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花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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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喃正在帮忙洗碗的时候，父亲跑来告诉她喃杭在学校出事了，让她马上到医院去一趟。还没有换下民族服饰的叶喃匆匆赶到医院，在走廊上看到了端坐在凳子上头部包扎着白色绑带的女孩，手上还挂着点滴，身型与喃杭相仿。我们从镜头里看到叶喃神色疑虑，慢下脚步向女孩靠近。这一切都在暗示观众叶喃把这个头部绑带裹缠的女孩当作了女儿喃杭，而父亲通知她喃杭“出事了”也确实是一件“大”事。

紧接着，画外音介入——“我在这里”，这明显是喃杭的声音，随着叶喃起身，镜头马上切到了喃杭拄着拐杖的镜头。头部重创现在转换成了腿部受伤，但观众马上发现自己再次被欺骗了，喃杭只是拄着拐杖“随便拿着玩的”。而在镜头的景深深处，隐约浮现着林老师和一个小男孩的身影，通过喃杭回答母亲的问话，我们知道男孩正是大嘴，他的鼻子受伤了，正在接受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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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则是林老师转头看向镜头左侧的一个全景镜头，医生在旁边细心地给大嘴护理鼻子上的伤口。林老师似乎是听见了叶喃与喃杭的说话声，因此转过头来，并且脸上带有一丝疑惑。这个表情指出林老师被什么事情蒙在了鼓里。这三个镜头简洁又明晰，不仅贡献了《米花之味》诸多幽默笑点的其中一个，同时也鲜明地表现出几位主角的性格和玩弄权力关系的趣味。

一个终极的疑问是打到父亲那、通知叶喃来医院的电话到底是谁打来的？如果这个电话是林老师打来的，正如我们按常理会认定的那样，那么为何当林老师扭头看见叶喃带喃杭回家时，没有叫住母女两，反而露出一丝疑惑的神情。按照惯常的逻辑，老师打到家里让家长来一趟，应该是想商量解决学生之间的矛盾才是。如何还会放他们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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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电话并不是林老师打给叶喃父亲的。除了林老师，剩下的可能只会是喃杭。再加上电影前面已经向我们交代了喃杭因为林老师让她抄一百遍“我错了”怀恨在心，便偷了林老师的手机。这是林老师没有打这个电影的另一证据，虽然这个证据还不太充分。另外还有一个可能，林老师因为要忙于立即处理大嘴鼻子上的伤口。喃杭打了大嘴，做错了事，她没有理由主动打给阿公。

这些都说明只有一个可能：林老师让喃杭找母亲来医院，处理伤人事件。喃杭自己是不是有手机，还是说用的公用电话，这我们不做推测。甚至，很可能她拿着偷来的林老师手机，给家里打了电话。当然，林老师肯定是让她在电话里说，她把大嘴打伤了，让母亲速来医院。可事实上，她很可能是这样告诉阿公的：我出事了，在医院，林老师让妈妈来一趟。叶喃匆匆赶到医院看见满头包扎的女孩坐在条凳上，就是导演想“欺骗”观众做这样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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喃杭非常聪明。叶喃一旦知道喃杭把大嘴打伤了，肯定会责备她，因此她不想让母亲知道，故而撒谎说是自己受伤了，等到母亲来医院了，再告诉她是自己把大嘴打伤了（这是诚实的，撒自己受伤的谎不好圆）。并且不让母亲见到林老师，这样就不会当面受苛责。当她说林老师已经带着大嘴回去、自己在这里等母亲的时候，观众看到这一幕再次发笑了，因为背景中很明显林老师还在医院，喃杭是在向母亲撒谎。叶喃被埋在鼓里，但观众是知道真相的。

喃杭的调皮、叛逆在这里显露无疑，与此同时，观众还会因她的这股“聪明劲”喜欢上她。推门撞到大头只是无心之举，不是反叛做出什么错事，喃杭没必要为此受苛责，观众对此是认同的。喃杭通过自己的聪明把叶喃和林老师都“玩”在鼓里，反而有一种活波可爱在里面。师生、母女都形成某种权力关系，喃杭通过自己的举动反抗了这种原生的力量，保护了自己。我想这是这组镜头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并令他们回味、喜爱的一个原因。

