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2021

近几年，欧美掀起的 MeToo 运动使女性的觉醒意识不断抬升，而随着这股运动风气吹到影坛，一系列描写女性独立自主、反抗命运和刻板印象的影片接踵而至，光在去年三大电影节上，类似的作品已层出不穷：《圣母》《平行母亲》《斯宾塞》，而当中最瞩目的莫过于一举拿下戛纳影后的《世界上最糟糕的人》，挪威女演员雷娜特·赖因斯夫饰演一位北欧现代女性，其反复无定、不遵从现实的自由个性，彻底颠覆了传统观念中的女性形象。而无独有偶地，另一部入围威尼斯竞赛的《暗处的女儿》也不遑多让，刻画了一位不寻常的母亲，其形象和行为更是与好母亲相去甚远。 影片改编自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的小说，她的成名作《我的天才女友》相信已为广大读者和影迷所熟悉，她极其擅长书写女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这部影片则将矛头指向了母亲这个百看不厌的角色，挑战其传统刻板的形象，让人反思母亲的身份和职责意义。女人往往要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才能获得认可和尊重，这种刻板印象显然是男权社会施加在女性身上的一道枷锁，而女性也有意无意将自己困在这种角色里，难以跳出桎梏做回真正的自己。

虽说这是好莱坞著名女演员玛吉·吉伦哈尔的导演处女作，但是作品大胆颠覆了母亲伟大、无私奉献、含辛茹苦等光辉形象，利用各种隐喻符号、意识流的闪回镜头，以及深思熟虑的镜像人物关系，拼贴出一位不寻常的母亲。女主角是一位中年教授，她年轻时结婚生子，对管教女儿不耐心，为了事业丢下孩子多年，婚内出轨别的男人，搞得家庭破碎……这种有意转换性别的角色设计让人对女性肩负的重担有所体会。如果发生在男人身上，这些事根本无足挂齿，而换做是女性，社会压力和母性本能双重责任的叠加，给她们提出了两难的选择：要么放弃事业专心做全职太太，要么选择放弃婚姻家庭，勇敢追求事业和理想。而违背主流选择不走寻常路的母亲，往往承受意想不到的压力，即使是在事业成功后，依然摆脱不了对子女的愧疚。 从女儿到妻子再到母亲，女性在人生阶段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影片用几个镜像的人物来阐述自由女性在人生选择上的相似点。沙滩上偶遇的少妇与年轻版的女主角颇为相似，也疏于看管女儿而导致其走失。而小女孩丢失的玩偶娃娃则成功串联起这几个人物，还淋漓尽致展示出女主角为弥补对孩子的感情而陷入病态疯狂的行为。

既然是描绘不正常的母亲，影片同样采取不寻常的叙事方式。这表面上是一部轻松惬意的度假类型片，却以不可靠的叙事者制造出虚实难辩的悬疑感，比如常常挂在女主角嘴边的两个女儿，孰真孰假始终模棱两可；黑帮家族在海滩上出现后的情节，则不断在这个优美的南欧小岛风光里增添上猝不及防的惊悚感，导演故意将两者的矛盾处理成一部惊悚悬疑类型片，从沙滩上的火药味，到舞会上的监视，再到电影院里的骚动，女主角的遭遇让人看得心惊胆战。奥斯卡影后奥利维亚·科尔曼的演技老练精准，不动声色的演绎地演绎出一场暗流汹涌的心理剧，而年轻版的杰西·巴克利的表现毫不逊色，这位去年以《我想结束这一切》而崭露头角的爱尔兰女演员相信会有更耀眼的代表作。

若按罗兰·巴特所说，“写作就是提出问题”，那么，由美国女导演玛吉·吉伦哈尔执导，改编自意大利女作家埃莱娜·费兰特同名小说的电影《暗处的女儿》，就是以视听语言的形式再一次将“母性”和“母女关系”问题抛给观众的勇敢尝试。从小说到电影，《暗处的女儿》是如何延续费兰特的女性主义立场的？它又如何通过“最背叛却也是最忠实的”改编，重新打开了“母亲”背后的迷思？看完这部电影，或许会有自己的答案。

