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菩萨岭1966

本片实现了我对武士片的所有幻想

侘寂的禅意，庄严的仪式感，崇高的信仰，至上的礼仪… 比试前的绑带、鞠躬、试探，敛容屏气，如临深渊。恍惚间，剑拔弩张，风云突变。沉醉龙之主的剑道，先是迷惑对手，趁其不备时夺去性命。这令我想起小林正树《夺命剑》中主人公的剑道：敌进，我退；敌再进，我再退；直到无路可退时，便以排山倒海之势一击必杀。

龙之助并非纯粹的恶人，他所追求的，无非是最纯粹的剑道——对自己的剑完全忠诚。他并没有明辨是非的能力，这使得他并不能圆滑的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他更像个无所依靠的幽灵，一位至死追求信仰的苦行僧；道德不会给予他约束，因为他只认得他的剑，他的剑告诉他他该杀人，他便杀。

他本性并不邪恶，他是在外界的逼迫下一步步走向地狱

开局的老头祈求上天夺走自己的性命，路过龙之助便帮他圆梦。他察觉到路过的小偷不是本地人必有端倪，便拔刀相向。小偷逃过一劫，感叹道“怎么会有如此邪恶之人！”虎之助面对龙之助的挑战，以“不善剑道”推脱，随后在雪夜中连杀数十人，嘴上却说龙之助“邪恶的灵魂，邪恶的剑”，并为自己杀人找了一个开脱的理由——“被迫”。

究竟孰恶？何为恶？善恶由社会界定，还是由本性初衷界定？

如果为后者，那么虎之助、兵马、阿滨、小偷皆为恶人。

但是社会并不是这样运转，对于一个人的定位终究要结合时代背景与环境去评判，像龙之助这样偏执的剑痴注定不会被社会所接纳。幕府末期，枪支出现让冷兵器再次陷入绝境，武士阶层穷途末路，固执不懂圆滑改变的人将会走向灭亡。

像龙之助这样的剑道痴汉，走向毁灭是必然。

影片最后定格在龙之助大开杀戒的狂暴表情，他是杀出重围，还是战死剑下，我们不得而知。但这已经不重要，能否在这场战争中存活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的结局，这也是作者使用开放性结局的用意——真正重要的是，他是否能克服自己的心魔。 龙之助的自我怀疑是致命的，他在大菩萨岭出于善意杀了那位老人，但是不仅没有让他孙女的生活得到改善，相反的是，她成为了一位歌妓。当他发现自己穷尽一生去追求的剑道为邪恶之道时，他的三观发生了崩塌。如果他无法克服自己的心魔，即便杀出重围，等待他的依旧是死亡。

三船敏郎饰演的虎之助实力应该是在龙之助之下的，但是他更会揣测人心。他并没有主动去和龙之助正面对抗，因为他明白，和这样一位近乎于无敌的剑客决斗只会是凶多吉少。因此这两位世纪对决在影片中成为留白，为观众留下了无尽的想象。或许在未来，这两位武士能直面自己的内心来一场比拼，但是影迷们是无福目睹这一场景了。

与黑泽明相比，冈本喜八的风格与小林正树较为接近。同样是武士片的大师，冈本喜八更加侧重于对剑道仪式感的还原与禅意的描绘，因此在影片中会有更多的长镜头，定格镜头（在比武后龙之助以一敌十的长镜头太出色了，最后的定格犹如一幅水墨画，昏暗的阳光与浓雾中的龙之助屹立于尸体之上，仿佛是从天而降惩戒人世的神明）画面，构图也会更为风格化。而黑泽明更加侧重于对故事与人物特色的刻画，但两位大师所呈现的都是极为卓越的视听语言，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大菩萨岭》由桥本忍担任编剧，这使得本部作品在故事上将会有极为可靠的保证。本部作品的每一帧、每一句台词，主人公的一颦一笑都在吸引着我。个人认为《大菩萨岭》在视听语言上要超越《七武士》《切腹》等优秀的作品，在我心目中绝对是独一无二的武士片瑰宝。

