑的角色值得玩味，他是个读过书的人，应该算是接受传统士大夫意识形态洗脑的底层知识分子，但由于明末社会矛盾加剧，他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下行，生活无着只好“官逼民反”，他的台词体现了“有江山而无国家”的观念，他对吴又可说：“你不如随我投了闯军，将来打了江山，也好衣锦还乡。”李天佑的角色实际上和闯王帐下的谋臣李岩很相似，李岩是历代农民起义当中底层知识分子的代表，和他的前辈吴用、朱升、刘伯温一样，他也提出来“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这样能够直接反应农民诉求的斗争口号，如果李自成没有失败，他将又是一段开国元勋的传奇。这些底层知识分子是受过代表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洗脑的人，他们渴望成为官僚阶层的一员，但是面对朝廷的危机，他们选择站在造反派一边，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无疑在扇传统中国意识形态当中忠孝仁义的核心价值观念的耳光，同时恰恰证明了传统中国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破产，固然有文天祥史可法这样意识形态的捍卫者，但绝大多数人都是吴三桂和洪承畴这样“有奶就是娘”的选择，所谓“天道、气数”这些词，或许只是这些意识形态卫道士用来投靠新主子的借口。靠这样的意识形态和这种意识形态教育出来的知识阶层，自然极少其舍身取义，不会引导民众完成建立想象共同体，更不会承担领导和组织社会动员的重任，这一任务，留给了近代国门洞开被迫学习西方的现代教育、科技和制度的中国人。

4.传统中国社会专业分工、行业进步和科技积累之无法实现

电影中设定一个以身殉职的医生赵川，固然起到了衬托主人公吴又可英明神武、反映瘟疫杀伤力巨大的作用，但这个角色更多让人体会到了中国传统技艺在面对社会重大问题时的无力。吴又可这个角色，外表是一个明代游医，实则灌注的是现代人的思维，其实也是现代观念和观众观影愿望在“穿越”到历史环境中的投射。他大胆否定传统医方，敢用猛药，知道病毒可以通过空气传播，知道将病患隔离分类……这完全是是一个现代医生的做派——但这种现代文明的做派，恰恰令人感到中国传统技艺的悲哀。正如“李约瑟之谜”：中国文明悠久科技发展很早，不少科技和发明长期引领世界风骚，但元明以后中国社会和科技几乎停滞不前，这是因为中国的科技成果多停留在经验总结水平上，没有向抽象世界和规律探讨的跃升。此言不虚，中医就是这种情况的集大成者，所有中医的验方基本都是常年累月的治疗经验，对这种经验的解释，都是些“气血寒热”之类比较难以理解的说法，必须通过长年的积累方能得到，而西方医学强调试验和观察，无疑更利于学习普及和学科本身的积累，解决现实问题的效率更高。片中最后说吴又可开创的瘟疫学研究领先西方200多年，其“达原饮”配方在非典当中收到奇效，这实际上是令人颇感悲凉的事情——中国人不乏先进的科技成果和聪慧的大脑，但这些智慧结晶只是被少数人学习或者束之高阁，知识根本无法实现有效积累、普及和提升，罪魁祸首则是家天下的专制主义：因为任何的知识普及、行业发展都会导致民众智力进步和社会多元化，这些都是专制统治之梦魇。

西方的科学所具备的分工、专业和便于系统化学习的特点，无疑是西方文明领先的重要原因，但这种西化的特质，吴又可居然神奇地具备，活脱脱一个现代医生。关于“李约瑟之谜”的陈述，中国在漫长的传统儒家意识形态指导下，将科技商业手工业这些和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直接相关的领域斥之为“奇技淫巧”（尤其是程朱理学之后人为“人心”第一，轻视技术进步），从业人员被划为下九流，社会优质的智力资源投入不到这些领域当中，政府不提倡加之人为阻碍打压，这是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则是科技水平在宋元之后几乎很少实质进步——而这从根本上和专制集权更有关系，皇帝要消除老百姓造反甚至进步的可能性，于是愚民，以道德伦理内容垄断教育、以科举钦定内容固化知识结构、以焚书坑儒和文字狱实行文化专制，在这种环境下，文化不得昌明，而科学和技术这些生产力的推动因素长期处在简单经验积累的原始状态，无力解决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片中医生赵川固守组训，以伤寒药房治瘟疫，最后死无葬身之地，他的命运实际上是以中医为代表的传统中国技艺的命运，在长期固步自封和因循守旧当中，毫无解决实际复杂状况的能力。

