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尔

更新了一期播客：聊聊「塔尔」：被“取消”的大师，看不见的女性 xiaoyuzhoufm.com

——————正经影评的分割线——————

这是我在看Tár的时候反复思考的问题。这部片子会变成什么样，Tár这个人物会有哪些不同的遭遇？

在影片中，Tár作为女性和性少数的双重身份设定，增加了叙事的戏剧性和人物的复杂度，而不只是又一个在cancel culture中跌落神坛的大师的故事。它让人看到，在权力关系悬殊、阶层固化的圈子里，弱者面临的潜在危险是不分性别的，女性上位者的压制同样值得警惕，它更具有迷惑性，原因何在？

Tár as “he/him”

Tár不希望自己被当作女性看待，或者说，区别对待。

在The New Yorker的讲座上，Tár说不知道为什么要在古典音乐圈区分性别。在“性别平等”的语境下，这句话乍一听没什么问题，不同性别和取向的人都被看见了，给予同等的施展才华的机会。但回看古典乐的发展历史，之所以只有maestro，是因为这个行业默认了没有女性的位置，想想一度“被消失”的女性——Maria Anna Mozart、Fanny Mendelssohn、Clara Schumann，还有片子里提到的Alma Mahler，更不用提那些压根没有机会留名的女性。从0到1之间相隔着巨大的无人关心的鸿沟。

提到的那些女性先驱音乐家的名字，对Tár来说，符号性的象征意义大过于榜样意义。因为联系到后面的一个情节，Tár与新进团的大提琴手Olga共进午餐时，很自然地认为Olga学大提琴是受同为俄罗斯人的Rostropovich启发，压根没想起激励了许多女性的Jacqueline du Pré。

“性别中立”的话术实际上是强者掩饰不公的伪装，他们对因某种身份而获得的便利视而不见，把成就归结为个人的才华和努力，背靠优绩主义来证明“中立”的合理性。当Tár试图放宽Accordion Conducting Fellowship申请的性别限制，不再局限于女性时，她可能忘了自己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名字从Linda改成Lydia，一个更硬朗大气的名字，其实她清楚女性身份给职业发展带来的障碍。Tár选择了“放弃”女性的身份，从其他男性身上习得和适应了权力上位者的话术和手段，融入了这个圈子。

Tár成为了强者，那么其他女性呢。比强势群体无视不公更危险的，是一个弱势群体的幸存者掌握了强者书写的规则之后，受益于保守的体系，被它同化，为它辩护，将一切现状合理化，背后的潜台词是“你们为什么不能像我一样”。

像我一样维护这个保守的系统。与Julliard学生Max的论争引出了另外一个有趣的话题，作曲家和作品能不能被分开看待，这位学生对巴赫持保留态度，Tár强势地、“循循善诱”地试图改变他的看法，她坚持认为，不管什么作品，演奏者除了理解创作者的意图，还要有自己理解的结构，演奏者就是为作品服务的。这本可以发展成有益的反思古典乐传承与革新的讨论，但是双方武断地给对方下了标签，终止了这场谈话。不知道Tár听到学生骂自己是个“fucking bitch”的时候，心里作何感想，她女性身份的一面是否感到冒犯。

Tár as “she/her”

说Tár无视自己的女性身份又是不准确的。恰好相反，她非常清楚“成功女性”这个标签为她带来了多少荣耀。

Tár是古典音乐圈里一个前无古人的女性榜样。与作曲家、演奏家不同，乐团指挥、音乐总监的地位相当于一家公司的CEO。影片开头细数Tár的成就，她身上的光环，从未在现实世界中任何一位女性指挥家身上出现过，甚至不知还要过多少年才能见到这样一位。目前美国最大的25个交响乐团里，只有一位女性音乐总监，执掌Atlanta Symphony Orchestra的Nathalie Stutzmann。此前已经离开Baltimore Symphony Orchestra的Marin Alsop是唯一一位。

Tár因此享受着年轻女性的仰慕和崇拜。在我看来，作为同样掌握了至高权力、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人，“女强人”受到的仰望跟男性有着微妙的差别，它未必会直接转译成赤裸的性关系或利益交换，而更像是“她来自我们之中”举着火把照亮前途的人。由于这样的期待，偶像祛魅之后的反作用力也更强劲，就很自然地能理解Tár的贴身助手Francesca得知自己不能顶替老Sebastian成为助理指挥的时候，她为何毅然决然地与Tár分道扬镳。还有Tár的伴侣Sharon看到Tár盯上新“猎物”Olga时，眼中流露的鄙夷。

Tár不是不知道同性结盟的能量，而且还很擅用同性的仰慕榨取价值。否则Tár不会依靠柏林爱乐的小提琴首席，后来成为自己伴侣的Sharon，在乐团里站稳脚跟。讲座对她的介绍特意强调她指挥过Caroline Shaw、Julia Wolfie等当今最杰出的女性当代古典作曲家的委约作品，从助手对介绍内容倒背如流的熟悉程度来看，这份介绍出自团队之手、或者起码获得了团队的首肯，Tár并不排斥，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女性榜样”的标签。

如果说Tár从未主动拥抱女性身份，那么身材焦虑给女性的潜在规训，仍然不可避免地作用在了Tár的身上，这个有趣的对照为Tár的人物形象增加了一点矛盾的色彩：面对镜子她曾担忧肚子减不下来，穿不好定制的西装；跟Olga的午餐里，Tár为自己点了一份沙拉，而那个像小鹿一样的“猎物”Olga，毫不客气地为自己点了两份肉。

Tár’s nightmare

提到Olga，就不得不提最终让Tár跌落神坛的丑闻。Krista和Olga，一暗一明的两个人物，线索交错展开。除了片头Tár和Krista的对话、而后传出的吟唱，Krista这个角色在片中就像一个幽灵，只以黑暗中的背影、以通信文字、以传递的物件、以他人口中提及的形式出现，每次想从这些细节里拼凑出真相，其他剧情又把我们拉走了。观看Tár与Olga的相处，我们又间接补全了Krista的存在，但是Olga没有走上Krista的老路，甚至可以说Olga帮助Krista圆满了因果循环的叙事。

看完电影之后琢磨了很久，编剧为什么要这样处理Krista的丑闻，是想把侧重点放在Tár遭遇的后果上，另一方面是不是也暗示了创作者对cancel culture的态度，社会舆论压力比事实审判更能决定当事人的命运？同样看了电影的朋友倾向于前者：“她邮件里那一系列关键词还挺明确真相是什么的。我的理解是导演不是想模糊真相，而是‘想把侧重点放在当事人遇到的后果这边’。或者，呈现出当事人的主观体验，像(疲惫娇娃)播客里说的那样，模拟当事人回避事实的心态。也就是说不是导演在回避，而是Tár在回避。”

Tár在回避，Krista变成了她的心魔，在不经意的时候出现。Tár曾经听到过很多细微的声音，老公寓和地下室的歌声、公园里女人的尖叫、节拍器的摆动、冰箱风扇的轰鸣、车载空调出风口的呼吸，是她强迫症式的敏锐，也可能是梦魇般的回声困扰着她。