从第74届威尼斯电影节起步，荣获首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中国新生代单元最受欢迎影片后又历经了多个国内大大小小影展的《米花之味》，终于上映了。

记得当时是在浙江青年电影节上第一次看到这部作品，一下子就被打动了：明快的配乐、亮丽的色彩，用欢乐的基调去剖开中国的又一处社会切面——无论是留守儿童现状，还是现代与传统、城市与农村的冲突与交融，都散落在鹏飞洋溢着灵动感、俏皮感的情境氛围中，在有趣的细节和散漫的关怀里，被轻盈地勾勒了出来。

《米花之味》绝非传统意义上的留守儿童/单亲家庭卖苦片。

残缺甚至不幸的家庭背景，也并不妨碍着电影本身能变得如此有趣。就算面对着不小的隔阂、遭遇了好友离世的悲剧，电影依旧采取了云淡风轻的拍法。印象中，气质非常相近的作品，还包括北野武的《菊次郎的夏天》、是枝裕和的《奇迹》等。

奇迹 (2011)

8.8

2011 / 日本 / 剧情 家庭 / 是枝裕和 / 前田航基 前田旺志郎

而它与这些相比，更特别之处，还在于导演对现实的呈现常常显现出“反现实”的一面，使用幽默的笔触，从而拥有了曼妙、清新的轻快感。

这不仅打破了大多数观众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边陲农寨）的刻板印象套路，同时也打破了农村题材的独立电影对现实亦步亦趋的再现或陈词滥调的批判这两个套路。

映后，导演鹏飞特别谈到他在这个傣族小寨待上了一年，而主演/编剧之一英泽也在此待了半年，过上了当地的生活，学习如唱歌一般好听的方言。

正是基于对生活的足量体验，让导演敢于走出这条用幽默消解隔阂的路子。

如果上面这些话都没有勾起你对这部电影的兴趣，那么我必须要把“喜剧色彩”这几个之加粗放大了。

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在近两年观看的一百多部华语新片中，最令我感到最有趣的、喜剧效果最足的一部轻喜剧。这在当时观看前的心理预期中，是绝没有想到的一大惊喜。毕竟有谁会在大量观看“电影节电影”时，能想到会突然跳出这么一部可爱而脱俗的作品呢？

少数民族留守儿童并非全都生活在我们想象中充满灰暗、贫穷与落后的角落。

虽然喃杭在某种社会刻板印象中言是个“问题少女”，但这也并没有说明她真的缺乏善良，与城市里的孩子有多大的差异。

需要区分开的是，少数民族的留守儿童的生活，与其说是苦中作乐，不如说是在创造欢乐。如果说城市里的孩子们，大多还保留着能从外界不断接受、获取欢乐；那么身处边陲，父母不在家的他们则要更早地学会自己给自己创造欢乐，即便这种欢乐有时候会显得空洞。

由此开始，一场喜乐的生活交响拉开了帷幕，一幕幕生活化的喜剧笑料在演员们的举手投足之间传递出了幽默感。这些幽默感不仅是令人感到有趣的，更难得的是它们都是“高级”的。

这里指出几场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戏。

一场是喃杭在学校里想贿赂老师，给的是母亲送的巧克力。老师一开始以为是好心，便吃了一口，在意识到事态不对时，随即用奇妙的数学知识把缺了一块的巧克力又拼回完整，给喃杭留下一句“学好数学很重要，回去吧”。

一场是好友患病将死，喃杭去看望她。好友对她说：“以前我都生小病，他们都不看我，现在我生个大病，看他们怎么办”，这实际上是患病女孩最后的心愿。喃杭说道：“我给你变个魔术”，接着镜头一转，女孩的爸爸妈妈突然被“变了出来”，喃杭则在一边被撞得捂头。

之所以提这两场戏，不仅因为它们引发了全场的笑声，更重要的是它们（尤其是后一场戏）在幽默点的设计上都非常机敏，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这些充满趣味的小细节，不用大开大合的笑料来刺激你，引发会心一笑的是来自于每个人对生活的体验理解。

它们仿佛拥有着奇妙的力量，让观众在不经意之间被搔到了痒处，又在欢笑之间接受到了动人的讯息。

虽然母女之间的关系并不容易被轻松弥合，冲突却大多可以被这些轻松的趣味化解，也正是在这般轻松的氛围中，我们意识到了“这个时代最珍贵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这句话是《米花之味》的宣传语，还是其在平遥国际电影节获奖时的颁奖词。

