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之像

时隔两年，曾凭借《杀戮演绎》一鸣惊人的约书亚·奥本海默携新作《沉默之像》归来，又一次打破了历史的“沉默”，赢得了威尼斯电影节评委会大奖，成为电影节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赢得如此重要奖项的纪录片。没有花哨的概念，没有再度采用“演绎”的方式重现血腥残忍的情景，《沉默之像》直截了当地让刽子手和受害人面对面交锋，震撼程度，自不待言。

影片在对印尼“九三零事件”中犯下累累罪行却至今没有受到任何惩罚的刽子手的采访中缓缓展开。如果说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在他的上一部作品《杀戮演绎》中尚且表现了一点点乐观的话，《沉默之像》则很难说还对人性抱有什么期望和幻想。在主人公阿迪采访的所有人中，没有一个愿意承认他们在大屠杀过程中犯下的累累罪行，其中甚至包括当时看管监狱的阿迪的叔叔。一所学校里，历史老师绘声绘色地给学生们描述印尼共产党人的凶残和印尼人民反抗共产党人的壮举，然而事实上，除了这种政治宣传造成的恶果真实存在，那些所谓“史实”根本子虚乌有。

《沉默之像》最引人入胜、同时也最戏剧性的一面已经不再是《杀戮演绎》里杀人恶魔对自身罪行毫无悔过之意的炫耀——也有可能是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常态的变态”——也不再是影片结尾处杀人魔王痛苦的悔过和《发条橙》式干呕，而是杀人者与当事人的对峙与沉默。令人震惊的是，尽管事实清楚、天理昭彰，当事人往往还被刽子手搞得哑口无言、理屈词穷，一些当权者甚至依旧可以面目凶狠地指控阿迪和摄像机后的奥本海默有意进行“共产主义政变”，实在让人感到既可笑，又可怖。

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嗜血者对罪责的否认都让指控变得无从着力，针锋相对之后得到的不是确定的“对”与“错”，反倒是更大的疑惑：人们不禁要问，这种“群体性否认”造成的“责任真空”到底应该由谁来填补？是平民、政治家、国家，还是那些所谓的“共产党员”自己？而另一方面，《沉默之像》在考验刽子手的同时也在考验观众的良知：当我们面对那些垂老的恶人，到底是应该饶了他们、既往不咎，还是把他们碎尸万段，“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换句话说，除掉恶人，会不会意味着新的邪恶就地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沉默之像》带给人们的思考甚至超过了《杀戮演绎》，因为它不再仅仅关乎历史、提供镜鉴，更让观者手持屠刀，自行决断。

当然，对于奥本海默在片中提出的种种问题，受害者年已过百的母亲做出了颇具良知的回答——“上帝会惩罚他们”。但无尽的忍耐和过剩的良知是否又会助长邪恶？或许又是另一个无解的问题。

在北影节映后谈中，《沉默之像》的制片人谈到奥本海默想要拍摄的并非一纸昭冤的“诉状”，而是一首残忍的“诗歌”。的确，相比《浩劫》（克劳德·朗兹曼）、《S21红色高棉杀人机器》（潘礼德）等大屠杀电影所表达的悲痛、谴责和永远无法抹平的伤痕，奥本海默的纪录片似乎更趋于展现受害人的遗忘和平静，比如片中受害人的老父亲已然失去了视力，甚至忘记自己儿子的姓名，仿佛五十年的时间已经足以把一切罪行洗刷干净。正因如此，导演奥本海默选择了“验光师”和“插片镜架”这样统领全局且极富象征意味的“诗眼”，仿佛就是要借刽子手一双慧眼，“让你把这纷扰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同样让人拍案叫绝的还有片中所谓的“跳豆”（内藏飞蛾的灌木种子）。在影片结尾，百岁的老母亲手捧三四颗一跳一跳的豆子，盼望着死去的儿子能够“化蛹成蝶”。这个意象无疑如诗般唯美，但反观那张刻满皱纹的脸和那些无法挣脱壳子的生命，又何尝不是一种残忍，一种悲哀。