当梦魇暴露在所有人面前，Tár几乎没有任何抵抗的能力。马勒五第一乐章开头的小号独奏响起，Tár怒不可竭地冲上台将替补登台的指挥打倒在地，我一度以为这是她的另一个幻觉。总之是失控了，Tár低估了丑闻的影响力，或者高估了社会对女性犯错的宽容度，那一刻Tár的内心独白会不会是“如果我是个男的……”

如果Tár是男性会怎么样呢？大胆猜想，Tár也许不会摔得这么惨，“社会免疫机制总会对她者的越轨行为更加敏感。”当然，片子也不会这么有看头了。

金秋十月奔走影院，进去时兴奋不已，出来时一头雾水。等到生肉资源二刷，总算理清了人物关系和剧情。以下是本人对剧情角色的浅析，欢迎补充修正。人物用首字母代替。

Krista：一头橙色长发，年轻有才、颇有抱负的女指挥家，Tar曾指导过的学生。这位预告片中有短暂的正面镜头，正片中只有背影的幽灵角色，在此片贯穿始终，举足轻重。虽然影片没有正面描述这条线，从T对她的冷漠拒绝和恶意诋毁和助理对她的同情可以推测出K是被T 严重PUA过的受害者之一，从邮件内容可以看出，T因某些不可告人的原因封杀了K在圈内的指挥生涯，声称她有精神问题，致使K在求职中被各大乐团拒之门外。要知道在古典乐这个圈子里，一个大佬的推荐信/拒信可以直接提拔/葬送一个新人的前途。从后面Olga的故事线可以大胆推测：T利用职权之便潜规则了K，到手后却没有给出应有的承诺，厌倦了K或者移情别恋，K意识到自己被利用之后威胁要把此事公布于众，T为掩盖这段丑闻切断和K的联络，并先下手为强地摧毁了她的事业，致使K在圈内无路可走而走上绝路。T的梦境中有一段很模糊的画面暗示俩人有过不可告人的关系，压抑的梦境是T潜意识里对学生自杀的愧疚。自杀事件后T身边的一切都开始失控，事业急转直下，幻象（恶犬），幻听（尖叫声），仿佛被K的幽灵缠身一般遭到了报应。

Francesca：Tar的私人助理，对Tar崇拜敬畏，工作尽心努力，初心是想获得T的重视和认可而取得柏林爱乐的助理指挥一职，同样的，电影没有明确说明，可以猜测F之前答应了老板的不合理要求作为条件交换职位。在现任助理指挥Sebastian被T一意孤行撵走后，她抱有希望地等着T兑现之前的承诺，不料T用经验不足的理由搪塞她。因不满她对K冷漠残酷的处理方式，加上意识到自己被剥削利用，害怕步K后尘，最终选择不告而别并私下保留了K的邮件，反咬一口成为日后T被K父母起诉的有利依据。这个人物近距离见证了T冠冕堂皇的外表下内心的道德败坏和龌龊虚伪，出于本能对自己和同僚的保护让她从中慢慢觉醒，最后用实际行动做出了无声而有力的反抗。甚至可以猜测正是她断章取义了Julliard上课视频上传到网上作为报复手段之一，作为贴身助理做到这点很容易。

Olga：颇有音乐天赋的俄罗斯大提琴手，作为新人进入T的视线，被T提拔和推荐顺利进入乐团。作为T的猎物，表面是乖乖女的她谨慎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在T眼中的价值，没有为了短暂的利益而屈服。倒是自以为是的T为了博得她的好感付出了更大的代价——不通过投票制度擅自改变游戏规则，选择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让自己的新欢崭露头角，引起了乐团成员包括大提琴首席的强烈不满。即使经历了K的悲剧，T依然死性不改故技重施，自以为一切在掌控之内。O的心机超出了我的想象，她聪明地躲开了所有陷阱——第一次午饭会面，T说这家餐厅黄瓜沙拉很好，O若无其事地点了自己爱吃的肉（言下之意：我可不是吃素的！）豪不矜持地大口吞咽；去T住所排练，直入主题二话不说就拉琴，又试弹了T的新作（For Petra）大胆而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见解（不屈于权威），把a改成b flat更好。关于T下车追送洋娃娃看到恶犬逃跑有俩种可能，一是T的精神问题恶化产生的幻觉，基于常出现的幻听和诡异的梦境，恶犬隐喻周围人对她的报复和社会上抗议的人群；第二种情况，也许是O故意设下的圈套，下车的地方并不是她的家而是一个被废弃的老旧建筑， 因为她从一开始就了解T的为人而不信任她。 新书发布会T与O同行，之后O推说自己下飞机有时差拒绝与T一起晚饭，巧妙地阻止了T的进一步行动。

Sharon：柏林爱乐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T的伴侣和知己，俩人共同抚养领养的女儿Petra。俩人如何结识并结婚没有细说，但可以从S的对话中可以推测出，T通过S的帮助获取了现有的乐团首席指挥地位。正如S一语道破：T和所有人的关系都是交易性的，想要更好的机会就必须接受T开出的条件。而唯一的例外就是女儿Petra。S在这段婚姻中是无私而包容的，她明知另一半的不道德行为，却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她的焦虑症很可能是因为T的长期出轨）。作为一个小提琴首席，她首先希望爱人能融入自己的乐团并协助完成马勒第五的现场录制，得到双赢的局面，不想受到这些外在琐事的干扰。然而当T的劣迹一次又一次破坏了乐团长久以来的既定规则，对乐团和团员造成负面影响时，她选择不再委曲求全，而是站在乐团这边，毕竟她和乐团的纽带是长期形成的，她的不满亦是乐团的不满。而和T的纽带也许更多是因为Petra，最终S带着女儿离开了T。

Lydia Tar：主人公，古典音乐界享有盛誉高高在上的天才指挥家，柏林爱乐乐团首位女性首席指挥，又是滥用职权、任人唯亲、高傲自负，刚愎自用的独裁者。电影截取Tar在事业发展期间的一些人和事，刻画了这个让人又爱又恨，丰满立体的虚构人物形象。凯特的极致表演足以假乱真，令人怀疑Lydia Tar的真实存在。其实此类人物可出现在各行各业中，和性别无关，利用超级权力去剥削和消耗身边的每一个人，以达到个人目的。T认为指挥必须臣服于作曲家，在作品面前所有人应舍弃自己的身份，忘记自我，去呈现作曲家本人的意图，无论何种性别，身份，种族和宗教信仰。而指挥的作用就是控制乐团，确保每个部分都正常运作。她擅长控制和利用身边的资源，正如她擅长指挥乐团一样。在感情中她是自私的，先利用S获取乐团的新人和首席指挥职位，偷偷服用S的抗焦虑药；在工作中她用职权之便物色年轻漂亮的女性，继而进行权色交易（比如开头采访结束后找她聊天的粉丝），在厌倦后毫不留情的一脚踢开；无视乐团规则肆意妄为地将助理Sebastian调离，纯粹因为Sebastian提出单簧管太响和她意见相左。这样的人潜伏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前半段有多么辉煌和受人尊敬，后半段就有多么地落魄和被人唾弃。Julliard讲课的视频走火和K的自杀事件后，T身败名裂，一夜之间从神坛跌落，最后沦落为东南亚二次元乐团的傀儡指挥。她去当地按摩院（提供特殊服务）选技师后呕吐不止，暗示了她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权色交易，as she had nothing to give anymore.