在电影《大菩萨岭》（东宝，1966年）中，导演冈本喜八创造出了一个令人目过难忘的“魔”之形象——幕末武士机龙之助。他肆意妄杀、藐视规则、无视道德、行止进退，全凭一心。在其身上，大时代之不平与小人物之不平劈面相逢，恰似狂潮拍击之下的孤岩，浪花四溅之下隐隐透出宁折不弯的峥嵘。即使在伦理道德欲振乏力的今天，这样的人物依然具备足够的冲击与颠覆。这不禁令人困惑，其人其事究竟力量何在？为何我们会将感情萦系在这样一个反叛的角色之上？是基于人性之善还是恶？为何在讲述英雄的武士剧中诞生出这样一个反传统人物？且创作者对这一人物似乎还怀有慈悲之心？ 如要一一弄清这些事实所包含的种种，必须去到原作者中里介山的世界之中。中里介山，本名中里弥之助，1885出生于神奈川県西多摩郡羽村（現今東京都羽村市），家中经营米业，但在他少年时代，家道就已败落并曾辗转数地生活。从西多摩小学高等科毕业后他曾从事接线生以及教员等职。由于崇拜当时的思想家松村介石，更名为“介山”。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了与日本社会主义者先驱幸德秋水的交往。1906年，他进入都新聞社任职，开始大量发表作品。1910年，父亲弥十郎去世；同年，“大逆事件”爆发，幸德秋水被捕，随后被处死，这一事件给中里介山带来了极大冲击。1913年，中里介山开始撰写后来被视为日本现代小说发源的名作《大菩萨岭》，在报刊连载近三十年。1941年，《大菩萨岭》未完之最终卷出版。1944年，中里介山感染伤寒去世，《大菩萨岭》未果而终。 纵观中里介山一生，几乎经历了日本近代所有的重大社会事件。在创作《大菩萨岭》之前，他就历经了乡间的民权运动、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大逆事件、护宪运动等等；在《大菩萨岭》连载的数十年之中，更是目睹了先后两次的世界大战、关东大地震、满洲事变、昭和金融恐慌、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变、中日战争等等。作为一个开明的知识分子，中里介山的思想被裹挟时代之中，历经巨变，从早期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到反战者，到“大逆事件”后向佛教思想的转变，充满理想碰壁之后的挫败与虚无。与幸德秋水这类早逝的革命者不同，又与那些亲身参与各项事件的行动者有别，作为一个旁观者，中里介山目睹了这风卷云涌的一切又见证它们最终走向歧途，最后以失败而终。小说《大菩萨岭》所折射的，正是中里介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深层的内省。 《大菩萨岭》的整个创作过程持续三十多年，可以肯定的是，作者最初的出发点和思考到了中途会不断地发生变化，每一个当下的事件都会不自觉的影响故事中的世界。由于无法一睹小说的全卷，我们避开与之对应的考证与比较，而是将焦点集中在最初影响中里介山的思想之上，与之对应的则是给他人生带来转折的“大逆事件”。时年中里介山25岁，正是一腔壮志的热血青年。与幸德秋水等社会主义者的交往，明确了以运动促进社会改良和变革的理想。但“大逆事件”中以幸德秋水为首的十二人被处死、以及政府对于社会主义思想的强力取缔，使得中里介山的革命激情瞬间步入低谷，这种“无为”的现状促使他退回到一个相当安全的空间，以消极的态度重新对待曾经的理想。在此基础上，其内心向佛教转化、以 “无害”的方法曲线追求“救世救人”的大理想，就成为自我救赎最好的选择。 在这一特殊的时代之下，中里介山的转变清晰描绘出一段由行动者（非革命直接行动者）到空想者（自我救赎）的二律背反轨迹。这种变化的起止对应在佛教思想中，恰好就是佛教的两大流派——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两者同源于释迦牟尼的思想，具体教义却又有着千差万别。小乘主张“自觉自利”，注重自我解脱；大乘则主张“自觉觉他”、“自利利他”，以“普度众生”为己任。与之相应的修行和修持也各有教理，小乘的最高修行果位是阿罗汉，求得自己的解脱；而大乘佛教地的最高修行果位是佛。小乘教徒一般主修“戒、定、慧”三学”和“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八正道；大乘教徒则主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和布施、爱语、利行、同事“四摄”。简单说来，小乘追求“出世”，大乘追求“入世”。由此来看中里介山由行动者到空想者的转变，正是一段由大乘回归小乘的内省。 从现实的角度来说，中里介山的这种转变无疑是消极的，更多的是基于强大的外力因素。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思想倾向于悲观主义，曾经的大理想就被包裹起来，但并未消失。“大逆事件”后的第三年，中里介山开始创作虚构题材的小说《大菩萨岭》，作为借物言志的载体，被包裹的大理想或者大乘思想自然的就有了存在之空间，于是机龙之助这一人物就在矛盾中诞生。其形象所承载的，必然以大乘佛教的理念为纲。而矛盾何在呢？首先，此时中里介山本人的思想倾向于相对消极的小乘“自悟”；其次，作为对其影响巨大的、某种意义上作为大乘实践者的幸德秋水，命运以悲剧收场，这是正道还是歧途呢？这必然引发中里介山没有答案的思考；最后，被积压的理想一旦找到宣泄的出口，必然追求险峻孤僻，试图打破旧有秩序。当这些形态各具的矛盾集于机龙之助这一人物一身，必然诞生多义而含混的隐喻。 