电影结尾吴又可和孙传庭讨论大明前程，孙说大明朝是否真的已经无药可医？吴则引《黄帝内经》说：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大明朝积弊已久，非一剂猛药可以医治。细细想来，积弊已久，实际上不是明王朝自己的问题，而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到明代，其社会运转和文明内部无法克服的根本问题呈现出的严重溃败。中国传统文明也和这个老迈的庞大帝国一样，自身更新和重塑的能力慢慢消减下去，甚至统治阶级还在极力扼杀促成这种自新能力的种种可能，这些颓败之势，当然明末的一些思想家如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已经看到问题所在，也努力发出了自己呼吁革新的声音，但社会整体未启蒙，顽固势力又及其强大，于是有清一代也延续明朝衣钵，将残酷的专制皇权推向顶峰，清代这个表面上看起来疆域广大、开创盛世的王朝，实际上始终麻烦不断，财政亏空、官员腐败、农民起义、民族矛盾等问题迭出，而凭借传统中国儒家意识形态和智力资源，根本无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于是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中国社会开始被动地接受西方文明，后来算是奋起觉醒的洋务运动还是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终败于全面西化的日本，才导致新文化运动一代知识分子对传统中国文明的全面反思和鞑伐。有趣的是，近代中国面对西方文明始终强调保留中国文化本位，结果是非但西方没学成，自己的传统也没有很好保存，反观日本，从器物到制度全面西化，自己的民族传统却完好留存下来——这实际上反映了一个问题：传统的中国文明发展到明清，已经开始全面拒绝吸收和更新外来元素，所谓“中学问题西学为用”只是一种抱残守缺的借口，但中国文明和中华民族一样，从来都是一个不断吸收和融合外来的动态共同体，在汉唐时期这种吸收融合做得好，对待多元化的态度比较宽容、专制程度较轻，文明得以快速进步。当然，为何宋以降中国的这种大气和多元不复存在，文明进入固步自封的阶段，这个问题更为复杂，一个简单的理解则是唐之前中国在文明形态和生产关系上是全面领先周边的，但随着周边民族吸收中国文化的进步，双方差距缩小，中国文明的优势不复存在——而这种结果，或也反证了传统中国儒家意识及文明形态本身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

电影《大明劫》设置是极端条件下的一个事件恰恰是明末中国社会发展程度的一个症候；一叶而天下知秋，名医吴又可只能做到有限控制乱世里的一场瘟疫，最后还要靠孙传庭毁灭性的杀人来彻底根除，名将孙传庭面对一个内忧外患的孱弱王朝也只能疲于奔命内心痛苦，去奔赴一场注定失败的棋局——无论是吴又可还是孙传庭，个人再英雄也无力对抗社会积弊已久的系统风险和固有问题。大明没有亡于崇祯、李自成或者多尔衮，大明亡于传统中国儒家意识形态及相应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发展程度，如果要简单归因，程度不断加深的专制皇权和中央集权帝制统治就是终极原因，一个敌视民众、不能为大多数人谋普遍福利、视天下为一人所有的制度，不会让所有人对它共同拥戴、贡献智慧力量，只会导致争权夺利和改朝换代，大明因此而亡（此后的大清也不能幸免），这才是大明之劫，同理，如果任何统治者继续行愚化民众、敌视进步、固步自封的策略，必将重蹈大明之劫。

就像电影《大腕》里关之琳问葛优什么是“境界”，葛优扔石子说：“你能看这么远，我看的比你远，泰勒看的比我远，佛看的无限远。”诚如此言，以我现在的水平，或许只能理解到如上所述的浅薄境界，我一个业余观众没有实力去评判这电影的演员演技如何，镜头如何、电影语言等专业问题，但这部电影能引发思考，在我心里这就是好片，一部值得多看几遍的电影。