导演Todd Field还留下很多谜题等着观众去解锁，目前我还不清楚预告片里K脸上迷宫一样的符号暗示什么，还有T的梦境中有个一脸严肃的老头（在T家里的墙上有一张照片也出现过）的用意。 向来苛求完美、在意细节的Todd不会浪费任何一个镜头语言，只等有心人去深思和挖掘。有句话是，观众可以挑选自己的电影，导演不能挑选自己的观众。莫辜负。

此片为95届奥斯卡热门，祝女王拿下第三座小金人，希望不要打脸。五星全部给女王，不需要理由。

近期，《塔尔》获得威尼斯金狮奖提名，并最终帮助在中国影迷群体间有“大魔王”之称的凯特·布兰切特获封威尼斯影后。乍看之下，这个围绕着女指挥家塔尔展开的作品是非常标准的“大女主”电影。但实际上，《塔尔》讲述的并不是一个《隐藏人物》式的战胜男权陈规、在职场出人头地的女性励志故事。它也不是一个《爆裂鼓手》式的描绘青年对于音乐至死方休的追求的作品。

电影《塔尔》海报。

影片中，塔尔原本有一帆风顺的事业。她作为指挥家，在为一场重要的演出努力准备。同时，她与乐团的女大提琴手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并领养了一个乖巧的女儿。但当乐团里的前同事克里斯塔自杀，风向急转直下：克里斯塔的死亡被新闻报刊和社交媒体广泛地怀疑与塔尔相关。同时塔尔和乐团内外的一些女性的私人关系，也被认为是塔尔滥用职权所建立的。当社交网络的浪潮发展到一定地步，塔尔被迫在重要演出前离职，终结了职场的上升道路。

比起音乐或者梦想，《塔尔》的核心词可能更是取消文化和政治正确、身份认同和社交媒体。换句话说，《塔尔》探讨的其实是以下几个问题：对于公众人物，尤其是艺术家，她/他个人生活上的污点和作品应不应该被分开看待，在何种程度上应该被分开看待？她/他的身份（性别、年龄、阶级、种族、性取向、政治观念……）多大程度上应该被用于阐释、引申、背书或者污名她/他的事业与创作。

在下文中，作者将主要用取消文化、身份交叉性（identity intersectionality）等概念，来解析《塔尔》所展示的新时期（尤其是欧美国家）极端活跃的身份政治浪潮，以及其对艺术生产与品鉴产生的影响。无论对这种身份政治如何看待，在本文作者看来，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带着强烈的共时性，影片描绘的不仅是塔尔的虚构世界，也正是作为观众的我们当下所栖居的世界。

撰文｜雁城

文本内外：站在漩涡外围与中心的布兰切特

用很俗的话来说，《塔尔》是一部“大女主”戏。主人公莉迪亚·塔尔（凯特·布兰切特饰）是现今世上最伟大的指挥家之一。在传统为男性把持的古典乐界，女性出头实属不易。因此塔尔的身份中，“女性”也是重要的一个元素。从一场正式而不无装腔作势嫌疑的关于塔尔的专访开始，观众开始由表及里地深入塔尔的内心世界。

光看选角，《塔尔》是一部不易出错的电影。不仅因为凯特·布兰切特的精湛演技，更因为她近年来所演绎的角色在大众心中留下的刻板印象：真实性格和角色性格逐渐融合，她就是“大魔王”、强势的精英女性。演员人设先行，角色已经十分贴脸——尽管2013年让她在奥斯卡折桂的电影《蓝色茉莉》中，她还完美执行了伍迪·艾伦式的滑稽、脆弱和精神紧绷，时间过去不到十年。

电影《塔尔》剧照。

凯特·布兰切特在《塔尔》中的表现一如人们预期。她在采访中善于表达自己，私下的交流里也进退有度。指挥时如狮搏兔，即使是外行人也能为这种裹挟着强烈控制欲的优雅所震慑。而行进到影片后半程，随着生活的渐次崩塌，她演绎的阿尔法人格在痛苦中的沉沦、崩溃，表现也十分精彩。

是的，沉沦和崩溃。《塔尔》讲述的并不是一个《隐藏人物》式的战胜男权陈规、在职场出人头地的女性励志故事，因为塔尔在影片最开始就获得了成功；同时，《塔尔》也不是一个《倒数时刻》或《爆裂鼓手》式的描绘青年对于音乐至死方休的追求的作品。因为比起音乐或者梦想，取消文化和政治正确、身份认同和社交媒体，更成为《塔尔》的核心词。

影片中，塔尔原本有一帆风顺的事业。她在为一场重要的演出努力准备。同时，她与乐团的女大提琴手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并领养了一个乖巧的女儿。但当乐团里的前同事克里斯塔自杀，风向急转直下：她的死亡被新闻报刊和社交媒体广泛地怀疑与塔尔相关。同时塔尔和乐团内外的一些女性的私人关系，也被认为是塔尔滥用职权所建立的。当社交网络的浪潮发展到一定地步，塔尔被迫在重要演出前离职，终结了职场的上升道路。

电影《塔尔》剧照。

换句话说，《塔尔》探讨的其实是以下几个问题：对于公众人物，尤其是艺术家，她/他个人生活上的污点和作品应不应该被分开看待，在何种程度上应该被分开看待？她/他的身份（性别、年龄、阶级、种族、性取向、政治观念……）多大程度上应该被用于阐释、引申、背书或者污名她/他的事业与创作？

在中文互联网的语境中，“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或许是一个有些陌生的词。但近些年你肯定见过这种现象的一再上演：某明星因为违法犯罪或者违反“公序良俗”，相关作品全部下架，搜索引擎里查无此人。又或者，某企业因为不当宣传或表态，产品受到抵制，代言人纷纷宣布解除合约……

从2018年《纽约时报》的那篇《所有人都被取消了》（Everyone is Cancelled）开始，“取消文化”已经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流行词。它用来形容社交网络上的知名人士或团体因为发表各种意义上的“不当言论”而受广泛抵制，失去工作机会、商业合作和社会影响力的现象。群众尤其通过社交媒介，来实行自己“取消”的权力。

很少有人提到，但我认为《塔尔》的选角很奇妙的一点是：凯特·布兰切特本人也曾被裹挟进取消文化的风波之中。2018年#MeToo运动鼎盛时，有恋童传闻的伍迪·艾伦——他执导了使布兰切特获封奥斯卡影后的《蓝色茉莉》——曾成为被指控的热门对象。布兰切特因此曾被质问，作为一个#MeToo运动的支持者，为什么要对伍迪·艾伦的性丑闻保持沉默。而她如此回答：“我不认为我一直保持沉默。当我和艾伦合作的时候，对这些指控完全不知情。”即使《蓝色茉莉》上映于2013年，她对性丑闻完全“不知情”的可信度存疑，但布兰切特还是表示自己将不再和伍迪·艾伦合作。这多少是种亡羊补牢的姿态，熄灭了围绕着她的争议。

