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英雄

本文首发于“幕味儿”微信公众号 2022年3月1日。未经授权，请勿在任何平台以任何形式转载。

2011年11月13日，伊朗电影《纳德与西敏：一次别离》在中国大陆上映，上映19天斩获票房443万，阿斯哈·法哈蒂的作品第一次，也是迄今唯一一次在大陆院线与中国内地观众见面。

这是值得被记住的一天，这位继承了伊朗电影新浪潮传统的当代艺术家自此开始在更大范围上被中国观众所熟知，而上一位能代表一代伊朗电影发展面貌的还当属大师阿巴斯。

在这块大陆地理的腹地，四大古文明之一的发源地，人类的信仰、宗教、历史和近当代当代政治交织碰撞，遮蔽在道德与禁忌之下的神秘土地始终保有着极强的魅力。

2000年后，70年代新浪潮的余波仍在，90年代以来伊朗电影佳作迭出迎来第二春，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

进入新世纪，伊朗社会文化领域沙赫王朝时代的宽松环境重现，法哈蒂趁着90年代前辈们的春风开始了他的创作，接近3年一部的产量并不高，但质量大多堪称上乘。

《一个英雄》是法哈蒂的第九部长片，导演仍秉持着其一贯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走近贫苦阶层、走近普通人、反思中产阶级自身，冷静而克制地观察现代伊朗社会和个体生存，最大程度地投注人文关怀。

如何书写现实主义

北京大学的著名电影学者戴锦华教授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这样一个问题：“电影艺术自身的媒介性，决定了社会性应该是电影的基本属性。”

写实作为电影艺术的两大源流之一，除了与历史、宏大叙事的联系之外，与个体日常和个体所处的现实世界、现实社会保持着极其紧密的联系。电影为了体现这种必要的社会性的最有效最直接方式也就是介入现实。

新作《一个英雄》沿袭了法哈蒂一贯坚守的作者性——电影应反映现实问题，投射艺术家的批判与思想。从《尘中之舞》起关注底层，到《烟花星期三》开始反思中产，法哈蒂始终在对当代伊朗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发问。

同时，1979年国家历史发生转折后一代伊朗知识分子迎来了他们所必须面对和讨论的核心命题：宗教传统根深蒂固、宗教教育大行其道、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政权建立已近四十年，而伊朗社会的发展并不乐观，底层生活依旧困顿，中产阶级亦疲于奔命。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人、个体即是伊朗社会最大的现实。

《一个英雄》的故事讲述了：主人公拉西姆是一来自底层因欠债入狱的服刑人员，因在假释探亲期间将捡到的内有金币提包上交，而被当做道德上的英雄来表彰，然而事实上为其宣传、包装的各方均各怀鬼胎，关于归还提包的事实另有隐情。

此外还引出了一个重要的疑问：一个人归还了本不属于他的东西，就值得被称颂为道德楷模？如果这个人同时是一个犯罪，他能因此而被宽恕吗？

“时刻感受到冲突与困境的存在”是20世纪人类延续至今的现代性母题，在这个并不复杂的故事中，观众一经了解就能够迅速感受到其中包含着的矛盾与抉择、价值评判的艰难之所在。

论及自己的现实主义题材创作时，法哈蒂曾多次谈到他对于“矛盾”和“选择”的看重，他认为一个来源于现实生活的简单故事，如果当中不包含矛盾冲突，那么“这个普通片段就不具备进一步成为电影剧本的要素”。

在法哈蒂看来，只有那些反映了内蕴在日常中的矛盾和困境（可能是外在物质困境，也可能是个体选择困境）的作品才堪称现实主义电影。

“语言仅仅是故事讲述的一种媒介，并且仅仅是多种媒介中的一种。”

在新作《一个英雄》中，能听到的只有人物的对话和环境声音效，除了结尾处切入过渡到片末主创 名单的一首纯音乐外，没有使用任何配音；

大量非职业演员的使用极富60年代新现实主义风格，几乎看不出什么表演痕迹；

较慢的剪辑节奏，保留了镜头间的留白、静止画面的使用都极富感染力。

全片不刻意、有节制地煽情，不让外在于人物、故事的任何因素干扰和撩拨观众的情绪，暗合法哈蒂“在无意识中创作”的美学主张，观众跟随摄影机深入角色所处的空间，直逼矛盾现场，细节的丰富与真实可信最大程度地增强了影片的日常现实底色。

此外，《一个英雄》在调度和构图上保持了法哈蒂一贯的高水准，初看之下并不显眼、不喧宾夺主，但却值得反复咂摸。过往作品中最经典的，借助布景来分割画面暗示人物心理矛盾和人物间关系的亲疏，例如《纳德与西敏：一次别离》中结尾处，婚姻家庭面临破裂男女主人公被门框分割，空间的隔断象征着人物间情感的隔膜。

《一个英雄》的结尾处也有类似的精彩处理，摄影机架设在等候室的室内，冲着一扇单开的窄门，整个画面的呈现为大块的低曝光深色，唯一的高亮处正是门框范围内——那里有一位刚刚刑满出狱的丈夫正与妻子相聚。而此时此刻我们的主人公正隐没在景框外的黑暗里，等待着登记回到牢房里。在观众了解了此前发生的一系列经过后，这个场景无疑是令人心碎的。

社会情节剧如何真实动人

笔者倾向于用社会情节剧这样一个语词概念来粗粗定义法哈蒂《一个英雄》这样的创作。

我们首先关注影片的情节。虽然名为“英雄”，在影片的所有人物形象当中并没有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人物，处于困境当中的普通人是所有人物的共同身份。

事实上，在影片中没有人真正在乎真相是什么，所有人在乎的都是他们自身的利益：监狱方面想利用这个事件转移公众注意来掩盖囚犯事实上悲惨的处境；慈善组织方面通过这样的活动将继续引来更多的资金支持；就连主人公最开始也确实想用这些无主之财换取早日出狱。