作者丨张雁南，编辑丨罗皓菱，首发于《北京青年报》3月11日青影院B03

夏日假期的海滩

以“母女关系”为主题的电影，大多是从“女儿”回望“母亲”的视角展开的，比如杨荔钠的《春潮》，瑟琳·席安玛的《小妈妈》，英格玛·伯格曼的《秋日奏鸣曲》，以及马里奥·马尔托内执导，改编自费兰特同名小说的电影《烦人的爱》。尽管“回望”的动机往往在于女儿自身成为了母亲，体验到身为母亲的种种，因此想要重溯与母亲的关系（杜拉斯说，既是歌颂也是清算）；尽管在“回望”过程中也会暗示与下一代女儿之间的关系，但无论从篇幅还是强度上来看，母女关系中的母亲和母性维度，仍处在隐而不显的晦暗状态中。

如何理解这心照不宣的缄默？或许是我们早已预感到，比起女儿的回望，以母亲作为第一视角，在无限贴近自身、反思自身的过程中触探母性和母女关系，无疑是一桩更艰难也更凶险的事件。但为了孕生新事物，为了在影像中缝合母亲的碎片，电影《暗处的女儿》便在标记为“母亲”的暗礁处惊险地起航了，径直驶向的是费兰特世界中一处最关键的时空图景：女主角莱达独自前往度过夏日假期的那片海滩。

夏日假期，意味着日常生活秩序的中断，意味着剧场的幕间休息；飞沙走石的海滩，是海陆之间的居间地带，也是海洋法与陆地法之间的交界处。海滩一开始几乎是空的，只有一排排静待人物入场的沙滩椅。48岁的莱达载着半箱书稿，计划在那里安排她的工作假期。穿过松林抵达海滩，她做的第一件事却是本能地将自己浸泡在海水里，作为从身份到身体的仪式性转换。女性身体在场的恢复，也改变了身体与周遭的关系。在模糊了社会身份和父性环境的意义上，现实中的夏日海滩便翻转成了存在论意义上的母性空间。松林气息的吹拂环绕，海浪的轻拍和律动，海滩全然地裹拥着遮阳伞下的莱达进行阅读和写作。

然而，夏日海滩的空与静不仅没能持续多久，搅扰人心的旋涡更难以被阻挡在墨镜之外，入侵者的声音早在目光锁定之前就刺入了莱达的耳蜗：先是从海滩另一头哗然而至的那不勒斯大家族，接着是从海上驶来的那不勒斯青年男女的摩托艇。外部声音的灌入触发了莱达心中某种莫名的紧张和焦虑。当她试图在海滩上追踪陌异感的来源时，莱达的目光落在一位名叫妮娜的年轻母亲身上：因为她脱离家族只和女儿埃莱娜做伴；也因为她的沉默和异域风情，使其难以融入那不勒斯家族的全景之中。对妮娜的远景式观察，在莱达心中唤起一种女性处境意义上的相似感，面对妮娜，莱达开始联想起初为人母时年轻的自己。

果盘暗处的秘密

声音的侵入刺破了宁静假日的想象，但早在莱达抵达海滨旅馆时，事件性的可怖征兆就已经在餐桌上的果盘暗处静候着她了。只不过一开始莱达是以旁观者的身份，作为一名游客（观众）进入虚构的科佩里岛（剧场），并不会留意暗处的危险；此外，对知识女性身份的认同也担保了莱达的客观视角，为此她认真纠正管理员莱尔对她的猜测：我是一名大学教授。不过第二天，当莱达在海滩上遇见那不勒斯家族和妮娜，目睹了她和女儿、娃娃之间的互动时，一股眩晕感就像灯塔的煞白之光那样射入她的身体。正是主体晃动的时刻，当莱达想要以水果充饥时，她命运般地撞见了水果的腐烂内核。

鲜亮果盘的陡然翻转，像是骤降的暴风雨倾覆了平稳航行的船只，暴露出知识的无能和身份的脆弱。实际上，要是母女关系真能通过这套父权象征体系而被阐述清楚，要是所谓母性的“原罪”真能通过控诉父亲们在育儿上的心照不宣而得以被彻底清算，要是千百年来女人-母亲的私人痛苦真能通过反转传统家庭性别分工，像男人那样牺牲家庭、追求事业、享受自由，像父亲那样育孩（几通简短、无关痛痒的电话，满足女儿的非情感性需求）而得以解决，那么《暗处的女儿》就不必存在，也无需被改编了。