电影《蓝色茉莉》剧照。

和戏外不同，戏里的凯特·布兰切特，不再只是站在取消运动的外围，而直接成为被攻击对象。在女指挥家克里斯塔自杀，尽管她已经避免提拔自己的助理，新来的女大提琴手仍然在社交网络上被称为塔尔的“小鲜肉”。一段短视频走红网络，塔尔的强势言论在刻意剪辑后更富攻击性。遭遇传唤后，塔尔被解职。

塔尔的罪名到底是否属实？她是罪有应得的性剥削者，还是风评无辜被害？对此，影片的描写隐晦而留白。影片刚开始，塔尔和一个女记者相谈甚欢。摄像机的视角在塔尔、女记者和助理之间来回梭巡，烘托三角关系中的暗流涌动；塔尔收到一本匿名的书，扉页上有手写的密语，极短暂的特写后也被她干脆撕掉；在与女大提琴手的初次邂逅中，塔尔不发一言，眼神却透露出兴趣。这种兴趣具象化为一个对准蓝色高帮靴的偷窥镜头。

电影《塔尔》剧照。

影片始终维持着它的高语境。人物的对话在缺乏前情的状态下夹杂大量代词，让观众只有通过联想和猜测才能艰难地理解人物关系。塔尔曾抱着助理说：“不要陷入任何阴谋之中”“我们三人当时那么亲密，她有些地方不太对劲”，暗示三人曾过从甚密，但关系的转折仍然隐匿。观众和克里斯塔一样处于迷雾之中，后者生前在邮件里写：“为什么她（塔尔）不和我说话？为什么她一直忽略我？为什么她不听我求救？”得不到答案的观众，只看见求助邮件被塔尔一封封删掉。

观众当然容易揣测塔尔并不是一个磊落的上位者和忠诚的伴侣，然而直到影片的最后，我们也没有看到任何实质性证据。影片语焉不详的描写，很贴近巴赞的那句“简略是现实的缺笔，或更确切些说，是我们对现实认识中的空白”。塔尔在最亲近的伴侣面前也拒绝认罪，但在异国他乡的按摩中心，她又好像因为物化女性的场景，心生悔恨乃至狂吐不止。

当然必须承认，我们已经在无数个案例中发现，交织着爱、诱骗和欲望的性剥削的客观举证和盖棺定论本来就是困难的，但《塔尔》试图展示出的是另一面：社交媒体的情绪发酵成的运动很多时候也不需要证据确凿，这正如很多取消文化的反对者所指出的。在听证会上，塔尔指出那条被广泛传播的短视频有明显的剪辑痕迹。她得到的答复并不是沉冤昭雪，而是：“是的，我们都看得出来，但我们在乎的并不是这个。”

电影《塔尔》剧照。

《塔尔》展示的是一种容易让人与现实生活对号入座的取消文化：一边是“矫枉必须过正”，一边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一边是“拒绝受害者有罪论”，一边是“防止错杀、防止有罪推定”；一边是“熔炉”，一边是“狩猎”——中文互联网的使用者们都会知道我在说什么。尤其是，《塔尔》发生在后新冠时期、主人公经历过隔离，更加巩固了现实性以及和观众的共时性。

因此我觉得《塔尔》电影内外的互文更加有趣。2018年的布兰切特本人在为伍迪·艾伦的“社会性死亡”添砖加瓦后说：“我觉得法律更适合当审判，而不是社交媒体。”而四年后，她的角色站上了社交媒体的虚构审判台，感慨道：“现在这个时代，被指控的人就像有罪一样。”

传闻在电子邮箱里发酵，在新闻媒体上爆发，由深度报道发掘，最终在聊天软件里宣判旧神的死刑。

电影《塔尔》剧照。

身份交叉性：当身份政治成为一场谋杀游戏

比起常规的#MeToo运动，《塔尔》的故事其实还更加复杂。和大多数传统意义上的性剥削“加害者”不同，处于漩涡中心的塔尔是女性。更准确地用她自己的话说，塔尔的标签包含“白人、中产、女同性恋者”。这其实体现了影片进一步探索更具当代意义的身份政治的决心。

让女性来演绎被审判的权力上位者，也引发了争议。很多人认为本片并不女性，也不女权。有人认为，在一个行业的实权者和主要受到指控的人是男性的情况下，让女性来承担“加害者”的角色是避重就轻、居心叵测。此外，更多观众发现，除了生理性别为女之外，塔尔几乎只是复刻了一个世俗意义上的有毒的阿尔法顺直男形象。从非常个人的体验上来说：塔尔和下属的多次对话，确实都让我联想到了亲历的一些男性主导的职场阴谋论。

塔尔的性别描绘的确可堪玩味。很多时候她倾向于否认自己的女性身份，并否认受限于此：当被问到身为女性是否感到职业玻璃天花板时，她姿态漂亮地说，这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时代。在为自己的养女出头时，她则自称：“我是佩特拉的父亲。”父权在她的潜意识里或许是一件更趁手的武器。

电影《塔尔》剧照。

和很多“女强人”的脑回路一致，塔尔的性别认知浸染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她和助理聊到音乐家马勒和爱尔玛。他们是一对夫妻，爱尔玛因为家庭放弃了音乐事业。和助理对爱尔玛怀有同情心不同，塔尔认为这是“她自己放弃的，没人逼她”。越是把个人努力和成就画等号的人，往往越难意识到幸运在自己身上的眷顾，和在同类人生中的缺席。实际上我认为塔尔的社达、男性认同和潜在的厌女症，恰好很真实地反映了男权社会部分成功女性的标准思维范式——那也可能是她们的唯一出路。

《塔尔》不仅让女性扮演传统由男性承担的上位者角色，更试图引入更多元的身份维度。这与传统的二元结构有别，后者由男与女、权力上位和下位、加害者和被害者的二元对立构成。

影片前期比较高潮的一场戏，展示了发生在塔尔和学生麦克斯之间的冲突。当被问到是否指挥过巴赫的作品时，麦克斯说：“说实话，我是个有黑人、原住民和其他有色人种的泛性别者，我无法接受巴赫的厌女世界观，无法认真看待他的作品。”“你到底在说什么啊？”“他不是生了二十个小孩吗？”“但他也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我看不出来他的生殖能力和b小调有什么关系。”

为了纠正麦克斯的观点，塔尔进行了一番舌灿莲花的演讲。她循循善诱，伴随极富感召力的弹奏。他们肩并肩坐在钢琴凳上，脸上都带着微笑，在那一刻，双方之间的身份差别似乎被抹平。但下一刻麦克斯仍表示拒绝：“但现在我对顺性别白男作曲家不感兴趣。”身份标签再次浮现、横亘在二人之间。短暂的和平被击碎了。

电影《塔尔》剧照。

塔尔的观点非常鲜明。她抗拒把身份政治凌驾于艺术之上，因为那会让艺术鉴赏完全依靠于身份标签构成的鄙视链：“先别急着搞对立嘛。对自己异类身份的着迷会让你变成一个无聊又循规蹈矩的人……如果巴赫的才能都无法打破他性别、生育观、信仰和性取向制造出的藩篱，那你的才能肯定也会被某一类人否定。”