这些种种反映出的都是最常见的人性，所谓官方没有人真正站在底层人的立场上去共情，自然也就没有人在乎所谓“人的尊严”，一次一次利用和博取公众的关注与情感，只是为了达成各自的自私目的，或者转移视线或者借题发挥，或者遮掩，或者挽尊，一次次蹂躏践踏底层人的身心。而市井小民成为“英雄”的最根本原因也并不是他拥有多么崇高的道德，而只是因为这笔钱不够填平全部的债务。

在某种程度上说，如果没有没有归还金币事件的发生，这个故事就不会成为故事，更没有可能会被搬上银幕。这一强转折事件正是法哈蒂影片中经常出现的，强有力激励事件的代表。

日常往往与重复性联系在一起，法哈蒂的剧作法是坚持从日常中开掘创意和灵感，但同时将强有力的激励事件引入其中，激起日常的变奏进而避免了叙事的单调与乏味。可与之相比较的例如谢晋的政治情节剧模式，催人泪下，扣人心弦，但定型僵化的剧作方法最终将流于空洞形式化的政治图解。

法哈蒂的社会情节剧，虽然在剧作也会依赖偶发事件，甚至巧合事件进行强转折，但是其多重困境的书写却始终稳稳地建构诸真实之上，现实生活中可寻到令人确信的基底。

影片中的拉希姆是负债犯错之人，想用无主的金币换取早得自由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小市民性，但同时不可否认地是，归还价值不菲的金币确为高尚之举，因为即使其难以全部抵债，这仍是不小的数目——而他本可悄悄地留下这笔钱。 面对各方势力的“真心帮助”，拉希姆也曾动心寻求早日出狱，但这位父亲最终还是没有选择再次配合监狱方做戏，为了儿子与自己的尊严忠于自己的内心。

所谓英雄，未必是无瑕的完人，身处困窘但仍然可以最终保持良知与自尊、勇于承担的普通人，亦可散发出英雄之魅力。

当然，影片的结局呈现出一种开放性，疑问仍然存在——拉希姆还要服刑多久？舆论最终将如何评价金币事件？拉希姆何时才能还清债务重新找回他完整的尊严？

但是关于以上所有，导演并没有给出答案，这些问题绝不仅仅是拉希姆个体的困境，它们共同反映着伊朗社会几个阶层的面貌，反映着当代伊朗不可回避的道德、文化与社会问题，这些都等待着观众进一步的思考。

巧合的是，笔者在反复感受《一个英雄》的次日进影院观看了文牧野导演的《奇迹·笨小孩》，两部现实主义基调的影片最终呈现出的是截然不同的景观。

作为近年来内地现实主义题材商业片代表文牧野导演的第二部影片，自处女作《我不是药神》起被诟病的“命题作文”风在《奇迹》中有增无减，讲述现世背景却收束以凡人神话，力求向下“接地气”的影像质感难掩主题的现实缺位。

退一步看，作为一部在春节档上映的贺岁电影，加之实际存在的各方面影响，编导秉承合家欢、全程无反面形象的创作路线也情有可原，但在欢笑之余，不仅疑问：这样的现实主义是否逐渐远离了最初的模样？

二十世纪80年代以后在伊朗做作者电影、现实主义也一直面临着一些困难，法哈蒂也曾如是说：“在短时间内，一些限制可能会激发我们的创意。但我觉得伊朗电影在某种程度上仍受到了一些限制的影响，导致伊朗电影创作的下降。创作的自由是非常重要的，艺术创作需要自由。”

在这一点上，法哈蒂的创作或许为当代现实主义电影的书写提供了一个标杆。

今年5月，法哈蒂即将迎来五十岁生日，在过去近二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他的目光片刻没有脱离最广大的底层和他自身所处的中产。而笔者相信，这位伊朗国师还将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以真实的人的社会为背景、以家庭为空间，站在今天书写今天，叩问宗教和历史，保持向现实提问的姿势。

伊朗大师级导演阿斯哈·法哈蒂的新作是一个对我们来说很“熟悉”的故事，里面的算计、纠结和无奈屡屡使人感同身受。

某种程度上说，这像是伊朗版的《求求你，表扬我》（2005）。

《一个英雄》讲述男主人公拉希姆因无法偿还债务而入狱，她的女友捡到一袋金币，拉希姆很快打消了卖掉金币还债的念头，设法还给了失主，此事被监狱方知道，开始大张旗鼓宣传，慈善协会也表彰他的榜样行为，拉希姆也借重新获得的名誉去找工作，但中介组织负责人不信任他，觉得还金币的事可能是编造的，更多的质疑接踵而至，为了证明清白，拉希姆和各方组织都在想方设法，却不断碰壁。最后，拉希姆放弃自证，再次回到监狱服刑。

如何成为英雄

电影开场不久，拉希姆和女友带着金币来到金店，店主估算价格后，远远低于他们的预期，只能偿还一部分债务。店主要登记时，笔写不出来，店主找笔的时候，拉希姆目光游离，眉头紧皱。

后来他向很多人讲起此刻，都说是上帝给他的启示。上帝用一笔意外之财来考验他，他经受住了考验。

大部分人都被他不文过饰非的坦诚和迷途知返的行动所感动，献上掌声和湿润的眼眶。

但随着事件不断放大，他的很多行为都显得模棱两可。

假释期间，他和女友确定了要寻找失主，把金币留在姐姐家，但是在失物招领的贴纸上他留了监狱的电话，当失主打来电话时监狱的管理者都知道了他的拾金不昧。

监狱方找记者采访他，宣传他的事迹，他没有说自己是因为欠了高利贷进监狱，也没说是女友捡到金币，一切都是他自己做的和决定的，他经受了上帝的考验。

慈善协会为他举办筹款大会，大力表彰他的事迹，还邀请他的患有口吃的儿子上台发言，更激起了观众的同情心，大家纷纷解囊相助。

拉希姆的家人、监狱管理者、慈善协会的人都劝债权人，先收下筹措的善款，其他钱拉希姆出狱后认真工作，逐步返还，只希望他尽快撤回诉讼。债权人却极为顽固地屡次拒绝了。他被拉希姆之前的行为伤害太深，希拉姆的前妻是债权人的小姨子，他为希拉姆做担保，却被搞得家财尽散，还把女儿的嫁妆抵押了。“他一生都在撒谎。”他再也不相信希拉姆，这次大肆报道的拾金不昧事件有些细节再次让他确信了希拉姆的不可信任。