在另外的层面之上，我们也能找到《大菩萨岭》和大乘佛教思想之间的联系。为了与小乘佛教相区别，大乘佛教把自己的思想学说称之为菩萨思想，把自己的修行实践称作“菩萨行”，把自己所尊奉的戒律称之为“菩萨戒”。中里介山将小说命名为《大菩萨岭》，主人公机龙之助的人生因果之旅或者度世之行始于大菩萨岭等等细节，明确指喻了大乘佛教的诸多教义。必须分清的是，这只是最初的起点。在长达三十多年的创作中，救世救人的大乘思想与日本社会的种种变端结合，以及社会运动思想的不断演变，必然会引发中里介山更多的思考，从而改变中其创作初衷，体现在故事中的人物之上，其言行必然会愈加矛盾和含混。 现在我们已经大致明白中里介山创作《大菩萨岭》的出发点，那么，向我们展示机龙之助这一人物，又有何意义呢？从表层看，在其身上存在着一组对立的行为——救与杀。所谓救，自然就是大乘思想的救世救人；所谓杀，自然就是指其不停的挥刀，以刀来践行自己的理想。这组对立的矛盾，某种意义上暗示了他作为革命者的身份。试问，古往今来哪一次革命不是革掉了许多人的命以后实现的呢？换一个角度来看，知识分子可能会以散播思想作为行动方式，而武士自然只能以手中的刀去拼、去杀、去战斗。这种方式无可厚非，理解这一人物的起点，必须意识到其中善与恶、对立与统一的辩证。 在《大菩萨岭》里，中里介山通过机龙之助这一人物首先展示给我们的，是革命者或者革命的截然不同的两面，在这里我们依然可以感觉到“大逆事件”的阴影。当幸德秋水等倡导以社会主义思想来改良日本现状的运动走入瓶颈时，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选择了暗杀天皇这一行动，这正是导致幸德秋水等人被株连处死的肇因。如果把他们视为革命者，他们起初传播思想，最后还是选择以武力来达成目标，这是否是歧途呢？对此中里介山显然有着反思，他理解革命者的思想，理解他们的行为（献身本身也是革命的一部分），但对于结果显然充满悲观。作为创作者，中里介山由大乘回归小乘的深层变化，也决定了机龙之助在小说中的命定之途，以及其形象所包含的救赎意味。 由此看到，中里介山塑造的机龙之助这一人物是秉持着大乘思想的（也许还是积极的），但这显然不是作者向我们展示这一人物的最终目的，因为中里介山在《大菩萨岭》中不是鼓动革命、赞美杀戮。前面我们说过他虽然受到挫折，但曾经的“大乘”理念并未消失，只是被包裹起来，创作机龙之助这一形象正是借物言志，曲线追求曾经的“大乘”理想。实行这一理想的基础不再是曾经信仰的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而是此时他笃信的佛教。现在我们来审视机龙之助这一人物在故事世界中的作为：作为一个武者，他建宗立派的目标破灭了；作为一个武士，建功立业的目标破灭了；作为一个人或者修行者，最后成为被唾弃的剑魔；概括起来，他的人生没有成功，只有失败。追溯他人生这一切的根源，只是当初不肯在比武中让出胜利这样一个小小的念头。对应在佛教教义中，这正是释迦牟尼思想最基本的部分：人生是苦，苦因执着。也就是说，中里介山通过机龙之助这一人物展示的，正是生之幻、生之空、生之苦；他要我们透过这一人物，看到人生的苦恼，进而从这种苦的世界中摆脱出来。 当以变革来救世救人的理想在现实中破灭后，挫败感使中里介山的思想由现世大乘退向佛教小乘。在他创作《大菩萨岭》的时候，这种救世救人的大乘理想不期然地融入到作品中，用意大概就是让人看到生的苦，进而寻求解脱，这就是原始佛教的苦寂灭道思想。某种意义上，这种倾向于否定生的思想也是小乘思想，但却是通过一个大乘的理念传播，这里面大小乘互具，交织出一个繁复的佛教世界。通过这一人物，中里介山让我们返观自心，看到内心的阴暗，看到执着的生之苦恼。在机龙之助身上的善恶共聚，还是大乘思想中十界互具、三千位相的体现。在作品中，中里介山对机龙之助这一恶人不自觉流露的怜惜，正是一个消极的避世者或者彻悟者（小乘）对于生活在地狱、修罗中的人的怜悯，这也是大乘思想的核心，“这种被无法摆脱的烦恼所纠缠，从而失去生路，而必须断命的人，像这样无法可想的人，才是佛所拯救的人”。 回到电影《大菩萨岭》之上，它之所以能成为一部激宕人心的杰作，一部分归功于编剧桥本忍对于中里介山原作精髓的把握。他敏感的把握住了机龙之助这一人物身上的种种矛盾，去芜存菁，以简洁的结构把纷杂的情节浓缩进人物的一生，脉络清晰却又不打破原作的意象，这种以轻驭重的手法非大手笔不能为。另一部分则归功于导演冈本喜八，他最主要的成功之处是创造性的强有力形象语言。简单的说，故事世界赋予机龙之助这一人物的压力，被冈本喜八通过简单的视觉语言传达给了我们，这使我们进入故事的世界，与人物同呼吸，进而体会到其中蕴含的深沉的爱与哀愁。 跳出这些作品，有必要看一看现实如何。所谓的救世救人，无外乎强国富民。当社会主义思潮遭到压制，幸德秋水等人被处刑后的1916年，曾因写出《国体论及纯社会主义》而被幸德秋水赏识的北一辉，出版了他的第二部著作《支那革命外史》，1919年又撰写《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后来出版时更名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在这本书里，曾经的社会主义论已经演变成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雏形思想，曾经鼓舞无数人的大乘理想由此步入歧途，影响深远。而中里介山，曾在《给支那及支那国民的信》一文中也宣扬过王道，是迷是悟，似乎还在觚中。《大菩萨岭》中机龙之助的一生，何尝不是一段缩影？