实际上，这里《塔尔》涉及的概念，是身份交叉性（identity intersectioanlity）。在《临床外的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 Outside the Clinic）一书中，学者们论述道：在现代社会中，我们越来越聚焦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同。但随着自我认知越来越细化和多元，即使是在同一个人身上，也会同时出现多样、有时候甚至是相互对立的身份。不同的身份认同，比如种族、阶级、性别，必须与其他位置结合在一起理解。

比如，菲洛施、史蒂芬和怕特曼认为，男性气质是一个高度种族化的概念，这意味着它应该与其他的概念交叉（如黑人性或者白人性）。又比如同样身为女性，塔尔的白人血统、中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古典乐从业者的身份以及同性取向，都会让她的“女性特质”完全区别于来自底层的亚裔女子，比如影片最后出现的，在东南亚按摩店从业的女性们。在当代社会，如果不结合这些其他的认同类别，我们就无法完全理解男性或者女性气质。

电影《塔尔》剧照。

然而有趣的问题来了：塔尔自己真的不是身份政治的宠儿吗？如果身份政治真能化约为一场能一一列出双方的标签来“比大小”的游戏，在某些语境中，塔尔的女同性恋者身份，未必不比身为黑人泛性恋者的马克思更具“优势”。尤其是考虑到塔尔和马克思之间的年龄差距与职场权力关系。

因此上一秒和风细雨的平等沟通，在马克思拒绝接受塔尔的观点后，会立刻演变成夹枪带棒的人身攻击。实际上，影片也通过塔尔的伴侣莎伦，直接指责她利用自己的身份，进行过不止一次的“权色交易”，以至于她身边的全部关系都是交易性质的（transactional），只有和养女的关系是例外。

同时，人们对身份政治的理解又是充满变化的。在一个截然不同的语境中——比如在社媒上流传的课堂录像片段（剪辑版）里——塔尔优越的身份，就会立刻变成她的原罪。

本质上，当身份标签脱离了具体的人，就像刀离了鞘。我们很容易看到更多的偏狭和对立，而不是包容和共存的可能性。而《塔尔》显然暗示这个时代因身份而起的攻讦会比之前来得更轻易。所以塔尔的恩师告诫她：“不论如何，你要做好准备……这么多年，我一直确保衣柜里的所有衣架都面向同样的方向。”

电影《塔尔》剧照。

在采访中塔尔曾说：“我指挥《春之祭交响曲》时意识到，我们每个人都有实施谋杀的能力。”从这个角度上说，塔尔看似是艺术殿堂的纯洁性的卫道士，但实际在更早之前，她早就入局了这场身份政治的全民游戏——作为观众的我们，也都早已身在其中。

她和她的艺术，从一开始就无法不成为身份政治的一部分。只是最后风不再往她的方向吹。没有人能控制风，始终不离开自己的方向。

人类VS机器人：谁是艺术的真正评判者？

影片中，塔尔有一个反复出现的口癖：机器人。她在以前辈姿态向Eliot（艾略特）传授经验时说：“指挥时，你不能只是一个机器人，要准备好再创作作曲家的作品”；麦克斯愤然离席时骂她是个混蛋，而她回敬：“而你是一个机器人”；心烦意乱地摆弄手机的时候，她骂手机是个“damn fool robot”（真是一个愚蠢的机器人）；当她逼死克里斯塔的传闻闹得满城风雨时，她愤怒地为自己辩白：“这些千禧一代的机器人在撒谎。”

“机器人”代表的是僵化、古板、按规则行事。同时它也代表超出塔尔掌控能力的新兴势力，如自说自话的千禧一代和不听话的电子产品。“机器人”的对立面是“人类”，代表着在消逝之中的人文主义思想、上世纪的音乐艺术、让塔尔在写作和演讲中流连往返的经典譬喻，和属于旧时代的行事准则。

在充满留白和混乱的《塔尔》中，如果真的有一种鲜明的二元对立，那就处于机器人和人类之间。这是发生在塔尔的精神世界中的一场战争。实际上，这也是很多来自旧时代的势力，在新时代的舆论场上会面临的一种矛盾。

电影《塔尔》剧照。

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那组问题：对于公众人物，尤其是艺术家，她/他个人生活上的污点和作品应不应该被分开看待，在何种程度上应该被分开看待？她/他的身份多大程度上应该被用于阐释、引申、背书或者污名她/他的事业与创作？

“塔尔派”会认为，我们应该让个人的归个人，艺术的归艺术。塔尔在和老师的交谈中提到叔本华，以一种轻描淡写的戏谑的方式：“他曾把一个女人从楼梯上扔了下来。”对方则叹了口气回答：“我们仍不知道这种个人缺陷和他的工作有什么关系。”

对于塔尔来说，艺术家的个人错误当然不是与艺术毫不相关，但至少应该区分不同的等级、对艺术家和艺术施加不同的影响。比如当一个指挥家支持纳粹，那是不能容许的。但“不得体的性行为”和支持纳粹，则显然不能混为一谈。

而以麦克斯为代表的“当代派”则会认为，身份政治应该作为一个更明显的维度参与到艺术品评的过程中。他们用艺术凸显身份认同，用取消文化威胁“不良艺术家”，有时也会出现“用清朝的剑斩明朝的官”的时代错误。塔尔在和麦克斯的交锋里就质问对方：“谁能做决策？”谁来决定谁的身份比谁更正确？

电影《塔尔》剧照。

然而，我们也不难看出塔尔论点的矛盾性：那么，又是谁决策一个支持纳粹的艺术家就一定比有“不得体的性行为”的同行更值得谴责？被塔尔认为理所当然的预设，本身也是某种人为建构的价值判断。只是塔尔就成长在这种建构里、受益于此。她站在旧秩序的一边，并认同这就是艺术的神龛所应有的样子。

在电影里，也不是没有人直接指出塔尔的矛盾。克里斯塔在邮件中写道：“Why do I have to beg for her to be a human?（为什么我要求她，她才能做个人呢？）”在这一刻，塔尔完美的外壳出现了裂痕。原来，主导着极富人文主义精神的音乐演奏，她却也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流露出与音乐的精神背道而驰的、“非人”的一面。

又或者，有很多罪恶，本来就藏在冠冕堂皇的艺术鉴赏之下。就像《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的李国华，他背诵的《长恨歌》和引用的“娇喘微微”，就是承装着肮脏欲望的特洛伊木马。

电影《塔尔》剧照。

无论是艺术的评判还是道德的评判，无论哪一派的身上，都贴着客观与正义的标签。但实际上可能只有一点亘古不变：主导它们的，是权力的斗争。米兰·昆德拉在《帷幕》一书就指出，美学评价的本质是一场“赌博”：

“艺术作品的价值总是在被人质疑，被人维护、评判、再评判。但如何评判它们呢？在艺术的领域内，对此没有确切的标准。每一个美学评判都是个人的赌博。但这种赌博并不囿于它的主观性，它在与别的评判相撞击，试图被人承认，期望达到客观性。”

人的关系决定了艺术的关系。或者不如说，没有一种艺术能真正脱离了人而“客观地”存在。这大概也是《塔尔》的题中之义。所以我们看见的塔尔更多时候像是卖弄权术的政治家或施展魅力的交际花，而非不谙世事的艺术家。乐团的成员们也更关心升格、降职、组织架构调整，而不是精进演奏能力。