但《暗处的女儿》的深意正在于，它将腐烂的果盘进一步翻转成了母性欲望的生产性标记。正是在丑陋、扭曲的否定面向上，莱达认出了被压抑至今的母性欲望。也正是这疯狂涌出的欲望，将她从观众席卷入到舞台中央。如果说在果盘事件发生之前，莱达与妮娜之间的关联只是基于一种笼统的女性经验的相似性，那么在经历了种种陌异征兆（母蝉、松果、暴风雨）之后，在一种更隐秘的母女关系维度上，莱达与妮娜之间形成了一条强韧纽带：莱达看见了“年轻完美母亲形象”背后那个因疲于安抚女儿情绪、因女儿和娃娃的失踪而痛苦的女人，那个为了享乐和自由而和海滩服务生威尔偷情的女人；而当莱达回忆起初为人母时的情景时，我们惊讶地看到了几乎同样的情节。

与此同时，随着“母亲”秘密的陆续敞露，莱达似乎更危险地卷入到妮娜和埃莱娜之间。她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母女之间的汹涌欲望：女儿的渴求与忧伤、母亲的野蛮与疯狂、母女之间的彼此享乐与彼此吞噬。频繁出现的焦躁和头晕，正是莱达心理防御机制启动时的身体性症状。

抛来抛去的娃娃

影片中唯一成问题的物件就是娃娃。若果盘在事件的意义上揭开了“母亲”的暗处，启动了性差异的开端，那么，随妮娜和埃莱娜一同出现的娃娃，也就不能再理解为传统意义上的女孩玩具。它是清空了一切涵义的空洞之物，因此才会被投射和移情，才会被莱达偷走。但从性差异的角度来看，投射和移情之所以会触动，更是因为娃娃作为一种直接的中介，总是处在女性欲望、母性欲望的原初场景中：在生命的最初阶段，母女是全然一体、互为彼此的，但父法的介入会分裂母女的粘连状态，造成母女的分离焦虑和对死亡的恐惧。母亲深知这一焦虑和恐惧，因此拿出一个娃娃作为彼此的替代物。至此，对女儿来说娃娃就是妈妈，对妈妈来说娃娃就是女儿，娃娃既是妈妈又是女儿。在替代和分身的意义上，丢失的女儿或娃娃，无论对母亲还是对女儿来说才是一项绝对恐怖的死亡经验。

但母女之间的分身游戏远非止步于此。露西·伊利格瑞曾描绘过一幅母女关系的动态图像，她说，母女之间的关系就像一场永无止境的接抛球游戏，来回抛接着母亲与女儿既相似又差异的重重图像（image）。相对容易辨认的是相似性的欲望，在影片中，经由母女彼此相像的身体，以及名字这一外部的相似性所担保；与此同时，娃娃内在地也是母女之间彼此“成为”（becoming）的通道：女儿想变成妈妈，莱达的大女儿比安卡爱观察和模仿莱达的小动作，她想像妈妈那样削出不间断的果皮；妈妈也想重新成为女儿，莱达会想象自己是比安卡或小女儿玛莎，像她们那样和年轻男士交谈。

正是在无限生成“妈妈-女儿”、“女儿-妈妈”图像的过程中，母女关系的否定性涵义才能被肯定性地改写，女性谱系才可能在母女之间编织起来。这样的女性谱系超越了线性时间和物理空间，隐秘而又强韧地显现在一代代母女的生命活动之中。48岁的莱达正是在女性谱系的意义上领悟了母亲突然站立时的头晕，女儿比安卡抵抗剥夺感的性格，以及祖母别戴帽针的方式。

影片结尾看似回归到影片最初的场景，莱达晕倒在深夜的海边，但故事并没有结束。第二天清晨，海浪的拍打唤醒了莱达，她突然想到女儿们。在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性中，莱达接通了女儿们的电话，一边听女儿们的声音，一边剥着果皮，同时回想曾经和她们一起削果皮的场景。海滩全景中，莱达半摇晃着的身体就像一只娃娃，在死亡与新生之后，重新找回了自身之中的女儿-母亲。从此，一代代母女之间的精神线谱，就既像母女手中那条削不断的果皮，可爱可怖一如蛇怪海怪，更是涌动在母女之间的那条剪不断的脐带，自由纷扬在暴风雨的夏日海滩。

一、静谧的、克制的叙事

《暗处的女儿》并非借助话语体系来严肃地探讨母职的意义或公然地提出抗议、进行反叛，而是平静地将处在不同年龄阶段的母亲的生存状态呈现在观众面前。影片中，现实与回忆两条时间线交替进行叙事：