慈善协会推荐希拉姆到一家中介公司，希拉姆带着登载他事迹的报纸去求职，负责人却不知道从哪里听来一些传言，坚持要联系失主，求证事件的真实性。希拉姆一家想尽办法，失主仿佛人间蒸发，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希拉姆便让女友假扮失主，但由于很多细节对不上，敏锐的中介负责人因为这些漏洞拒绝为希拉姆介绍工作。

希拉姆再次去找债权人，恼羞成怒间，殴打了债权人。监狱负责人责备他撒谎，他说采访不是我让安排的；慈善协会收到打人视频，怪他会连累协会名誉受损，他说这不是我的错；希拉姆和女友一直争取慈善协会把善款给他们，那是以帮助希拉姆名义筹集的，但慈善协会已经准备把钱给另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的丈夫已被判了绞刑，偿还债务就能免除死刑，她知道了希拉姆的事后就天天来，希望争取这笔钱，很多上次捐款的人也表示不想把钱给希拉姆。

这就是希拉姆，一直游走在道德边缘。一开始同情他的困境，对他有意无意的谎言、顺水推舟的利用尚能理解，动手打人之后同情几乎没有了，冲动莽撞的性格也是他自身悲剧的源头，更不应该对曾帮助他的人拳脚相加，突然理解了债权人的不满和固执。慈善协会的人对他很失望，搅成一潭浑水后，他把大家拉下水还希望都想办法帮他隐瞒，“这是恩将仇报。”

为他是不是“好人”一锤定音的是电影结尾，当监狱负责人想再次用他的儿子出镜，拍摄一个声援父亲的短片时，大家都明白用意：用儿子的口吃博取同情和支持，屡试不爽。儿子紧张地更加结巴，镜头扫过一家人，大家都在儿子的磕磕绊绊中尴尬着、沉默着。希拉姆忍无可忍了，他强迫监狱负责人删掉了视频。

希拉姆又回到了监狱，在门口等候的时候，表情祥和沉静，是整部电影里他最平静的时刻。他实践了他对慈善协会负责人说的话：“我不在乎这笔钱，我在乎的是我的道德。”

他最终证明了他是个“好人”，一个不完美的普通人，一个优柔寡断屡屡想越界又屡屡后悔的凡人，一个有着各种各样小心思、小算盘、平日里温吞木讷、愤怒时冲动暴躁的“英雄”。

谁需要英雄

为什么希拉姆要成为“一个英雄”？

他的债务很难偿还，没有卖掉金币直接原因是估价太低，深层次的原因依然是他内心的道德底线，他还做不到放弃底线，但他隐约觉得还给失主并宣扬出去对他会有帮助，他需要及时发现并借力一切机会，但他没有想到旋涡越来越深、底线一变再变，身不由己。

监狱因为有囚犯自杀，急需挽回形象，他们希望宣传希拉姆拾金不昧的事迹，更重要的是借助采访展示监狱在日常管理、文化活动等各方面积极作为，为囚犯创造了优良生活条件，是因为监狱的培养希拉姆才能迷途知返，成长为“一个英雄”，希拉姆采访时也很懂事地感激监狱的管理者。监狱管理者一方面刻意忽视事件的某些不合理性，一方面也竭尽全力维护“英雄故事”。

慈善协会为希拉姆举办隆重的筹款大会，与会者的眼泪和善心，再次彰显和扩大了协会的影响力，希拉姆的悔过，儿子的口吃，让所有人有机会展示自己的同情心和道德感。希拉姆遭遇信任危机后，协会的人最在意的是协会荣誉受损，以后无法取得大众信任，无法再筹集善款。

希拉姆的女友深爱着希拉姆，她全程积极参与，唯一的目的就是帮助希拉姆，不惜任何代价，甚至与家人反目。

希拉姆姐姐一家人和后来参与其中的也曾欠债进监狱的出租车司机，从最初的不明所以，到后来积极维护，他们都是随着事件的发展逐渐变得不可控，事件真相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解决接踵而至的问题，道德让位于目的。

无论是为了家族荣誉、组织名誉还是单纯的同情，到最后所有人都被绑到一条船上，希拉姆究竟是不是好人不重要，他必须是好人。

一个囚犯，他因为欠债进监狱，捡到金子却主动寻找失主，全部返还，他离婚了，还要独自抚养年幼的儿子，儿子身体还有问题。多么真实、完美又让人怜惜的“好人”形象，完全可以被树为楷模，成为当代“英雄”。

他成了一个象征，一个图腾，他出现在屏幕上，报纸上，站在舞台上，成为大众的焦点，实际上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只是一个傀儡，一个工具，是帮助自己摆脱困境的工具，更是权力机构、社会组织、社交媒体以及社会大众自我感动、共襄盛举、歌颂盛世的工具。

唯一清醒的是债权人，他是本次事件另一个主角，各方矛盾纠结点都落在他身上，如果在一片喜庆祥和的气氛中他能与希拉姆握手言和，会让事件推进到另一个高潮，所有人的颜面更加光辉。但是他坚决拒绝了，他不能理解眼前发生的所有事。