电影《塔尔》剧照。

我觉得很妙的一场戏就是，塔尔在楼梯上滑倒后，还是坚持参与彩排。雄浑的音乐响起，但只有她全情投入演奏（可能是沉溺于自我意志的实现，也可能是假装投入以粉饰太平），因为台下的所有乐手都盯着她的满脸伤痕看，表情焦虑而犹疑。比起音乐，他们更急切地想读懂始于青萍之末的风向。

影片的结尾因此耐人寻味：众叛亲离的塔尔来到东南亚。她成为一个学生乐团的指挥。最后一幕里她指挥大家演奏电子游戏配乐，而台下的观众都戴着动物的头套。这是一个开放性的结局。它可能标志着塔尔从西方正典被放逐，彻底从神坛上跌落。它也可能意味着在经过反思后（指在塔尔奔出按摩店在路边呕吐），她开始把自己内心的秩序向新的力量敞开。

但无论是哪种解读，它都意味着新的规则已经势不可挡地来了，且势必要和旧的秩序相逢。我们在这个崭新的时代里，注定要把米兰·昆德拉所说的“赌局”重新洗牌。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雁城；编辑：青青子； 校对：卢茜。封面题图素材出自电影《塔尔》剧照。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塔尔》是这样一部让人尴尬到无地自容的影片。在影片开始之前的那一段”世界/土著音乐"已经让我开始怀疑它的真实目的。果然，到最后，观众就可以发现，民间音乐，原住民的生存状态才是最“真实”，最"纯净"，似乎古典音乐只是“精英/文化人”赖以炫耀的工具之一。且不说这样的"远方"叙事是否为上帝视角，“高贵野蛮人”本身就是一个充满问题的立场。

本片在人物塑造上也极其单一，音乐家在音乐的解释、作品的诠释上奉伯恩斯坦为大师；口口声声说要尊重谱面，结果告诉观众：我们应该看马勒在乐谱之外说了什么；更别说解释巴赫前奏曲出现的突然的疑问句操作。更加让人着急的还有本片一二再而三地quote，蹩脚地穿插进音乐术语、作曲家名字、作品解释等。

凯特的演技也同样令人失望，在一部照理来说她可以轻松拿捏的人物上，凯特的演技浮夸、尴尬，完全没有融入人物，一边看一边替她起一身鸡皮疙瘩。

当然，留下来还有什么？没有摄影，没有对话，没有人物，主题明确但毫无意义（至少对我来说），没有演技，没有音乐。这就是一部2022威尼斯电影节的电影之一，这就是一部大家站起来鼓掌的电影。

导演Todd Fields休影16年，隔岸观火，在世界天翻地覆的近几年写下这个故事。凯特布兰切特这次扮演了21世纪的伊卡洛斯，电影讲诉Lydia Tar（塔尔），一个问题缠身的天才明星艺术家，如何多米诺骨牌般得倒向自己的毁灭。那些公众视野看不到的灰色地带，导演巧妙编织剧情，缝合了当今社会争论最激烈的一系列议题。他毫不掩饰对这些议题发展趋势的质疑，却又刻意回避给出明确立场，留给观众做自己的评断。这篇影评记录一下我的一些看法。

【开场】

【权利与性掠夺者】

【指挥家的控制欲】

【无法逃避的噪音】

【身份标签】

【取消文化】

影片开场的画面是塔尔工作生活的蒙太奇，画外音是纽约客著名专栏作家Adam Gopnik（扮演他自己lol）对塔尔的一长串介绍，他正在曼哈顿主持一场对塔尔的专访。通过介绍我们得知塔尔是柏林爱乐乐团的首席指挥，家喻户晓获奖无数，实现了罕见的EGOT大满贯。

她师从Leonard Bernstein，尤其沿袭了她师傅对作曲家马勒音乐的热爱。能在世界级管弦乐队指挥马勒所有交响曲的指挥家，都是古典音乐界的泰山北斗，而塔尔快要实现了。她只差最后一首：马勒第五交响曲，采访结束后她就将离开纽约回到柏林，完成第五交响曲的录制。

在那段蒙太奇中有一个片段，是塔尔书房地板上散布着她珍藏的大师黑胶唱片，她光着脚用脚趾在这些印有大师特写的封面中挑选，仿佛她站在这些巨人的肩膀上。

不管是画外音还是镜头语言，都明示了塔尔正处在事业的顶峰。但这部电影不是展现塔尔的崛起，一开场就将她置于巅峰，是为了让我们目睹她的陨落。

【权利与性掠夺者】

导演把塔尔设定为指挥家，一个重要原因是近几年好几位古典音乐界的行业翘楚都受到性骚扰指控（美国指挥家James Levine、瑞士指挥家Charles Dutoit）。为什么古典音乐界有这么多sexual predator？导演Todd Fields觉得原因在于，古典音乐的那种威严崇高，使每天陶醉在其中的人感到仿佛任何形式的快乐都是他们的神圣权利。

塔尔显然也将性放纵视为她作为全球名人应有的权利。在一次大提琴的面试中，一位年轻大提琴家Olga富有表现力的弓法，和她的蓝色革绒靴，引起了塔尔的注意。 塔尔不惜动用非常规的手段来提拔这位新秀，并私下里接近她调教她。她们第一次共进午餐时，塔尔看Olga的眼神像是捕食者锁定了猎物。

交响乐团的等级是如此森严，乐手的每把椅子，都按照离指挥台中心的远近被赋予了明确的重要性。坐在其中的人，有任何一点相互吸引，不管是专业上的还是私人的，都会因为靠近的权力中心而变得不纯粹。塔尔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不管Olga作何反应，这种权势的不对等都会将她置于性掠夺者的位置。

不仅仅是Olga，塔尔与其他年轻女性的互动都或多或少带着令人不安的暧昧不清。她在纽约专访后，一位擦着红唇的年轻女观众言语中充满性暗示，并主动要她的电话号码。甚至她的助理Francesca，被塔尔在车里不经意撩拨一下头发，都让人猜测她们之间是不是有不为人知的过往。

影片结尾的一场戏，塔尔不得不直面自己作为性掠夺者的本性。当她在泰国一家按摩店，拿着号牌，面对满屋子跪坐成三层的年轻女技师，她转身冲出按摩店，在街边呕吐。这种“挑选商品”式的带着性暗示的服务，让她联想到了自己不堪的过往，心生厌恶。

【指挥家的控制欲】

把塔尔设定为指挥家，还有一个原因是指挥家是一个天然要求强大操控力的职业——每根弦必须拉到精确的张力，维持足够的时长，不多不少。在指挥台之外，塔尔也像对待管弦乐队成员一样指挥着生活中的一切。

从纽约回到柏林后，影片开始一点点展现塔尔的职业和私人生活。她有一个完整的家庭。老婆Sharon看起来总是很累。两个人住在柏林野兽派风格的高奢公寓里，塔尔一到家就因为灯开的太多而责备Sharon。在这对伴侣的关系中，塔尔占据着主动，Sharon对她充满不言而喻的警惕和怨恨。不仅是伴侣，按Sharon的话说 “除了女儿，你把所有人都当作是一场交易”。