这篇影评撇开吴又可，单说孙传庭
作为一代名将，孙传庭也清楚这所谓的“一代名将”在皇帝老儿的眼里和一袋防火沙的区别其实不大，无非是哪里有错点哪里，黑锅你背送死你去的救场角色。但难能可贵的是孙传庭在了解了自己的炮灰本质之后，还能一条心为崇祯打了十多年的仗，这次大明王朝遇上了危机，被从监狱里捞出来安一个头衔然后顶上前线简直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结果到了前线不查还则罢了，仔细一盘算，孙传庭简直要哭了，这哪里是炮灰，这分明就是来给敌人送经验的。当初皇帝老儿面前一时嘴快说了个“五千精兵足矣”，到了潼关，杀了贺人龙，发现自己面前摆着一个奇大无比的烂摊子。要装备没装备，要兵源没兵源，要补给没补给。
结果老天爷还要来插上一杠子，不折腾他一把不算完。
你们他妈的在玩我？
孙传庭是愤怒的，因为他不知道该为谁而战。
我蹲监狱，所有人都跑来踩我，我来守城，所有人都来给我添乱。
打个毛线的仗？
“什么是民心？粮食就是民心！！这就是为什么李自成能输他个十次八次，而我孙传庭一次都输不起！”
孙传庭说这句话的时候内心OS一定是“我X你妈”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如果没有吴又可，估计孙传庭是挺不到爆发那一天的。
占了我的屯田是吗？面子给你们给足了，还不领情。不好意思，那就不要怪哥哥心狠手辣，乃伊组特，小赤佬，老子也要默默的在乱世生存下去啊。
扣一顶大帽子然后统统做掉，孙传庭也真是敢于思考，勇于实践的人才。
走出这一步，孙传庭已然丧心病狂。这年头指望别人都不靠谱，幸好老子手里还有刀，嗯。
之后杀伤兵就更加顺理成章了，之前被任琦阴特了一刚，这次也要元气满满地找回场子来。背叛者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为此还特意把吴大夫诓到家里来赏乐，真是用心良苦。
孙传庭其实很无奈，人家也想展现出一代名将的风度，可是所有的人都不配合，硬生生的把孙传庭从一代名将变成了一代凶将。
我这么不受欢迎还不都是你们的错！！
最后孙传庭战死潼关，一代名将，也终究挽救不了大明王朝衰败的气数。
在这场战争中，孙传庭是问心无愧的。
我能做的一切，都已经做过了，为了人民，为了我心中的理想，我放弃了人性，抛开了道德，放弃了能成为人的一切资格。
拔起屠刀，化身修罗。即使燃烧自己剩下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只可惜这个天下，人人心中皆有恶鬼，纵使我血染潼关，不过是螳臂当车。那些死心眼的人，终究还是逃不出这个屠宰场。
不过，他们是不一样的，这其中的差别，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的最清楚。
自以血祭当阳旗，孙某幸甚。

【剧透慎入不过这样一部悄悄出现的电影应该没有人会去看吧】

现在回想起来，明史热，大约是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燃起来的。历史不全是人事，但却不能没有人事——而当年明月大约是真的把历史当作人事来写的一位。不如教科书那么冰冷，不如政治宣传那么脸谱化，而且更展现了一种对这段人和事的沧桑情怀，而这种沧桑仿佛不是他这个年纪应该有的。当《明朝那些事儿》终于走到最后一刻的时候，相当一部分读者会由衷地为这个曾经昂扬如今病入膏肓的巨人而惋惜。虽然我对当年明月字里行间流露出的那种有点过于维护明朝而敌视周边民族、政权的历史观不甚认同（技术上讲，老子家里虽然几代都在辽东，但好歹是北满南汉混血，民族融合的结晶好嘛），但当年明月让我发现，有一些人骨子里就有一种理想主义以及对某样东西的执着——你不但无法把它除去，还会被他感染。

当年明月的明史，《大明劫》的导演王竞的明史，都是这样。

说电影，先说导演。王竞对电影门外汉来说，不甚有名。但他执导的几部豆瓣高分电影让人不能直视。他去年的电影《万箭穿心》豆瓣评分高达8.4——仅就分数而言，这是许多中国导演拍电影拍电视剧拍广告一辈子也达不到的分数，也是张艺谋、冯小刚的电影近来许多年未能企及的高度了。如此评价虽有失公允，但至少说明了一些问题。

再纵览他的几部电影，都是现实题材的，而且都不是商业片。《大明劫》是一部古装历史片，历史片通常都和大制作挂钩。王竞这一次突然操起了大制作（其实也不是很大，还远不及一线导演的那些商业片），让人有点疑惑，担心他是不是也要靠大场面撑剧情了。

事实证明，我其实被预告片骗了。所有的战争场面（通常只有这些才是大场面）都在预告片里了，加起来大约只有10分钟。剩下的107分钟都是文戏（忽然有一种坑爹感）。

《大明劫》的背景是这样：明崇祯15年（1642），崇祯自缢前两年，李自成围攻开封。崇祯皇帝（余少群 饰）万不得已将关在死牢内的孙传庭（戴立忍 饰）释放出来，督师陕西军政，南下攻打李自成。可是潼关一带瘟疫横行，身强力壮的士兵纷纷病倒，几天就不治身亡。军营里面的运尸车一趟一趟的将将士们的尸体运走。江湖游医吴又可（冯远征 饰）临危受命，大胆提出对《伤寒论》的质疑，提出自创一套的祛病方法，创立《瘟疫论》。