·蓝色调，明亮日光与昏暗暮色交替的现实

·棕色调，幸福与抑郁交错的回忆

触发回忆的契机是海滩上的一对年轻母女，Nina和Elena。从暗中观望到因一契机与之相识，Leda越来越近距离地观察到她们的生活，也越来越频繁地回忆起自己和Nina一般大时的种种相似处境。影片中有大量充满隐喻意味的镜头：枕头上濒死的蝉，从底部腐烂的果盘，被松果突袭留下的伤口……这都是对于Leda看似平静而充实的生活实则暗藏痛楚与荒谬的一种影射。除此之外，大量的特写和晃动的镜头，放大了人物动荡不安内心的各种情绪。

二、被诅咒的母亲

影片中有三位母亲角色：有两个成年女儿的Leda，有一个小女儿的Nina，腹中怀有一女的Callie。当Nina丢失的女儿Elena被找回时，三人在海滩上交谈，背景音是Elena持续的哭闹声，暗示着三位女人各自的、源自母亲身份的艰难处境。

1.流失的掌控感

影片中，年轻的Leda几乎始终呈现出与传统的母亲角色相悖的形象：应对孩子的纠缠时筋疲力竭、无所适从，甚至情绪失控；竭力想要远离孩子，抓住独处的机会；离开家时欣喜溢于言表；出轨时无所顾忌，把孩子抛到脑后……比起母亲，她在两个女儿面前更像是一个年长的孩子。当Nina问她，离开孩子的感觉怎样，她回答：“It felt amazing”。观众足以感受到两个年幼的孩子给这位渴望事业、追求自由的女人带来的沉重压力。Nina与年轻时的Leda极其相似，被迫寸步不离地照顾女儿让她几欲崩溃，终日沉浸在抑郁的状态中无法自拔。母职所占用的大量时间、消耗的大量情感与精力，使得Leda和Nina对于自己的生活失去了掌控。而短暂的出轨，或许正是她们通过满足自身的欲望来寻回掌控感的一种方式。

2.家庭的枷锁

不堪重负的Leda选择了离家出走，三年后才回到女儿们身边。Nina问Leda，既然离开孩子的感觉那么好，为什么又要回去，Leda说：“I’m their mother. I went back ’cause I missed them. I’m a very selfish person.”她把回归家庭的原因归结为自己的“自私”，然而这种自私实际上来源于她对于女儿本能的难以割舍。血浓于水的连结，使得对于女儿的挂念成为了融入骨血的情感反应，内疚与悔恨的情绪滋长蔓延，促使着她回到孩子身边。当人们构筑母性神话之时，母性却从另一个角度成为了降临在女人身上的一种“诅咒”。波伏娃认为母性是将女人变成奴隶的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憎恶孩子剥夺自己的自主性的Leda，也因伴随着生育而来的母性，变成了无法逃离家庭的奴隶。

在片中镜头较少的Callie与Leda交谈时提到“My sister-in-law had hers right away. Took me eight years”，言语中透露出对于Nina的艳羡和无奈。八年时间终于迎来一个孩子，背后隐藏的家庭对于母性的殷切期望不言自明。

三、“The lost daughter”&the doll

展示母亲这一角色的生存状态在我看来不是这部影片唯一的“目的”，影片的名字“the lost daughter”正暗示着这一点。它可以有多重解读：

·走失的女儿——同样在海滩走丢的Bianca和Elena

·失落的女儿——失落了女儿身份的Leda（和Nina）

影片之所以聚焦母女关系，或许正是为了更好地描摹女人的双重身份：母亲和女儿。在作为母亲的同时，Leda和Nina也是母亲的女儿；在作为女儿的同时，Bianca，Martha和Elena也注定会成为母亲。

洋娃娃在本片中起到了重要的象征作用。影片中有一段对话让我印象深刻。Leda将自己小时候的洋娃娃Mina送给女儿Bianca（或者说是托付给她照顾），却发现Bianca在娃娃身上随意涂鸦，她于是生气了。

“This is my doll. You can't treat her like shit.”

“No. She’s mine.”

“Yeah, well, she’s ruined.”

