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以“闪电战”突袭波兰。
1939年9月3日,英法两国迫于利益问题,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宣而不战。
27天后,波兰全面沦陷。
纳粹德国势如破竹,1天拿下丹麦、23天攻陷挪威、5天搞定荷兰、18天收服比利时……
在人们被迅猛凌厉的“闪电战”震惊时,号称“欧洲最强陆军”的法国,却躲在全长390公里的马奇诺防线背后,得意洋洋地以为希特勒这个小瘪三,根本不可能突破固若金汤的防线。
但天性烂漫的法国佬没想到,德国人太TM狡猾:
他们居然在1940年5月越过防线左翼,从后方进抵马奇诺,迫使驻守在此的40万英法联军,紧急撤退到敦刻尔克。
这就是克里斯托弗·诺兰在《敦刻尔克》里,通过海上、陆地和空中三个维度,全景展示英法联军被德军包围在敦刻尔克时,仓惶撤退的情形。
相信看过此片的观众都会有一个疑惑:
40万英法士兵在海滩上挣扎求生时,那些大人物都干什么去了?
——这就是《至暗时刻》,要说的事情。
英国的大人物在干什么呢?
忙着窝里斗!
1940年5月8日,“在野党”工党,在“党魁”克莱门特·艾德礼的带领下,在上议院“攻击”一直以来对德国主张“绥靖政策”的张伯伦,胁迫他辞去“首相”一职,另选贤能,否则工党拒绝与执政的保守党合作。
这是两党之间的“窝里斗”。
以张伯伦为主席的保守党内,觉得应该随便选出一个人,比如66岁的老胖子丘吉尔,丢出去当靶子。这样既可以堵住工党的嘴,又能继续执行“绥靖政策”,跟希特勒进行和平谈判。
这是保守党内的“窝里斗”。
为什么非得是丘吉尔呢?
因为他名声不好,在内阁里毫无威望,没有人会听他指挥。
我们现在说丘吉尔,都说他是在“二战”中拯救了全世界的伟人(之一)。但在他出任首相之前,这哥们就是同僚眼里彻底的loser:
老爸得梅毒死的,老妈也是个情夫很多的风流货;
他本人则在保守党和自由党之间,来回切换自己的党籍,成了大家都不待见的“墙头草”;
更要命的是,他的政绩一塌糊涂。
尤其“一战”中由他指挥的“加里波利之战”,英军一次性损失士兵2万余人——这成了他在英国政坛上最大的丑闻。
加里波利之战时的英军,和他们倒在战壕里的坦克
另外,丘吉尔被推出来当靶子,“德国疯子”希特勒也帮了不少忙。
1939年夏天,丘吉尔在报纸上声称:
“德国纳粹代表着一个前所未有的‘邪教组织’。”
这话传到希特勒耳朵里,有着奇特小胡子的他发飙了,直接在广播开骂,说丘吉尔是“肮脏的骗子”、“臃肿的肥猪”。
大家都知道,德国口音本来就很劲道,再加上希特勒演讲时的亢奋,立刻就抬高了丘吉尔在英国人民中的声望。
这个时候推选丘吉尔出任首相,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政府承受的舆论压力。
也就是说,丘吉尔不过是执政的保守党和在野的工党相互妥协的结果。
他们只是想把他当成摆设,堵住民众的悠悠之口。然后继续推行“绥靖政策”,希望能通过墨索里尼这个中间人,跟希特勒商量和谈的事情。
于是就有了电影里的这一幕:
1940年5月11日,丘吉尔任职第二天,在上议院发表演讲,决定与德国纳粹抗争到底。但张伯伦用手帕,示意保守党沉默不语;至于工党,他们也对跟德国开战心里没底,所以也默不作声。
对于傀儡和摆设的身份,丘吉尔心知肚明。对于自己的不受待见,丘吉尔也心知肚明。对于以前丢人的政绩,丘吉尔更心知肚明。
但这时他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怎样才能让英国,免遭德国荼毒。
也正是在这里,《至暗时刻》展示了伟人何以成为伟人的过程。
首先,他是盲目且愤怒的。
面对德国“闪电战”,法国大溃败,和被困在敦刻尔克的40万大军,他既不完全清楚危机的严重程度,又不了解英国民众的具体态度,而是抱持着对希特勒的愤怒,一腔热血地自说自话:英国要对纳粹德国抗战到底!
