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塔之光

引言：从《漫长的告白》到《白塔之光》，导演张律的两部华语片中，都有辛柏青的身影。在今年二月的柏林电影节，导筒与辛柏青聊了聊这两部电影，他的角色，和他作为演员对角色的理解。

尽管在张律电影中的北京世界，从《漫长的告白》中的立春到《白塔之光》的谷文通，他展现出了男人的脆弱与颓废，但演员辛柏青是温文尔雅的，会隐去职业演员的娴熟技巧，用悲悯与同理心去体察角色。

他带着淡淡的北京腔调，从容不迫地向我们讲述，他如何理解脆弱，又如何展露脆弱。

注：本采访部分涉及影片剧透

导筒专访辛柏青正文

导筒：在这次来柏林之前我看了《漫长的告白》。这次的《白塔之光》（以下简称《白塔》）是您第二次跟张律导演合作。想知道您在《漫长的告白》跟张导合作的时候，和在这部电影中有什么不同。

辛柏青：《漫长的告白》的时候，实际上对导演还没有了解那么透彻，而且《漫长的告白》角色是更外化的，有需要我去塑造的。这次合作就对导演想要的东西，特别能够感知得到了，基本上没有什么在现场过多地去讨论戏应该怎么演，这些环节都省掉了。他只要是选好了一个环境，说我们要拍这场戏，进去我们就可以演了。在沟通上越来越顺畅，没有障碍。

这一次，这个角色，他（导演）也没有过多的讲戏，原来还讲一讲，立春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这次只是在试装的时候，导演提了一个要求，希望谷文通要颓（笑）。他对这个人物的概括就一个字，颓。我说那我知道了，然后就这么就进入了。而且这个剧本实际上是导演用了一周的时间写出来的，然后他给我打电话说：我给你写了个剧本。当时我挺吃惊的，我说给我写了个剧本？他说对。那个时候他从韩国回来，因为要隔离，期间他写了用一个礼拜的时间写了一个剧本，然后他就给我发过来了。

我当时看完以后，因为第一稿剧本写得很多，跟现在的内容比是有变化的，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还是挺兴奋的。我想导演对我的认知，可能他在我身上能够捕捉到某一些孤独感的东西，就是疏离感，其实是谷文通底色里边具备的某些气质，是他在《漫长的告白》跟我合作完以后对我的一个概括和提炼。一看，哎呦，这确实是挺适合我的。

导筒：所以通过《漫长的告白》的合作，导演对您的表现的提炼是颓？

辛柏青：当然不是（笑），不能用简单的一个字来说。我认为就是分寸感。其实我不太愿意跟人聊得特别多，尤其是跟朋友接触，我可能有点轻微社恐，就是我特别害怕跟人家聚会啊，见面啊，聊天啊，这种事儿。如果人多了还好，我更怕的就是单独的，面对面的，就是两个人，我特别不会两个人相处。所以我想这些东西是导演在我身上，可能接触了以后感受到了吧，然后就用在谷文通身上了。比如说客气，也确实是，其实客气就是离我远点的意思，我理解的客气就是别离我太近（笑），我这样才能有安全感。我有的时候愿意封闭自己。

导筒：我也发现这个角色非常颓废，但您的状态蛮有精神的。您这么有精神的一个形象，就是怎么把颓废的气质跟你的表演就是完全融合起来的？怎么浸透在颓废的气质里？

辛柏青：这不用浸吧，你只要体会就行了。

导筒：怎么体会的呢？

辛柏青：其实挺容易的。首先造型上在帮我，人物的剧情设置也在帮我，他是一个生活的失意者，不如意，离婚独居什么的，种种，然后在父亲的阴影之下走不出来。这些所有东西，你一想，你就知道这个人大概应该用什么方式走路。每天还爱出神，就是两个人聊天的时候，他可能跟你说的和脑子里想的是不一致的。这些是人物的内核的东西。在外部形态上，让我特别笃定的一点就是，当我知道张律导演想请田壮壮老师来演我父亲的时候，我马上就知道应该怎么去在外部形态上找我的姿态。其实壮壮老师身上就有点那种颓的东西，他花白的胡子，头发乱糟糟的，然后他走路的姿势也是有点怪怪的，背也有点微驮，所以我就想象他的样子，我就是这个样子。恰恰也是在戏里边，我觉得也特别契合，我说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像父亲了。我就模仿壮壮老师就行了。

导筒：您在戏里跟田壮壮老师的戏是很有张力的。跟壮壮老师在现场配合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辛柏青：其实没有什么配合，上来就演，导演摆好机位以后就开始。因为张律导演不是特别爱走戏的一个导演，我们连试带拍，他试戏就是在拍。

导筒：所以你们没有排练？

辛柏青：没有排练。拍一遍以后，如果有调整，大家就会看监视器。他所谓的调整就是在节奏上调的更多一点，我希望这块儿再快一点，不要拖得时间太长，那块儿可以再稍微慢一点，仅此而已。我和壮壮老师呢，好就好在我们是熟悉的。我们生活当中也经常接触，以前我也拍过他的电影，所以对彼此都非常熟悉。但是一起合作，作为演员演一部电影，这是第一次，所以又那么陌生。天生自带一种熟悉的陌生感，我觉得特别微妙，好极了。这是一部有气质的电影，能够不用演戏就传递出来。因为我认为好的电影有骨子里散发出来的韵味，我觉得我和壮壮老师在那画面里出现的时候，是有这种韵味的。

导筒：您刚才说导演不试戏，一边拍一边调整，那会重复的条特别多吗？

辛柏青：没有，很少了。反正至少在我身上好像没什么重复。基本上我自己舒服了，他说，你自己舒服吗？我说我挺舒服的，那就行了，咱们去拍别的。

导筒：您是否觉得演话剧和演电视剧的经验累积，有帮到你在电影里的发挥？

辛柏青：当然演话剧演影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会给我带来一定的经验积累，但是我特别怕这个东西。它是把双刃剑，如果完全依靠经验，那挺毁人的，你会自动去找到舒适区，然后躲在安全感里边。演员这个职业，你得有一点危险性，当你在尝试新鲜的东西的时候，是有风险的，但是这种风险又是诱人的。机遇就是这样，存在风险。

导筒：既然说到风险，谷文通这个角色有什么有风险之处和有挑战之处吗？

辛柏青：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去掉表演的欲望。因为像这种戏，情感关系这么复杂，然后两性关系又那么暧昧，又背负着家庭和社会的这种不如意，你得有多少可演的东西啊。但恰恰就是，我要克制自己去演去表达的欲望。电影里我基本上眼神都很少去乱扫的，能一个人静静的坐着的时候，我就一动不动。包括给父亲打电话，如果以前要是处理，可能会，比如说先演一个呼吸急促，然后听听他说，犹豫要不要开口，要不要应答，然后他那边挂了以后，啊，那种纠结……我在这里边全舍弃掉，我就不用了。因为在张律导演的电影里，一演就是失败的，少一些表演环节，更多的是真实的。你想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俩说话可能就特别直接，你听完我说完一个断句以后，你马上第二个问题就来了。你不用判断，因为你早已经判断过了，所以我们在电影里为什么还要演那么多判断、那么多情感流露呢？生活当中很多时候，你遇到突如其来的事，人是懵的，是没有太多的表情和情绪的。我希望能够传达出这种真实感的东西。我跟张律导演合作，根据他对表演的要求或者是判断，我觉得这种表演方式是符合他的电影气质的。

