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比勒

有趣的女性故事，也必须引入精神分析来应对。

女医生重拾写作表面的动机当然是逃离枯燥的生活，深层的动机则是克服掉母亲与前男友给自己带来的创伤并重获能动的主体性。也正是因此她才会如此认同于女演员以至于“越界”引导她去堕胎——女演员与母亲的关系让她回忆起了自己的母亲，而女演员与男导演的关系让她回忆起了自己与前男友的往事，因此“堕胎”正是女医生对前男友的想象性报复（那时，为了留住前男友，女医生生下了孩子，但前男友还是走了，因而对女医生来说，孩子成为了一个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征兆”，一个创伤）。

但女医生始料未及的是，用齐泽克的话说，（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女性是“歇斯底里”的“癔症主体”，是表象下彻底的空洞，换言之，女性所有的装腔作势都不过是对男性欲望的认同（片中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证明了这一点，前男友叨叨着一个近来和自己纠缠在一起的女人，女医生听见后立刻和前男友疯狂做爱——此处，女医生主动让自己成为了那个“不在场的女人”的实体支撑，去满足男性欲望）。因此，当女医生以为自己“重拾主体性”、可以抽身而出调度全局时（想想酒会时那个意大利人跟她说的话），她却已经被刻写在了文本当中——她屈服于男性的幻想，跟男演员发生了关系（也难怪她随后在“导演”完一场戏之后就崩溃了：她惊恐地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导演，自己早已在戏里面了）。

一个精彩的辅助性角色是男演员的“正宫”，一个强悍、不摆姿态的女导演（说她“不摆姿态”是在于她不愿，至少不太愿意对鬼混的男女演员表示一种伪善的宽容），但这并不妨碍她依然是个“癔症主体”——电影里最为引人注目的镜头都是属于她的：一个摇拍女导演的镜头里，片场的镜头与电影的镜头无缝衔接，宛若一个莫比乌斯环，“电影中的电影”和“电影”被缝合起来，不是女导演走出“片场的镜头”然后进入到“电影的镜头”，而是这两个镜头简直就是同一个镜头——完美符合拉康对女性“在它之外又没有什么不属于它”的定义；第二个就更明显了，大他者的视点（大俯拍，从大全景开始逐渐推近）下，女导演看着监视器、窃听着女医生的自诉，妒火中烧（到底是谁掌控着一切，是盯着屏幕的女导演，还是高高在上的“大他者”？）。

女医生回到巴黎后精神一蹶不振也就顺理成章：幻想的主体性瓦解了（书没人读，感情创伤无法消化，与前男友偶遇不仅没有带来和解反而摧毁了支撑自己的隐秘幻象：痛苦地发现原来自己已经不是大他者的欲望客体了）。

最终的问题就是：要如何解决呢？只能是“恋物”式否认，女主角把她和前男友生下的孩子从“征兆”转变成了恋物对象，孩子不再是一个令人不安的黑洞（画中孩子的双瞳），而是一个寄托回忆、填补匮乏的原质。也只有通过恋物，女主角才能把现实体验为可以理解和掌握的。

(本文入围第四届深焦影评大赛决赛圈)

流动性被视为音乐最高的优势。因着不羁于实相和因果而天然被赋予了自由和弹性，足以最大程度近似“意识”本身。而电影最有效的机能恐怕在于其发散性，目光制造共情，或寻觅或凝视，目之所见扩张为浸润肌体的呼吸，恰如亲历一次“实在”。

在《西比勒》里，楚特将本为音乐所独善的流动带入固态的，等待发散的影像，本不相邻的两种语言汇合，步入意识—实在（心灵—呼吸）的互指链条中，电影超越二者被完善为“大脑”，这一新生的组织即主体本身，被风暴裹挟的现代女性在其背后发声，像伍尔夫热力搏动的意识流，于焦虑的驱使下召唤出错位的声音和影像。“大脑”又凭藉回溯和投射，构建了互相嵌套的人称转换，在历经多重媒介自涉的冲刷后逐渐接近风暴眼，寻得一息悬崖边的自我招领。

丹麦作曲家Simon Steen-Andersen利用因为疫情而闲置的拜罗伊特节日剧院的空间，完成了一项名为“尼伯龙根的循环”的装置艺术。

“流动”的剪辑

《西比勒》的流质影像不拘于先验的结构和人称，又有别于奥诺雷和坎皮略一派纪录和捕捉式的随机游走。楚特像是允许摄影机掌握了普鲁斯特式非自主回忆的技巧，一旦接触到抛入意念中的异质，就反射性地连续触发了词义相邻或者形态共轴的视觉回放。