接着Leda亲手把娃娃扔到楼下摔得粉碎。

粉身碎骨的娃娃

这一段颇有些意味深长。娃娃作为Leda童年的玩伴，在被女儿占有并“破坏之后”落得了粉身碎骨的结局。这似乎隐喻着成为母亲后要被女儿剥夺一部分的自我，变得不再完整、独立。换言之，成为母亲意味着要献祭自己曾享受的童年——献，即为子女提供童年，祭，则意味着永恒地结束自己的童年。洋娃娃的坠落，象征着Leda女儿身份的失落和童年的终结。

洋娃娃同时也暗示着女性注定既是女儿又是母亲的命运。当Leda发现属于Elena的娃娃躺在自己的包里时，她愣住了。导演在银幕上隐藏起了之前Leda下意识地拿走娃娃的动作，因此这一画面显得特别荒诞而引人追问——她为什么拿走了这个娃娃？在我看来，除了对于自己童年的怀旧与回望之外，她潜意识中也把洋娃娃当成了自己曾经抛弃的女儿。Leda后续的一系列照顾娃娃、把娃娃扔进垃圾桶的割裂的行为，就像是对于年轻时的自我的修正与重演——一方面，她渴望弥补，渴望做一个称职的母亲；另一方面，她的焦虑、恐惧与自我怀疑依然埋伏在体内。

除此之外，洋娃娃也是片中小女孩们的玩具。女儿年纪尚小时，就要扮演起母亲的角色，把洋娃娃当成自己的孩子来照顾。而片中的女儿们却展示出了怪异而叛逆的一面——Bianca在娃娃身上涂鸦，Elena会啃娃娃的脸。这或许也是对一种埋藏在母亲身份中的焦虑与痛楚的映射。

四、母女的决裂

片中Leda和Nina的关系颇值得探究。Leda第一次和Nina搭话时展现出了一个成熟母亲的姿态，她安抚女儿走丢的Nina，并以极高的效率找回了Elena。因此Nina看Leda的眼神里有一种隐约的向往和仰慕，之后，她也道出了“I wanna be like that lady”的想法。有意思的是，当Leda讲起自己童年时的洋娃娃时，Nina误把娃娃的名字Mina听成了Nina。我想这样的特意安排，正暗示着Leda和Nina同为母亲、又因年龄和生长时代的不同而形成的母亲与女儿的关系。而她们的最后一场交谈，则象征着母女的决裂。

Nina来Leda的住处找她，向她倾吐自己的痛苦，并期望这个她眼中的过来人能够给予她安慰与信心。而Leda也充满善意地关怀着她。然而Leda最终道出了娃娃失踪的实情，并坦承“I’m an unnatural mother”。她本可以交还娃娃而对自己的“失常”行为闭口不言，但她却主动说出了口。我想，她或许也在隐隐期待自己的这种“不正常”被另一位母亲接纳——也被自己的女儿接纳与原谅。然而Nina却由震惊到愤怒，对Leda破口大骂。走之前，她把Leda曾经温柔地给她戴上的帽针刺向了Leda的腹部。这个年轻的迷惘者与那中年的“失败者”有着几乎一模一样的痛楚，最终却因为理解的缺失而“关系破裂”。

结尾处，Leda在受伤的肚脐附近摸到了一手血，脑海中浮现出和女儿们有关肚脐眼的回忆。脐带是母女之间的连结，而斩断连结是一种赤裸裸的背叛。除了在电话另一端，Leda的两个女儿的身影从未在片中出现，Nina的背叛是否暗示着Leda自始至终都没有与女儿达成和解呢？

写于2022.3.24晚

在看原著和电影时，我一直在想的问题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Leda拿走了娃娃。在书中，有一处电影没有的展现的Leda的心理描写，发生于这一行为之前。

“Or the voices, yes, especially the voices that mother and daughter attributed to the doll. Now they gave her words in turn, now together, superimposing the adult’s fake-child voice and the child’s fake-adult voice…But no, I felt an unease as if faced with a thing done badly, as if a part of me were insisting, absurdly, that they should make up their minds, give the doll a stable, constant voice, either that of the mother or that of the daughter, and stop pretending that they were the same.”