这是一部我无法评价的电影，我不能说完全看懂了，也不能说完全能理解日本人的脑回路，但我跟李安一样，只能说：I didn't get it, I was just in awe！我看不懂，但我TMD的大受震撼！ 这部电影有很多很多好的方面，真的很好，我很喜欢这部电影。首先是反套路。就像我们小时候看看书看电视看电影，总喜欢问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这部电影里面龙之助当然是坏人，但作者在这里根本没有要讨论好和坏的意思。为了不拖累孙女，年事已高的朝圣者向菩萨祈求死亡，龙之助听见了之后杀了他，这在现代人的法制观念里肯定不允许，但在道德层面我们很难去判断这件事情。传统电影里面正邪必有一战，但这部电影里，兵马已经为复仇准备了那么长时间，我们原以为他和龙之助必然会有强烈的碰撞，但是却连续两次被导演晃点，最终龙之助在出现幻觉之后死于内乱的大屠杀。人生并不如戏，我们可能并没有什么天命需要去完成，即便我们被一个目标所驱使，但最终可能会航向另一个目的地。其次是探讨了“痴”，或者是对于极致的追求这个现象。龙之助酷爱剑道，就像火云邪神说的那样，“我只想杀死二位，或者被二位杀死”。这是一个武痴，擅长引诱对手露出破绽之后发动迅猛一击，他的父亲批评他太过于阴毒，这点属于见仁见智，不去深究。但是父亲要求他为了前同门文之丞的前程和颜面，在比武时故意落败，这时的他不置可否，其实是不认可，这么做既是侮辱自己又是侮辱对手。而当文之丞的妻子阿滨瞒着丈夫来求他高抬贵手之后，他说：剑客珍视剑技就如同女人珍视贞洁，你会放弃自己的贞洁吗？阿滨为了丈夫及其家族的荣誉，最终选择委身于龙之助，龙之助见此，算是认同了阿滨的勇气，也接受了这个交换，决定在次日的比武之中不击败其丈夫。但事态又脱离了掌控，文之丞在发现自己被绿之后大发雷霆，而且妻子既然去找龙之助求情，就更是对自己能力的不认可，盛怒之下休了阿滨，在次日的比赛中把比武升级为性命相搏，最终落败被杀。如果我们单纯评价龙之助对于武学的追求，他想在剑道这件技艺上做到极致，是否不该？兵马的师傅，岛田虎之助说剑术有正邪之分，真是如此吗？杀人技是否可分正邪？在我们中国人的观点里面，鸠摩智、萧远山、慕容博等人的追求当然是错的，只有像扫地僧那样心存善念才能化解戾气的反噬，但是如果初心就是扫地僧那样的心境，武艺修为还能达到萧远山慕容博他们那个层级吗？再者，岛田自命为正义剑术的代表，但当被错认他为幕府派的武士追杀的时候，他把这些武士全部斩尽杀绝，这时真有正邪之分吗？再者，就是探讨了宗教、宿命？或者说种因得果，求锤得锤？日莲宗很奇怪，就跟传入西藏的密宗很奇怪一样，我不是很理解日本的佛教或者僧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但可能本片里面一些人就应验了日本人的这种想法，因果之间是有联系的。阿松的爷爷祈祷死亡，被龙之助杀了；阿滨为了丈夫的家庭的荣誉委身于龙之助，最终落得只能跟随龙之助浪迹天涯的下场；阿滨认识到了龙之助的邪恶，为了不让兵马被杀，发饰宁愿以自己的命换兵马一条活路，最终在刺杀龙之助失败之后被杀；阿松的养父是个飞贼，主要是在大户人家取东西，他很善良，在阿松的爷爷被杀之后全心全意养育阿松，但阿松最终被人偷走卖入艺伎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并不存在，但有了因，必然就会有果，这难道就是凡人畏果，菩萨畏因吗？