这真是一部绝望的片子，主角Adi作为当年被残忍屠杀的受害者弟弟在片中一直是严肃深沉的，神色几无变化，只有一直未曾干涸的眼眶和当年杀手们重现自己哥哥如何被残忍地开膛破肚，切下生殖器，投入那血染红的Snake River中去时，紧紧抿住的嘴唇。他多次一个人默默看对凶手的采访，一人一睡椅一台电视机，这样的时候他很是寂寂无语，没有声嘶力竭的控诉，没有无法克制的痛哭，只有那沉默之像。无论是儿子的老师颠倒历史，告诉儿子当年“残忍的共党”如何虐待八名将军，所以才招致了军方打压的时候，还是采访到深处之时，被至今仍当权的murder威胁——不要试图掀开那段历史，谁想追究那段历史迟早会招来噩运的。当年的杀戮者，帮凶，还是声称毫不知情的凶手家人与受害者生活在一个村子里相安无事，大家都当什么事也没发生过，继续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只是不知道有多少受害者的家人会在回忆起至亲的时候，像Adi的母亲一样，祈祷诅咒那些行刑者的子子孙孙，然而当年的参与者要么意志太“薄弱”，受不了自己曾造就的杀戮，发疯了，要么“幸运地”喝了死者的血，至今仍身强体健地地富贵逍遥，在那条用人肉喂养起来的蛇河前留影纪念。
       当刽子手们甚至都为自己当年屠杀共产党著书立说，甚至还详尽地配上插图好让子孙后代铭记时，他的家人在镜头下表示对这些闻所未闻，当年自己还是“孩子”，自己幸存的父母亲也体弱多病了，禁不起折腾了，凶手的女儿请求Adi 原谅他父亲，希望让历史成为历史，这真是讽刺好笑。在自己家的一个角落里，Adi父亲蜷缩成一团到处爬着，以为自己正被困在别人家，喊着“救命”;门外台阶上，坐着Adi母亲，绝望地望着院子出神，始终不能忘却大儿子悲惨死去的场景，杀害儿子的凶手至今仍存于世，而儿子却就那么在他们手里受尽折磨死去了，一个刚把儿子抚养成人的母亲如何能接受？可是他们生活的那个社会对他们而言，没有正义可言，没有冤屈可申，只有沉默，才能苟延残喘地活下去，这是身为凶手的当权者的威胁，也是他们不得不接受的命运。

       这是一段讳莫如深的历史，牵涉到两个国家，但无论是施害人还是受害者，似乎都不愿再提到这段历史，宁愿这段历史不再存在。相反，倒是在国际社会中，这段历史一直是人们讨论的话题。毕竟发生在一个现代世界里，毕竟是一场血腥而野蛮的屠杀，毕竟有数十至一百万人因此而死亡。美国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一直醉心于这段历史，继2012年拍摄《杀戮演绎》入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之后，又在最近拍摄了《沉默之像》。

　　这是发生于1965年印尼的一场屠杀，被杀死的是印尼共产党，而其中大部分是华人。时隔四十八年之后，《杀戮演绎》的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找到了当时的一个杀人魔王安瓦尔·冈戈，让他出来讲述并且重新演绎当时的残暴场景。安瓦尔·冈戈，这个让人不寒而栗的名字，尽管在影片中已显衰老之相，但演绎起杀人情景来，仍是劲头十足，得意洋洋，一脸轻松。似乎死于自己之手的，并非鲜活的与自己一样的生命，而只是一堆无关紧要的物件。他在影片中的演绎，恰似当时印尼真实情形，在那个人间地狱里，人们已经杀红了眼，人性已经泯灭。在一步步地演绎之中，冈戈表现出悔意，并且害怕着被害人的索命。而在现实中，印尼政府却从未反思，死去的人依然冤魂不散。

