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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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介绍
1965年，印尼政府被军政府推翻，那些反对军事独裁的人都被认定为“共产党人”，并遭遇了血腥屠杀，一年之内，就有超过100万“共产党人”丧命，其中就包括农民还有一些当地的华人。本片的主角Anwar Congo和他的朋友们就参与了当年的屠杀活动，他如今是印尼最大的准军事组织Pemuda Pancasila的元老人物。Anwar和他的朋友接受导演的邀请，在镜头前重新演绎当年他们是如何处死那些“共产党人”的，他们通过拍摄电影的方式，重现了当年的场景，再次拿起了那些沾满鲜血的用来勒死人的铁丝。Anwar讲述了他的故事，其中就包含着他年轻时候对美国黑帮电影的喜爱，而他所属的准军事组织Pemuda Pancasila虽然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力量，恰恰也被人视为印尼最大的黑帮......和荞麦一起疯长的日子上集大象骗人风的旅程奥兰多·布鲁姆：边缘行走都市枪手反贪风暴怪化猫绝命海岛忠者无敌麻婆岛2闪点行动第一季时尚之王神犬小七第一季奔跑吧！精英青春奏鸣曲人间世2021人类世2018特种人员失踪的女人 下Sugar Sugar Honey寻宝假期2：自然召唤恋之罪 恋の罪火线追凶2之不白之冤蛇变良师难为几宗罪矿山人家公子墨上香上层男孩 第五季爱的争夺黑爵士二世云边有个小卖部电影版梵高与提奥1990神警奇偷O女最佳女婿粤语爱情图鉴之暗恋情敌蜜月怒海救援横冲直撞火凤凰星野源巡回演唱会：流行病毒
长篇影评
1 ) 流氓社会
拍纪录片的西方人，当年鼓动和支持军事政变的也是西方人，他们的本意也许不是屠杀，可是这一切难逃罪责。刽子手们每每谈及美国的黑帮或是谍战电影，诸如《教父》《007》，都有着强烈的代入感，甚至一种优越感，我是真的杀过人，他们不过演员。你们喜欢看虐杀，我们能拍得更好看，因为我们经历过。
这就是让流氓看电影，他们只能看到血腥和屠杀，其他的什么也看不到。
好像是西方的价值观渗透的结果，可又不是，这种拙劣的模仿就像一个畸形的怪胎，人们猜不透他们为什么长成这样，想扼杀他们却又不被允许。
他们为了重新演绎过去的屠杀场景，游说老百姓当群众演员，推搡着老人，叫嚣着烧掉你的房子，老人的孙儿紧紧地抱着自己的爷爷，看得出他们眼中是真实的惶恐，而不是演技的精湛。更可悲的是，围观的群众就像任何一场历史事件中的路人，高兴地拍着手，不知道在为谁尽力地欢呼着。
每次他们演示如何杀人，我都害怕他们假戏真做。
看到他们热心地筹拍电影，就想着也许他们是单纯的吧，单纯到无知，无知到可怕，以为这样一部东西拍出来大家都会喜欢看。
名叫阿迪的那个刽子手，算是有思考力的人了，他说的很多话可能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那些有一定知识背景的屠杀者的心理。
”为了不让自己感到愧疚，所以得找个正当的杀人理由。“
”共产党没有我们残暴。“
”你做噩梦，是因为你的意志不够坚定。“
可是这样的人。就算说出了这样的话，对于自己当年的滥杀无辜，他也不会有半点的歉疚，特别在提到杀华人的时候。这样的人，随着拍摄的进展，觉得纪录片如果成功的话，会对政府形象、历史造成360度的反转。也正是这样的人，反而没有遭到良心上的谴责，没有夜复一夜的噩梦折磨。
一个生还者，所谓共产党后代，就像是在讲笑话一样，手舞足蹈地描绘起在屠杀中被砍死的父亲，这样的人好像更可怕。不过也许他这样说，是为了让那些刽子手听了之后不会有被批评的感觉。一种生存之道吧。
企图把自己和事件撇清的报社记者，反而被屠杀者蔑视，表明自己从不掩饰自己做过的事。这一点来说，比某个民族似乎要强。
竞选议员的流氓，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听着奥巴马的演讲，整理着自己的表情和仪表。这样的流氓就算还没当上公务员，就开始盘算着怎样从每个人的口袋里拿钱了。所谓带着领带的强盗。
一句话，从此对这个国家没有好感。