吸引Leda目光的母(Nina)女(Elena)对着娃娃说话，母亲的孩童声音和孩子的成人化声音都被附加于娃娃身上，这种不和谐使得Leda不安，她认为并在心里坚持娃娃应当拥有一种同一的声音。

为什么娃娃拥有同一的声音如此重要，以及娃娃是什么？在海滩上，大的威胁来自于电影中得到强化的男性帮派的粗俗，暴力，和凝视。而直击内心的是这种暴力也复制于母女关系中。混杂的、互相模仿的女性声音失去了边界，女孩将成长为没有出路的年轻母亲，一具性凝视下的身体，而年轻的母亲孩童般的声线则显示其当下险恶处境及早熟的母职扮演之荒谬。她们在男性掌控的粗俗世界中的关系是权力的争夺关系，一种病态的相互折磨。强加于娃娃的声线是将这种母女关系具象化。借由这一纽带，Leda不仅回忆起自己与女儿的关系，而且因这一不和谐的破绽重温了对于划分明晰的母女权力级别及身份的维持的失败。她所想要维持的有文化，有身份，有学识，从容镇定，独立的姿态，以及女儿成人离家后因获单身自由而重具有性吸引力的身体，都在这一不和谐破绽下被瓦解。女儿不会成长为成熟独立的女性，母亲也不会得到解放和出路，一切并不是随着岁月向前而正向前进式地发展。正如书中Leda的顿悟，“ a mother is only a daughter who plays.” 她以为已放下或逃离的处境重新回归。一具身体可以拥有两种声音，正如作为女儿，自我，和母亲的界限并不明晰。Leda又一次不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女人，而是某种母职功能存在。这种功能的失败蔓延至定义其整体。一切社会阶层攀爬的努力和文明的表象不堪一击，从稍稍破绽就可瞥见一切仍是由暴力和无理性笼罩的深渊。Leda的边界感受到了威胁，与远远逃离的低阶层家庭背景和残酷世界中失势状态的曾经溶解在一起。

拿走娃娃的缘由因此是多层次的。首先，这是她针对男性恶意所带来边界感消失的反击。Leda本是来到海滩悠闲度假。Nina和Elena所属的男性主导的大家庭却粗鲁地侵入了静谧的海滩。在书中，他们操持的地方口音刺激着Leda的神经，使她联想到那不勒斯郊区的暴力和粗鄙，以及其与母亲失败的关系，这是她毕生致力于逃离和划清界限的地带。电影中，英文的共同操持使得方言的象征削弱，但仍有痕迹，而这种粗鄙的暴力更多由行为展现。初始，男人们开着快艇，快艇锋利地划破平静的水面和其象征的平静。渐进，群体中的女人和孩童在男人对所有物的宽容和’庇护’下对其他人进行指使和羞辱，这种矛盾在电影院中上升到顶峰，Leda的反击呈现十足无助。拿走娃娃，是剥夺这一群体所庇护的脆弱所有物之最脆弱成员，造成的动荡遍及整个群体，是一种复仇。

其次，拿走娃娃也是一种惩罚和重赋权。惩罚女儿，也惩罚曾作为年轻母亲的自己。在Leda的回忆中，孩子并不是纯洁的，而是近乎于邪恶的存在。会毁坏其Leda幼年珍视的娃娃，对无辜的身体进行摧残和标记，会怀着纯粹又无辜的恶意打她，会拖累她的学术生涯，使她失去自我，失去身体的魅力，使她再次陷入无法挣脱出身之困境的热潮。在海滩上她被年轻的母亲Nina吸引，是在其身上看到自己年轻时无助的身影。在其凝视下，这具身体极富魅力。电影中，在Leda与其的短暂社交中，这具身体拥有着强烈的同性吸引力。然而这具身体的行动随时由其女儿的需求所定义，又被其所处的男性大家长家庭所限制，呈现无助之姿。沙滩是其失败展演和发挥魅力的有限舞台。另一方面，Nina与Leda的女儿年纪相仿，她透过其姿态也对叛逆敌对女儿作关联。因此，可以说Leda从沙滩的母女看到了女儿的幼年和成年两个阶段，而不仅仅是将母亲看作母亲这一身份。Nina占据女儿与母亲的双重身份，如同娃娃（Nani与Nina的字母位移和对照）。拿走娃娃，是重访Leda与女儿的旧时关系，并重新通过剥夺玩具的形式幻想这一关系之主导。这种破坏性的重赋权也曾以Leda出轨的形式实现过。在与有学术声誉和地位的教授Hardy的外遇中，与其说是重拾激情和爱的能力，不如说是透过上位者的凝视和这一关系产生汲取上其权力的假象。获得上位者的认可和爱，进入学术界，远离家庭，远离母职，树立自我的身份和边界成为可能，但这是困难且煎熬的，甚至羞耻的。现在，只需拿走绑定年轻母女的娃娃并带入年轻母亲身份就可以实现母女关系中的赋权。女儿的精神支柱被抽离，只得陷入无助与无理性，而年轻母亲虽然心焦于娃娃踪迹不明，却不再需要陪女儿过家家，因为道具之不可寻。因此年轻母亲拥有了更多精力抒发自我之苦恼，散发年轻的魅力,并建立新的社会关系，与Leda交谈，与Will（文中的Gino)调情。但同时，Leda曾离开女儿对她来说是煎熬和自责的。影片中，透过她对Nina的凝视，可见后者之不成熟。语言粗俗，竖中指，对女儿忍无可忍的脏话，对婚姻关系的背离，浓妆严密，衣着暴露。拿走娃娃使得Elena高烧不退，Nina的生活更为焦头烂额。Leda借此对Nina母职的过失进行惩罚，但同时也是对其自身在与女儿关系中的不称职进行惩罚。再者，借由对于他人关系的操纵，使得Leda获得了一种去性别的赋权。她旁观一切，却掌握了事件的核心，这种感受是平常生活中需掩饰和不可得的。