但具体怎么抗战,英国要付出多大代价,后果会怎样,他完全不清楚。
这种盲目,还表现在他会见法国代表时,希望法国人能打起精神顽强抵抗——他似乎没意识到,法国士兵已经和英国士兵搅在一起,被围困在敦刻尔克,军心涣散到毫无斗志了。
这也是法国代表坐车离开时,骂丘吉尔是神经病的原因。
很快,他就吃到盲目导致的恶果:他让被困在加莱的4000英军,牵制正往敦刻尔克集结的德军,导致4000英军不到一天就全体阵亡、无一幸免。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政府内阁成员,尤其是保守党主席张伯伦,和被丘吉尔选为内阁成员的政敌哈利·法克斯子爵,同时以辞职为名,威胁丘吉尔同意他们与德国和平谈判的主张。
加莱战场失利,联军被困敦刻尔克,以及内阁成员前赴后继的“逼宫”,让本就孤军奋战的丘吉尔,陷入了绝望的处境里。
这时的丘吉尔,既怂又脆弱。
跟内阁开会前,他会趴在门缝上偷看,然后深呼吸让自己别紧张;
被内阁成员怼了好几次后,他开始自我封闭,或是躲在厕所里抽烟,或是坐在地下室里关掉灯。
甚至他本来就有的怪癖,因为焦躁不安变得更变本加厉:
没完没了地喝酒、抽雪茄、喃喃自语着骂希特勒是下等杂种,甚至不顾及女秘书在场,光着身子在屋里走来走去……
他害怕做决定,甚至想通过寻找外援来帮自己脱离困境。
他偷偷摸摸地给时任美国总统的富兰克林打电话,以近乎哀求的口吻,希望美国能出动军舰和飞机,把困在敦刻尔克的英军撤出来(富兰克林以1937年的《中立法案》婉拒了他)。
这时的丘吉尔,跟遇到挫折的我们一样:
怕见人、怕说话、怕负责任,幻想着有股神力从天而降拯救自己,或是自怨自艾、神神叨叨,甚至面对否定他的内阁成员敢怒不敢言,觉得别人的指责可能是对的,或许跟希特勒和平谈判,就是他身为首相的一部分职责。
此时的他脆弱时得像个孩子,万念俱灰、孤独绝望,索性就扑倒在妻子克莱门汀的怀里,哭泣、撒娇……
看着丘吉尔腹背受敌、孤立无援,连不喜欢他的英国国王乔治六世,都觉得心疼了。
乔治六世为什么也不喜欢丘吉尔?
看看“脸叔”科林·费斯勇夺奥斯卡最佳男主的《国王的演讲》就知道了:这个说话结巴的国王,是被包括丘吉尔在内的人逼上台的——
因为丘吉尔等人同意他哥哥爱德华公爵,为了迎娶寡妇辛普森夫人提出的退位要求,于是就有了连话都说不清楚的乔治六世国王。
在《至暗时刻》里,这位一激动就口吃的国王,是怎么帮丘吉尔振作起来的呢?
他在地下室里找到丘吉尔,用丘吉尔常用的“精神胜利法”鼓舞他:让他把自己对局势深刻的分析,对英国民众和纳粹德国的了解,以决绝的态度讲出来。
让被鼓舞的民意来做决定,而不是一个人抗下全世界。
受乔治六世鼓舞的丘吉尔,变得刚毅而果敢。
他不但拒绝出席吵着要和谈的内阁会议,连上议院都懒得去,而是直接去更能代表英国普通老百姓心声的下议院,询问他们对纳粹德国的态度。
他在地铁上遇到的永不妥协的伦敦市民,和坚决不同意和谈的下议院代表,极大地鼓舞了丘吉尔抗争到底的信念和决心。
这时他才明白:自己并非孤立无援,而是一直忽视了他们的存在!
所以他才底气十足地到内阁,置那些斥责他要把英国毁于一旦的反对派于不顾,坚决要号召全国人民同仇敌抗,同纳粹德国抗战到底。
于是就有了电影里最激动人心的一幕:
1940年5月13日,丘吉尔在下议院发表著名演讲。
“我没有别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献给大家。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多么恐怖也要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艰难,也要争取胜利——因为没有胜利,我们就无法生存。”
丘吉尔最终以381票对0票的绝对优势,获得了英国民众要对希特勒抗战到底的支持。
由此来看,《至暗时刻》不是那种采用流水账式的传记片。
电影更在乎的,是要还原这位被后人当成伟人的丘吉尔,在当时腹背受敌、孤立无援时的盲目、愤怒、绝望和脆弱。
没有人天生就是伟大的。
也没有人天生就能战胜一切。
丘吉尔也是如此——从最开始的“盲目且愤怒”,到后来的“既怂且脆弱”,和最后的“刚毅而果敢”,我们感受到到丘吉尔脆弱、孤独和恐惧的一面。
把这种复杂性有层次地传递给观众心的,是被粉丝送昵称“狗爹”的加里·奥德曼。
曾一起合作过《这个杀手不太冷》的娜塔莉·波特曼,在2012年奥斯卡上为最佳男主颁奖时,看着因《锅匠,裁缝,士兵,间谍》被提名的加里·奥德曼惊叹道:
“天哪,真不敢相信,这居然是你第一次提名奥斯卡!”