如小津的《茶泡饭之味》、《秋刀鱼之味》对家庭情感的细腻展现，热衷于观看小津与北野武电影的鹏飞，则以“米花之味”这个意象，轻盈地道出了母女二人之间心灵的对话，并由此点出城乡差异与交融。“这个时代最珍贵的东西”便藏在这里——那些朴实无华、真挚动人的情感。

这部电影最可贵的就是导演他只提供客观的展现、轻度的反思与诙谐的欢乐，却并不提供更深一层的严肃批判。这便足够了，有时我们不需要过分严肃，诙谐与幽默就能带给议题足够的力量。

最后，还是必须要提这个见人就得夸的“神收尾”。这个结尾也很有可能是今年华语片的最佳结尾了。

女儿好友之死，为母女打破了彼此之间的隔阂，在电影的末尾，母女走进了深幽的钟乳洞，在石佛面前翩翩起舞，以此祈福、哀悼亡灵，也打开了对彼此的心灵、连系彼此灵魂。

一切的冲突与和解、对立与消融，在此时都不重要，两个人共同走回到自然的子宫。

导演鹏飞此时的影像宛如整个电影的高光时刻，恰似走进了阿彼察邦的世界，却又在刹那间让人突发联想——原来那翩翩起舞的姿势，在之前就已经有了以此同样的表达，如同生长于土地的米在炸米花时筷子翻跃的姿势，日常也可以带有神性。

当我们最终屏息凝神地面对生活时，一曲为生活而奏鸣的乐章也就至此写成。

首发于公众号：幕味儿/风影电影

林老师的普通话

第一次看《米花之味》的时候，让我感觉有些“异样”的地方是林老师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甚至过于标准了，还带点北京腔）。除他之外，电影里所有人说的都是各地方言，也即非普通话。如果说方言能够帮助影像构建了一个独特世界，如《米花之味》所呈现的一个远离我们惯常认知的滇缅边境傣族寨子的生活，那么林老师口中的普通话则将这个独特世界撕开一条裂缝，泛起了一丝我们在汉民族影像教育中积淀的沉渣。

即便叶楠从上海打工归来，身上携带着本土与异地的双重文化形态，她在电影中也是以当地人的形象呈现的。当她回归到本土文化氛围后，她重新“入乡随俗”：她说云南方言，穿民族服装。唯有她所带回的外国零食，作为尖锐的符号象征着她曾经在异地大城市生活过。电影中唯有林老师，是真正的异乡人，这通过他说的语言标示了出来。

当我第二遍看《米花之味》的时候，原初感知到的“异样”渐渐消失了。我甚至为林老师之所以要操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找寻到了一个理由，而这个理由对于整部影像所设计的文本深度和意义具有添砖加瓦的功效。这个理由不识别的，正是一位支教老师的形象。如此我们似乎才能理解，作为真正异乡人的林老师在片中所起到的作用和价值（比如提供了许多笑点）。

这完全是可能的。飞机场的建成，村民养蜂、开采玉石、搞旅游业……整个寨子早已脱离了原始落后的状貌，而与外部世界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叶楠的车便是一个明证，当它穿过稻田卷起一股烟尘，如同现代性穿越了整个寨子（Wifi、西式婚纱）。林老师作为来到该地支教的青年教师，说一口普通话也便顺理成章。标准普通话不再是能指责影像失真的地方，反而让影像变得更加真实。

三类语言的使用

在角色们使用的语言上，《米花之味》也做了许多细致的处理，我们能从这些设计中体认出许多东西。由于我无法区别云南各地的口音差异，暂时将云南各地说的语言当做同一类来认知，以“云南方言”来称呼。

因此，《米花之味》中的语言包含三类：一类是林老师所说的标准普通话；一类是寨子里的人相互交流时用的云南方言，这是一种带着各地口音的普通话，与标准普通话口音有别，但能听懂；还有一类是傣族人说的傣语。其中第一类只有林老师说，第二类出现最多，第三类只有一处，即喃杭为偷钱花的事向阿婆道歉的时候，用的就是傣族人自己的语言。