最后，拿走娃娃是解放。在电影和书中都有一场景，及Leda在偷走的娃娃口中先是发现了脏水，而后又在清洗过程中发现了蠕虫。天真无辜的娃娃口中爬出蠕虫，如同片中和书中Leda屋内的一盘被赠送的美丽如静物画的水果，表面魅力无暇，内在已经腐烂。这可看作平淡体面生活充满肮脏和危机背面的隐喻，也可看作一个体面个体不为人知的黑暗秘密。但蠕虫又不止于此。蠕虫是一具女性身体的产物，如同婴儿寄生于母体。Nina和Elena在沙滩上将娃娃作为共同的孩子抚养。而被赋予性别的娃娃则继承了这一性别和母职，在原书21章Leda与Nina的对话中可知，Elena决定让娃娃同其姑姑Rosaria一样怀孕。蠕虫则是娃娃孕育的孩子。被寄生与可惧的寄生正是母体与孩子的关系。这种敌对及黑暗的关系很多时候成为母女关系的主导，打破理所应当的爱的滤镜。拿走象征有孕育能力的母体的娃娃并帮助其清楚腹内脏水及蠕虫，也是对Nina和Leda自身从母女关系和母职中进行解放。

在书中，清除蠕虫的篇幅（22章）为：

“ I should have noticed right away, as a girl, this soft reddish engorgement that I’m now squeezing with the metal of the tweezers. Accept it for what it is. Poor creature with nothing human about her. Here’s the baby that Lenuccia stuck in the stomach of her doll to play at making it pregnant like Aunt Rosaria’s. I extracted it carefully. It was a worm from the beach, I don’t know what the scientific name is: the ones amateur fishermen find at twilight, digging in the wet sand, as my older cousins did four decades ago, on the beaches between Garigliano and Gaeta. I looked at them then spellbound by my revulsion. They picked up the worms with their fingers and stuck them on the hooks as bait; when the fish bit, the boys freed them from the iron with an expert gesture and tossed them over their shoulders, leaving them to their death agonies on the dry sand.

I held Nani’s pliant lips open with my thumb while I operated carefully with the tweezers. I have a horror of crawling things, but for that clot of humors I felt a naked pity.”

由此可见，Leda想到童年时期男孩子们用类似的蠕虫作饵钓鱼，并在此刻摒除对爬行软体动物的恐惧而对其产生了一种纯粹的同情。被用作饵的蠕虫此刻使得Lena想到了母亲这一身份下的她和Nina。她们都在男权社会和家庭中作为一种功能而非独立个体而存在（这书中17章，Leda提到这点“How foolish to think you can tell your children about yourself before they’re at least fifty. To ask to be seen by them as a person and not as a function. To say: I am your history, you begin from me, listen to me, it could be useful to you”）。拿掉蠕虫，解救的不仅是娃娃，也是蠕虫本身，是解除相互纠缠的关系。

娃娃主导了Leda海滩上诸多事件的推进和发生，也主导了其情绪的变化。在小说最后，Leda向认为能同她产生共鸣的Nina坦白是自己拿走娃娃并被刺伤并踏上归途，也意味着她的痛苦虽说并不是女性和母亲独特的体验，但仍然得不到包括其他女性在内的人的理解。在男性主导的世界中，她仍需独自面对自我的羞耻和苦难。她逃离被暴力和粗鄙充斥的海滩，如同逃离一个微缩的糟糕世界。