在咨询师问西比勒得知女演员（病人）Margot做了人流的消息作何感想时，镜头注视着女主角，她目光低垂，延宕在黯然自知的角落，凌乱的面容在一时无言里满怀压抑，她倏然抬起眼睛，电影便仿佛得到暗示般释放了另一个时空里的影像：前男友Gabriel因她意图留下孩子所起的争吵。虽然在对话中极力掩饰Gabriel留下的阴影，她彼时的沮丧无助，此时听闻遭遇相似却处境相反的Margot造成的落差，加之生育女儿中亲历的身份迷惑，却被摄影机主动的回放泄露：面对新生儿和她的目光，似乎面对一段逝去的欲望被“实体化”的新形式。西比勒在躺椅上闭目，视觉介质更猛烈地卷起，掠过诸多心结，它们恰似开头的回转寿司，眼花缭乱地“围困”了她的生活：母亲的葬礼，触不可及的Margot，Gabriel微笑举杯，带着花圈却找不到母亲坟墓的自己。几个隔绝的生活平面在一个危机的口吻里，由在隐喻上具有延续意义的一串动作和目光编成了一组同心圆。更进一步说，是摄影机—大脑代言的女性焦虑，主动席卷了物性瞬间并使其内化了，恰如玛德莱娜蛋糕的滋味跨越个中间隙，勾连起了此刻和遥远的贡布雷。

在非类型的叙事句式里，将意识/心绪视为原推力衍生的影像序列，被包裹在音轨上两个远距离半音催生的冰冷和吊诡之中，西比勒此刻的视觉力量在于它斑驳且杂乱的视觉质料，无限接近它的创作者，和她定义的，迷乱的女性意识本身。和《红色沙漠》中深陷存在主义虚无昭示的一系列工业幻境，还有瓦格纳以临界于死亡的激情勾连上百个主导动机而成的无终旋律相似，楚特真正的主角不是作为一个人的西比勒，而是作为西比勒—“大脑”，它始终处在压力积攒下的仓皇逃窜打通了影像的流动，推动人物至火山边缘熔化成了事件。

工作中的楚特

“嵌套”的人物

西比勒（Sibyl）一词原指古代受神谕启示的女先知，片中被赋予同样名字的主角却不仅丧失透视未来的异能，甚至看不清当下，被拘禁在荧幕（手机，电脑，监视器分别对应心理分析，小说和电影，三个西比勒用以靠近自我的媒介）围起的有限现实里。楚特尤其钟爱设定这样背叛身份期待的人物，从《索尔菲雷诺之战》在前夫的骚扰下措手不及的记者，到《维多利亚》里同是受害人又是辩护人的律师，《西比勒》决绝地延续这种双重性，将其从一种技巧上升为足以衍生情节的结构：身为心理医生的主角自己同需疗愈诊治，甚而破坏性地闯入了病人的生活。

正是这样的嵌套作为依据构成了影片的“事件”。如果说“大脑”向外流动诞下了流质的影像的话，它的向内流动则是在倒置，镜像，仿写，转述等多种自涉的回溯下试图从内部消解职业上的社会话语权无法消解的女性焦虑。西比勒的故事从她尝试回归写作开始，是为她开始尝试与内心搏斗的初兆。转折起始于西比勒碰见Margot，这位女演员是她曾经的“镜像”，于是她通过“仿写”Margot的生活，将其“转述”为小说，逐渐不经意地审视自身的过往和欲求，暗生对Igor隐秘而错位的幻想。压抑在倾听Margot独白间暗自升温，终将她领向了活火山边危机四伏的摄制现场：在这一电影最接近它本身的象征性时刻，西比勒最接近“镜像”里的过去，于是“倒置”了自己心理医生的角色，在与Igor的性爱中确诊为自我迷失的病人。一次越轨最终蒸发为一滴在电影首映式黑色的泪珠，使西比勒得以在远去的记忆中与自身和解，不再“仿写”，而是将生活的书写权阶段性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被回忆淹没的西比勒