工作中的塔尔更是翻云覆雨。塔尔嫌乐团的副指挥Sebastian老了耳朵不好使，于是冷酷无情得将Sebastian排挤出乐团。但这种过度的控制欲终究招来了反噬。

助理Francesca在音乐上有自己的野心。塔尔把Sebastian赶走后，主动让Francesca交简历，导致助理误以为自己终于熬出了头。但塔尔摆了她一道，以资历不够为由没有选她。由此，塔尔亲手扼杀了Francesca的忠诚。Francesca一直受不了她的盛气凌人，但为前程着想只能言听计从。如今升职破灭，作为贴身助理，她手掌塔尔最致命的秘密：多年来她与多位年轻女性的不正当关系。

【无法逃避的噪音】

在塔尔众多不合时宜的关系中，最后扳倒她的是，是一位甚至没露过面，只出现在一些一闪而过邮件中的前学徒：Krista。

塔尔曾收到一份匿名礼物，是一本Vita Sackville-West的小说《Challenge》，讲述作者与一个试图自杀的女人之间的浪漫关系。塔尔立马撕毁扔掉了小说，因为她马上意识到了这份礼物对她和Krista关系的暗示。小说封面的图案后来也出现在了她家的节拍器上。

一个贯穿全片的情节，是她几乎一直被各种外界噪音分心。塔尔有极其灵敏的听力和近乎完美的音准，总能敏锐得捕捉到远处的门铃声、节拍器的滴答声、隔壁的敲门声、公园跑步时女人的尖叫声等等。她试图去逃避这些噪音、寻找它们的源头，但无一例外这些噪音总会再次出现。

Krista就是其中她最想逃却怎么也逃不掉的“噪音”。在那些她与Krista邮件的只言片语里，能看出Krista一直请求和塔尔见面、重新给她一次机会，但塔尔则是一次次向别的乐团对Krista给出差评。助理一直表现出对Krista的担忧，塔尔一概不理。直到Krista的自杀上了新闻，与其说是悔意倒不如说是恐慌，她开始胁迫Francesca删掉Krista发来的那些绝望告密邮件。

关于Krista的情节，导演刻意设计得很模糊。一方面，塔尔显然是对Krista做过亏心事，导演甚至安排塔尔在一次采访中说：“我指挥春之祭交响曲时意识到，我们每个人都有实施谋杀的能力“。这句话像是塔尔对自己的一次预言。但另一方面，我们其实不知道塔尔和Krista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她们之间也可能是一个年轻艺术家不得志想不开的故事。这种“模棱两可”，我认为一是因为导演从始至终都在通过塔尔的主观视角去呈现各种事件，塔尔想逃避这件事，于是我们也只能窥见她掩盖真相后的零星片段。二是因为事情的原委本就不那么重要，塔尔的缺陷已经显而易见，影片更想展现的是，当冷酷的新公共道德秩序，将一个人的所有缺陷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会发生什么。

【身份标签】

影片最具争议的主题，莫过于对身份标签和取消文化的讨论。

指挥家作为一个长期以来一直被男性霸占的职业，塔尔是其中极少数获得全球声誉的女性。不仅如此，她还是女同，伴侣还是同一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一起公开出柜。这种人设可以说是身份标签的顶配了，但塔尔却对这些标签嗤之以鼻。

她不仅不认同自己打破女性天花板的说法，甚至否认天花板的存在，否认性别对她职业发展产生过阻碍。她认为女性指挥家的路很早之前就已经被铺好了，完全不是个问题，自己很幸运不用被性别定义。

不仅不被女性定义，塔尔骨子里更像是个男人。在为新专辑封面拍摄选择模版时，摄影师提供的都是身着裙装的女性，而塔尔给自己挑的都是男性的摆拍。女儿Petra在学校被人欺负，塔尔直接在学校找到欺负她女儿的小女孩，用流利的德语威胁说：“我是Petra的爸爸，我不会饶过你”（这段引起电影院的全场爆笑）。连她合伙创办的专为年轻女性音乐家提供帮助的奖学金，也受到她自己的质疑，她觉得没有必要再把受益人局限于女性。

当专访主持人提到冰岛著名女作曲家Anna Thorvaldsdottir时，塔尔就非常直接得评价她是“卖弄性感的昙花一现“，认为她犯了艺术家最大的错误，作品没有明确意旨。这样的桥段讽刺了当下很多把身份标签当作成就挂在嘴边的艺术家。

【取消文化】

影片还有一场塔尔在茱莉亚音乐学院上课的戏，上映后引起了很高的讨论。一位年轻的棕皮肤学生在课上说他从来不听像巴赫贝多芬这样的白人男性作曲家的音乐，因为他们有“厌女”的生活方式（巴赫有20个小孩）。塔尔拒绝他对西方经典的全盘否定，认为他这是社交媒体时代的道德正确审判，坚持评估艺术时不应该把身份标签掺合进去。她一边用钢琴演奏巴赫的Well-Tempered Clavier的开场前奏，一边饱含热情得解析，短短几个音符就传递出音乐的精髓，很难不佩服她这段生动的回击。

但音乐学院课堂上的这场对峙，被人偷偷录下视频，后来断章取义得剪辑发到网上，引来自由派人士的示威。这段的遭遇和塔尔与年轻女性的不正当关系，都像极了近几年取消文化下的典型事件。

在看这些事件时，我会感到矛盾、如坐针毡。我无法同情塔尔，也无法把她简单定义为坏人，这种问题的复杂性正是“取消文化”的非黑即白没有涵盖的棘手之处。艺术家的作品能不能和人品分开？对巴赫的评价应不应该考虑他的失检言行？塔尔显然觉得不应该，她就是当代版的巴赫。

塔尔不是一部轻松的电影，它要求你在两个半小时里全神贯注得观察理解每一场戏，这在超英题材和短视频泛滥的时代，显得尤其冒险和宝贵。相信这将是今年最值得思考和讨论的一部电影。布兰切特的演技无需多言，她为这个角色学指挥 钢琴 德语，证明百变如她也依然有还没达到的新高度。在今年颁奖季塔尔一定会有所斩获。

期待了几个月的片子，终于在前几天登陆流媒体。影片的初始设定足以让任何一个古典音乐爱好者兴味盎然：女主Lydia TAR 是世界上最知名的乐团柏林爱乐（BPO）首席指挥，作为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的学生，她正沿着老师的道路，向着古典音乐界的至高成就——带领BPO完成马勒（Gustav Mahler）全集交响曲的录制。其他八部已经录制结束，只差最后一部：第五交响曲。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和崩塌。

一、性别倒置的权力叙事

开篇的访谈很有意思，开门见山地告诉观众：我们这不是一部女性主义电影。TAR在各种场合有意识地回避自己的女性身份：比如认为“当今的女指挥家在职业道路上已经不会遇到什么阻碍，职业天花板早已被打破”，比如自称是女儿的父亲，又比如主动提出停止只对女性指挥家提供资助，因为她认为不应该只通过性别筛选资助对象（看到这是不是很熟悉，美国版春蕾计划hhh）。女主俨然是一个男权化的女性个体。