在慈善协会里，面对众人的劝解甚至批评，他说：

他做什么好事了？

即使他捡到一个包然后还回了失主，

这就是正常的行为，他尽了他的义务。

许多人都比他的情況糟糕

他们本可能会偷盗但没有那么做，要为他们庆祝吗

我从来没有失信子人，要给我颁发一个奖状吗？

世界上哪有人因为没有做错事而受庆祝的呢？

希拉姆带着愤怒去找债权人。

希拉姆：你是嫉妒我了吗？

债权人：我嫉妒你什么？

希拉姆：嫉妒人们尊重我。

债权人：可怜人们把你看做英雄。

希拉姆：可怜你无法接受别人尊重我。

债权人：我嫉妒你什么？

希拉姆：可怜你无法接受别人尊重我。

债权人：你上了电视就觉得自己是大人物了吗？

他们通过吹捧你来说这个国家是天堂。

人们尊重你？

人们是为你感到遗憾。

他们替你可怜儿子的结巴遗憾，

替你这位拉他在大家面前哭泣和乞求的父亲遗憾。

债权人在此次事件中，再次成为受害者，他成了众人眼中不通世故、不合时宜的顽固派，他为什么就不能做些牺牲成全所有人？成就“一个英雄”难道不比个人私利更重要？

质疑英雄，就是质疑树立英雄的权威。

希拉姆已经忘了事情的本来面目，他和背后的组织已经成为“英雄”共同体，维护英雄形象，就是维护共同体的利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这两段镜头是导演在冷静克制的叙事中隐藏的两把锋刃，绵里藏针地戳破英雄神话的荒诞和荒唐，也让并不宏大的叙事有了更深邃的指向。

回到监狱，希拉姆完成了道德救赎，回归平静。监狱成为“英雄”的归宿，高墙内外，他都无法自由。

《一个英雄》只见功利，不见英雄。电影里没有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好人”和“坏人”，有的只是各为其主的“聪明人”，英雄不再是雪中送炭、江湖救急，英雄是锦上添花、侍奉庙堂。

道德一旦被“崇高化”，就很难再做为大众言行内心尺度，自律变他律，鼓励变奖励，底线变奖台，做好事与作秀的边界愈模糊，德道愈无效；英雄一旦被“偶像化”，就不再具有天然的感召力和荣誉感，需要持续的包装、吹捧、展示和保护，英雄成为完美无瑕的雕像，华丽而脆弱。

所以，这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一个个体“好人”想成为社会“好人”但失败的故事。社会好人可以名利兼收，个体好人则带着道德把牢底坐穿。

我们总会根据一个人的举动探查他的心理，但现实世界毕竟不是文学作品，每一个举动并不必然对应着相应的心理。很多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为何做出了一些举动，而不是其他。最终能解释的，是深藏在我们意识深处的潜意识。对于《一个英雄》里的男主角拉辛为何将监狱的电话写在失物招领告示上，而不是姐姐的电话，是因为他一开始就设想好自己“拾金不昧”的举动该被公众知道？还是说，他的潜意识首先冒出了那个电话，于是也就写上了。我们当然有理由相信是前者，17枚金币、约7000万图曼对拉辛来说是巨额财富，足够偿还一半他欠下的债务。正是后者，让他名誉受辱，锒铛入狱。

只是从电影呈现出的形象看，拉辛是一位正直善良的好人，他可能不会有如此明确的动机。他愿意放弃一半债务的偿付，找到失主，已经说明了他的心机并不坏。他确实有过把女友意外拾得的金币拿来己用——毕竟诱惑是那么大——但金价的下降让他放弃：原先能换75000万图曼的金币一周后只能换7000万图曼。他觉得这是主对他的善意提醒，引发了他的良心不安：他应该归还这笔意外之财，继续当个正直的好人。我们从中可以发现，人在做出决定时受制于多少意外要素，仅仅少500万图曼就可以让一个人放弃徒然到手的7500万巨额财富，让自己重新陷入牢狱之灾。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个决定绝对是不理性的。但人就是这般，人性的复杂在此展现了出来。

同样还有另一处，为了表彰拉辛拾金不昧的举动，市政府决定给他一个公职，这意味着拉辛可以以此与债权人签下支票，通过工资偿付慈善款抵扣后剩下的巨款债务。这对拉辛来说是天大的好事，足够让他从深陷的泥潭解脱出来。当政府工作人员告诉拉辛，要得到公职他必须先为自己的义举提供充分的证据，他又陷入了麻烦。他发现金币很可能被冒领，他既找不到那位领金币的女士，也无法告诉工作人员金币乃女友捡得的事实。他只能铤而走险，让女友冒充那位拿走金币的女士，妄图骗过工作人员，获得那个必要的公职。为什么在这里，拉辛说起慌来是这般容易，甚至不惜拉上家人一起圆谎？这是另一处说明人性复杂的地方。

一个将名誉放在首位的男人，为了得到一个小小职位，没过经过内心的冲突（电影对此没有呈现）便踏上了谎言之途。这很难说得过去，似乎与拉辛此前塑立的形象不符。但同时，我们又很清楚，他难道还有其他处理方式吗？当他说自己捡到金币，其实已经在撒谎了。虽然他告诉过监狱的管理人员这个事实——管理人员觉得无伤大雅，为了监狱的利益让拉辛继续撒谎——事实就是拉辛撒谎了。一个谎言大不大，影响深远还是无伤大雅，终归是谎言。一个谎言的诞生，需要无数个其他的慌来圆。这就是拉辛陷入的根本困境，当他贴出告示寻找失主，他已经把自己抛向了深渊。当他在公众面前意外成为“英雄”，他就需要在媒体面前继续维系自己的“英雄”形象。一步错、步步错，最终是谎言揭穿、颜面尽失的收场。