　　影片拍得相当残暴，让人不忍卒看。虽然带有一种仪式感，却很是真实，还原了当时整个事件。观众可看到，当人不受限制之时，人性之恶是如何地迸发；当人有着权力时，会变得如何的自大并视生命如草芥；当人在肆意屠杀生命时，又会是如何的花样百出创意无限。只因与自己有着不同的信仰，只因与自己不同的种族，就可以毫无怜悯之心，将其如蝼蚁一样杀掉。与纳粹对于犹太人的屠杀不同的是，纳粹是制度在杀人，个人躲在了制度之后；而在印尼的屠杀，则是个人冲在制度之前，自愿伸出自己的双手，手持弯刀、铁丝以至一切可以杀人的东西，在杀戮中发泄着自己的愤怒，体会着权力的快感。

       相对而言，《沉默之像》拍得更成熟一些，没有了花哨的东西，非常的平实，让遇难者施难者只是面对着镜头，直面着真相。那种血腥就淡去了，留下的就只是伤痛，以及面对真相的勇气，还有对于真相的逃避。纪录片中的主角是个小商人，靠在乡村给人配眼镜谋生。他有着年迈的父母，还有可爱的儿女，生活过得还算不错。但压在其心头的，却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他的哥哥也是死于那场屠杀，而极其残忍杀死他哥哥的凶手，仍然还活在这个小村庄中，仍然对着镜头兴高采烈地说着当时的残杀情景，毫无忏悔之意。他哥哥死之前饱受凌虐，曾经三次被虐杀，死时极端的痛苦。而这，正是压在影片中主角及其家人心中的重担。

　　《杀戮演绎》对于那段历史做了反思，不过，影片却将整个历史背景模糊化，未有深入地分析屠杀事件出现的前因后果。何以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会在印尼发生这样惨绝人寰的杀戮？为何共产党人特别是华人成为被屠杀的目标？而这两点正是让事件相关国讳莫如深之处。

       印尼政府作为屠杀者，其暧昧的态度还好理解。尽管印尼政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的屠杀亦是独裁者苏哈托所为，但这场血腥的杀戮，毕竟展示着印尼这个民族的野蛮。而作为一个被他国屠杀了数十万国民的中国，在这个事件上的遮掩态度，却颇可玩味。

　　我们一向将互不干涉内政当作我们外交基石，但细究历史，却并非如此。中共当政之后，支持亚非拉革命成为国家的崇高理念，向世界各国特别是所谓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输出革命，成为我们外交的必然选择。向为中国影响力所及的东南亚各国，更是我们输出革命的重点。从印度支那三国，到泰国马来亚，各地的毛派共产党，均是奉中国为老大哥，从事武装斗争。印尼更是如此。印尼独立之后，具有强烈左派色彩的苏加诺成为总统，对于中国亲近有加。在此时期，中国支持下的印尼共产党也蔚为壮大，许多华人也纷纷加入印共，号称党员三百万，成为主宰印尼政坛的一支重要力量。

　　作为苏加诺总统卫队军官的翁东中校，是个激进的共产党人，决定发动突然袭击，掌握军队最高权力。当年9月30日，他带领军人抓捕了印尼军队7名将军，将其中6人打死，并宣布成立革命委员会。印尼共产党亦于一空军基地中，指挥着这场运动。可惜的是，他们漏掉了苏哈托将军，同时也低估了民意。右翼的苏哈托率兵平息了此次叛乱，宣布印尼共产党非法，并逼退了苏加诺。同时，他们认为930运动的幕后主使是中国，宣布与中国断交。这对于毛泽东对东南亚革命的乐观情绪，是相当大的打击。

　　苏哈托在媒体上公布此过程，并为遇难的几位将军重新举行葬礼，上百万印尼人到场哀悼，让苏哈托为首的军方赚足了悲情分。之后印尼的大学生愤怒了，纷纷上街要求惩处共产党，苏哈托等乐得顺从，于是一场屠杀开始了。在军方的纵容之下，印尼人开始追杀共产党。由于华人加入印尼共产党的不少，他们也借机发泄着早已郁积于心对华人的不满，毕竟华人在印尼经济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生活水平也普遍高于当地人。那种不被控制的怒火被点燃，那种残忍的野蛮驱动着每一个。他们肆无忌惮地采用各种残忍手段，去折磨杀戮他们认为有罪的人。一九六五年的印尼，可谓人间地狱，私刑肆虐，血雨腥风，人人自危。从《杀戮演绎》中，我们可以一窥当时的恐怖情形。