导筒：您觉得是光对您这样，还是对其他所有演员和角色都这样？

辛柏青：他会对其他的所有演员要求真实感。但是因为他可能比较信任我，他从来不跟我说要怎么样，因为我在《漫长的告白》的时候尝试过想去情感释放的时候，就被他及时的卡掉了。

导筒：可以问一下哪一场戏吗？

辛柏青：比如说我跟柳川，我们俩在房子里，然后背对着背。那场其实拍了一条我面对镜头的，后来他用的是背对着镜头，面朝墙里边。我有一条是背对墙，台词说完以后我眼泪是流出来了。按理说，是不是好的表演？如果在一个通俗意义上讲，一定是好的表演。但导演不要这个东西，一个板，咔停了，好我们换一个方式，你背身，把脸背进去了（笑）。这样的时候我觉得挺多的，还比如柳川从日本回来以后，我们俩在秋千上，我说这是立冬给你的一卷录音带。实际上我有特别动容的表达，那个时候拍了大概四五遍，有一遍我演的就是情感特别特别饱满，眼睛很红。后来我看导演在选择最后成片的时候，他用了我演得特别淡的一条。所以我知道他摒弃戏剧性，摒弃这种所谓的戏剧张力的表演方式。我们特意聊过这个事儿，我说，有的时候那自然的情感流露也不一定是演戏。他说不是，其实一有这种东西的时候，他就会慌，他就会担心，哦他们在演戏了，这是演员。张律导演是有这个担忧的。这次我就想，好，我不让你担忧，我所有的东西都是默默的，然后特别内在的。其实来柏林之前，我看了一版粗剪版，当时看完挺惊喜的，因为我知道我内心是满的，但是确实没有过多的表现。可是我知道那个时候，我五味杂陈，内心有那种奔腾。后来我就问团队的人，我说你们能看出来吗？我说我没演，可是我里边满满的，你们能感觉到吗？他们说不用演，我们能感觉到。我说，哦，那我就放心了。

导筒：张律导演找了您两次。在《漫长的告白》里演一个地道北京人，一开口就把北京城带到人身边的一个角色。这一次还是一个典型的北京男人。结合您在北京生活了一辈子的经历，您对北京男性有什么想法？他们有什么特质，您有归纳吗？

辛柏青：北京的老爷们儿特别善良，爱夸夸其谈，就是太好面子了。北京人，尤其是我身边的，我从小接触的成长环境里，有太多这样的人了。他们拿着特别低的工资，然后每天回家吃碗炸酱面，就已经觉得那是山珍海味了。但是在外边一出来，国家大事，这我知道啊，我懂啊，就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国际局势、政治外交，全能聊。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吃着炸酱面，聊着国家大事（笑）。这是北京人的一个某一类人的特性。我想这种人实际上挺有意思的。就像有好多外地人说，坐北京的出租车，的哥跟他讲的，就跟他们家发生的事似的。说谁谁我知道，这儿啊那儿啊怎么回事儿，说的感觉是他们家的事儿一样，这就是北京人的某些特质。

导筒：《漫长的告白》是通过口音来突出这种北京气质的吗？

辛柏青：不光是口音，我觉得是一种态度。其实立春就更像我说的这一类人，他明明过得不如意，嘴上还一副不在乎的样子。我看到有一些影评，好多人对立春对柳川的态度感到不可思议，觉得立春有点下流，怎么能这么去形容一个女性，说她随便？你怎么能说川儿随便呢？然后满口对她的不在乎。我后来想，哦，可能跟我这个年龄段的人理解不一样。因为我知道，这一类人他越说不在乎，恰恰他特别在乎，他为了怕人家看出他很在乎，所以他嘴上一定要说根本不在乎。恰恰都是反的。当然，每个人的理解真是不一样。看待问题的角度，现在人和人真是不一样。

导筒：我看的时候，觉得不举的男人不应该是您，因为您状态挺健康的？从角色上看，立冬比您颓废的多了，然后为什么是您来演不举男呢？

辛柏青：（笑）所以这就是年轻的不知道，越在意的时候往往就是他缺失的，越不在意的，越是在意的。你看他表面上说的什么混不吝，其实他根本就不行，全是假象。我其实看到剧本的时候，跟导演讨论，我说这三个人里，我认为立春是最可怜的，而且他是最孤独的那一个。因为别人都在真实地活着，他们虽然孤独，但是他们都真实。而这个立春他还要伪装自己，多可怜。因为他不得不伪装，因为他被世俗的眼光注视，因为他有一个正常的家庭，他有老婆有孩子，你要像一个正常男人一样成为家里的顶梁柱，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我自己说了算的人。他不像立冬，立冬就是我自己过好就行了，我可以把我的情感隐藏起来，我也可以释放。但立春不行，他真的不能去太过地释放自己。所以我在电影里有两种状态，就是刚一去的时候咋咋呼呼，真到他接了电话、必须得回去以后，那个时候的立春才是真实的立春。接了老婆电话要回去了，但他不想回，其实那个时候才让真正的立春落地了。但是他挺可怜，我就觉得他是三个人里最可怜的。

导筒：那在《白塔》里面，又着重突出了北京气质的哪一方面呢？

辛柏青：《白塔》里面我突出的实际上就是北京的那种客气，有里有面。你看他去卤煮店跟老板聊天，包括对待一个年轻的，临时合作的这么一个小女孩，他都是客客气气的。哟，您还没吃呢，要不要一起吃？这是北京人的特质，北京人有里有面，一定要做到让对方舒服。我觉得这是谷文通的一个特别北京的气质，但是他更极致，他客气里带着疏远。我觉得是因为他从小的成长环境，包括他的理想被现实残酷碾压了以后，所带来的一种不愿意跟人太过交心的一种距离感。

导筒：看完这两部片，我觉得张律导演其实可以找您再演一部北京故事，搞个北京三部曲，然后都由您来突出一种北京气质。您跟张律导演有没有聊过之后的计划？我看到《白塔》里面也有《漫长的告白》的一些延续，《白塔》其实也有很多没讲完的故事。

辛柏青：没有。其实我觉得这一次的《白塔》对《漫长的告白》的呼应也是临时起意。第一版剧本里，没有什么和弟弟去到一个居酒屋，上面挂了一个灯笼叫柳川，其实都没有，后来才加进来的。原来更干净，更像一个特别独立的，是导演想到的一个完整独立的故事。但是张律导演就是这样，他写的和拍的可能是两码事，他拍着拍着就会去寻找他曾经的一些某种潜意识的连接和联系，然后就偷偷地在我们同学聚会居酒屋门口挂上了“柳川”的字样。那个酒保，我那个女同学的弟弟的角色，他叫立冬，只不过我没那么叫。后来我跟导演探讨了一下，我说叫立冬有点怪怪的，不要这么去表面化地去带入这些联系，导演说也对，那叫什么？我说叫冬子吧。因为北京人会用“子”，比如春雨就叫雨子，然后立冬就叫冬子什么的。他说，哎，这个好。所以还是稍微地回避了一些特别刻意的联系。但是我想如果是张律导演的影迷的话，一定会看出这些联系的。