我们发现，拉辛这个可怜的人儿，被作为棋子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推来攘去。当他符合监狱的利益，他被奉为拾金不昧的榜样，电视台来报道了，报纸来采访了，慈善机构为他募集款项来给自己脸上贴金。在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拉辛成为了新时代仍然坚守良善品性的“英雄”。这里置入了一个反讽的笔触，即拉辛不过做了一个正常人该做的事：拾金不昧，怎么就被当成了英雄？或许，这是因为拉辛拾取金额的数目足够之大，他成功经受住了财富的诱惑，这确实能让他的品性高尚起来。当然也不该忘记，各个利益集团（监狱、慈善机构）为着自己的利益刻意将拉辛塑造为“英雄”。当拉辛对他们有用的时候，拉辛就是圣人和英雄，当拉辛影响到了他们在公众面前的声誉，拉辛就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从中也见证到，媒体“见风使舵”的本性。人性依然是复杂的，拉辛成名的同时诋毁他的消息在网上风行很说明这点。

《一个英雄》继续法哈蒂探索伊朗人民道德困境的姿态，通过高超的编剧技法层层深入和反转，以小见大，将一个俗套的故事变换了十八般花样，让他们见到了伊朗人民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在宗教统摄一切的国度，尊严和荣誉被放置在首先考虑的地位。债权人之所以不放过拉辛，也是名誉使然。他为了借钱给拉辛这个“家人”，不惜抵掉了女儿的嫁妆。最后他获得了什么？侮辱和损害罢了。当拉辛的女友最后与慈善机构的主管人员商议拉辛放弃捐款来帮助另一位女士不失去她的丈夫，也是在维护男人的尊严。

可以发现，人在获得自身利益的同时，他们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即荣誉。与钱财相比，荣誉自然是虚的。但荣誉与道德联合一体，成为了维系伊朗社会人际交往和社会运转的纽带。如果没有荣誉观，一切都将变得世俗。这是为什么说《一个英雄》是一个不太可能发生在中国的故事，因为金币很可能被私吞，私吞的人也不会受到良心的折磨。正是因为宗教加予的束缚，伊朗导演才有那么多精彩故事可以讲述。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名誉这种东西也让伊朗女性身处困境。当男性的尊严被无条件强调，结果是女性地位的下降和物化。这是另一类伊朗电影精彩探讨的话题。

法哈蒂是我非常敬重的导演。

但我不喜欢这部片子。

我认为《一个英雄》是对《一次别离》的过度重复和模仿。

一次别离 (2011)

8.8

2011 / 伊朗 法国 / 剧情 家庭 / 阿斯加·法哈蒂 / 佩曼·莫阿迪 蕾拉·哈塔米

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角色类型

别离中纳德被动应对流产事件。

英雄中拉希姆被动卷入“树典型”风波。

人们都在被动应对危机，属于被动角色范畴。当然，此项符合法哈蒂描写社会小人物的视角。

二.角色数量

别离大致有：纳德，西敏，特尔梅，纳德父亲，保姆，保姆丈夫，保姆女儿。其余第三方有法官，家庭教师，楼上邻居等若干。

英雄大致有：拉希姆，拉希姆女友，拉希姆儿子，拉希姆姐姐，拉希姆姐夫，债主，债主女儿。其余第三方有监狱长和监狱支部书记，狱友，慈善委员会主任，再就业政审领导，见义勇为司机大爷，金币主人等若干。

都是7+N，或是7+N的变体。人物数量和功能都在法哈蒂式的可控范围内（两者基本一致，但英雄略多一些）。两者更大的区别在于：别离中每一个配角都是鲜活的个体，他们生动的围绕在主角周围，却又不失性格，连本应符号化的法官都带着人性，他们在演“自己”。而英雄中每个配角都背负着某一种立场，甚至可以轻易的用好人和坏人把他们区分出来。在我的观感中，除了“好人”司机大爷，其他的各路牛鬼蛇神都稍显失真，因为他们被符号化和功能化了，喊口号的人常常会忘了自己。

三.主题，矛盾类型，冲突的勾子

都在讲小人物与国家的关系。用36种故事模型来看，都属于第五种：逃离冤罪。法哈蒂的本事在于他会融合两到三种故事模型于一体，这个后面再说。至少在表层事件中都属于逃离冤罪。别离中纳德面对保姆的索赔，英雄中拉希姆还债风波，两个故事的勾子都是钱。这三项基本划定了故事大体的事件，人物关系+时空背景+事件=戏剧情境。近似的人物关系，同样的背景，同类型事件，所以导致戏剧情境高度相似。

四.关键信息隐藏

别离中孩子到底怎么没的？（结尾交代了）

英雄中拉希姆到底是不是设局者？（没有明确交代）

这是法哈蒂擅用的关键信息隐藏术，隐藏的意义有：1增加悬念，2情节复杂化，3延宕高潮。这方面两部电影都做到了，但我想说别离用的好一些，因为，好的隐藏有两个前置条件需要满足：1隐藏的执行者需是一个角色，而非创作者或者剧中某方势力。2该角色有隐藏此事的动机。在别离中，保姆隐藏真相，并且是这样一个令人同情的刚刚失去孩子的母亲为了撑起这个家而去隐瞒，观众很难去责怪她的“欺骗行为”。更绝的是，这个隐藏还在结尾处回到故事主线，并被纳德利用，点燃了炸碎人们希望拼图的炸弹。绝！（至于纳德为何不在一开始就使出手按可兰经的杀招非要等到结尾处，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觉得吧，就像手机屏幕上的挖孔一样。天才的逻辑也有漏洞，我相信法哈蒂在这一点上一定纠结过，也一定尽力了。）

再说英雄，质疑拉希姆是设局者这个流言从何而来？是债主么？正常的一个债主为了让负债者还钱会把对方往死里踩？如果是这样，那我猜，法哈蒂导演可能没当过债主。何况，打人事件后债主还放他一马，老爷子够仁义了。唯一有动机的就剩狱友了，那么，面对这样的质问：