将戏剧的战场保留在封闭却又暗流涌动的内心中，楚特用最当下的声音拓宽了她的前辈们开辟的女性主义道路。比起走上巴黎街头审视世界的克莱奥，和用一把剪刀刺开日复一日的女性藩篱的让娜迪尔曼，西比勒的戏剧同样来自渴望确立自我的焦虑，只是焦虑感不再由于自己是被利用压榨的对象，而是女性在健全地获得自由出入外部社会的条件后，更本质的，糅杂了欲望，创伤，人性和人际交往的多维错愕。电影吸纳了她的错愕，化作具有自我意识的“大脑”，在顾影自怜和自我省察间徘徊，而外部世界，则如同锡尔斯玛利亚的云雾，只是更衬映了心灵的风起云涌。

《西比勒》剧组在戛纳

1、寂寞診療室（Sibyl，2019）電影中有兩個創作者，一名作家，一名導演。好的藝術作品，比如電影尾聲誕生的一本小說或一部電影，確實是以生命血淚所孕育的，意謂：創作的過程可以糾結跌宕，但成品必須沉澱而清澈。

2、電影開頭以嚴密的語言節奏和語量、瞬息切換的場景，帶出故事主人翁轉換跑道所面臨的壓迫和阻撓：出版社經理人告訴她市場已改變，家人憂心她自砸飯碗，病人指責她的行為草率，欠缺責任感。心理治療師到作家不過是外部職業的變換，屬於人物表象上可知的追求，其隱密而不自覺的欲望實則是重新體驗身而為人活著的感受（注意片頭設計「慶生」段落象徵「重生」）。從姨母指導小男孩逗弄母親心理的片段，我們充分察覺故事主人公多年來對外部世界採取封閉性的保護措施，讓自己遁入客觀、理性、冷靜，然而一片死寂的內在精神囚牢，以躲避包括未婚生子（回扣診療室中的女病患）、喪母（回扣診療室中的男童）等一系列現實遭遇的打擊。

3、隨著電影播映時間的推移，最後的試探、越界，終於失控的攪亂了故事主人公生活的各面。當波過水無痕，一切似乎回到了原貌，然而主人公觀看世界與人事的角度已經不同：有了情味，也就是有了生機。

维尔日妮·埃菲拉([她])、阿黛尔·艾克萨勒霍布洛斯、加斯帕德·尤利尔、尼尔斯·施内德([我杀了我妈妈])、桑德拉·惠勒([托尼·厄德曼])、劳尔·卡拉米([保持站立])、保罗·艾米([鸟类学家])主演，贾斯汀·楚特([床上的维多利亚])执导的第三部长片[西比勒](Sibyl，暂译)即将在美国电影市场开始销售，首张剧照同时释出。 影片剧本由楚特撰写，编剧老搭档阿图·阿拉里提供部分建议。故事围绕西比勒(埃菲拉饰)展开，她从一个小说家转变为精神分析师，并在过去十年中一直致力于精神分析。然而在再度开始写作的欲望驱使下，她决定让她的大部分病人离开。当西比勒寻求创作灵感时，年轻女人玛格特(艾克萨勒霍布洛斯饰)在一个夜晚与她联系，祈求去见西比勒，西比勒最终表示同意。然而玛格特所诉说的内容，彻底把西比勒的生活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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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比勒终于戒酒了，三天之后，她说不再想起因为怀孕受到困扰的女病人玛戈，她说自己重新回到了家人身边，她说她终于明白了一件事：我的生活才是一部小说——在生活式的小说里，她和男友埃蒂安、两个小孩一起，像一家人一般生活着，看起来正抵达幸福、安静的生活状态，即使孩子塞尔玛问起关于“爸爸”的故事，她的目光中也只有温情，而不是曾经的愤懑，塞尔玛问她：“爸爸在哪？你们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西比勒深情地对他说：“在你出生前他离开了，但我们那时深爱着对方。”塞尔玛再问：“你看着我的时候会想起他么？”西比勒则告诉他：“会，就好像他藏在你的身体里。”然后拥抱了塞尔玛，泪水慢慢地滑落。