导筒：谷文通这个角色在戏里跟黄尧所演的女摄影师有一些暧昧，你和黄尧在演这段暧昧的时候，两个人都是怎么处理的？

辛柏青：当时我看完剧本以后跟导演聊演员人选，导演就说他希望找一个女演员，身上有灵气，有男孩子气。因为如果一旦女性的特征一强烈，这个暧昧就会变成一个比较能够触摸到的，实实在在的了。他怕会影响这个戏的内在气质。找了很多人，后来找了黄尧，他说因为觉得她有小男孩的那种气质。黄尧和我在一起，再暧昧也不会传递出来，相对来说比较干净。而且我也觉得，这种暧昧是人性的一种表达。

像谷文通，碰到一个小女孩在跟他说，我看你鞋挺有意思的，其实那个女孩对你的关注，就是你对她的一种吸引力嘛。女孩没事还给我拍张照片，然后说你这人也挺有意思，那这实际上就是对男人的一种关注。男人嘛，雄性动物，发现自己可能某一方面可能吸引了女孩子，他一定会有那种喜悦，或者有小小的邪恶东西冒出来。所以当欧阳文慧（黄尧饰）说，“走带你开房去”的时候，他虽然有一点尴尬，但是也默默地顺从了。我觉得电影特别好玩的东西，没有把人写得那么神圣，或者是那么正直，就是一个人，活生生的人。当女孩说“你以为我要跟你干什么”的时候，他也觉得挺羞愧的。

我想张律导演对于男女之间的关系，他不想传达地目的性很强。其实不光是这一对人物组合，它整个的故事情节，包括对演员的表演的方式的传达，都是追求不确定性、不要结果、不要目的性很强。他就经常说，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是临时插进来的。比如说我们在说这个话题，有可能被一个话题就引走了，经常会有这种事。这种即兴的流动的东西，才是他最想捕捉的。

导筒：记者会上，有一个记者问了张律导演一个有关电影中男女角色的强弱的问题。张律导演的回答是他觉得他认识的女性都更强大，男性应该向女性学习。您对张律导演这个看法有什么看法？

辛柏青：我没想过，而且张律导演也没跟我探讨过男女关系，我们从来不探讨这些东西。有的时候在现场一探讨，这下意识地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表现，我会容易带着一个固有的印象，去带入到我的表演当中，就有一个方程式了。但是恰恰我们不想要这个东西，所以会很少在现场去探讨某场戏的目的是什么。

包括两性关系，也从来不会探讨说，这场是黄尧，你要主动的。两个人走动可能就是临时的，发现青年旅社挺有意思，咱开个房，然后一看这男的，一愣，那个女孩反而可能更有兴趣了。可能刚开始开房的行为就是一个玩笑行为，没有真的想去开房。第一次去看了房间以后不是走了嘛，走了以后突然开房去。我觉得这种是反反复复的，都是一个不确定性带来的结果，而不是我的目的就是要去开房，所以就会让人觉得暧昧。

导筒：关于“白塔”这一象征，以及它的隐喻，你有什么理解？

辛柏青：我喜欢电影里那句话，就是，这个白塔其实是有影子的，不是说是无影塔，其实有影子，它的影子只不过在青藏高原的某一个地方。

隐隐的，我觉得每个人内心其实都有一个根基，这个根基是你的成长环境，包括你的家庭、父辈、祖上带给你，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这些东西，其实特别符合这句话。我们的根在哪？我们那个影子，就是在我们心里留下烙印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其实作为谷文通来说，我的父亲在我心里留下了一个深深的烙印，我为了这个烙印，几十年背负着沉重的负担，我要去寻找真相，然后又碰到了这样一个从北戴河来的女孩，于是莫名其妙的牵扯到一起了。我觉得白塔大概就是象征的某一层：我们的内心的根源是什么？我们要想追求什么？是我们的追求吧，我们来自于哪儿，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导筒：其实我有一个疑惑，为什么人到中年会想要去寻根？这不是一个个体现象，是一个集体现象，但是因为我没到中年，所以我不知道怎么理解。

辛柏青：我到中年了，大概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也是父母，原来父母对我说的话，我是不理解的。我以为我听懂了，实际上根本没懂，老觉得他们说的不对。等我有了自己的小孩以后，要面临小升初、要选择什么样的学校、要过什么样的生活，都是当年我们父母跟我们说的（那个样子）。但是那时候觉得什么呀，根本不在乎。我想现在我的孩子对我说的话，也是表面上都听着，实际上不在乎。这个没办法，到这个年龄了，你才经历这个事，你才懂得了当年父母说的意思，所以你才会觉得父母还是伟大。在这一刻你才能体会到父母的用意，用心良苦。

导筒：想问一下整个拍《白塔》的过程中，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或某几场戏，给您有一些情绪上的震动的。

辛柏青：其实就是我跟壮壮导演的那场戏，就是我在床上睡着了，其实跟跳舞是一场戏。当时我看这个剧本是跟爸爸跳舞，中国人没有这种表达方式，没有这种语境，我特别担心这场戏。这怎么跳啊，两个老爷们儿，要一起跳舞。后来我见了壮壮老师以后，我也在跟他说，其实这种父子关系我特别能够体会，然后我也知道大概怎么去处理，唯独这场咱俩跳舞，我真是不知道怎么演。壮壮老师也没有说过多的，他说到时候看吧，然后就拍那场戏了。那场戏，首先我第一个感触就是，当田壮壮老师穿上他的服装以后，我本来不是在那做了一个梦嘛，然后跟他在那儿，像审犯人一样让他交代问题，那是一个所谓的梦境，我们解释了。当清醒了以后，我坐在沙发上，他跟我说谢谢你，我说谢什么？他说大老远的还能来看我。就那一句话我特别受不了，因为我能看到镜头里，如果我是实的，没准导演又特意把我安排在画面的一个边角的位置，然后焦点又不在我的脸上。但是我仔细看了，还是能看到我眼里的泪光，因为我那个时候是真的控制不住，就……壮壮老师太让人心疼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起身赶紧去弄那个音乐，用这种方式来拉近父子的关系，一下就找到了为什么要这么跳舞的原因。

我原来的担心全没有了，然后壮壮老师也特别顺利地把手搭在我的肩上。原来我还想他怎么搭在我肩上，然后跳了两下，我说台词，我说爸您手上血管像蚯蚓，然后田壮壮老师顺势就搭在我肩上了。我觉得太好了，就一切那么顺其自然水到渠成，不让人觉得尴尬。这场戏挺有难度的，如果你内心稍微有一点点杂念的话，会觉得很别扭，但是我自己看完以后我特别感动。所以拍摄的时候我印象极其深刻，幸亏是田壮壮老师来演的，他一来所有的气场都对。

导筒：您刚才说立春是可怜人，其实这样一看谷文通也挺可怜的。怎么张律导演老找您来演这种可怜角色？

辛柏青：有的可演呗（笑）。

导筒：如果张律导演有北京三部曲，第三部也是可怜人吗？有什么角色想演还没演过？

辛柏青：我感兴趣的东西特别多，但是我觉得演员这个职业就是这样，不是我想演什么就能演成什么，但我可以偷偷的夹带私货，我可以演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带着我想表达的东西，放到那个角色里。演什么都无所谓，但是就看你想要带多少私货而已。

导筒：带私货也应该是个双刃剑。

辛柏青：当然是了，带多了那不就演砸了嘛（笑）。不是那个人物，也不对。

导筒：我特别喜欢您的声音。能听出来受过训练，台词又特别好。《漫长的告白》和《白塔之光》两部作品我都感觉您说话很清楚，包括您在《白塔》里唱歌，还有在《漫长的告白》里的口音。您的一系列运用声音的能力，都让人很享受。但现在注重声音与台词能力优秀的演员越来越少，似乎东西方都有这种趋势。