一个心中笃定胸有成竹的正常人会怎么办？一定是直面手机，就事论事逐个击破。只有心虚的人才会曲线救国去找失主（失主那条线逻辑更有问题，此处不展开讨论了）。在这里法哈蒂犯了一个错误，他让人物（拉希姆）的选择不再忠于人物性格，而是服从了导演的那一盘大棋。更重要的是，狱友（关键信息的这条故事支线的核心）并没有在故事的终点回到主线上，因为，他只是个工具人，他不配。别离中关于流产的矛盾从头怼到尾，英雄呢，结尾的焦点已经转到拉希姆儿子的尊严上去了，父子关系突然就抢走了流言的风头。至此，隐藏信息这条线已经烂尾了。

如果我们分析一次别离的成功，会发现一条规律：关键信息需要赋予重要的角色，这个角色可以和主角组成最重要或者次重要的人物关系，角色要有隐藏该信息的动机，并最终作用于故事高潮。

五.《套娃》故事结构

法哈蒂的故事非常复杂，分析难度极大。但是，这世上所有的故事本质上都是三幕剧，其他都是三幕剧的变体（根据每个故事特有的气质，将第二幕进行拆分）。那么我们试着用三幕剧的结构来剖析《一次别离》，会得出一个图表（抱歉我电脑用的不熟练）：

如图所示，我们可以把《一次别离》分解成三层叙事，每一层都是一个完整的三幕剧独立体。然后，我们可以发现，1号三幕剧向下恰好是2号三幕剧的第二幕。整个2号三幕剧又成为下一层的第二幕。这种类似于套娃的结构，如果你愿意，你的人物关系够多够复杂，你可以一直套下去。分层的逻辑一定要从重要的人物关系出发，而且是越往下越重要，你不能随便一个阿猫阿狗都来套一层。我个人觉得120分钟的电影里，三层结构已经是极限了，并不是说多就好，大部分优秀的电影只讲一件事。而年轻创作者往往就栽在“深度”这个坑里了，恨不得第一部电影就把宇宙讲明白。那么，法哈蒂的故事搞的这么复杂为什么还好看？

答案在这里：

2012年《世界电影》第4期143页

红线上那三个字：复杂性。

复杂就是法哈蒂的招牌。

我们都知道，艺术的终极追求是“简“，全世界的电影大师绝大多数走的都是毕加索的路子，越老越妖，一根线一头牛，看不懂是你的事儿。那么，法哈蒂为何南辕北辙越拍越复杂？首先，我认为任何形式的南辕北辙只要做到极致，都会产生新的艺术效果，甚至达到另一纬度的“简”。其次，他的招牌不是字面意思这么简单，上面那篇文章只提到“复杂性”三个字，其实我认为，可分两个层次解读，第一是叙事复杂性，第二是情感复杂性。达到叙事复杂性类似于织毛衣，相对有逻辑。而达到情感复杂性则难很多，类似于在黑箱中拼图，也是最重要。复杂的动作必然依靠复杂的情感，没有人物的情感打底，人物的行动就是无源之水，表层的复杂性就是花拳绣腿（例如某些靠音效支撑的国际网红大导演，不说了，怕挨骂）。

换句话说，你看到《一次别离》这么复杂的故事，还不厌烦，是因为每个角色都够生动，都有情感，他们充沛的情感纠葛恰好在一个平衡状态上，使角色相互角力，织绘出情感的复杂性。这是法哈蒂高超的技法和天才的创造力共同完成的，缺一不可。我们只能来试着分解一下他的复杂，尽量找出其中的规律来。

看看他在三层三幕剧的每一层分别在讲什么？

第一层叙事，纳德面临法律的惩戒，他需要证明他是无辜的，求生存。这一层是最容易外化的矛盾，类型片惯用元素。同时能带到当下的伊朗社会背景。

第二层叙事，夫妻二人婚姻的分歧，为何要离婚，因为价值观不同，面对这样的社会，一个要逃离，一个要硬钢。什么样的社会？第一层叙事里有。

第三层叙事，女儿泰尔梅试图挽回这个家，她的家怎么了？第二层叙事里有。她真挚的情感影响了父母的情感。父母的情感变化又会影响到前两层叙事。但归根结底，泰尔梅这一层，表露的是一家三口割不断的情感。

如此我们得到这样的分层逻辑：

又复杂，又有序。

每一层都有自己的功能，节奏，表达的主题。

每一层都清晰准确，自成体系。并且能彼此渗透，相互影响。

从社会到个体，从物质到精神，从价值观到情感，都有了。而且有严苛的内在顺序，一定是社会事件在最上层，情感在最下面托底（全片结束时也会停留在最重要的情感层，没有什么比泰尔梅最后的选择更令人揪心的了吧）。这就是法哈蒂的“复杂性”，也是《一次别离》繁而不乱的逻辑。

那么，我们把另一部摆上台面。

我们会发现，主体上是完全一样的套娃结构。只是，第一层更复杂，第三层篇幅略少。并且，一二层主题互有重叠。

第一层拾金不昧事件里，拉希姆一会儿要尊严，一会儿要钱，还要工作。卖金币时上一秒畅想美好未来，下一秒就道德上身（人物的重大转变太过简单了）。这不叫复杂了，这是性格的模糊。

第二层还债事件里，拉希姆面对债主时的又卑又亢，加剧了模糊。还了债，就能得到你想要的真正的尊严，但你却在还债的路上在意自己步子迈的不好看。并且，债主全程参与集资过程就很诡异，给你还钱你就烧高香吧，还嫌人家这钱来的有瑕疵？总之，这一层就是和稀泥，看不出这一组人物关系的发展和逻辑，以及个体的性格特征，还有最重要的：欲望。我们反观《一次别离》里纳德的欲望：我不走，我要改变这里，我永远是对的，我绝不认怂！观众知道他想要什么，才能和他共情。

第三层美好新生活中，女友带给他生活的勇气，才是他计划还钱走出监狱的情感契机和基础。是他上面所有行动的源泉。可是这对人物关系被弃置角落，二人没有对抗，女友对拉希姆的各种做法表现出了微乎其微的反对，而这些反对通通被拉希姆无视。这个男人从上了电视之后就变了，再没有提过共筑爱巢的事儿了。换句话说，这对人物关系其实也烂尾了，也就无法再提供地基的支撑了。