很多人可能都没注意到,这位演技精湛的英国演员,尽管塑造过很多形象和角色,其中也有很多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我们却没注意到,其实奥德曼只被提名过一次奥斯卡。
“狗爹”这次剑指奥斯卡,为了丘吉尔投入大量精力和心血。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每天我都是最早来片场最迟走,有时凌晨两点就到了,等其它工作人员和演员开始彩排时我已经是‘丘吉尔’了,导演三个月里就没见过我‘本人’——而那个‘丘吉尔’的妆容,前前后后大约花了200多个小时。”
开拍前,他阅读了大量丘吉尔的传记,拜访了丘吉尔的故居,还采访了丘吉尔依旧健在的家人。
为了完美还原丘吉尔的声音,“狗爹”甚至请来一位歌剧演唱家,来指导自己的说话的声调——上妆之后的“狗爹”,气场强大到什么程度?
剧组人说:只要他上妆后出现在片场,我们不自觉就严肃了,甚至会背靠墙壁立正。
这气场,就跟他霸道、粗鲁又无礼地申斥一直主张和谈的哈利·法克斯子爵一样震撼:
“当我打断你说话的时候你能不能不要打断我?!”
也正是加里·奥德曼这种强大的气场,以及他对丘吉尔脆弱、孤独、无助状态的完美拿捏,才让观众在两个多小时的会议和辩论环节,没有感到枯燥乏味。
看看电影里:多年抽雪茄导致的沙哑嗓音,时常饮酒带来的微醺语调,因年事已高嘴角经常流出的口水,演讲时抑扬顿挫的话剧感,以及愤怒争辩时拍桌子砸板凳的霸道……
还有什么比看国际演员这样飚戏更爽的?
2018年的奥斯卡最佳男主,多半会是加里·奥德曼的囊中之物了。
丘吉尔曾说过:“历史最终一定会善待我的,因为我希望成为一个亲自书写历史的人。”其实,他的担心是多余的。虽然他是20世纪出现的大屠杀凶手之一,但不像希特勒和斯大林,在西方社会,他得以逃脱历史的审判。他曾被授予诺贝尔奖(竟然是文学奖)。而如今,饰演丘吉尔的演员加里·奥德曼还成了奥斯卡影帝。
正如好莱坞电影所证,丘吉尔的声誉几乎全归功于他二战期间激动人心的雄辩和天赋般的华丽辞藻(哈罗尔德·伊万斯曾将丘吉尔称为“文明堡垒上伫立的不列颠狮心王”)。
“我们不会疲惫,也不会失败。我们会一直战斗到最后……我们将在沙滩上战斗,我们将在降落跑道上战斗,我们将在田野间和大道上战斗……我们永不屈服”,英国修正派历史家约翰·查姆理曾将这几句贬斥为“听起来崇高的废话”。
在二战期间,丘吉尔表示自己赞成“恐怖性轰炸”。他曾写道,他希望以“重型轰炸机带来彻底的毁灭性打击”。最终造成诸如德累斯顿轰炸事件带来的恐慌。
丘吉尔在爱尔兰独立战争中担任陆军空军大臣,也是为数不多支持轰炸爱尔兰抗议者的英国官员之一。1920年,他认为飞机应该用“机载机关枪或炸弹”来驱散抗议者。
面对1921年美索不达米亚的暴动,作为殖民地大臣,丘吉尔表现得简直像一名战争罪犯:“我强烈支持对未开化的部落使用毒气弹,这将起到扩散恐惧感的效果。”他下令在美索不达米亚进行大规模轰炸,在45分钟内彻底将一个村庄从地球表面抹去了。
在阿富汗,丘吉尔宣布:“普什图人要认识到不列颠民族是比他们更加高等的。反对者应立即杀掉,毫不留情。”他写道:“我们有系统地一个村接着一个村前进,惩戒性地破坏:摧毁房屋,填平水井,炸倒塔楼,砍倒茂密的树林,烧毁庄稼,破坏水库,抓到一个部落成员应立即捅死或砍死。”
在肯尼亚,为了把富饶的高地腾给白人殖民者,当地人被强行迁离,超过15万人被送入集中营。丘吉尔若不是指挥官,便是共谋者。在他的规定下,为了折磨肯尼亚人,英国人强奸、阉割他们,用烟头烫他们身体的敏感部位,此外还进行电击。
不过,丘吉尔罪行的主要受害者当数印度人。“拥有野兽般信仰的野兽民族”,丘吉尔是如此“风雅”地称呼他们的。他想在印度使用化学武器,但是被内阁成员们否决了。他批评后者“神经兮兮”,认为“英国涉印事务部门拒绝对当地人民使用化学武器是毫无道理的”。
1941年,丘吉尔宣布不在印度以及有色人种殖民地推动《大西洋宪章》的实施。由此观之,他被尊为“自由的圣徒”就更显荒谬了。他拒绝承认有色人种与自己拥有同等的权利。“甘地主义及其所主张的一切早晚都会被彻底粉碎”,丘吉尔曾这样说道。
在此类事件中,丘吉尔可谓是英国人中最激进的。他的看法之极端,甚至不能被解释为当时的普遍想法。就连他自己的印度事务大臣爱默利都承认,丘吉尔和希特勒的观点之间的差异其实并不大。
多亏丘吉尔,约四百万孟加拉人死于1943年的饥荒。他下令将食物从挨饿的印度人那里转给口粮充裕的英国士兵,甚至用来补充位于希腊和其他地区的欧洲储备仓库。当有人提及那些遭罪的印度受难者时,丘吉尔回应称,饥荒之所以出现,责任在印度人自己,因为“他们像兔子一样繁殖”。
在《丘吉尔的秘密战争》中,玛杜斯里·慕克吉尖锐地叙述丘吉尔在孟加拉发生饥荒时的作为。有文件表明,当印度人挨饿时,英国大量购买粮食,导致粮价上涨,印度本国生产的粮食盈余被价格导向出口市场。满载小麦的澳大利亚货船被禁止在加尔各答卸货(在加尔各答,饿死者横尸大街),丘吉尔反而下令把粮食运送至地中海和巴尔干地区的屯粮仓库增加缓冲存货,以防希腊和南斯拉夫未来可能的入侵。欧洲的粮仓渐满,而孟加拉人却在一个个死去。
描绘这个龌龊之徒的又一部“圣人传”夺得奥斯卡奖。丘吉尔曾提议对伊拉克人使用毒气,1944年他还曾下令撞倒大街上的雅典抗议者。对于这些遇难者来说,对于普什图人、爱尔兰人以及像我这样的印度人来说,我们永远也不会明白,为何几句华而不实的演讲辞就能够洗净他散发种族主义气味的双手所沾染的鲜血。
