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人

昨天跟好朋友们又看了一遍Other People才发现的一处呼应。David好友Gabe说他逝去的母亲对他说，她死后会变成桦树，所以Gabe之后每次看到桦树就感觉看到了妈妈。而David妈妈去世前说的是，你要多看看你的妹妹们，她们就像她一样。这也让最后的结尾在情绪上变得更加顺理成章，结构很完整。

为了照顾患癌的母亲，喜剧作家戴维搬回父母那里。这一年，母亲的健康每况愈下，父亲仍无法接受他的性取向，丢了工作，没了男友，过得很糟糕。当厄运降到别人头上时，总感觉是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事，怎料到，当厄运降到我们头上时，我们就成了其他人眼中的“其他人”。不过，在死亡面前，一切都变得微不足道......

不是影评。

2018年的五月份吧，应该是，我大二暑假。五月份考完试，我跟父母说，我们一家三口出去旅游一次吧，从小到大我们三个人都没有一起旅游过。我爸说，行，但是不能去太远的地方，你妈身体不允许。在那之前我上一次见到我妈是一月份的春节，我在香港回一次家很折腾，她决定来深圳找我过年。我也没想到只是四个月的时间，她的病情变得那么严重。

我特高兴我爸同意了，因为以往我爸永远都是唱反调的那个。我提前一天到了秦皇岛，第二天去火车站接他们，看到他俩那一刻我都傻眼了。我从来没有在远处观察过我爸，头发白了一半，形态已经完全是一个中年人了。我爸一手拉着行李箱，一手扶着我妈，就那样，跟我挥挥手，然后从远处慢慢走过来。去民宿的路上，我爸坐在前排和司机聊天，我和我妈坐在后排，她不怎么讲话，我以为她是坐火车累了。到了酒店是中午，我妈有点高兴的跟我说订的民宿真好，房间她很喜欢，然后她就睡觉了。

五月的秦皇岛，晚上的天气很舒服，我和我爸坐在民宿门口的长椅上，他告诉我她过去几个月的症状，大概是从春节那时就开始了，整个人像老年痴呆一样，反应迟钝，有时还会突然不会走路，很容易犯困，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我整个人是懵的，我知道我妈病情在加重，但是好像已经习惯了她过去八年特别乐观的状态，跟正常人基本没差。

当天晚上我几乎是崩溃的，我爸妈躺在我旁边睡着了，我躺在那里哭，不敢出声。实在受不了了，跑出来自己坐在长椅上抽烟，我打电话给我大姨，问她怎么办，我们两个人隔着电话都泣不成声。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我为什么在她来深圳看我的时候对她态度那么差，为什么平时不喜欢听她给我发的60秒语音方阵，为什么她病情严重我却一点都不知道，还同意让她自己一个人坐30个小时的火车来深圳找我过年。当时的感觉，就好像我知道她会离开，也许会是不久之后，可是我和我的家庭要如何面对接下来“等死”的这段时间。我想到有好多事情都还没有告诉她，出于不想或是不敢。从高中开始奔波各地上学，我和爸妈的心理距离越来越远了，我的生活中百分之九十他们都不了解，可他们是我最亲的亲人啊。

第二天早上起来眼睛是肿的，我坐在大堂吃早餐，她就坐在我对面。她也不吃，就只是看着我吃，而我连头都不敢抬，眼泪全都掉在饭里了。她回到房间和我爸调侃，她说，你看这孩子，还哭了，你哭啥啊。接下来的几天，我不是在给他们拍照的时候躲在相机后面哭，就是走路的时候走在后面抹眼泪。看到我爸照顾她的样子，感觉真的很复杂，他们在我小时候打的恨不得把房顶掀开，而现在，我爸搀扶着我妈一步步的走石阶，两个人的手攥得那么紧。我爸都快70了，看到他那个样子比看到我妈更难受。

在北戴河的酒店里，我坐在床上，我妈侧躺在旁边。我说，妈，我有一个男生朋友在学校，我们俩是关系特别好的朋友，我们每天都会见面，他也很关心我，昨天晚上我们还通了电话，他安慰我心情，妈你说他是不是喜欢我啊。我妈就躺在那里听着，眼睛半睁半闭，也不给我回应，就只是嗯啊的回答，偶尔蹦出几句话，意思完全不通顺。我爸笑她，这老太太，脑袋都不好使了。