开始戒酒，开始遗忘玛戈的痛苦经历，开始回归家庭，开始不再对男友加布里埃尔心存芥蒂，生活在回归之后重新开始，这似乎是西比勒的重生，重生的意义是把自己融进了生活本身，即使生活如一部小说，也是现实意义的，也是一种消弭了裂痕的融解过程。或者说，当西比勒用爱来重新编制生活，她实际上让自己阅读自己的故事，而不是作为一个作者那样以居高临下的方式控制故事的走向。但是这也许是一种暂时的放弃，在她的内心深处来说，她依然是一个控制情节的作者，“我的生活是一部小说，我可以肆意创造和修改，所有的选择都在我——加布里埃尔已经不存在了。”最后一句话才是她转变的关键，让加布里埃尔从自己的生活中离开，从自己曾经的故事中消失，是为了面对新的生活，而新的生活依然是一部小说，西比勒依然会以作者的身份“肆意”地创造和修改，当一切的主动权在我，作为作者的自己，其实更有了对于生活的控制权。

没有放弃控制权，在这个意义上，西比勒根本没有转变，只不过是换了场景，换了故事，换了小说的人物而已。成为作者是西比勒根深蒂固的一种思维和意识，因为只有发挥作者这一身份的控制力，才能成为生活的主人。从前她是一名精神分析医生，在十年的从医经历中，当面对那些承载着生活痛苦的病人，她不仅仅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而是介入到他们的世界，甚至让那些病人无法离开，这是一种作者心态，她牢牢控制了病人，甚至也是肆意创造和修改情节，正因为这样，那个男病人当听说自己要被转诊的时候，愤怒地说：“你已经偷走了我的工作和七年时间，你这样做我就要死了。”

被偷走了工作和七年时间，如果仅仅是一个帮助人解决问题的医生，那么她的任务是让病人从心理疾病的阴霾中走出来，而不是产生一种无法终止的依赖感，而这正是她作为作者控制病人的结果。西比勒让自己的病人纷纷转诊，因为她决定自己不再从事精神分析，而是要创作小说，“我要回归写作。”这个在自己生日做出的决定是西比勒的一次重生，选择写作的目的似乎不明，甚至是一种突发奇想，西比勒后来透露出自己从事写作是为了让自己有另一种兴奋感，“写作和酒精一样让人沉醉。”如果从这个意义上分析，写作的意义是为了遗忘现实，而现实对于她来说，是怎样一种痛苦才会让她做出这个决定？未婚妈妈的身份是她无法逃避的现实，塞尔玛从来没有见过的“爸爸”也成为她最难以面对的现实，所以她要写作，要自我沉醉，而写作真正的动机是可以让自己成为生活中的主角，在对现实这个巨大文本时，自己可以掌握主动权。

“如果外科医生对病人说我要去写作了，他们是什么感受？”埃蒂安这样问她，很明显，这个类比的目的是在指责西比勒的不负责任，但是在西比勒看来，作为精神分析的医生和作为小说的作者，本质上是一样的，因为他们都是作者，都在控制着读者：十年的医生经历，她偷走了病人的工作和时间，病人无法从这样的文本中离开，当成为小说家创作了小说之后，读者也一样难以离开。而对于西比勒来说，生日之后宣布回归写作似乎有一个更大的计划：凭借多年精神分析医生的经历，那些病人的故事甚至会成为小说的原型，或者说，西比勒想要把两种身份合二为一，在更大的意义上成为一个创作者和修改者。

玛戈的出现和她曲折的故事，起到了极大的推波助澜作用。当怀孕两个月的玛戈坐在西比勒面前的时候，当玛戈说起自己和男友伊戈尔的故事时，西比勒有着双重身份，第一重身份她是精神分析医生，她静静地听玛戈说起自己如何认识伊戈尔，如何被伊戈尔推荐进入电影剧组，又如何获得了作为演员的机会，当然给玛戈带来痛苦的是自己怀孕的事实：“我没有能力生下他，我有工作，我不想失去这个机会。”但是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玛戈担心伊戈尔无法接受这一事实，无法接受孩子，不是因为工作，不是因为拍戏，而是伊戈尔是有女朋友的人，而那个女朋友就是这部戏的导演米卡。

玛戈陷入到了一个复杂的情感故事里，米卡导演了这部戏，她的男友伊戈尔是其中的主角，伊戈尔又认识了玛戈，而且把玛戈推荐到了剧组成为了女主角，但是玛戈又和伊戈尔发生了关系并怀上了他的孩子。在这复杂的结构中，玛戈坐在西比勒面前说起自己的痛苦，希望西比勒帮助她，在这个面对的过程里，西比勒当然是重操旧业，作为一种职业要求，她应该设法使他走出这一困境，给她心理的安慰。这是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医生的职责所在，但是已经做出要回归写作的西比勒显然把自己的身份进行了错误的定位：她不是病人故事的倾听者，而是控制者，她不是想成为一个读者，而是成为一个作者——她开始操控这个故事的走向。