影片开头，安瓦尔带着导演去屠杀地点，很轻松还带着点炫耀的口吻说着自己的过往，重置自己杀人的方式，而在影片的最后，他拖着沉重的身体，茫然睁着双眼，追问自己的行为是否就是犯罪，然后扶着墙壁不断地干呕。。。
2 ) 可能是每位中国人都应该看的电影，他们至今仍在谈笑风生的演绎如何杀人
前年香港青旅和老板闲聊时，安利一部2013年香港电影节公映的纪录片《杀戮演绎》，关于印尼华人大屠杀，“看完就知道为什么香港电影里偶尔会有那些印尼华侨的片段”，去年有位高知亲戚也推荐了这部。春节开始，想拉小伙伴下水，看过简介后都哈哈拒绝，不忍更不敢。
中午看完发呆了一小时后上IMDB，想知道世界各国的人是如何看待这段历史，决定花三小时写篇影评而放弃去影院看《阿拉丁》。
努力控制个人情感，让文字不带种族仇恨和个人偏见，只讲述电影本身和他的历史背景来写下这篇文字。
英文名叫《The Act of Killing》，是一部2012年制作的纪录片，讲述印尼九·三〇事件。该片在国际各大影节提名、获奖无数，更入围2013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候选名单。
一、 历史背景，苏美冷战时期下的九·三〇事件。
影片里提及的“共产党人”泛指共产党员、华人、左翼人士、反独裁人士、知识分子和农民。
1965年9月30日印尼发生军事政变，时任印尼总统兼总理的苏加诺政治立场倾向共产主义阵营，被倾向西方的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苏哈托少将推翻。拉提夫上校和乌坦上校率领一批陆军军官，逮捕了6名军方将领，强迫苏加诺总统解散国会，时任印尼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的苏哈托浑水摸鱼，宣称这是一次“共产主义政变”，迅速平息了政变，并窃取了国家最高权力。这就是印尼历史上著名的“九三○事件”。
陆军在苏哈托的领导下，发动了对共产党的大清洗。次年3月11日，苏哈托宣读了一份“命令书”，宣告“在军方的拥戴下”出任印尼“代总统”。军权在握的苏哈托宣布印尼共产党是非法组织，开始在全国进行“清共运动”。由于印尼共产党的华人居多，许多非共产党党员的华人也受牵连被处决。军方还对共产党的村落发动突袭，杀死大部分或全部村民。“清共”持续了3年之久，50万名“左翼分子”被杀，60万人未经任何审判就被关进牢里。
其间，印尼军方曾诬称有9名大雅族（印尼高山原住民）长老被华人所杀，挑拨大雅人对华人的仇视。报仇心切的大雅人，在许多华人住所前放置盛有鸡血或狗血的红色土碗。这就是大雅人复仇的记号，任何大雅人见到红色土碗，都有责任将屋里的人赶尽杀绝。
美国中央情报局曾把这段悲剧称为“20世纪最惨的集体谋杀”。从此以后，印尼华人被禁止使用中文，不得取中国名字，不准开办华人学校，不得进入政府部门工作。
被屠杀的数字到底是多少呢？影片里提到的，一年内100万，清洗运动结束后250万。
本片主角Anwar Congo（安瓦尔·冈戈）和他的朋友们就参与了当年的屠杀活动，他如今是印尼最大的准军事组织Pemuda Pancasila（印尼五戒青年团）的元老人物。安瓦尔和他的朋友接受导演的邀请，在镜头前重新演绎当年他们是如何处死那些“共产党人”的，他们通过拍摄电影的方式，重现了当年的场景，再次拿起了那些沾满鲜血的用来勒死人的铁丝。安瓦尔述了他的故事，而他所属的准军事组织印尼五戒青年团虽然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力量，恰恰也被人视为印尼最大的黑帮。
二、美国导演没拍出来的，持续三年的大屠杀从起因到实施到后续都有外力的介入。
英国
英国记者Paul Lashmar与Oliver James自1997年起在《独立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探讨英国与九三零事件的幕后联系。根据这些报导所述，英国外交部的信息研究部（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简称IRD）曾针对印尼共产党、印尼华人与苏加诺展开一系列的反宣传，此计旨在复制英国对付马来亚共产党的成功经验。据当时BBC驻新加坡特派员Roland Challis之说，由于苏加诺拒绝记者入境，英国驻雅加达的大使馆就成为资讯的唯一来源，IRD 因此有机会操作新闻。例如，BBC报导共党将血洗雅加达，就是由IRD的心战专家Norman Reddaway所编造的谣言。