辛柏青：你这么说我真的没意识。但是我排斥好口条，我真的排斥。我排斥逻辑重音，我排斥那种所谓的在一句话里边要表达中心思想，我认为那不是好的表演。话剧可以，因为观众离得远，你要清晰地告诉他你的内心的想法，你的潜台词。潜台词是什么，就是逻辑重音，这句话的意思，重音不一样，它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而且话剧又是一个语言的艺术。影视可不是这样的，我特别排斥说得抑扬顿挫。

导筒：我倒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您说话特别清楚。如果不看电影字幕，您的台词我一直能听清。

辛柏青：也不好，那我以后一定要达到让观众听不清（笑）。我喜欢听不大清楚的，因为有些东西是似是而非的，半遮半掩的，你不觉得半遮半掩会勾起你更多的欲望吗？他到底想干什么？你会有欲望去追寻他，或者去一探究竟。说的太清楚，那就是我听就行了，我可以只用一个感官了。我是希望，我让你调动起所有的感官来看我，你才能看出我在究竟在干什么。

当然，你说的其实我特别理解，有的演员上来说不清台词，你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他在表达什么，当然这是问题，这是很大的问题。但是其实这就是一个返璞归真的过程，所以要经过一定的训练或者人生阅历，然后达到一个你能清楚地捕捉到他在说什么、他想要做什么。我现在追求的就是，要返璞归真，要像不会说台词的演员一样说台词，我觉得那是最高境界。其实在《白塔》里好多语言的处理都都处理得含含糊糊的。

导筒：我去了《白塔》的媒体发布会，身边坐了一个外国记者，他在看发布会的时候没看出来您跟王宏伟都是谁。于是他给我写纸条，把你们的名字拼音写出来，问XIN是谁？我说这是男主角。然后他又写WANG是谁，我说这是姐夫。然后他单独把你的名字圈出来，说完全看不出来。可能您当时在媒体发布会的时候挺帅的，形象挺好的，但他刚看完《白塔》，两个形象他对不上。

辛柏青：所以我就觉得这是精神气质的一种传达。所谓的塑造，你最后是塑造什么？不光是外部形态，还是一种精神气质内核。我在《白塔之光》里边，我的内在气质和人物是吻合的，是那个人，我觉得那就够了。这可能是对演员的一个最高的褒奖，外国人看完电影以后看到我本人认不出来，不相信是一个人，我觉得那是成功的，对我来说是一种肯定。

导筒：现在片子在电影节放完了，口碑也很好，对影片的未来有什么展望吗？对您自己呢？

辛柏青：我这种表演方式，可能在我们这个戏里边是合适的，但是主流的影展是不是认可这种表演方式，我不知道，因为太含蓄了。在表演上没有对与错，只要你在这个影片里是契合度更高，或者是在整体的影片的基调上有光彩，我认为就是好的。我希望《白塔》能有一些更好的口碑，能够有一些关注度，让更多的人去有欲望去看这个电影。

采访/ 撰稿：蓝詹

作者： hang

在本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有超过十部华语电影获得了大小官方单元的入围资格。

在19部主竞赛单元作品中，也有两部来自华语电影界，不止展现出了华语电影的强大实力，更预示着这个春天将有新的篇章。

其中，张律导演携手辛柏青、黄尧、田壮壮领衔主演，南吉、李勤勤、王宏伟、王奕雯主演的《白塔之光》作为第一部在主竞赛单元首映的华语电影，在2月18号终于亮相，得到了柏林观众、媒体和影评人的关注和高度评价。

这是一部充满诗意的电影。

导演运用了近乎自然主义的手法，让观众自然而然地感受到北京的景观。

从安静祥和的老胡同，到车水马龙的市中心，再到妙应寺白塔的祥和平静，每一个场景都以自然、朴实的方式呈现给观众，没有过多的修饰和刻意营造。

整部电影的节奏缓慢平和，营造了一种深邃的诗意氛围。

导演非常注重对称画面的运用，达到了极致的境界。

他将景色和人物的关系巧妙地结合起来，让影片的诗意呈现更加形式化，也更加规范化。

电影画面中只要出现两个人，无论是普通交谈，还是坐公交车，都遵循着同一美学规则。

甚至有一幕，演员辛柏青和演员王宏伟半夜走在楼宇之间，在他们交谈的长焦距横摇长镜头中，画面中的人物时刻在中轴线的两侧。

这也许又是一个寻根的故事。

影片的人物故事相对简单，男主角是离婚落魄又放弃写诗的美食博主，过着比较平淡的生活。

虽然失败的婚姻和经济状况让他感到沮丧，但他还是保持着乐观与热情，喜欢吃卤煮，住在一个类似医院的小房间里。

然而，男主角有着不想去回忆的家庭往事。

他的父亲在他儿时被指控犯有猥亵罪，被他的母亲赶出家门，长期生活在北戴河，却又偷偷关注男主一家很多年。

男主角从小就与父亲分开，虽然对父亲有很多怨气，但仍想找到父亲，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在工作中，男主角认识了女主角。

女主角是一个北戴河的孤儿，童年时被领养到广东，后来成为了在北京工作的摄影师。

虽然男女主角之间并没有发生真正的爱情，但彼此的相遇和相互扶持，帮助他们走出了各自的迷茫。

似乎有，又似乎没有，重新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此外，影片更是探索了寻找归属感和根源的主题。

无论是辛柏青饰演的男主角，黄尧饰演的女主角，还是那个哭诉「这个地方太难混了」的男主的室友租客，也包括他在北京的旧时同窗，还有那位在巴黎自杀了的同学，他们都没有扎根在所身处的社会当中，正如片中台词所说，没有在这座城市「投下属于自己的影子」。

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没有真正与生活建立起联系，没有找到自己真正的去处。

有一些人就这样失去了自己的根，成为游荡在生活之外的「鬼」。

主人公们在白天与黑夜之间游荡，他们可能在街上走来走去，没有目的地地漫步，也有的失业在家，来回走着台步，等待着下一次面试模特的机会。

男主角和女主角多次乘坐城市交通工具，被运送到不同的目的地，就像是游荡在一座城市中的商品。

他们并不完全属于这座城市，他们在寻找自己的归宿和位置，试图寻找一个可以扎根的地方。

主角在影片中握住了为数不多的几次方向盘，都是开车去北戴河，在寻找归属感时充满了迷茫和无助。

影片中，男女主角之间并没有真正的爱情，他们更多是在彼此身上寻找属于自己的去处，回到北戴河，只是某种回归过去的方式。

但即便如此，他们仍然是没有在这片土地上留下属于自己影子的人。

对于男主角的父亲，他在那个年代背上了猥亵罪，早已被社会抛弃在外。在这个彬彬有礼的社会里，他们彼此拥抱或许成了他们证明自己存在的一种方式。

那么「光」在哪里？

在繁华的北京城里，充满了各种光芒，但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些光芒并不属于他们。

他们为了追求自己的未来，为了寻找归属和慰藉而忙碌奔波。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也有许多人不断失望和受伤。