我们中的多数人会永远记住:丘吉尔是一名战争罪犯,是正义和人道的对立面,是目光狭隘的帝国主义者,他对于非白人种族的抗议充耳不闻。归根结底,他最大的失败——他漫长的至暗时刻——是不断企图阻碍我们获得自由。
(青年观察者庄蕴菲译自3月10日美国《华盛顿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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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Shashi TharoorMarch 13, 2018
“HISTORY”, Winston Churchill said, “will be kind to me, for I intend to write it myself.” He needn’t have bothered. He was one of the great mass murderers of the 20th century, yet is the only one, unlike Hitler and Stalin, to have escaped historical odium in the West. He has been crowned with a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no less), and now, an actor portraying him (Gary Oldman) has been awarded an Oscar.
As Hollywood confirms, Churchill’s reputation (as what Harold Evans has called “the British Lionheart on the ramparts of civilisation”) rests almost entirely on his stirring rhetoric and his talent for a fine phrase during World War II. “We shall not flag nor fail. We shall go on to the end ... We shall fight on the beaches, we shall fight on the landing grounds, we shall fight in the fields and in the streets ... We shall never surrender.” (The revisionist British historian, John Charmley dismissed this as “sublime nonsense”.)
Words, in the end, are all that Churchill admirers can point to. His actions are another matter altogether.
During World War II, Churchill declared himself in favour of “terror bombing”. He wrote that he wanted “absolutely devastating, exterminating attacks by very heavy bombers”. Horrors such as the firebombing of Dresden were the result.
In the fight for Irish independence, Churchill, in his capacity as secretary of state for war and air, was one of the few British officials in favour of bombing Irish protesters, suggesting in 1920 that airplanes should use “machine-gun fire or bombs” to scatter them.
Dealing with unrest in Mesopotamia in 1921, as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Churchill acted as a war criminal: “I am strongly in favour of using poisoned gas against the uncivilised tribes; it would spread a lively terror.” He ordered large-scale bombing of Mesopotamia, with an entire village wiped out in 45 minutes.