在2000年8月16日的《独立报》上，战时国防部秘书Denis Healey爵士承认IRD曾介入此事，他否认英国秘密情报局占有任何角色，并称英国对印尼军方右翼的军事支持，其“个人一无所知”。但他也指出，如果确有此计划，他“无疑会支持”。
美国
从1990年起，一些美国外交官开始向《华盛顿邮报》等媒体透漏他们曾编写印尼“共产特工”名单，交予亲苏哈托的军人与情报人员。美国记者Kathy Kadane 访问了许多前美军军官与中情局人员，他们提到一份印尼共产党特工名单，一旦其中有人被捕或身亡，美方即在名字上打勾。他们与英国密切合作，因为英国也须保护它在印度尼西亚的利益。
澳大利亚
近年来的资料也表明，澳大利亚对印尼的大屠杀知情。如据澳大利亚《雪梨晨锋报》称，澳知道实情，但仍“一如既往地支持军队的血腥政变”。1990年代初，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保罗·基廷说，苏哈托的政变，是澳大利亚战后战略史上最重要和最有益的事件。
三
导演乔什﹒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
奥本海默2004年到印尼做一个项目时， 机缘巧合下接触到了一群在那时幸存下来的人。听闻他们的故事，他成了北苏门答腊省无数暴行的间接目击者，也目睹了那里的人民对这惊天罪恶的长年隐忍。与他对话的行刑者中最年长的一位，至今仍居住在苏哈托政府犯下罪行的地方，并且非常乐于谈及过去。正是这些经历，成了奥本海默创作《杀戮行动》背后的原动力。
导演拍摄这部纪录片时，起初选择从受害者角度讲述这段历史，当用镜头对准大屠杀的幸存者与受难者家属时，却发现大多采访者都不敢谈论，而拍摄也不断受到政府和警察的阻扰，最后，那些受访者说，你们不如去找那些杀人者吧，他们都很乐意跟你们吹嘘那些事的。然后奥本海默开始寻访苏门答腊省那些臭名昭著的屠杀者，他采访了四十个屠杀者，听他们炫耀往事，带着他重游当年施行屠杀的地点，而第四十一个，便是纪录片的主角，喜爱好莱坞黑帮片，崇拜《教父》，会学习影片里杀人手法的流氓安瓦尔·冈戈。
四、影片里的表达
影片里屠杀者、支持者、各领域政要，包括国会议员、部长、副总统给gangster（流氓）的定义是free man（自由的人），所以流氓是正义的，他们捍卫着这个国家的自由，不被共产主义侵蚀。政府不便出手直接清洗，免遭国际谴责，军队把杀人的任务交给社会上的帮会分子、流氓。他们在印尼国家电视台接受专访，像国家英雄一样接受赞誉。
安瓦尔是一位年过七十的老人，一直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的北苏门答腊省。他皮肤黝黑，满头银发，戴一副眼镜，喜欢穿着西服，像极了南非总统曼德拉。他带着两个小孙子在家门口喂鸭子，小孙子把鸭子的一只腿弄伤了，他对小孙子说：你应该跟鸭子说对不起。从他现在老年时的样子猜想，他当年应该是一个挺帅的青年。有种很温馨的画面，儿孙膝下，热爱生命的错觉。
而这位老人安瓦尔就是最有名的行刑人之一。他是印度尼西亚屠杀“共产主义者”的一名刽子手，他，一个人，杀了一千多人。影片一开始，满头白发的老人步履阑珊带着导演爬上一幢大楼楼顶。1965年到1966年期间，他在这里施行过无数的杀戮行动。他带着笑意说，起初他的杀人方法总是弄得很脏，于是他开始用铁丝来绞死那些受害人，因为这样干净利落。随后，坦然地示范了这种手法，当这不忍直视的一幕完成之后，惬意跳起了恰恰舞。
影片中其他显要人物包括赫尔曼（Herman），一个嬉皮笑脸、体形浑圆、扎着马尾并且满腹政治抱负的恶霸型人物。还有安瓦尔的老朋友阿迪·祖卡德里（Adi Zulkadry），一个声称从未对自己的罪行感到过一丝内疚悔恨的人。
他们（印尼五戒青年团）仍都在谈笑风生的讲述当年“英勇事迹”，强奸妇女、儿童，并当享乐般对着镜头说“那时候我们就是法律，可以随意强奸、杀戮他们，如果让我碰上十四的女孩，那将是她的地狱，我的天堂。”
四十年，早已过诉讼有效期，他们都没有被起诉，他们至今仍掌权。
影片中，当下的印尼社会对华人的仇视与蔑视并未随时间消逝，他们仍公然勒索华人，而华人敢怒不敢言。
五、电影后续
奥本海默2014年推出续作《沉默之像》。