操控故事的走向成为一个作者，西比勒是从两个维度进行的，一方面她以诱惑者的口气引导这个故事：“你爱她吗？”“你如何看待性？”“如果你选择堕胎，孩子就用不着受伤了，但你其实已经有了决定。”在西比勒的引导下，玛戈一步步进入到她的故事里，一步步丰富她的内容，当玛戈一次次进入诊所，一次次面对西比勒，她其实已经像所有曾经的患者一样，对西比勒有了依赖感，似乎在她看来，只有西比勒才能帮助自己，以致于当西比勒没有回她信息时，她甚至威胁说自己要死了，而再一次面对西比勒时，玛戈甚至提出让西比勒直接面对伊戈尔，帮助处理这件事。

一方面是玛戈脆弱的情感需要有人来疏导，另一方面是西比勒也有这样的需求，因为她要把这个故事变成自己创作的小说一部分：坐在玛戈对面的时候，她偷偷将玛戈哭诉的内容录下来，白天从玛戈那里获得故事，晚上她便在电脑上写下来，她自己也对曾经的同事说：“她的故事很吸引我。”玛戈爱上了有女友的伊戈尔，她又把这种爱看成是超越了简单的性：“他抚摸我，凝神我，我靠近他，亲吻他，我尝到了眼泪，但是内心却充满了愉悦。”但是对于西比勒来说，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她和伊戈尔、米卡的复杂感情，是怀孕之后如何做出决定，而这些故事在另一个意义上，却唤醒了西比勒自身被埋葬了的记忆，她和男友加布里埃尔之间的故事，似乎有着极大的相似性：他爱她，她也爱他，她有了身孕，她面临里困境，他又突然离她而去……

或者这才是西比勒对玛戈的故事感兴趣的真正目的，不仅是玛戈和伊戈尔的情感故事和自己有着相似性，而且玛戈和母亲之间的关系对于西比勒来说，也像是一个翻版，“我不想像我妈妈一样，让我的孩子背负我的失败，把我的毁灭归咎于孩子，我不想让孩子觉得是他阻碍了我的人生，我宁愿孩子因为我的自私而不是我的牺牲而受伤。”玛戈这样说，而西比勒的母亲因为酗酒而遭遇车祸身亡，她和母亲之间也有紧张的关系，正是在母亲逝世之后加布里埃尔陪伴她度过了那段时光，但最后的离去又是如此突然，究其原因也是因为和工作的矛盾有关，加布里埃尔离开时对她说：“我不想再帮助你了，离开我的生活，你把我分成了两半了。”

玛戈的故事唤醒了西比勒的记忆，记忆里混杂着爱恨情仇，混杂着母亲、孩子的纠葛关系，混杂着选择的难题，所以玛戈变成了西比勒自我的投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比勒以作者的身份创作这个故事，一方面是想要掌握主动权，另一方面则是某种报复心理——无论是暗示玛戈要去堕胎，还是让玛戈说出“我想杀了他”，都成为西比勒自我的决定，所以西比勒慢慢卷入到了玛戈的故事里，甚至最后难以自拔。玛戈央求她和伊戈尔直接对话，西比勒也同意了，她在网上检索了伊戈尔相关的资料和视频访谈，也认识了伊戈尔认识四年的女友米卡，后来西比勒甚至去了米卡拍戏的斯特龙博利岛，在那里她见到了伊戈尔、米卡和玛戈，但是她的身份不是精神分析医生，而变成了电影的参与者，甚至最后和伊戈尔“睡到了一起”。

在片场里，玛戈和伊戈尔有对手戏，玛戈面对伊戈尔总是难以从现实中挣脱出来，每次演戏都参入了过多个人体验，所以玛戈只好推荐西比勒演，西比勒面对伊戈尔，似乎已经把自己当成了有相同遭遇的玛戈，她也把自己的情感融入了进去，在那个下雨的沙滩上，戏之外的他们吻了在一起；在另一场戏中，由于玛戈和伊戈尔还是无法找到米卡所说的那种原始欲望激发的感觉，米卡甚至生气地离开了片场，编导又推荐西比勒在现场指挥，于是西比勒又成为了“临时导演”，仿佛那部电影真的成为了她可以掌控的故事，而这又赋予了西比勒第三个身份：导演，这一身份无疑和西比勒曾经的医生和作者一样，是可以控制剧情、控制人物情感的。