莱达告诉妮娜：“我太爱她们了，在我看来，这种对她们的爱阻止了我成为我自己。”

导演拍的很细腻，很多点都挺妙的（海边 夫妻间的争吵 丢失的小女孩 偷情的母亲 小女孩的娃娃 橘子），矛盾又和谐。我觉得最后她在海边和女儿打电话、削橘子的场面是她所期待，但无法实现的，因为她已经死掉了。 《暗处的女儿》居然和《我的天才女友》的作者是同一个埃琳娜·费兰特，挺意外又挺合理的，很细致。 有网友戏称这是一部恐婚恐育的电影，而我觉得这是摆在面前的现实。女性的弱势，不仅来自于身体，还有社会的约束。小孩很可爱，但也很闹腾，当你分身乏术长时间走不出来的时候，那根弦就很容易崩断。 当女性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走向事业而抛弃孩子时，她自己是有愧疚 亏欠和过不去的。可男性没有这种烦恼，因为女性会去照顾孩子。虽然不可否认的是男性在拼事业的时候也很心力交瘁，但大多数人并没有达到那种程度的责任感。而女性变成母亲之后会有一种很强烈的道德束缚感，养育孩子似乎是女性必须做的事情，不过现在已经好很多了。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拥有选择的权利，女性可以选择事业或居家，男性可以选择居家或事业等等。 Q：很多时候，人们很难喜欢莱达。你想让观众喜欢她还是仅仅理解她？ 玛吉·吉伦哈尔：我希望你能有各种感觉。我希望你有时喜欢她，有时不喜欢她，有时理解她，有时忍无可忍。观众面临的挑战是：你能勇敢地承认你和她的联系吗？ 有时候她很残忍，即使是在很小的方面。但在她之后会感到抱歉，即使她没说出来。如果我们诚实的话，我们的某些部分有时是残酷的，当你对某人怒吼时，你会有一秒钟表现得像个混蛋。也许你羞于承认这一点。看到别人因为自己曾经的残忍行为而感到尴尬、抱歉或羞愧，这是人之常情。——百度

我发现全世界的女性（不包含战争、贫困国家等等）面临的问题似乎出奇的一致：我到底是谁？我是某个家庭的女儿，像女主说的，“从我那个烂环境里出来”。可能我是某个人的妻子，意味着要承担生育，以及绝大部分的养育。可能我是某个人的情人，当生活像不断尖叫着打断你的孩子那样拽着你的头发，你只想抓一个温存的时刻，这个时刻让你对自己重新获得了掌控感。可能我是某个人的母亲，意味着我要毫无怨言地承受这个极不成熟的人带来的一切：无休止的尖叫、不间断的打闹、源源不断的精力、人的嫉妒自私霸占等等恶习。

那我到底是谁？以及这么多的角色，谁给了他们定义，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我应该在孩子打我的时候永远保持微笑吗？我是不是不能表现出丝毫的泄气和疲惫？我是不是一定要做那个家庭的牺牲者？——如果一定要有人“牺牲”的话，如果“牺牲”意味着牺牲自己作为进化到成熟人类好不容易拥有的东西：时间、事业、金钱、容貌、等等等等，来抚育另一个从0起步的不成熟人类？

女人好像永远在这些角色里挣扎，就像电影里的每个女人，都想被困在某个无形的笼子里。为什么女人就不可以抛弃家庭？女主因为工作离家三年，她为此止不住地流眼泪，她说那段时间fantastic，但为什么哭呢？为自己感觉fantastic而认为自己不该有那种想法吗？女人为什么永远的矛头对准的都是自己的心脏？

我猜测社会对男人的要求太低了，而对女人的要求太高了。“社会”的要求，让你说不出来是谁在要求，要求来自哪里，但是你，你自己，你丈夫，你婆家人，你娘家人，你朋友，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你都在心里暗示自己说，如果我这么做，ta一定会谴责我。

去谴责男人吧。如果一定要有一个成熟的大人通过被无知的小孩一直敲脑袋才能换来下一代的成长，为什么不能敲父亲的脑袋？

我那天看到有讨论，母亲和孩子的关系，与其他的恋人关系、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是一样的，也 应该有关系的认知、讨论、实践，但是人往往认为这是天然的。我认为“天然的母爱”也是一种绑架。

美国电影已经在这种关系上的讨论向内求索至此，中国电影什么时候能有这种讨论？

女主非常棒，非常有电影演员的美，无关年龄，无关身材，就是真实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