人物情感无法支撑，导致人物行动线模糊，行动线模糊导致三个层次中主题重叠不明确，主题重叠导致叙事的复杂性受到影响，就好像汽车变速箱齿轮乱了。叙事复杂性乱了，会遮盖住仅存的情感基础。法哈蒂的剧本向来都是精密仪器，一处乱了，处处乱。

归根结底，在《一个英雄》问题连成的闭环中，谁来背锅？我觉得恰恰正是法哈蒂过度追求叙事的复杂性，轻视了情感的复杂性导致的。情感的复杂性需要天才的创造力，例如别离中纳德一家三口，就在情感的强度上远强过英雄中的拉希姆和女友及儿子的组合。而复杂性这件事，我们需要辩证地看，有些故事适合复杂，有些故事不适合。如果你发现有些角色即便删去，故事依旧成立，那就有问题了。最恰当的状态，应该是每个故事都找到自己最独特的结构和气质，高于类型化模式，这才是电影最大的魅力。这一类故事中，我个人觉得《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就找到了比较匹配的结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拿来横向对比。

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 (2019)

8.2

2019 / 美国 / 剧情 传记 犯罪 /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 / 保罗·沃尔特·豪泽 山姆·洛克威尔

这部片子特别值得学表演的同学揣摩

这世上没有什么成功学，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公式，套娃这一套好不好使，不知道。我只知道强行照搬一定会有问题。

六.情境设计的惯性

最后，说点零碎的有的没的。有没有一些画面，或是一些角色的状态，或是一句台词让你觉得似曾相识？

道德的困境

《一次别离》

《一个英雄》

孩子面对质询

《一次别离》

《一个英雄》

武戏的场所

《一次别离》

《一个英雄》

或者，这最经典的一幕：

《一次别离》

《一个英雄》

结语

我带着批判和调侃的心态去找以上这些图，却在寻找的过程中再次动容。以至于此刻已失去了批评的心情。

抛开与前作的对比和不知详情的抄袭案，《一个英雄》依旧是一部优秀的电影。只是珠玉在前，瓦石难当。十年后的今天，《一个英雄》的出现让我重新审视十年前《一次别离》的伟大，让我再次赞叹法哈蒂在技法和创作直觉上达到的一种独特的契合高度。同时它也证明，天才的作品是无法复制的。

虽说所有伟大的作家终其一生都在讲同一个故事，以至于我们会看到同一种语法，同一种视听，甚至感受同一种情感体验。但我还是盼着能看到他下一部，有新的天才出来。

2012-2022《一次别离》上映十周年了。向法哈蒂致敬。

一次别离 (2011)

8.8

2011 / 伊朗 法国 / 剧情 家庭 / 阿斯加·法哈蒂 / 佩曼·莫阿迪 蕾拉·哈塔米

《一个英雄》是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Asghar Farhadi）的新作，本片在2021年入围第74届戛纳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最终获得评审团大奖。法哈蒂是如今伊朗电影的中坚力量，凭借《一次别离》和《推销员》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成为当下又一位冉冉升起的电影大师。而他的新作《一个英雄》，依旧保持着一贯的水准，再次剖析伊朗社会，以现实主义的方式关照着当下。

01 “英雄”的无奈

女友法尔洪德在公交车站捡到一个装有17枚金币的包，这件事在女友看来，正是真主帮助他们二人走出困境所伸出的援手，而拉希姆却认为这是对他的考验。于是，拉希姆决定寻找失主，他在公交车站台处到处张贴传单，而失物招领启示上面留下的号码是监狱的联系方式。

不久之后，监狱电话里传来的是自称是失主的女人，她一切的描述让拉希姆确定失主就是她。于是在拉希姆的指示下，失主来到姐姐家取走了金币。拉希姆在失主与姐姐的交谈中得知，这个女人靠编制地毯为生，因为丈夫和儿子平时大手大脚挥霍无度，出于无奈只能将钱藏起来，惶恐不安的女人打算把这些金币存入银行，而就在前往银行的公交车上却将装有金币的包遗失了。

巴赫拉姆一开始就质疑了拉希姆的所言所行，他婚姻失败，撒谎成性，在她看来拉希姆不可能捡到金币后又物归原主，最明显的就是他留下的电话竟然是监狱的号码而不是他姐姐的号码，很明显巴赫拉姆已经看出拉希姆这样做就是为了大肆宣扬自己的善举。

因为拉希姆所做的好事，让他又额外获得了几天的假期，拉希姆很快成为了利他主义的典范，成为了公众英雄。专门帮助囚犯的慈善机构也介入其中，除了给拉希姆颁发奖状外，还给他介绍了一份类似公务员的工作。在慈善宴会上，一众好心人给拉希姆筹款，眼看筹集到的善款可以帮助拉希姆出狱。然而拉希姆这一系列的行为却遭到了人力委员会的职员质疑，拉希姆被要求与失主共同前来核对并签署承诺书。但是那个女人已经联系不到，拉希姆迫切需要这份工作，有了工作他就能出狱。

而现实往往不尽人意，繁琐的入职手续让拉希姆不得不继续踏上寻找失主的旅程，通过来电查询，失主留下的号码竟是出租车司机的，可疑的失主，临时取消的新闻采访，使得无计可施的拉希姆决定让女友假扮失主，因此上演了为了圆一个谎言而编造出数个谎言的经典桥段。就在这时候，职员收到了一则消息，显示在拉希姆捡到金币的前一周对债权人说有一笔金额可以偿还给他。眼看假戏败露之后，拉希姆愤怒地冲进巴赫拉姆的店铺对他进行殴打，无奈这一举动被巴赫拉姆的女儿拍下，并上传到社交平台上，其不受控制的传播使得这一事件愈发难以收场。