In Afghanistan, Churchill declared that the Pakhtuns “needed to recognise the superiority of [the British] race” and that “all who resist will be killed without quarter”. He wrote: “We proceeded systematically, village by village, and we destroyed the houses, filled up the wells, blew down the towers, cut down the great shady trees, burned the crops and broke the reservoirs in punitive devastation ... Every tribesman caught was speared or cut down at once.”
In Kenya, Churchill either directed or was complicit in policies involving the forced relocation of local people from the fertile highlands to make way for white colonial settlers and the forcing of more than 150,000 people into concentration camps. Rape, castration, lit cigarettes on tender spots, and electric shocks were all used by the British authorities to torture Kenyans under Churchill’s rule.
But the principal victims of Winston Churchill were the Indians — “a beastly people with a beastly religion,” as he charmingly called them. He wanted to use chemical weapons in India but was shot down by his cabinet colleagues, whom he criticised for their “squeamishness”, declaring that “the objections of the India Office to the use of gas against natives are unreasonable”.
Churchill’s beatification as an apostle of freedom seems all the more preposterous given his 1941 declaration that the Atlantic Charter’s principles would not apply to India and the coloured colonies. He refused to see people of colour as entitled to the same rights as himself. “Gandhi-ism and all it stands for,” he declared, “will, sooner or later, have to be grappled with and finally crushed.”
In such matters, Churchill was the most reactionary of Englishmen, with views so extreme they cannot be excused as being reflective of their times. Even his own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Leopold Amery, confessed that he could see very little difference between Churchill’s attitude and Adolf Hitler’s.
Thanks to Churchill, some four million Bengalis starved to death in a 1943 famine. Churchill ordered the diversion of food from starving Indian civilians to well-supplied British soldiers and even to top up European stockpiles in Greece and elsewhere. When reminded of the suffering of his Indian victims, his response was that the famine was their own fault, he said, for “breeding like rabbits”.
Madhusree Mukerjee’s searing account of Churchill’s role in the Bengal famine, Churchill’s Secret War, documents that while Indians starved, prices for foodgrains were inflated by British purchases and India’s own surplus grains were exported, while Australian ships laden with wheat were not allowed to unload their cargo at Calcutta (where the bodies of those who had died of starvation littered the streets). Instead, Churchill ordered that grain be shipped to storage depots in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Balkans to increase the buffer stocks for a possible future invasion of Greece and Yugoslavia. European warehouses filled up as Bengalis died.