当她是精神分析医生的时候，她不断引导病人让他们产生了依赖感；当她是小说家的时候，她从玛戈受伤的故事里挖掘细节，并且以自己的方式推动情节；当她成为临时导演的时候，控制了剧中人物的情感起伏——在每一种身份里，她都成为了作者，完全介入其中，甚至成为了自我经历的演绎，而她在这三个身份中，应该的界定是读者：只有平等地阅读病人的故事成为倾听者，才能客观分析找到解决的办法；只有当作是一个读者阅读写作的小说，才能找到文本存在的问题才能进一步推动故事；只有当作是一个观众，才能对一部电影做出客观的评价，才能和电影保持距离。显然，在这三个身份里，西比勒都颠倒了关系，作为解读、倾听和评价的读者不见了，只有充满控制欲的作者，于是，她介入到了玛戈的情感故事里，于是她产生了对加布里埃尔的报复心理，于是他和伊戈尔发生了一夜情，“西比勒，在这个片场里，只有你能帮助我。”西比勒模拟着玛戈的声音，祈求着自己，当她成为了玛戈想象中的西比勒，她也成为了自我想象的西比勒，所以正像男同事所说：“你没有分析你自己，你越界了。”

越界，就是自我虚构，就是控制一切，而在这个意义上，作者是一种强权，正如她决定写作的时候，和她一起吃饭的男人对她说的：“作家基本上都把读者当成人质，强行占有别人的脑子几个小时……”把读者当成人质，这便是西比勒无法走出的困境，所以她会在一夜情之后大声痛哭，而“我和男演员睡了”的声音被米卡听到，所以她才会在越陷越深的时候用酒精来麻痹自己，所以玛戈才会愤怒地摔掉东西最后离她而去。但是西比勒的悲剧并不是无法走出困境的痛苦，而是从骨子里无法改变自我的定义，无法平等地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建立关系，所以当最后戒酒三天回到生活轨道，她依然想要在生活这部小说里获得灵感，而唯一的方式依然是控制，无论是塞尔玛，还是埃蒂安，甚至是自己，都在那个凸显了作者的小说里，被“肆意创造和修改”，都在读者变成人质的故事里，“就像一场噩梦”。

今年戛纳竞赛单元里，有三部法国女导演的作品入围，类型和风格截然不同，各有千秋。相比起猛吹性冷淡风、走幽雅古典路线的《燃烧女子的画像》，这部《西比勒》明显要更贴近现代人的心境，也更有如火般旺盛的欲望表达。从核心情节来看，这是一部女性心理分析及自我剖析的喜剧，也具有元电影的叙事结构。同样是讲述作家在创作小说过程中遭遇困境而混淆虚构与现实的离奇故事，茹斯汀·特里叶（Justine Triet）的导演功力不如欧容和波兰斯基，如果看过《游泳池》、《登堂入室》或《影子写手》的朋友相信会有同感，但是作为女导演，她对女性心理的描绘与情感波动的捕捉却无比刁钻与精确，尤其是在这个受众狭小的题材里尽情施展出收放自如的表现力。

影片的节奏与笑点极其怪异，令人难以搞清嘲讽的对象，或者说女主角是一直在自我嘲讽。心理分析结构有前后呼应的味道，女医师一心想重返作家身份，却在窃取女演员亲身经历的过程中，意外发现她和男演员的情史跟自己的过往极为相似。于是，她笔下的小说创作跟现实世界渐渐混淆起来，心理疾病的女演员似乎也可以看作是她写作中的虚构人物。这无疑令到这个心理分析的叙事文本变得妙趣横生。尤其是在火山岛上拍摄电影的情节，她介入到女演员的三角恋里，炮制出一场不可收拾的闹剧，用戏谑的口吻致敬了安东尼奥尼《奇遇》，剧中在岛上失踪的女人变成女主角本人，只不过她是成为不欢迎的人被驱赶离开。

然而，过于随心所欲的剪辑令叙事变得琐碎不堪，意识流般的情节在幻想与现实间自由切换，有打破文本与影像界限的野心尝试，也有过于流俗的套路设计。与其说是像伍迪·艾伦，倒不如说是法国现代独立女性的心理自画像。值得留意的是片中有一幕跟《燃烧女子的肖像》的结尾一模一样，连配乐和女主角脸上的表情都如出一辙，这算是两位法国女导演之间的心有灵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