有些人在酒店房间里只是互相拥抱，默默坐着，不敢走出下一步，有些人则因为过去的阴影而无法亲近自己的亲人。

爱让人变得愚蠢，却也让我们不断勇敢尝试，去维持微弱的爱与希望。

就像影片结尾，让我们知道韩语的爱「Sarang」在别的语言中也是傻瓜的意思。

这是影片中真正的「光」，男主角就像这道光芒一样，他的出现永远能够给人带来一丝温暖。

无论是安慰自己的室友，还是接受父亲的往事，还是面对自己喜欢的女主和别人在一起，他都能从容面对，给人带来力量和勇气。或许只要这道微弱的光芒还在，我们就可以在失落和痛苦中找到希望。

文 / 唯唯

全文约2600字 阅读需要6分钟

毫无疑问，张律已经看似成为了那一类「情感足够丰沛」的创作者。或许每一位批评者都不得不承认，张律的电影的确成功把握了一种布满诱惑力的“情感装饰”。这种装饰总是在其表面上无懈可击，以充满“故事感”的忧郁姿态和暧昧缠绵的口音妄图俘获观众们的芳心，从而使银幕前潸然泪下的观众借由影像的表层文本提炼出某些“人生至理”，令所有人都误认为自己寻觅到了未来可能的方向。张律就像是“电影古堡”里那位英俊潇洒的王子，他以轻率的场面调度意识和手段欺骗了银幕前的辛德瑞拉们，而《白塔之光》恰是他手里光鲜明亮的水晶鞋。

白塔之光 (2023)

这仿佛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并不是这样，杰出的批评者应该意识到，任何艺术的出现不是为了成为“中学语文阅读理解”式的解读文本，观众阅读/观看作品的目的不是回答“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和主旨”这类愚蠢的问题，而是在不断训练自己「观看」的方式。无论对于批评者还是观众，他们都在既定的现实内——一切已完成的艺术作品都应当被视作“现实环节”的一部分，而非近乎洁癖的“作者论”当中的某种所有物占有癖好——尝试发明概念（idea）。这个概念当然是私人而非公共的，而这种「概念的发明」对于电影的意义则是，观众观看（作品）的过程的生成和教育。也即，场面调度，这如雷贯耳的四个大字。

电影的美德无疑是观看的美德，场面调度则是创作者训练观众如何观看以及宣扬作者理念的方式和途径。这几乎是老生常谈，任何观众都需要通过场面调度重拾观看的权力。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场面调度需要重申自己的道德。在《电影手册》的历史上，吕克·慕莱成功理解了富勒电影形式上的道德感，他利用富勒在场面调度上的尝试驳斥了批评家们对其“法西斯主义”的评论。吕克·慕莱总是不乏幽默感，他坚称“塞缪尔·富勒是唯一一个用脚在拍片的导演”。正是如此，场面调度的伦理问题从来不是在指涉一场道德审判（类似种族主义者对《乱世佳人》的围剿，简中互联网正在流行的给《辛德勒的名单》打低分的脑残行为），或是去约束创作者“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而是在察觉作品中风格的一致性、观看的民主性以及叙事者的企图是否具备道德感。就好像我们很难忍受哈内克即使高超但冷漠，施虐狂般的全景镜头，摄影机成为解刨机器在与施虐者共谋，以及贝拉·塔尔电影对其人物和物质的单调刻板，痛苦、悲伤的落后道德观念，和对时间的霸凌、风格演习而非眷恋与直觉性的部署。

白塔之光 (2023)

张律的《白塔之光》同样存在着令人无法忍受的场面调度：犹如小学生作业本上的连线题，在一个镜头内，现实与想象，当下与过去的时空，人物与物件之间，皆有着草率和粗鄙的关联。这无疑一场愚蠢的把戏。创作者需要意识到，时间不是可以被肆意玩弄的把戏，同时它不存在“物质-心理”的二分法，因为时间总是一以贯之，它早已不是蒙太奇的科学的玩物，抑或是一些长镜头和慢电影爱好者的勋章，而应当是完全独立的，需要创作者以释然和自由的态度去“践行”而非“描绘”的事物。就像阿克曼的《长夜绵绵》，我们确实在等待天亮，一切人和精神苏醒的那一刻，我们察觉到电影与光的诞生（结论-过程）的交流；以及在德沃斯的《小世界》（尽管我讨厌这部电影的后半部分，它显得离奇和庸俗不堪）里，我们在睡眠/休息，在“极大/建筑-极小-苔藓”的阈值中找到了时间流逝的正当比喻——正如眨眼，眼睛闭上的那一刻，色斑的诞生提醒我们光存在它的对手和它的孩子。

Toute une nuit (1982)

但是在《白塔之光》，时间被肆意地切割、揉杂，当然包括空间——我说的是人物的“外在精神性”的空间，一种生存和以感官作为枝条蔓延的场域，而非一场戏里的某个房间——时间和空间沦落为叙事的子集，为了达成可见的情感传递的效果，而献祭成了牺牲物。没人在乎它们。我们只需要知道摄影机内存在一种情绪和情感（无论它们是什么），其它的物质皆可成为工具。辛柏青可以在任何的时间与空间中游荡、冒险，他已成为一位自在的幽灵，或许说冒险家。天啊！如果不是张律总是操着一口北京口音拿捏腔调，我真以为他在拍《回到未来》。当然辛柏青早已不是纯粹“电影的”身体，他也成为某种情绪的化身，正如我开头批评的那样，他是在小红书上撰写精彩文案的情感博主，带领我们在北京市的各大胡同忧郁、抽烟、倒着 city walk。所以辛柏青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冒险家，哪怕在洪常秀的电影里，我也可以说申锡镐和李慧英是一位时间的旅者（《引见》、《在你面前》），因为洪常秀是令他们在更为抽象的场面调度上进行着冒险，而非，一个“镜头内的蒙太奇”把戏（我以为在安哲罗普洛斯的那个时代过后就没人这么拍了）。

白塔之光 (2023)

当然，张律的《白塔之光》在一些地方上看是成功的，他切实地描绘了一种哀伤，一种对土地历史的迷恋（那个蒙古人的暗示，太典了，我怀疑这是什么症候），我相信他是真诚的——好了，毕竟现在大家都知道辛柏青长得像坂本龙一了。然而正如辛柏青和黄尧在废墟内行走的那场戏，是什么在勾勒《白塔之光》总体的面貌（无论是其地质，还是其时空观念），是那朵紫色的“北戴河之花”，还是那座没有影子的巨大白塔。无论是什么，作为测绘城市和人物行走路线的图纸，物体隐喻的简单设计将电影处理为一出盛大的字谜游戏，好像任何事物都与“过去”有关，但却沦落为感伤的历史小说的扉页。

白塔之光 (2023)

借由 Summum Bonum 对其精确的评价，作为一部“散步电影”，《白塔之光》却是一种“虚假的游荡”，它并“不存在任何偏移的虚线”，北京没有任何可以去与这些隐喻物件沟通的可能。哪怕在其前作《漫长的告白》内，张律也有其收放自如的舒适和更加暧昧的喻体系统，甚至张鲁一忧郁、苦闷的人物状态也绝不可能被轻易地当成一种风格撰写。哪怕是在“虚线的划分”内，《漫长的告白》也存在着选择和勾勒的可能：张鲁一与辛柏青有着完全交叉的两种表演风格，且辛柏青饰演的大哥有着自己独立的表演内容，而非黄尧饰演的欧阳文慧那样在一种刻板的“活跃”里塞入了令人恶心的别扭和情绪障碍。