This week’s Oscar rewards yet another hagiography of this odious man. To the Iraqis whom Churchill advocated gassing, the Greek protesters on the streets of Athens who were mowed down on Churchill’s orders in 1944, sundry Pakhtuns and Irish, as well as to Indians like myself, it will always be a mystery why a few bombastic speeches have been enough to wash the bloodstains off Churchill’s racist hands.
Many of us will remember Churchill as a war criminal and an enemy of decency and humanity, a blinkered imperialist untroubled by the oppression of non-white peoples. Ultimately, his great failure — his long darkest hour — was his constant effort to deny us freedom.
The writer is the author of Inglorious Empire: What the British Did to India. He chairs the Indian parliament’s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Washington Post
Published in Dawn, March 13th, 2018
丘吉尔的领导是二战的转轭点,但其人本身也是历史进程的缩影
离开历史无法理解作为政治家的丘吉尔,但“历史”并不仅仅是大敌当前的“至暗时刻”。《至暗时刻》实际上描写了从十九世纪末到二战后,西方世界天翻地覆的历史进程中的一卡摄影。这让他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主旋律献礼片。
第一次世界大战堪称世界历史发展的断层线,布尔什维克革命、去殖民化,美帝国的崛起这些主导二十世纪的潮流都沿着这条断层线延伸开来。但是欧洲人自由帝国主义的世纪在十九世纪末就已经危机频现。抛开最终导致大战的地缘政治因素不谈,大英帝国本身内部的发展就预示着某些未来的迹象。
经历一系列选举改革后,代表世袭贵族和土地贵族的议会上院被剥夺了为数不多的对下院的抵抗力。英国的政治中心彻底转移到以普选为基础的民众院。虽然保守党(托利党)以及贵族政治世家仍然掌控政治主导权,但是自由党、工党的崛起预示着大众政治是英国的未来。大战的残酷让英国贵族阶级最优秀的年轻人灭绝,但也只是加速而不是改变了本来的历史进程。现代大众民主意味着国家需要整合民众的力量——需要倾听他们的声音、满足他们的需要、动员并组织无数无名的男男女女。
电影中提到丘吉尔曾经反出保守党,加入自由党,而他的自由党时期(1904-1924)恰好就是该党最后的辉煌时刻。带领英国走向大战胜利的劳合-乔治首相是自由党末代政治巨头,在他任内英国掀起了一波社会福利立法的高潮。丘吉尔在内政上和自由党一脉相承。1908年他推行了英国最早的最低工资标准,1924他主张开征高额继承税,这些政策都和十九世纪意义上的“保守主义”精神不同。所以在影片一开始,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才揶揄丘吉尔是工党(取代自由党成为保守党的对手)唯一能接受的大联合政府首相人选。
影片最后丘吉尔坐地铁接触“人民”,然后在下议院慷慨激昂,打败议和派阴谋的剧情设置被不少人说成庸俗和俗套。但放在历史背景来看,这其实恰好表现了两次大战之间时代精神的变迁。从纳粹德国到民主的美国,收音机和传媒机器的发展使得领导人可以绕过政治建制派直接对“民众”施加影响、从“人民之声”中汲取力量。希特勒的人民收音机和罗斯福的炉边谈话,都是在大众政治的时代,利用最新政治手段拓宽政治可能性的边界——这和川普绕过建制派直接在推特上对“人民”发帖没什么本质区别。丘吉尔在保守党建制派中碰壁,转而寻求“人民”的支持,好事者自然可以简单指责为“民粹主义”,但这种肤浅的看法忽略了更深层次的历史地形变动,以及丘吉尔这样的伟大人物对政治脉搏的把握。虽然他接受的是维多利亚的教育,有着典型的维多利亚式贵族的履历,但他其实是埋葬维多利亚时代的合唱团中的一份子。丘吉尔仍然有着旧时代的品质,但却必须适应新时代的逻辑带领国家前进。他在“小事”(虽然加里波利绝不是什么寻常小事)上不断失败,但是在大事上有着别人无法比拟的敏感和意志力。