要说明的是，两大主角孙传庭、吴又可历史上真有其人，且同处崇祯年间；《伤寒论》、《瘟疫论》也确有其事。不过这俩人有没有见过？那就不知道了。这就给艺术加工留下了空间。事实上，《大明劫》一直在历史与艺术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平衡：历史上明确记载的，绝不篡改；历史上没有记载的，可以加工。这就比那些“秘史”高明多了。

影片第一幕，数面大大小小的破损明军旗在风中猎猎作响，箭矢横飞，炮声隆隆。起义军正在围攻开封。炮兵在后摇动投石机，弓弩手在炮兵前，步兵则扛着云梯冒着枪弹箭矢如蝼蚁一般登墙。城墙上，明军军官紧张但有条不紊地下着口令：“开火！”“装弹！”“开火！”间歇着带有一些其他命令，比如“后面的人快点！”或者是“炮口向下！”

战斗的细节得到了非常好的体现，比如明军的三眼铳和子母铳（子铳套在母铳中发射，发射后子铳可以快速更换，节约装弹时间）都在银幕前惊鸿一瞥。即使是一眼，也足以见电影做功课之深。

仅仅几分钟，时光仿佛已经陡然转至数百年前。

紫禁城里，崇祯皇帝坐立不安：“开封重镇苦守三月，每天死的都是朕的子民！”

有这样一种有趣的观点：在某些情况下，世袭比选举更能保证人民的利益。因为在家天下时，一个明君会明白，虽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要想一直这样下去，就必须让人民一直生活得好，所谓权力与义务对等。正如美国开国元勋麦迪逊所说：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内在或外来的控制了。相反如果皇帝是有任期的，他就没有必要为后世负责。所以崇祯的心情就不难理解了：什么反贼官军，都是老子的财产啊！

接下来，就轮到兵者孙传庭，和医者吴又可这一武一文出场了。他们将从各自的擅长的领域入手，扶大厦之将倾。

中国人的传统历来是重视“联系”的，兵者与医者，虽然水火不容，但用兵与用药，实为殊途同归。孙面对内忧外患，吴面对瘟疫横行，皆是在毁灭的边缘，靠毕生所学与所信，舍命一搏。

来到潼关，孙传庭面对的是一系列军政积弊：兵源不足、补给不足、军屯被占、政治腐败。这一切对孙来说，其实并不是问题。他有理想，也很现实。军阀拥兵自重？设计杀掉，连他的兵一块儿杀。粮官保管不力？直接杀掉。缺粮缺饷？找土豪要。军屯被占？抢回来。土豪们竟然勾结军官烧掉了土地册？反了你们了！军官被他先玩儿后杀，土豪们则被招待了一顿鸿门宴。士兵们冲进来的时候，土豪们跪在地上苦苦哀求留条性命，但他理也不理。那一瞬间我有点同情土豪了。也许那里也有好人，只不过贪财了些，就稀里糊涂地掉了脑袋。

这就是电影里塑造的孙传庭。在我个人看来，这个塑造还是相当合理的。身处乱世，对付流氓，也只能用流氓的方法。他就好像是又一位蝙蝠侠，于浊世而独醒。

孙传庭激将吴又可，是二人第一段对手戏。吴又可提出军中疾病不是伤寒（不传染），而是瘟疫（可传染）。孙令其治病，吴推脱不去。孙激道：“先生学医为何？学不能致用，要它何用？”吴这才出山。可见相对于孙，吴是个更加理想主义的人。

吴又可曾反复被官军和民军捕获，但医治都是不遗余力。官军和民军曾为争抢他爆发一次搏斗，最后一名民军试图杀死他以防为官军所用，最后还是放弃了。作为一名医者，在这样的乱世，恐怕也是一场煎熬。

吴又可是一名游医，于是他得以成为各方势力的传话筒。起义军士兵告诉他，造反的理由很简单：活不下去。孙传庭告诉他，杀人的理由很简单：面对艰难，总有人要做出理智的选择。他见到的官军与民军里，有好人，也有坏人，没有正邪之分，唯一重要的是生存。