评论说TAR的女性身份无关紧要，这个人物换成老白男同样能够成立。在影片中的时空，这种设定或许是成立的，但问题是：作为一个女性，TAR究竟是怎样形成这样的男性头脑的？只因为她是一个在男权社会中生长起来的女同性恋者吗？她曾经遭遇了什么，看到了什么？她有没有经历过有形的或隐形的性别歧视，难道因为她是个天才就完全幸免于难？如果经历过，又是什么塑造了她，使得她完全将这种记忆抛之脑后？作为一个天才的、接受过顶级高等教育的女性，难道她就从来没有在自己的女性身份和男权体制中挣扎、矛盾过吗？电影在这些部分保持了沉默，留给观众自己遐想。

TAR精明又冷酷。她说女性音乐家已经不再有职业天花板的时候，有没有想起那些被她控制、打压、封杀的，连天花板都没见到的年轻女性（如Krista）？否认天花板的存在，只是因为自己是亲手盖起天花板的人。TAR拥有上天馈赠的天赋和万里挑一的运气，职业生涯一路顺遂，被男性统治的古典乐界也向她慷慨地敞开大门，一路绿灯。至高无上的权力已经将她异化。

二、《第五交响曲》的谶语与隐喻

为什么《第五交响曲》是TAR留到最后完成的作品？

马勒编号从1到9的这九部交响曲（不包括《大地之歌》和未完成的《第十交响曲》）中，只有两部没有标题：第五和第九（第三有马勒自题“夏日正午的梦”，第四原本是第三的一部分，原题“孩子对我说”）。和标题音乐相比，无标题音乐无疑留给人更大的理解、解释和想象空间。而和第九交响曲相比，第五又更为模糊、复杂、奇特、多变，其似乎并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旨，整部作品从葬礼到梦境，从死亡到重生，还包含一个规模庞大的谐谑曲乐章；这些都使得第五交响曲很难有一种普遍认同的理解。（这一点与《第九》不同，后人普遍认为第九是一部描述死亡的作品，虽然各人对死亡的理解不同，但不影响认同这个共同的母题。）

影片其实并没有着重刻画TAR想要如何解读这部作品，只有三个地方略微展现出这一点：一是开头挑选唱片时选出了阿巴多（Abbado）的版本，且后面拍摄专辑封面照片时，她有意采用和阿巴多相似的姿势以向他致敬；二是在访谈节目中提及对第四乐章的演绎模式，并称自己的演绎将会“选择爱情”；三是乐团排练第一乐章开头。排练的片段直接展现出了TAR所希望的处理方式：在铜管独奏结束后，弦乐声部应当以一种迅捷的、不容置疑的、极其快速的排山倒海式的方式进入音乐，从而以强大声压摄迫听众的心灵。

她反复排练的第一乐章，名为Trauermarsch，意为“葬礼进行曲”。某种意义上说，TAR排练的是自己的葬礼。而真正葬送她职业生涯的，也正是在乐团正式演出第一乐章时，她突然冲上台殴打指挥的这一行为。

再就是访谈节目中提到的第四乐章：马勒献给新婚妻子阿尔玛的一段小柔板。TAR以戏谑的语气说，虽然这段献给爱情的音乐如此柔美，但阿尔玛终究还是弃马勒而去。后来TAR的妻子也带着女儿离开了她。或许冥冥之中早有天意，《第五交响曲》正如一个对TAR命运的符谶。

三、关于结尾

结尾处，被丑闻缠身的TAR已经无法登台指挥，但音乐会仍旧如期举行，只是指挥临时换成了Eliot。为什么TAR会突然失控癫狂到当众殴打Eliot？这里对于没有在现场观看过古典音乐会、不了解古典音乐生成机制的观众来说，可能稍显一头雾水。有两个背景知识需要补充给这类观众：

一是音乐会通常分上下两个半场。例如片中出现的这场音乐会，其绝对主角当然是时长一个多小时的马五，但一般来说，大型交响曲都会被安排在下半场演出，再在上半场搭配一部或几部规模较小、总时长在半小时左右的作品（协奏曲是最常见的类型，当然也可能是套曲、序曲或者其他作品）。电影中展现的乐手上台、观众入场的画面，实际上已经是中场休息即将结束、下半场演出即将开始的时刻，这时，独奏家Olga和乐团已经完成了对《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的演出。这可能是使得TAR崩溃的第一个点：Olga是她的猎物，也是她一手提携的晚辈，但此时猎物不仅没有上套，反而借着自己创造的机会站在台上接受鲜花与掌声；而TAR自己，曾经的上位者，如今却只能独自一人躲在乐团后台的卫生间里发抖。这种权力的倒置使得她妒恨交加，情绪濒临失控。

而使得她彻底失去理智的，则是亲眼看着Eliot站上本该属于自己的指挥台。TAR从前就对平庸的Eliot不屑一顾，认为他不配与自己交流真正的艺术心得（两人共进午餐那次，她像逗弄玩具一样搪塞苦苦哀求、想看一眼她的总谱的Eliot），后面更是直接和他撕破了脸（“爬上指挥台”），但此时权力关系再次倒置。TAR的崩溃，并不仅仅来自于权力的旁落，而更来自于心血被他人轻而易举摘走的愤懑。——指挥对于一部作品的缔造，只有一小部分依赖临场发挥，而绝大部分都来自于漫长的排练过程。在排练中，指挥不停地按照自己的理解纠正乐手的演奏，在一遍一遍的重复中塑造音乐的细节。一部排练完备的作品，即使演出当天指挥家本人不在场，乐团自动驾驶，也能演出七八分。不必说，TAR为《第五交响曲》付出的心血有多少。单看她对于第一乐章开头那几个小时的挑剔，就知道她对这部作品精雕细琢的程度；那些Eliot做梦都想偷看的总谱上的标记，现在就在台上，由她的乐团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再现出来。Eliot没费吹灰之力，就窃取到了原本属于自己的“Bravo”、欢呼、掌声、专辑的冠名权……无法容忍、无法清醒面对这一切的TAR只能崩溃。

TAR最终来到东南亚，指挥着一支学生乐团演奏电子游戏配乐。看到有影评认为这是对全片的升华，是TAR在幼时家中找回初心后重新出发，让音乐愉悦更多人的选择。个人很难同意这样的观点。对音乐的喜好固然是主观的，但音乐也有客观的评价标准。很难想象会有一个职业音乐家认为电子游戏配乐比马勒的交响曲要伟大和复杂，甚至就连普通的古典音乐爱好者也不会同意这样的观点。谁会愿意主动告别马勒呢？

因此对我来说，结尾更像是一个对于TAR的惩罚。曾经统治柏林爱乐的她，此刻在地球另一端的一座逼仄的小音乐厅里，在一群奇装异服的观众面前，指挥着一群稚气未脱的孩子，演奏着新潮的、光怪陆离的的配乐——注意是配乐——音乐在这场音乐会中，甚至都不再是主角，甚至不比投影屏上放映的动画更能吸引这些游戏爱好者们的目光。没有人会在意指挥对音乐的处理和表达，没有人会将TAR当作这场音乐会的主人。在古典乐之外，人们不再对指挥心存敬畏，不再关注指挥的作用，他们只是在音乐的助推中狂欢。TAR终于跌落神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