由于希特勒作为大反派沦为背景板,戏剧冲突就只好围绕丘吉尔+英国人民vs张伯伦+哈利法克斯。为突出丘吉尔的抵抗意志和特殊品质,影片不得不过度丑化张伯伦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他和哈利法克斯历数丘吉尔“罪状”时提到的挪威远征,就是张伯伦战时内阁为了对抗纳粹入侵挪威而派遣盟军的战役。和丘吉尔比起来,张伯伦其实更坚守欧洲和英国传统的政治规范和思维模式。根据A.J.P.泰勒富有争议的说法,慕尼黑协定放在19世纪的政治话语里其实稀松平常。哪次外交成果不是强权之间的私相授受?哪些谈判不是闭门的讨价还价?哪些和平靠的不是政治精英们 精明的算计、理性的自利、谨慎的克制?但是大战已经彻底埋葬了旧世纪的外交准则,民族自决和公开外交让“替别国做决定”不再能摆得上台面。最重要的是,希特勒不是十九世纪的政治家。驱动他的不是理性的国家利益和政治算计,而是不计代价的狂热和仇恨。张伯伦本希望在德奥合并与吞并苏德台之后希特勒可以绅士地见好就收,但希特勒却得寸进尺进攻整个捷克斯洛伐克。被骗的张伯伦倍感愤怒,宣布英法会武装保卫波兰,并开始英国的战争准备。在低地国家沦陷,哈利法克斯主张和谈的关键时刻,张伯伦实际上站在坚决抵抗的一边,帮助丘吉尔稳住了战线。电影里的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讲求“逻辑”和“理智”,却没有意识到这套推理所依托的整个结构已经不复存在。张伯伦的世界是君子协定和势力均衡的世界,而丘吉尔却理解他看不到的新世界。这个世界不是寇松、俾斯麦这样的绅士的家园;而是意识形态家、理想主义者的乐土。你要么成为民主斗士,要么沦为希特勒之流疯子的牺牲品。
丘吉尔不止看穿了希特勒,他也看穿了斯大林,看穿了罗斯福,看穿了新世界的游戏规则。所以他能放下自己对布尔什维克的彻骨仇恨,在二战期间和斯大林通力合作,他也能放下大英帝国的体面,把统治世界的钥匙交给新大陆的守望者。正如他在演讲中提到的
我们将战斗到底……即使我们这个岛屿或这个岛屿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于饥饿之中——我从来不相信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在海外的帝国臣民,在英国舰队的武装和保护下也会继续战斗,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认为适当的时候,拿出它所有一切的力量来拯救和解放这个旧世界。
本文不算影评,只是个人的一个小的观影笔记。
今天去看了《至暗时刻》,一部关于丘吉尔的传记片,导演是乔·莱特,主演是加里·奥德曼。
先说说整体观影体验。总体而言,影片节奏很快,尤其是频繁出现的时间点提示,都在营造一种迫在眉睫的紧张感。影片的配乐使用了大量的弦乐,很像约翰·威廉姆斯或者汉斯·寂寞的早期配乐,旨在营造史诗感,这种配乐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点,但很容易使人热血沸腾,融入影片的情绪。不同于以往的丘吉尔传记片或相关影片中的丘吉尔角色塑造(参考《丘吉尔》(2017)、《王冠》第一季、《国王的演讲》等),《至暗时刻》发掘了丘吉尔大量幽默的一面,比如和妻子撒娇、要见国王时紧张的吐槽以及在厕所面对掌玺大臣电话时的发脾气,正是这些轻松却不出格小幽默,很好地缓解了影片中紧张压抑的气氛,让观众有一丝喘息的机会。
故事层面,影片讲诉的并不是丘吉尔的生平,而是截取丘吉尔在二战前期临危受命接任首相到敦刻尔克大撤退这一段时间内的经历。影片用一场演讲开启大幕,工党党魁艾德礼咄咄逼人地质询时任首相张伯伦的昏庸无能,要求其立即辞职,背后的议员一边鼓动着手中的稿纸一边大喊「Aye」。彼时,德国纳粹闪电袭击比利时,直逼盟军而来,法国已经岌岌可危。工党要求组成联合政府,但拒绝张伯伦的领导,首相一职成为烫手山芋。保守党只得派出唯一受工党认可的丘吉尔担任首相,此时的丘吉尔已经66岁,因1915年达达尼尔海峡之役的失利而在党内备受排挤,没人看好他。此时的欧洲已经到了危急存亡之时,内阁之中一片看衰,以前首相张伯伦和外相哈利法克斯为首的等人主张与纳粹和谈。内外交困,丘吉尔的麻烦才刚刚开始……虽然这样的励志传奇故事在每年的颁奖季上显得很套路,但自古套路得人心,好的故事,即使套路,依旧能引发共鸣。
表演上,加里·奥德曼的表演无可挑剔。说话前嘴唇微张和细细颤抖,说话时像含了一口水一样模糊不清,演讲时声音却沉稳有力,微微佝偻的脊背,时而不记得刚刚说的话。从动作姿态到面容神情,加里·奥德曼演活了丘吉尔。不是《这个杀手不太冷》里邪恶癫狂的警察,不是《惊情四百年》里恐怖鬼魅的德古拉,不是《哈利波特》里敦厚慈祥的教父,更不是《蝙蝠侠》里正直勇敢的警长,而是丘吉尔,是既放肆又可爱的普通人丘吉尔,是苍老又坚毅的一国首相的丘吉尔。另一方面,由于聚焦于丘吉尔,除了秘书伊丽莎白·莱顿之外其他人物的塑造就略显不足。以乔治六世为例,影片前半段着重描绘了乔治六世对丘吉尔的厌恶和恐惧,但后半程丘吉尔陷入是和谈还是抵抗到底的困境中时,乔治六世突然转变态度支持丘吉尔。虽然史实的确如此,丘吉尔的人格魅力也感染了国王,但影片在此处的留白略显突兀,需要不了解历史的观众脑补国王经历了怎样的一番心里斗争转而支持丘吉尔,或者观看《国王的演讲》才能了解全貌。
上面我说了《至暗时刻》是一部很套路化的电影,我并不是贬低此片,反而本片在传统的传记片里将这种套路运用自如,使得影片整体流畅耐看。这与导演乔·莱特多年拍摄英伦经典的经验密切相关,《至暗时刻》有着很浓厚的英伦导演的古典气息,不同于美式传记片的大开大合,影片始终在室内场景里打嘴仗——唇枪舌剑,短兵相接。另一方面,本片是一部对仗工整的励志传奇,影片中有多处伏笔,镜头、剪辑、场景、调度等细节方面也花了心思。比如影片中两段慢镜的对比最为突出,这段手法似乎是导演《赎罪》里敦刻尔克片段的延续,通过这两段的对比,导演快速交代了影片气氛的变化——从和平祥和的安居乐业到战争来临的乌云密布。还有在上任后第一次发表演说时,有一盏亮着的红灯。整个房间都是红色,丘吉尔坐在灯前,神情凝重。整个灰暗的红色房间,既显示了丘吉尔目前正处于艰难的困境之中,又暗示了丘吉尔内心的不安。影片的剪辑也值得一说,比如莱顿闭眼流泪剪接飞机轰炸,飞机轰炸地面渐化成士兵的脸,都超乎观众的预期,体现了战争的残酷,为影片基调中注入了一丝悲剧色彩。
《至暗时刻》不算神片,但是一部值得一看的佳片,尤其是其中加里·奥德曼出神入化的表演。最后将丘吉尔的演讲里的几句话送给这几天处于「至暗时刻」的国人——我们绝不投降,我们将战斗到底。
《至暗时刻》与下面几部片对比着看更好。
Gary终于成了oldman
第90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加里·奥德曼!