最后，我们看向《白塔之光》结尾的最后一个镜头。辛柏青坐在下雪的屋外，与田壮壮的身形发生了一次镜头内的“叠画”，其寓意不言而喻。但在这样的场面调度内，我们看到了“儿子-白塔-父亲”的连线。是的，摄影机的确进行着一种主观化的观看，它侵淫并建造了一个有着符号意味的链条：一个由观看这个动作建立起的愚蠢的影像逻辑。因此，这个镜头几乎阐明了《白塔之光》在其场面调度伦理意义上的溃烂：为意义和情感存在的时间和空间，僵尸一般盲目的物质和腐朽、疲惫的人物身躯。

白塔之光 (2023)

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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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白塔之光》在纽约电影节的放映，在walter reade theatre，买票时不定座位，进去随意。令人惊讶的是如此中国、仅仅关乎北京几个胡同串子的电影，也有很多白人在现场观看。我希望他们都用中文在看电影，因为方言表达是很难用英语传达的，“nuance”，但它们是如此温暖。

影片开始前张律站在台上说谢谢大家冒雨过来，希望我的电影能让你一笑。

确实笑了很多次。

张律说这个电影剧本是他在广州隔离时候，因为恍惚地想起一些往事而写就的。他说自己到了回忆往事的年龄。我心想我们又何尝不是。疫情之后，每个人都拥有了上辈子，不论年龄。剧本写好，他在疫情期间拍摄。北京在镜头里呈现了极其罕见的荒芜感。像个梦境，没有人烟，演员说话很慢，走路很慢。在胡同里走，在大街上走，走在求是杂志社门前，广济寺后街，胡同咖啡馆，卤煮店，人烟稀薄到让人感觉这是个河北地级市。这是导演回忆往事的现代嵌套，可以理解。从回忆里相望，记忆并不总是熙攘。零星的人，零星的酒水，照片，定格几个瞬间，甚至并无具体发生的事情，人在时间和空间里穿梭，老得很快。亲人爱人去世，几段无疾而终的情感，一些不知所踪的烟蒂。

因为对这些街区有一些自己的记忆，我并不介意这电影的荒凉和刻意。他们走在不同地方的时候我都会想起一些难忘的事情。特别是在五四大街那段儿，在炎热的夏天我跟好友说，这地儿可以啊。他说，可不吗。能在这发文章可牛逼了。我大笑，所以人的一生，清华北大读遍，欧美出走一圈，最牛逼的烙印还是得到上头的杂志发表。这种瞬间让人觉得北京很老也很新。

然而即便有观众的记忆加持，电影的镜头语言仍旧非常生硬。北京本身就充满荒谬，电影让人笑也让人哭。这种荒谬是时代造成的，不管是在望京对面窄小的厨房里抽烟，还是在胡同里逼仄找不到未来的青年，这些本身都是生活本身，电影并没做什么。

年龄大一点之后我开始理解了这个岁数的导演在干什么。人性好像就是由这些虚无的瞬间砸成具象的形状。时间积累经历，但并不铸造卓越。张律喜欢李沧东，也套进去了上官云珠，有个听上去像是学电影专业的观众问了一个比较挖深的偏剧本设置的问题。张律笑着回答，“有时候你得接受导演就是一个工作，他没想太多太庞大的问题。”我暗暗鼓掌，年轻人总是恨不得挖点福柯萨特啥的出来，其实张律只是拍了自己的记忆而已。电影像一个容器，深刻只是它的使命之一，其他使命还包括但不限于淡B、搞笑、无厘头、随便、只要有人买单。

田壮壮演得很不错，虽然演的痕迹也很重，但是他会比较自然地流露出一些方言用语，让我想起我的爷爷奶奶。他在电影里一直放风筝。我在北京拍过很多放风筝的老头照片。他们坐在地上仰望天空时，面目表情总是极其纯粹。很讽刺的是他自己以风筝成名，然而也一生被风筝所累。电影里他被踢出北京，生活里他还是被踢出主流。然后在2023年的电影里他依然在放风筝，已经出离主流几十年了。一头是风，一头是命。

但没关系，就像商场里突然冒出来的小火车一样，城市空间总是这样七扭八拐地缝合在一起，没什么逻辑，人活在其中，麻辣生鲜，生老病死，有时候活色生香，有时候黯淡无光。

大陆十月下旬会上映。

原文刊载于【抛开书本】

《白塔之光》创伤与困顿/语言与身份（附柏林答记者问） qq.com

美⻝评论员谷文通(辛柏⻘)失去亲人之后，通过姐夫得知了自己多年前被逐出家⻔的父亲曾数度返京看望他和他的母亲，父亲现在生活在北戴河的某个⻆落。与此同时，他与自称来自北戴河的工作伙伴欧阳文慧(⻩尧)产生了联系，在欧阳的带领下，谷文通回到北戴河，重新挖掘内心被记忆尘封的往事，也追寻着自己与父亲的联系。

5岁离开父亲的谷文通在某种程度上对于自我的认知是模糊的，他寻找一个模糊的“父亲”的形象，也寻找北京这座城市与他的联系。对比欧阳文慧，她对于人生的态度相比于谷文通是进取的，她五岁前成⻓在北戴河，之后随养父母搬迁至广东，但她没有任何口音，她的过去(福利院生活)成为了一片废墟，这个过去只存在于她的记忆之中。 两个人的过去代表了被尘封的历史---一段集体记忆（狂热的批斗史、女婴被抛 弃、失去故乡)。导演讲述了一段充满“失去”的过去，放着⻛筝，因为《蓝⻛筝》而被禁的壮爷，因可能是莫须有的流氓罪而被逐出家⻔的谷父，又非常隐晦地暗示了那段带着Trauma的历史。

我们在初看电影时便能感受到这种克制如薄雾的哀伤，然而随着对电影的细读，我们不难发现导演对这段Trauma的影射。中国对大多数wg后留下的创伤的描写都非常隐晦:比如借助他人之口陈述这个时期的某段经历，或者用极简短的话语概述这段 Trauma，极少有导演使用倒叙或回顾性的视⻆来组织wg时期的历史，事件被高度压缩。在这种情况下对Trauma的应用本质上是寓言式的，这种集体性的哀伤被缩小为 极其隐晦而清浅的个人的困境。如何回溯和看待这段历史，如何处理这种Trauma成为了中国部分当代文艺片的一个独特的概念问题。

回到主人公谷文通，他是一个极度迷茫和困顿的个体，张律导演使用了非常多他被框 架禁锢的镜头:窗户、隧道、开放式厨房等等...他的职业身份也随着迷惘和信念感的 缺失而不断切换：作为美⻝家，作为曾经的诗人，作为以租客租金过活的房东。他对于女儿的看护责任几乎完全缺失，他不懂如何作为父亲，因为他本身不了解“父亲”这 个身份所承载的责任与意义，欧阳文慧经常戏称他为“父亲”，然而他既处理不好与女 儿的关系，也处理不好情感的关系，他的旅程便是寻找父亲，寻找缺失，寻找“过去”。而欧阳文慧的“过去”(福利院)已然坍塌，她要处理的问题便是如何面对一个回不去的故乡，最后，她选择了拥抱另外一个“过去”：从巴黎回到故乡的巴黎前男友。