　　直到如今，印尼人依旧不反省这段历史。亦如电影中的杀人魔王安瓦尔·冈戈一样，他们仍然认为他们的行为是正当的，仍然还以自豪的心情叙说着当年壮举。他们认为其行为避免了一场由国外指使的政变，避免了印尼的红色化，也避免了印尼落入中国人之手。随后几十年国际及印尼本国形势的发展，亦让印尼国民庆幸于自己未被印尼共产党夺权成功。中国的文革、印支三国的赤化，特别是波尔布特在柬埔寨的暴虐行为，更让他们觉得当时选择正确。而作为有如此之多国民在他国被血腥屠杀的当事国，中国一直未有坚决地站出来。当然，此中毕竟有难以言说之处。输出革命的理想，遭遇到了野蛮的血腥回击，革命利益胎死于暴力之中，同时殃及池鱼。

　　在影片中，我们在最后看到了安瓦尔·冈戈的悔意，而这种悔意并非来自于他的反思，恐怕更多的是来自于他对死亡的畏惧，他害怕那些冤魂会向他索命。而更多的人却仍未认识到那场屠杀的血腥与野蛮，认识到对于生命的尊重，认识到这样的行为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只要中国政府的态度依然那么暧昧，只要印尼的野蛮还未进化到文明，只要印尼的民主化过程还是这样摇摆不定，这种杀戮行为仍然会不断地演绎下去。

    《杀戮演绎》是从大处着眼，将其放置在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中，去追寻历史的真相，叩问人性中的残忍。而《沉默之像》则从小处入手，以家族之惨痛历史，折射那段让人心悸的历史，更注重追寻者的勇气，以及杀戮者及家人的良知。前者演绎着杀戮的历史，后者从沉默之中凸现人们逃避麻木或者悲抑不舍之像。
       
       在《沉默之像》，配镜的镜像反复出现，既出现于受害中家人，也出现于施害者一方，以及当时的旁观者脸上。这与纪录片中主角的职业相关，更是导演表达其观点的一种借喻方式。人的视力会衰退，对于历史的记忆亦会模糊，借由着调试红色的配镜，在遮蔽着自己脸庞的同时，或可还原出事件真实的一面。戴着红色配镜之人，皆为历史的亲历者，他们或身处暴戾之中，身染鲜血；或目睹所有的惨状，遗忘也难。对于受害者家人，这是心中永远的伤痛，无法释怀，当然需要追寻真相，还死去的亲人寻求一个公道。对于施害者亲朋，却无法直面受害者亲人的追问，面对镜头连连躲闪，直呼为何要去翻几十年前的旧账？即使他们是事件的得利者，其心灵也难以摆脱冤魂的缠绕。因为人人心中都还有残存的人性，纵使有万千理由，人性也容不下暴戾的屠杀。

       当然，亦如影片中施害者亲人所言，这是政治所为，身处其中的小老百姓是无法扭转历史的，个人只是政治那架机器里的零件。确实如此。人们可以因为自己不同的利益及立场，而选择不同的政治行为，这无可厚非。政治洪流可以裹挟着个人，但个人却无法推卸自己的责任。人得为自己所选择的行为负责。当政治或者革命的喧嚣散去之后，留下的却是千百万个具体的人，他们得直面相对。杀戮虽然是一种制度行为，但却是通过某个人的手，去屠杀着另一个人，所谓冤有头债有主，个人在这里是无法将自己躲藏于制度后面，而逃避自己个体责任的。受害者无法去向冷冰冰的制度索命，却可以指证那个持刀之人。

       汉娜·阿伦特以平庸之恶来指证艾希曼机器般的屠杀，充满着哲学的意味。传说中法官所问开枪的东德士兵的话也许更好理解：“难道你就不能将枪口抬高两寸吗？”是啊，杀戮是命令，但残忍却是你心灵的体现。你得面对良心的拷打，也得面对历史的追问。
（此文一部分来自于以前所写关于《杀戮演绎》的影评，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