02

困境中的普通人

法哈蒂的电影真实而迷人，他将镜头聚焦在被迫陷入困境的普通人身上，这些人物并非善恶分明，而是极度复杂，始终处于一种在道德的天枰之间徘徊的游离状态。对角色进行善恶判断也不是法哈蒂关注的重点，他旨在表现处于复杂状况中的人。

值得注意的是法哈蒂关于众生的描写，银行里那些人在得知拉希姆是个正在服刑的罪犯时，投来异样的目光，而随着拾金不昧的标签降临到他头上时，众人又将拉希姆视为浪子回头的英雄人物，之前避而不见的亲戚在拉希姆成为媒体口中的英雄时也愿意登门拜访，法尔洪德的哥哥原本因为拉希姆还在服刑，离异且带着孩子，自然不同意这门婚事，但当法尔洪德把报纸上的事迹给他看时，哥哥立马变脸下楼与之交谈。女友和哥哥生活在一起，自己的婚姻大事也需要哥哥拍板认可，这里也表现出法哈蒂一贯的对伊朗父权制的批判。

当监狱官员得知拉希姆的善举后，迅速联系了媒体，兜售了大众都非常感兴趣的故事：拾金不昧的嫌犯。监狱当局想利用拉希姆的行为来改善公众对监狱的看法（此前一个囚犯自杀给监狱带来污名）。而慈善机构则利用拉希姆作为利他主义的例子来宣传他们的工作，以便吸引更多爱心人士的捐款和信任。

在法哈蒂所有电影中，儿童的视角都非常重要，他们目睹成年人的所有行为，被迫在复杂的成人世界中快速成长，甚至连他口吃的儿子也被卷入其中。监狱长在打架视频流传后，希望儿子出面接受采访，以博得同情。

03 解构英雄

法哈蒂一砖一瓦地精心建构起一个关乎英雄的叙事，然后又系统地将其解构。这部电影中出现的每个角色几乎都经历了观众对其道德上的评判转变，人物在善举与谎言之间徘徊。法哈蒂的角色如同洋葱一般，层层拨开，看似不近人情的巴赫拉姆，最初为了帮拉希姆还债，变卖了妻子的所有首饰，把女儿的嫁妆都拿去抵押还债，反而拉希姆成为了英雄，自己却显得强词夺理。拾金不昧是每个公民因尽的义务，为什么换做是一个服刑的人就会被奉为英雄。

拉希姆贷款与人合作做生意，结果被合伙人欺骗，为拉希姆担保的巴赫拉姆需要为他偿还高利贷，于是巴赫拉姆不得已将拉希姆送入监狱。在慈善机构的谈话中，巴赫拉姆从所谓的“反派人物”中突然获得了观众的一丝同情，毕竟是他当初借钱给拉希姆的，欠债还钱也是天经地义之事。

此外，法哈蒂的角色设计也十分巧妙，拉希姆是因为民事纠纷而非刑事案件入狱，这在很大程度上让观众报以同情，让观众觉得拉希姆是一个不幸之人。拉希姆这个人物是复杂的，他既善良又处心积虑，在得知金币的价格无法偿还巴赫拉姆的欠款，并且巴赫拉姆不愿意撤销申诉之后，他考量再三决定物归原主，这是所谓的英雄行为吗？或者说他是否已经意识到公众投向他的爱戴和善意的价值远大于17枚金币的价格呢？他的这一举动是出于好心归还了金币，还是更经过深思熟虑的考量？

04 现实主义的关照

法哈蒂在《一个英雄》中引入对社交媒体的讨论，实际上导演本人并没有开通社交账户，却颇有见地地对社交网络的传播趋势进行了准确的分析和讽刺，在快节奏的互联网生活中，似乎实现了安迪·沃霍尔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名言：“未来，每个人都能当上15分钟的名人”。诚然，在互联网中，任何人都可以瞬间成为名人，成为一个可以营造出来的名人和英雄。

法哈蒂这样一个由17枚金币引发的引人入胜的民间道德故事，非常植根于伊朗文化，也极具普世价值。法哈蒂以此质疑现实生活中的英雄是否真的存在，探讨英雄主义的复杂性，并反思“英雄”这个词背后的涵义。可见，英雄主义的背后是复杂的人性，现实生活中并没有所谓的英雄，有的只是水深火热中的无奈之人。

作者｜Gertrud

编辑｜阿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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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阿斯哈法哈蒂拿出秤，再次衡量起道德與利益的衝突。電影核心是一老生常譚的問題，敘事呈現上是探索社會或政治上目的正義與手段正義之間的關係，劇情根本上講，是一個人動物性生存衝動與人性覺醒的關係，孟子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余繼登典故紀聞：「是故君子舍生取義，小人舍生為利，所為相反。」

2、男主角的職業很重要，暗示他粉飾與美化自己的作為——他是一名廣告或宣傳標語的書畫匠。而現在的情況是，男主角需要一筆資金解脫牢獄之災；其女友需要名人光環的加持來獲得兄長對其婚姻的首肯；家人需要一則有面子的事跡來粉飾族人入獄的難堪事；典獄長需要一則報導來掩蓋獄中醜聞；慈善機構需要募款的理由；報社需要新聞；社會需要一項價值，一種信仰，一名典範，或者片名：一個英雄（2021，قهرمان）。這天上掉下的一筆錢，考驗的不僅是男主角，也是整個社會。歐陽修的縱囚論中，批判了唐太宗大赦死囚又要求死囚回獄服刑的那種「上下交相賊」的情況，而電影中所有人都不能置身事外——誰不是私心自用，以「上帝之名」來詮釋、利用了這個「大赦」的機會呢？

3、本來嘛，路不拾遺，便無風波；可是一場舉世譽之又舉世非之的震撼教育之後，在命運砥礪之下，人的性格才可能深沉。因此，男主角最後醒悟，從「小人」變為「大人」，站出來維護孩子，而非利用孩子，還是值得慶幸的，也可以說導演阿斯哈法哈蒂為人類保留了最後一點善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