“语言”也是本片比较重要的隐喻，在中国本土有多种方言，方言的使用往往代表某种身份象征，但随着城镇化和人口的流动，失去“方言”口音也意味着失去了某种身份和对某地的归属感。欧阳文慧是其中之一，这种语言的连接还体现在了谷文通巴黎的诗人同学身上，人口的迁移选择越来越多，但是语言带来的身份认同远超于人的物理方位。影片的结局，张律导演引入了语音与表意的差异性特质，比如“撒浪”在韩语中代 表“爱你”，在维语中代表“恶心”，一个符号的音像形象，指向不同的含义/所指。所谓 “家乡”可能对应着不同的想象。对于欧阳文慧，她的家乡是北戴河还是广东?所谓 “父亲”，他代表的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亲人，还是一种国家与⺠族记忆?还有许多值得讨论的点，这也许是张律导演设置的玄机。同样的，电影中相同的符号，却导向了不同的心理感受，这也是电影这种艺术的迷人之处。

影片从始至终弥漫着迷茫与困顿的薄雾，北京冬日没有刺目的阳光，影子也变得稀薄而模糊，失去影子的人仿佛无法着陆。随着镜头我们游览这座城市空间，张律到导演 是爱这座城市的，谷文通是迷茫的，虽然北京四四方方的路在物理上极容易辨认方向，但冬日里这座灰蒙蒙的城市需要慰藉。这个慰藉就是高耸的、“不反射光的”、洁白圣洁的白塔寺。它不只是一个地标，也是一个城市里在身份认同与困顿与创伤中挣扎的人的心灵净化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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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发布会答记者问部分：

问:您在电影中使用了许多的镜子，是否投射了某种情感和意义?

答:我们生活的世界就一个镜像的世界。镜子里的世界，是充满反射与反光的世界... 电影工作者就在反光反射的工作环境中，这样的生活现状之中。 当我们试图观察一个人，透过镜子可以看到很多面对本人时看不到的东⻄。

问:为什么选择白塔寺“这个意象?

答:白塔寺，在北京⻄城区，是很特别，很突出的，北京城市的基本颜色是灰色夹杂着中性色。北京的道路方方正正，非常有规矩，很难迷路，无论在哪都可以很快找到目的地。但是内心生活能找到目的地，就没有城市规划那样好找。内心非常像迷雾。 在城市规划中，有一个浑圆的，向上高耸的东⻄，很突⺎，有着一整片白颜色反光， 这在情感与精神上会带给人们安慰感。

问:为什么欧阳文慧的职业是摄影师?

答:欧阳文慧是电影里面最进取的人物，她驱动这剧情和人物往前走，她是中心人物。但也可以说，她既是中心，也不是中心，他和谷文通一样有迷失的东⻄。

问:这次电影跟之前有什么区别吗?

答:原来的电影，都是去陌生的城市、去新的空间，对主人公产生的情感的影响。这 次的电影不太一样，谷文通于北京生，北京⻓，城市的空间伴随了他从出生到现在。 他没有离开过这里，但是他的爸爸5岁离开了北京。5岁孩子成⻓过程中，父亲是缺失的，和完整家庭也是不太一样的，他也有迷失的东⻄，父亲的缺失使他对自己的阐释产生了迷失感。他一直在寻找自己的爸爸，也在寻找自己和北京的关系。一个“在家乡又不在家乡”的关系，还有思念，精神生活的问题，这种关系比较让人感兴趣。

问：暂缺

答:城市里只要待足够⻓的时间，会迟钝，看到现实的东⻄，与空间保持一定距离时，能看到跟现实不太一样的，诗意的东⻄，一直在一起，对空间的人物关系的描述，想把我们的生活的本来的质感把它表现出来。

问:电影中出现了王宏伟、上官云珠，田壮壮等，你是否想召唤中国电影史中的经典形象?

答:并没有这么想，某种传统和致敬并非有意为之，可能是冥冥中被串联起来。

问:影片中的女性⻆色大多是为情节推进而设置的，您是怎样看待您作品中的男女形象的设置?

答:里面男人与女人的关系是社会现实的一部分，男人或女人都会承认:最温柔的部分属于女性，最坚强的部分也是女性的。男人也有他坚定的部分，但他是犹犹豫豫的，这是他对生活的观察。懦弱犹豫的出口，往往是妈妈或姐姐，即女性。至于对男性女性在什么位置上的想法并没有很刻意。男人可以像女人学习，变得坚强和温柔。

问:谷文通的“谦虚”只是一种虚构，还是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

答:“过于客气”，并非中国社会的整体形态，而是一部分人，对一个人客气，代表不反感，对人不客气，会激起自己的不好的东⻄。谷文通：客气到男女关系里那个都不做，这个很严重，情感当中，客气，愤怒，喜悦，有它的度，人与人的关系就会变得疏远。

问:无论是谷文通的初中同学，还是欧阳文慧的前男友，都居住在巴黎，巴黎有着怎样的象征意义?

答:这只是一个说法，哪座海外城市都无所谓。现在的中国年轻人遍布世界各地，他们有一种与国内的情感的联系，这个联系其实非常紧密。电影中有一首音乐关于巴黎:《人生是一场戏剧》，他的歌手是法国人，所以选择巴黎也跟这个音乐也有关系。这首歌可以与电影中人物的生活轨迹保持一致。

问:电影中的中国音乐，以带有抒情性的文本表达了某种情感，为什么在结尾处选择了中提琴配乐?

答:《北京欢迎你》，对方30多年未回北京，随着歌曲的演唱，情感也会随之变化，孤儿院中演唱的《丘陵》，本来是一首成人演唱的、的悲伤的歌，被孩子们唱了之后，变得非常有感染力；同理李叔同《送别》，童声唱就非常美，情感上发 生的变化也是非常大的。关于片尾曲的中提琴曲与现场的拍摄有关系。田壮壮走过走廊的时候，听到了这首曲子，我们都被感染了。于是我⻔去敲了乐手的⻔，发现她在练习这曲子，它传达了当时我们在现场的感受。好像里面的男主人公，一直在想他的父亲，怎么练习着与他和解。现场的人物状态和这种“练习”是比较契合的。