吴又可这边与瘟疫搏斗虽然凶险万分，但相对于孙传庭那边的血雨腥风，竟然显得平静许多。人心恐怕还真是这世上最险恶的东西。吴又可首先控制了传染，保住剩下的军队，接着开始尝试治愈病患。这时，全片的高潮以一种非常冷峻的姿态到来了。

崇祯连连催促孙传庭南下解开封之围，但军营中依旧有百十病号。大军不能把他们带走，也不能留人照看，当地无力供养。于是最终的解决方案就到来了。杀。

吴又可眼看自己的医治即将成功，却换来这样一个结果，欲哭无泪。孙传庭说：要知轻重。吴又可说：我是一个不知轻重的人。也许对医者来说，人命确实是无法以轻重衡量的。但对一个国家来说，可以。

于是吴又可离开了，他回到了江苏老家，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孙传庭没有去追他。电影中的这一幕，他坐在昏暗的营帐里，读着吴又可留给他的信。阳光突然射入，一扫阴霾，原来营帐被军士收起，这是要拔营启程了。

新的一天开始，二人走上不同的道路。而大明的终结，也由此拉开序幕。

导演王竞擅长现实类题材，这会是一次借古讽今吗？我觉得这个问题无关紧要。《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特意在自序中强调他并非借古讽今，我觉得确实如此，因为历史的规律是如此的一以贯之，当你在说一段历史时，总能在今天找到对应。人心从来没有变过，所以人事也不会变。

人们常说：以史为鉴。可又有谁能真正逃脱历史的束缚呢？吴又可对孙传庭说：“我朝积弊已久，非一味猛药可以治愈。”《建国大业》中蒋介石的一番话“反腐，亡党；不反，亡国”，道出历史的十字路口的多少心酸无奈：其实根本就没有选择。

所以就只有无奈吗？吴又可还说：“历朝历代，皆是始兴终衰。世道更替，医道长存。”总有一些东西跨越了时间的鸿沟而保留到今天。这就是历史除了冷冰冰的借鉴，留给我们的东西。那些故事，那些轨迹，那些情怀，那些信仰。我们能设身处地地体会到一个人在那个节点的体会，看清这个世界，看清人的善良与邪恶，然后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新的历史中走出我们自己的路。

就按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来，先抑后扬。
　　
我认为本片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于剧本的节奏起伏太平，整体张力略显不足，某些情节的衔接因为不够自然甚至令人感到有点散乱，虽然故事不断在往前推进，却使观众难免偶尔走神。
　　
其次是演员。冯远征演得很好，微表情小细节挺多，是个有想法的演员，可惜吴又可这个角色性格有些模糊，作为主角之一略显苍白。而孙传庭的扮演者戴立忍虽然造型气质颇佳，演技也算沉着，但口音实在太出戏，令人扼腕。

即使有上述问题，在我心里它依然是一部上佳之作。撇去眼下国产电影的窘境不谈，国史片的厚重历史感是一种很难把握的玄妙气质，而没有宏大场面与华丽特效的《大明劫》竟做到了，这一点不得不令人叹服。

崇祯时期的影视类作品不甚枚举，但大多浮于表面。也许是我狩猎狭窄，印象中几乎没有真正展现出当时末世气氛的作品。太多目光投射在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之类的八卦上，忽略了那个中国历史上最为光怪陆离的妖孽王朝覆灭的真正原因。
　　
众所周知，励精图治的崇祯皇帝面对积重难返的危局却无力回天，最后于煤山自缢。这个故事还有许多细节，比如他在宫中亲自持剑砍杀妻妾、女儿，幼女昭仁公主致死，长女长平公主断臂重伤，周皇后上吊等等……试想当时的场面是多么恐怖，当事人的内心是多么绝望。这鲜血淋漓的断头路究竟是如何一步步铺陈，最终通往地狱的呢？

《大明劫》从军中瘟疫这个视角切入，为我们打开了了解明末历史的一扇窗。除了闯军，还有流寇，还有瘟疫，还有因官商勾结而名存实亡的军屯……

本片的摄影有几个镜头令我印象深刻，其中最为动人的当属开战在即，随着帐幕被掀开，凉薄的晨光乍现，错落在案前的孙传庭身上，他侧过头迎向它，迎向自己的宿命！

历史真是好无情！像滚滚的车轮碾压过来，从不停留。吴又可还能及时抽身逃过此劫，而孙传庭已经被死死钉在这条绝路上，同大明王朝一样，劫数难逃。

本来还想多写一点，月头要干活了……O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