也太可爱了吧这个丘吉尔。应该搞一个国王的演讲+至暗时刻+敦刻尔克连映套餐,简直太连贯了嘛!
邱吉尔真横,在特殊的历史时刻做出了也许影响整个人类发展进程的决定。
真的男人从不回头看鼓掌。
“He mobilized 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sent it into battle.”台词秒绝配得上原始素材。Oldman请得奖。片中领袖坚持要告诉人民unvarnished truth,一个恍惚不知道谁才真的活在darkest hour。
置于黑暗空间独自明亮的电梯间/房间勾勒出无可名状的孤独感,俯拍视角的上升镜头传达出无路可退的决绝,选题切口和光影氛围一骑绝尘。如何营造无声的压力,如何表现厚积薄发如岩浆一般喷涌而出的力量感,如何用剧情节奏调动观众的情绪,这部电影是教科书级别的典范。
国王的演讲 赎罪 敦刻尔克 至暗时刻这4部可以连连看了!
四星半。从他出现第一个镜头开始,Garry Oldman消失了,Winston Churchill复活了。Joe Wright以极其古典而不花哨的方式,成功的塑造了一个不被建制派同僚所认同,但最终在平民中找到力量的伟大领袖。这片真的太适合与Dunkirk作双片连映了
7分,加里·奥尔曼的表演就是,我从头到尾,都没法把这个角色跟加里·奥德曼联系在一起,这不是奥德曼,这就是丘吉尔,太厉害。整体就是个正常发挥的奥斯卡式传记片,乔·赖特电影的摄影仍然很老道,摄影非常至暗时刻。该燃的时候也很燃,结尾有点热血感。
这部和诺兰的《敦刻尔克》算是事件的side-A和side-B,比较起来还是乔赖特赢了。他电影音乐和摄影一直很棒,打字机音效视效贯穿了好几部,战争场面也一向很诗意,但作为人物传记电影,剧本太中规中矩,太主旋律,没有挖更深的东西。预定奥斯卡的最佳男主和摄影。
我已经看到石头姐给狗爹颁小金人的画面了
丹尼尔戴刘易斯息影了,加里奥德曼的时代来临了。杰作。#TIFF2017
这样绝不和独裁者搞绥靖的西方政治家现在都去哪儿了?
夜晚乔六推开了邱团长的房门。“还没睡么”“首长,俺睡不着啊,作战动员做了,同志们思想不统一,还有些抵触情绪”乔拍拍他的肩膀,“老邱,尽管放手去干,我和组织信任你。另外别忘了咱的制胜法宝,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人民群众一定会给你答案的!”皎洁的月光下,邱的眼中闪过湿润的光……
我很喜欢结尾,结束在最高潮的一刻,至暗之后、破晓之前,不留多余的陈述总结。
看完内心涨满正能量,随即又转为黯淡。外部的敌人早点晚点总是有办法打败的,内部的敌人要难对付百倍。只能在意念中与之作战,在梦乡中与之作战,在幻觉中与之作战,在网上匿名与之作战,指桑骂槐与之作战,借古讽今与之作战……终无损其一根寒毛,更解不开自己身上的镣铐。
在习惯了那么多廉价奖项之后一巴掌告诉你什么才是影帝级的表演 拜托奥斯卡今年拎拎清
与国王的演讲、敦刻尔克、赎罪可组成英伦二战风云麻将桌,贯穿各个阶层、视角和情愫。在故事毫无新意的前提下,我仍喜欢这部电影,因为我太喜欢充满个性的英雄了,太喜欢充满气魄的奋力一搏,命运的局限尽可永在,不屈的挑战却不可须臾或缺,故事刚刚开始,我已经激动不已。从丘吉尔的视角,他从婴儿时代就在渴望的位置,在至暗的时刻到来,他毫无惧色唯独担心时间太少,这个承受着千钧重担的老酒鬼,在接下来的五年,从孤军奋战,到无奈颓丧,到感染了他的妻子、国王、民众、议会全部都站在他的身旁,这样的故事永远不会过时,我也真诚地希望这样冲破至暗寻找光明的时刻可以兑现在每个人身上。
我觉得这几部片子和剧完全就是一个系列:至暗时刻、敦刻尔克、国王的演讲、王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