让人奇怪的是，林老师与学生交流的时候，学生说的是云南方言，林老师说的是普通话。比如在那个著名的“切巧克力”场景中，喃杭说云南方言，林老师说的是普通话。这段对话发生在教师办公室里，至于教室里是否也是“各说各话”，我们不得而知。另外，还有林老师在于村民交流的时候，则用了村民的云南方言。比如他在喃湘露生病未来上学后到她家探望，他与家人间的对话就用了云南方言，而不是他与学生对话时用的普通话。

这说明林老师也是会说当地方言的，而他的方言只有在和村民们交流时才会使用。这里的原因也许是村民并不太能听懂普通话，因此当林老师用普通话和他们交流时会遇到一些困难。或者这是林老师融入当地文化的策略，用方言与村民交流显然比普通话更能拉进距离感。而与学生交流时，他必须摆出人民教师的身份，以身作则说普通话，即便学生们依照习惯说的是方言。这里就有更深一层文章可以做了：学生在学校有没有要求一定要说普通话，还是说这条规定由于贯彻不下去只能任由学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

出现傣语的那个场景也非常有意思。缘何只在此处，用了傣语呢？是因为是在和年老的一辈交流，但显然阿婆也是会说云南方言的；还是说因为这是一件道歉之事，按照习俗用傣语更显诚意？当然，这仅是我们的猜测，对不对还不知道。但明显的是，傣语在日常生活中仍有使用的地方，而电影为了让观众能听懂，大量改置了生活中稀疏平常的用傣语交流的场景。

语言与文化

在何种场合与何种人用何种语言交流，这能反映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至少我们从上面所举出的《米花之味》对三种语言不同的处理和设计：普通话，作为官方的通用语；云南方言，带有地域特征的普通话；傣语，傣族自己的民族语言——已经说明了这个寨子在外部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影响下所发生的变化。这不仅是现实，也是电影想让观众认识和了解到的。

最后，指责女主角口音的不准确，和电影中不同角色说的云南方言之混乱，借用一位读者的留言，或许可以得到解释。

导演的话：

又有一部国产好片，票房被辜负了。

没有知名导演、当红演员，宣传力度也小的可怜，对于《米花之味》这样的文艺片，上映一周票房只有一百多万，排片低到0.2%，只能说非常符合市场规律。

不过与此相对应的，是影片不俗的口碑：第74届威尼斯电影节的“威尼斯日”单元“特别提及”；第1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的“中国新生代”单元最受欢迎影片。

目前《米花之味》豆瓣评分7.6，被不少人预定为“国产年度佳片”。

影片好在哪？主要就是两点：真实与共鸣。

《米花之味》最高明的一点，就是故事虽然发生在少数民族村寨，但是几乎没有陌生感。因为影片反应的是中国当下最普遍、真实的状态，无论好的坏的，你都会在其中找到似曾相识的片段。

主人公叶喃是一位单亲妈妈，她辞掉上海的工作，回到了老家沧源，一个云缅边境的傣族村寨。

有句话是“北上广只是中国的幻象，县城青年才是中国的底色”。从上海回到老家，叶喃换上了民族服装，操持起家务活儿。洗衣、洗碗、喂猪、采茶，似乎和普通的农村妇女没什么不一样，不过每次闲聊时，叶喃就会发现自己和村里人的观念差异。

当地新修了一座机场，要发展旅游业。村里几个青年在饭桌上闲聊，想当然的讨论城里人喜欢什么，有的说要卖玉石，有的说要养土蜂，还有的想搞农家乐。他们让叶喃参谋一下，叶喃看了眼桌底吃的一片狼藉，只说了句：“你们的想法都挺大的。”（言下之意是首先要提高个人素质）

还有一个妇女在洗碗时和叶喃提了几个名字，问她在上海认不认识这些同乡。叶喃说：“上海那么大，我怎么可能认识。”

在小地方生活的人们，往往提几个名字就会拉近距离，即使不认识，多少也听说过。在大城市，人际关系就冷漠多了，同乡也不会被当做什么特别亲近的关系。

相信每一个在北上广打拼的Jack、Mary、Vivian，变成狗蛋、秀兰、二柱子的时候都深有体会。

如果说和村里人的观念差异还是小事，那么女儿的教育绝对是让叶喃头疼的一件大事了。

叶喃在上海打工的时候，女儿喃杭跟爷爷在老家生活。等叶喃回了家，发现女儿的成绩一落千丈，整天不是打架，就是沉迷游戏，还学会了说谎、偷东西、泡网吧。气头上的叶喃训斥了女儿一顿，不仅没让女儿变好，反而加重了母女之间的隔阂。