北京胡同内，卤煮小餐馆。

中年男人和时尚少女先后进入，中年男人衣着质朴、神情淡然，要上一碗馄饨，随即跟店家老头聊上了。

时尚少女衣着光鲜，活蹦乱跳，提着相机跑到后厨，咔咔一顿猛拍。几句话之后，哦，这是写手跟图片编辑在合作弄公众号，浏览量超过十万加一百块，点赞过千再加五十。

嗯，看他俩孤傲清冷的表情，还是很享受创作的过程。我们还是要重视他们的工作，保持对一篇十万加的尊重。

拍照结束，少女主动撒娇，要跟中年男去喝一杯。

两人坐进小酒吧的卡座，墙壁上挂着小黑板，上面用彩色粉笔写着：

今日放映：《燃烧》（李沧东）

我的心脏一紧，暗喝一声：不好！

《燃冬》的黑暗记忆汹涌而来。

我猜对了开头，却没猜到结局。这部《白塔之光》，不仅有着超越《燃冬》的牵强和做作，而且平均年龄超越前者起码30岁，老少挚恋，迷惑操作层出不穷，看得人尬出了天际。

以及，有没有人告诉我，谁才是真正的“白塔之光”？

01. 巨婴男的情爱幻想

一整部《白塔之光》都可以看成导演张律内心中各种幻想的投射，这个投射载体自然是男主角，由辛柏青饰演的谷文通。

谷文通是个什么人呢？是一个方方面面都很失败的中年男人。

一是家庭破败。与老婆离婚，净身出户，住进母亲留下来的老房子，为了省钱还租了一间房给男模特。这男模特的故事等会再说。

女儿丢给姐姐带，自己天天游荡在大街小巷。可是姐姐也只是寻常人家。

母亲去世，父亲早年因为流氓罪获刑，至今未与家人直接联系。

二是事业困顿。人到中年，不仅没有混个一官半职，连个稳定工作都没有。

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写几个美食公号，靠着一篇几百的稿费混着。

可他自己不以为耻，看上去还自得其乐，旁人也无法多说什么。

三是情感淡薄。整天板着个脸，仿佛全世界都欠他的钱。

没什么知心朋友，大半夜就知道骚扰姐夫。面对老婆的出轨，也没有丝毫愤怒。就连跟自己老爹，都是远远观望，不敢相认。

几方面梳理下来，这个谷文通，基本就是个中年巨婴男。干不了大事，扛不起责任，遇上麻烦只会找姐夫，找身边人；稍微面对挫折，就要借酒浇愁，思念母亲，思念女儿；父亲因为流氓罪获刑，不敢帮父亲讨回公道，不敢跟父亲当面沟通，就连谴责父亲的责骂，都只敢在睡梦中偷偷想想。

就这么一个扶不起的中年阿斗，导演还要用他来承载自己的情爱幻想。

怎样的情爱幻想呢？读过村上春树小说的朋友一定不陌生。

那就是：是个女人都会爱上他，所有异性都关爱他，呵护他，给他如母如妻一般的温暖。

前面合作的摄影师自然跟他差点搞在了一起。连个开房的服务员，都要拿本《恋人絮语》来勾搭他；去超市买桶菜籽油，收银员都要夸他帅气，还要跟他合照。

以及当年的班花同学，前妻，等等异性，都恨不得要跟他来一腿。

好吧，不管观众们信不信，起码辛柏青是非常享受这个角色。每当有台词的部分，他都恨不得紧接着对方说出台词，一句一句接得非常紧。等到没有台词的部分，他又按自己的理解独自哀伤，一通低头皱眉，看得人脚趾都抠紧了。

他的这份魅力到最后已经超越了性别。连同住的男模特都要抱一抱他，以此疏泄内心的苦闷。

他望着失声痛哭的男模特，顺手拿起一个黑黢黢的圆柱体，并不明白这个飞机杯，哦不，唱吧麦克风的使用方法。

男模特给他演示了，爆粗发泄了一通。过了几天，他就拿着这个麦克风唱了一首冬奥版《北京欢迎你》，凄婉悲凉，催人泪下。

最终，他还是直面了多年未见的“流氓犯”父亲，两人并没有说起多年来的生活细节。而是以交谊舞作为切入口。

一个白发老头和一个中年男人，开始抱在一起跳交谊舞，他们扭着扭着，扭出了画面，留下一面雪白的墙壁，他们在镜头外面，实现了和解。

我我我……我竟然无言以对。

02. 做作女的迷惑操作

所谓“一物降一物”，这样一位中年巨婴男，自然需要一位道行更高的极品来降服。

她来了，她来了，她带着滚滚雷声走来了。

正是那位最早出现的女人，自由摄影师欧阳文慧。

她和谷文通的姐姐谷文慧同名，但是风格却是天差地别。

前面不是说到她跟谷文通差点搞在一起了吗？两人相谈甚欢，情浓处起了意，于是去开房。

结果看到服务员勾搭谷文通，欧阳女就吃了飞醋，转头就走。过一会儿情火难压，又赶回来再开房。

还要略施伎俩，支开男人，看清楚身份证上的年龄。还要像“正妻唬小三”那样，给服务员一顿炫耀。

老旧陈腐得连我这个男观众都看不下去了。

进了房间。先是主动要跟男人亲嘴，但是又不准对方伸舌头；接着慵懒地平躺到床上，又给男人说不想“那个”，只想开个房，安静地互相陪伴。

巨婴男就真的坐在床边发呆，大半天连“禽兽都不如”。

只留下寥落的观众咬着牙忍住反胃，为了张电影票继续硬撑着。

果然，这还只是前菜。

开头还在跟服务员炫耀“我男朋友年龄是不是大了点？”，结果没几天，年轻的前男友从国外回来，欧阳女立即倒贴着赶了过去，眼前这个困顿中年男连个备胎都算不上，只是用过即抛的“一次性用品”。

不仅直接改口叫爸爸，而且还不是私下叫，欧阳女拖着谷文通直接冲到老头聚集的街边棋摊旁，一边大声喊爸爸，一边还坚持要停下来观战。

谷文通略一解释，竟然遭来老头的群起而攻之。发动群众斗群众，欧阳女是在向我们展示传统的管理智慧呀！

更有三十多岁的大人，没羞没臊的，独自去乘坐商场里的小火车，跟人家陪娃的夫妻套近乎，客套几句后，直接来一句：这孩子是你们亲生的吗？

当妈的怒火中烧，小火车虎躯一震，这欧阳女的做作指数，已经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了。

03. 王宏伟的温情回望

好吧，客观地说，《白塔之光》也不是每个角色都如此做作和疯癫。比如谷文通的姐姐与姐夫，就是相对正常的一对中年夫妻。

他们努力维持着家庭的正常运转和稳定表象，悉心照顾弟弟的可爱女儿，细致体察身边事物的需求和变化，全力尽到自己在人世间的责任。

除了他们二位，影片中的每个人似乎都在错误的轨道上越走越远。

一直单身的班花，异国自杀的同学，离婚四次在酒后痛哭失声的男人。（影射摇滚半边天？）

还有偏执困顿的谷文通，做作任性的欧阳女，以及背负“流氓罪”，独自活在旧时代的老父亲。有的找不到归依之处，有的看不透情爱本质，有的在自己编织的茧房中难寻出路。

其实，路就在脚下，出口就在手边。去生活，去行动，总会有解决问题的办法。

如果真的要找出一位“白塔之光”，我将会毫不犹豫地投票给片中的王宏伟，这个承载着本人青春回忆的好演员。

在多年前的《小武》中，他饰演了那个低落又骄傲的小偷，在破败县城的砖墙下悄然走过，爱上歌女胡梅梅，听她在小床上唱起王菲的《天空》，然后消失不见。

在《白塔之光》中，他有个普通的名字：“李军”，说话做事也都平凡普通，但是在一群做作的角色中间，却显得无比温暖又充满光辉。

他陪伴引导着妻弟的女儿，承担责任却又乐在其中。他默默帮助谷文通联系上父亲，平和稳定地暗度陈仓，他默默解决掉这个家庭的诸多困难、矛盾和死结，但从不居功自傲，也不大肆宣扬，只把这一切都当做分内之事。

即便偶尔承受老婆的责骂，偶尔不被理解，但是仍然坚持内心的质朴正义，按照自己的逻辑，坚韧地扛起责任，解决问题。

这样的中年男人，尽管没有谷文通那样的高朗和帅气，尽管也没有华丽文笔和滔滔口才，却是这个社会稳定运行的强大支撑，也是悲喜人间传递暖意的重要热源。

照我看，导演就应该将《白塔之光》的情感注脚放在李军身上。多一些这样低调静默的行动者，少几个谷文通那样“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文学巨婴，我们都将拥有越发美好的明天。

摒弃做作漂浮，放弃清谈论道，为质朴勤恳的李军点赞，为脚踏实地的劳动者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