原著特别长，而电影想表达的也很多，有很多可供解读的角度，有很多可以展开来说的点，需要多看几遍加深感悟。 除了讲述以上种种，影片另一条线就是讲述德川幕府末年日本社会的动荡，倒幕派奉行尊王攘夷，信奉大政奉还，希望幕府将军把政权归还天皇，而挺幕派则支持德川家，对反对派痛下杀手，双方攻伐不断。龙之助为了谋生，加入的是挺幕派的新选组，执行各种刺杀暗杀任务。底层民众就像竹子，被层层外壳所包裹，每次保皇派和挺幕派一动武，竹子就会掉层皮，这就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啊。西方人不一定能一下子区分出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但中国人稍一接触必然就能清晰的了解日本人和我们的不同。让我来讲讲昭和烈女井上千代子的故事吧。1931年冬天，日军占领了中国东北。此时，侵华日军中的第四师团大阪步兵第37联队的井上清一中尉新婚燕尔，正在大阪家中休假度蜜月，眼看又要推上前线，他在蜜月的最后两天终日落落寡欢，突然产生了厌战思想。要不是战争，他就能与娇妻永远厮守在一起，就不会再有生离与死别……这一切，新娘千代子都默默地看在眼里。这个看起来娇小柔弱的女人却一直在悄悄准备着一件惊天动地的“壮举”。就在井上清一即将出征中国的前夜，21岁的井上千代子躺在丈夫身边悄悄地用小刀切开了自己的喉管。由于她不谙此举，这个残酷的举动持续了很长时间，而她始终一声不吭，直到黎明前才默默地死去，鲜血淌满了榻榻米。而在神龛前，千代子留下了一封题为“军人妻子之鉴”的长长的遗书。遗书洋洋洒洒上万言，大意是说她为了大日本帝国圣战的胜利，为了激励丈夫英勇征战，为了不拖累丈夫以绝其后顾之忧，她只有一死尽责了。次日清晨，井上清一发现妻子的仍有余温的尸体，阅毕遗书，他没掉一滴眼泪，默默地收拾起行装，将妻子的后事托付于家人，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家门，在大阪港乘上驶往中国的军舰。无数的人到车站为这位不寻常的中尉送别。后来井上清一果真不负妻子的厚望，斗志更加昂扬，成为中国战场上最凶残的日军指挥官之一，指挥部下残酷地虐杀中国人，成为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1932年9月，日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平顶山惨案”，其罪魁祸首，就是这个井上清一，他是辽宁抚顺日军守备队的指挥官，并在惨案后升为大佐。 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并不是故意掉书袋，而是为了说明我们与日本人的区别，日本人是很痴的，或者说轴，或者说那种被吹捧的工匠精神，或者所谓的寿司之神之类的。这种精神用得好是很不错的，日本19世纪到20世纪的崛起与此息息相关，但是这种痴容易陷入癫狂，癫狂就会眼界狭窄，有战术无战略。我们少有这种痴狂，我们保留的人的属性更强。就像我们不会为了追寻武学的终极奥义杀妻弃子一样。龙之助的种种行为，有我能理解的地方，但是他对待阿滨和自己儿子的做法，我永远不能理解，也不会原谅。这部电影很好，但其中很坏的地方，不可被遮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