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村里就有很多和喃杭一样的留守儿童。

对于这些留守儿童的生存状态，影片没有一味卖惨。毕竟现在的小孩儿人手一部手机，县城里黑网吧遍地，跟我们那个小霸王学习机都要排队玩的年代相比，技术进步对生活质量的提升是显而易见的。

不过父母的缺失，还是会让这些孩子们的成长少了关怀。

例如喃杭被老师罚去办公室里写作业，错过了午饭的时间，没有人会关心她是不是没吃饭；还有喃杭的同学喃湘潞，小小年纪却死于红斑狼疮，如果有父母在身边，不会注意不到女儿的健康状况；更不用说那个卖鸡蛋的小女孩，也许是家庭条件太差，本应该上幼儿园的年纪，却只能可怜巴巴的挣钱养家。

女儿的叛逆让叶喃无计可施，她批评父亲的教育方式，自己却不能做得更好。而家乡的风景虽美，邻里之间的闲言碎语也让叶喃心累。也许这个家对她来说，真的是“担不起的责任，回不去的故乡”。

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不适应，叶喃对父亲说：“这里不需要我了，与其在家耗着，不如出去打工挣钱。”理由看似完美，其实就是再一次推卸做母亲的责任。

离开的路上，叶喃又看到了那个卖鸡蛋的小女孩，没有父母照顾，生活那么凄惨。再加上喃湘潞的意外离世，终于刺激到叶喃，让她下定决心留下来照顾女儿，当一个好妈妈。

影片名《米花之味》有两层含义：一层是致敬了小津安二郎的《茶泡饭之味》与《秋刀鱼之味》，用日式庶民剧的风格提炼生活的真谛；另一层是影片中的婆婆跳大神，被山神附体时说的一句话：“你们的米酒和米花不好吃了，是不是往地里放了什么东西？”

村里人为了帮喃湘潞治病，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去医院（当然也是因为医院太远、太贵），而是求山神。供奉山神就需要当地的一种油炸小吃——米花。

在大城市待过的叶喃当然不信这种跳大神的把式，但她也没提出质疑，而是跟女儿一起炸米花，还让女儿学习民族舞蹈。在这个富有仪式感的过程中，女儿变得成熟稳重了，母女关系也得到了缓解。

很多时候，我们对于这些风俗仪式，心里虽然称之为陋俗，口头上还是不会有什么表示的，甚至会随波逐流的参与，毕竟没有人愿意闹不愉快。

而且这种看似是陋俗的风俗仪式，也是维系我们与故乡的那条纽带。

作为一部致敬日式庶民剧的影片，《米花之味》中有很多尴尬又不失幽默的桥段，例如村民们打算去溶洞里祭拜石佛，却发现景点当天没有开门，只好在门口举办了一场祭祀。

这就像《家族之苦》中永远也吃不到的鳗鱼饭一样，普通人面对生活总会面临求而不得的无奈，而顺其自然就成了接受现实的唯一选择。

作为一部口碑佳作，《米花之味》的镜头设计同样不乏点睛之笔，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有两处：

一处是喃杭探望生病的喃湘潞，喃杭要给喃湘潞变个魔术，她用床单罩住自己整个身体，然后床单突然扯下，喃湘潞的父母出现在两人面前，喃杭则被撞到了头；

另一处是广受好评的影片结尾，导演让叶喃、喃杭在溶洞中起舞，伴随着轻缓的歌声、曼妙的舞姿，母女二人的影子一会儿出现在石壁上，一会儿倒映在水池中。等待一曲舞毕，“米花之味”四个字缓缓出现，影片戛然而止，留给人无尽想象。