我爸临走前和我达成了共识，我妈并不是老年痴呆，不是脑瘤并发的间接癫痫，更不是抑郁症。她的脑瘤复发了，足够大到压迫神经，她需要接受治疗。

七月份，我在上海实习，我妈住院准备手术了，就在我爸生日前后，但那时候已经没人关注生日了。短短的两个月实习，我找supervisor请了两次假，他特别理解的对我说，你就放心的回去吧，回去久一点也没关系。她手术的前一天晚上我飞机落地，表姐夫去接的我，其他人都在医院照顾她。第二天很早我们就到医院了，所有家人都在，外地的也回来了，我妈看到我的时候还说，唉怎么把你也给折腾回来了，你也帮不上什么忙。剃头师傅来病房给她剃头，一副悠闲闲聊的样子仿佛他早就习惯了这种场景。大姨二姨在病房里一直掉眼泪，大姨哭的最凶，我一直忍着，作出无关紧要的神情。我妈笑着说，我没事，特别好。后来我们聊天的时候，她说她当时是神志混沌到根本不清楚自己要上手术台了。

八点多一点，我妈被推进去了。这是我第一次去手术室，根本不像电影电视剧里那么整洁、明亮、隆重，它只是一个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一间大房间，外面有几排椅子，像候车室一样。那天早上的感觉特别不真实，我起初没有任何激动情绪，如同一个旁观者。直到在我妈被推进手术室不久后，又一个女患者被推进去了，她年轻，乐观，很清醒，进手术室的最后一刻躺在病床上还在嘻嘻哈哈开玩笑。她老公更是满脸笑容，嘴上说着没事没事，几个小时就出来了，特别快。然而手术室门关上的那一刻，她老公转过身来，那么粗犷的东北大汉，笑容一下就没了，捂着脸就哭了。我站在他身后，真实的感觉又回来了，无比难受。

我妈的手术持续了一整天，难度确实很大。家人在门外等候的焦虑是无法形容的，着急是没用的，但又无法不着急，玩手机也是正常的，和其他家属闲聊也是正常的，没有人像电视剧里那样双手抱头或是来回踱步。我甚至还拿出电脑做作业。就是这样的。最焦虑的时候会跑到楼梯间抽烟，医院的楼梯间很宽敞，没有窗户，光线是昏暗的，每层的墙上都贴着禁止吸烟的告示牌，但所有人都去那里吸烟，包括医生护士。我站在某一层楼的禁止吸烟告示面前，点了一根烟，一口，一口，一口的把他抽完。有保洁大叔来清理地上的烟头，但他不会说什么。也是，在那种环境里，谁又能说什么呢？在那里，才会有双手抱头坐在台阶上正在抽烟的煎熬的家属，和靠在墙上边抽烟边低头看手机的疲惫的大夫。而昏暗的灯光，烟雾弥漫的空气，冰冷又无奈的告示牌，让这一切变得更加窒息。

终于在傍晚，广播里叫到了我们家属名字，我、我爸、二姨夫来到一个小小的谈话室，隔着很窄的玻璃，主刀医生告诉我们脑瘤切除的很顺利，让我们看了一眼切除物，说清理和缝合之后就能推出手术室了。二姨夫听了一直重复说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回到等候室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家人，所有人都能舒一口气。我的表姐，她是个很优秀的护士，那几天一直帮忙打理手术的事，我从来没在她身上感受到一丝难过，在听到我妈手术成功的那一刻，我在长椅的另一端看到她眼睛红了，她用手抹掉了眼泪。我望向窗外，正好是一天中我最喜欢的时刻。我以前从来没注意到落日下的沈阳可以那么美。

后来发生的事情就相对轻松了。事实证明我和我爸的猜测是对的，的确是脑瘤的压迫导致我妈之前的一系列症状，因为手术的第二天，她的言语、逻辑、反应都回归正常了。大三的上学期，我拍摄了一部微电影，其中一场戏里我试图最大程度的还原当时在医院楼梯间里抽烟的画面。我给女演员讲戏的时候分享了我的经历，她很配合也很有悟性，只是拍出来的效果已经完全没有那时的真实感了。我自己也是，事后很难回到那种压抑的状态。

我妈的病就像割韭菜一样，我们家都这样开玩笑，割了之后过几年还会再长，是一个无限循环的过程。脑袋这个东西毕竟不是西瓜，它不可以一次又一次的打开，所以家人都有准备。有一天，它也许打开就关不上了，或者在无数次的打开之后它腐烂了，放弃了。我们谁都不知道该如何走过这段路，该怀着怎样的心态。它会是痛苦的，但也是美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