关于村寨和喃杭的未来，影片虽然没有明示，根据一些细节，我们还是可以猜个大概。

喃湘潞因病离世，村里大人叹息：“但愿她下辈子能脱生到城里人家。”而影片结尾一架从新机场起飞的客机，暗示村寨的机遇来临，人们的经济状况即将好转。

至于问题重重的少女喃杭，她不仅在民族文化中找到了个体认同，与母亲叶喃的对话中也萌生了对大城市的好奇心，相信在母亲的教育下，喃杭终将会走上正路。

虽然影片在云缅边境的傣族村寨拍摄，其实类似的故事正在中国无数个县城乡镇上演。

相比钢铁森林的飞速发展，故乡的变化也许缓慢，但每一次回去都会稍显不同。也许是拓宽了一条路，新盖了几栋楼，甚至是有了高铁站、飞机场。老人们的观念依然停留在上世纪，年轻人却已离不开手机和互联网，看似割裂又彼此和谐，慢节奏中有着变化，变化中又保留着熟悉的味道。

对于叶喃，故乡的味道是米花之味，对于我们，也都会有各自的故乡味道吧。

本文为《暴走看啥片儿》特约稿件，作者大海里的针。如需授权、转载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6分/目前的评分有些过誉，关注傣族地区的留守儿童问题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对于母亲和女儿之间问题的呈现仅停留在表面，母亲自觉留在家乡对这个家庭没有什么用，却从未试图去了解女儿内心的想法。英泽的角色更像一个旁观者，作为主角本身的矛盾和挣扎都不明显，女儿偷窃的原因是什么？这个事件原本是一个打破僵局的好机会，却一笔带过，母亲一直在抱怨女儿有许多毛病却只是停留在抱怨而已，一个小例子，开头母亲放在副驾驶上的饼干是散乱地拆开的却说是带给女儿吃的？？女儿吃了饼干之后母亲又反过来抱怨（大概也是反映了母女相处的一种真相）/可怕的调色和生硬的表演更是减分/最让我感动的居然是喃杭和喃湘露这两个被大人认定为是问题小孩的两个少女最后一次见面商量着喃湘露病好之后一起去偷老师的摩托车钥匙/结尾在石佛前跳舞很美（水中倒影尤其是），但这样的和解仍停留在意象而非真正理解彼此的内心。

中国文化底色中的“惨”，注定它无法诞生出真正“悲”的东西。

我们也不必强求将“悲”硬性移植进我们的文化基因。

只是对于“惨”的卖弄实在可以停下手来，去发现日常生活真正有意思的地方。

在“悲”与“惨”之外，日本电影给我们带来了第三条路。

那就是以审美的方式关照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

这是“消极抵抗”的姿态，而不是在“惨”中沉沦到妥协和接受。

生活是同一的，但看待生活的视角发生了转变。

这是为何我们要热烈拥护《米花之味》这部电影的原因。

中国电影诞生百余年，很少有电影真正做到在呈现困顿生活时彻底脱离“惨”。

滇缅边境的少数民族寨子，落后的乡村场景，离异家庭，留守儿童，青春期少女的叛逆……

所有一切都符合传统农村题材电影的定位：困苦、矛盾、普通人的挣扎。

但鹏飞丝毫没有去表现“惨”的一面，而是真正发现了日常生活美丽与可爱之处。

过往的电影一拍到农村，便表现出苦大仇深的姿态，除了文化基因中的“惨”作祟外，也出于刻板印象。

农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束缚了创作者的思维。

而鹏飞在对农村生活长达一年的体验后，发现了事情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不堪。

即便生活贫困，家庭破裂，成长有烦恼……孩子们依然有自己的玩乐世界，生活依然有喜乐。

绝非千篇一律的“惨”，一切丰富的生活滋味最后在电影里得到了呈现。

《米花之味》如此轻盈、优美、俏皮和可爱，彻底抹除了大众对中国农村题材电影“惨”的印象。

这是从日本电影中获得的滋养，鹏飞毫不掩饰地表达着对日本导演（北野武、是枝裕和、石井克人……）的热爱。

因此，在“悲”与“惨”之外，是中国电影人学习日本电影的时候了。

转变观念，从传统文化和惯性思维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现在的年轻人深受日本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如果电影人不紧跟步伐，通过电影反映人们观念上的转变，反而继续践行祖宗留下的糟粕传统，无疑不合时宜。

这是为何我认为“中国新电影将从《米花之味》开始”的原因，因为这是一次影像领域的观念变革。

悲与惨／第三条路，日本电影给我们的启示

《米花之味》：一种“反现实”的美学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