一户人家讲述了自己的儿子被谋杀的场景。而谋杀他儿子的人就住在街道的另一边。直到今天依然权力在握，没有人敢于去追究他的责任，也没有人敢于去杀了他报仇。在官方的报道中，侩子手成为了英雄，而英雄，又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传说。在沉默中，家庭在哀嚎，而事实又消于隐匿。
不知道我们能为这些华人做些什么，至少，我们得知道曾经发生的这段历史，别遗忘了它。
3 ) 暴力反转
《杀戮演绎》就用了159分钟向我们说明这样做的后果会是什么。1965年，印尼发生政变，军政府推翻当时的现有政府，所有反对军政府的人全部被指控为共产党分子而遭到虐待和杀害，其中有大批的华人。军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启用了大批的流氓和混混进行实际的攻击和血洗，这一组织被称为“五戒青年团”。《杀戮演绎》中的主角就是当年“五戒青年团”的成员之一，现在仍令众人闻风丧胆的安瓦尔•冈戈。整部影片并没有让施暴者或是受害者讲述自己的遭遇，而是请施暴者参与制作重现当年杀戮行为的影片，使他们涉入其中，并对他们在这一段时间中的生活行为心理给予记录，回溯历史事件，达到导演的拍摄目的。
那么，导演到底要通过这部纪录片说明什么呢？
来看看这些当年的施暴者和受害者们的现状吧。安瓦尔•冈戈，当年设计出使用钢丝杀人的头号侩子手，目前状况不明，但就其家中装潢来看，生活的并不差。易卜拉欣•西尼克，当年负责收集情报的人，面对询问，当年杀的到底是不是共产党，他满不在乎的说：“就是要人们恨他们啊”，“我干嘛要干那种脏事，我一眨眼他们就得死”。现在是报社社长，仍然掌控着舆论利器。赫尔曼，当年安瓦尔的手下，现在的新一代流氓，他去华人店铺恐吓要钱，甚至还参与国会议员选举，“要是能进建设委员会，我就能从每个人那儿收钱。”阿迪，当年安瓦尔所在行刑队的队长，目前生活平稳幸福，有个漂亮的女儿，一家人幸福的在高级商场流连，做美容，试按摩器。现在的“五戒青年团”领导人，打着高尔夫，吃着奢华的宴席，住着塞满奇珍异宝的豪宅，开着低俗和下流的黄色笑话。《南方周末》在采访该片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时，导演说：“他（安瓦尔）当年的朋友如今大都位高权重。”
那么受害者呢？影片中没有一位直接的受害者出现。甫一开始，安瓦尔和赫尔曼在街上寻找能扮演印尼共产党妻子的女性，但没有人愿意出演。影片中，一位中年人叙述自己的华人继父被杀的回忆，虽然这个男人自幼和他的继父一同生活，继父被杀时他已年满11岁，感情应当不浅，但他满面笑容的回忆着继父被拖走，第二天他的尸体被怎样发现，而只有自己和爷爷敢去收尸。在重现屠杀的一个场景cut后，他满面笑容的坐起来，吻着“五戒青年团”一位中年人的手。没有受害者的身影出现在影片中，导演不是没有做出努力，但他发现，没有人敢说些什么，反而是这些受害者告诉他，去问问那些人吧，他们很乐意说出他们当年的事情的。
有人忏悔吗？作为流氓的代表，安瓦尔的队长阿迪说：“所谓‘战争罪’是赢家来定义的。我赢了我说了算。”如果非要讨个公道，“那你应该从人间第一桩谋杀开始查，该隐杀亚伯。干嘛只盯着杀共产党？美国人还杀印第安人呢。”赫尔曼没有表达意见，但从他脑满肠肥的样子来看，他显然没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群演中的人兴致勃勃的回味强奸少女：“遇到14岁的真是美味，对她而言是痛苦，对我而言是极乐。”作为舆论的代表，女主播兴味盎然的向安瓦尔表达敬意。“您发明了一种更具人性、不残忍杀、避免过度暴力的杀人方式”。作为国家的代表，副总统高兴的被众人披上“五戒青年团”的制服，站在演讲席上，挥舞着拳头说，流氓是什么？流氓在英语中的原始意思是free man，“五戒青年团”很好的践行了自由的含义，国家需要他们。你看，没有人忏悔，所有的流氓都挥舞着自由的拳头，唱着为国捐躯的歌。
如果非要选出一个有那么点忏悔意义的人来，那就只有安瓦尔一个人了。最起码，他在镜头前坦诚自己必须用歌舞和大麻来麻醉神经，最起码，他在午夜梦回的时候，都会看到那个被他砍下脑袋的人的眼睛。最起码，他在亲身实践做一个被审判者时，被吓的不能自己眼泪直流，在那之后，能和导演说：“我感到没有尊严”，有“真实的恐惧”。有人说他在最后被导演将所有的杀人借口逼退，但如果真的如此，他为什么还是在片尾一个人走上当年殴打屠杀所谓“共产党人”的场地，虽然不知为何呕吐了很久，却喃喃自语：“我的良心告诉我，我要杀掉他们。”？
没有人忏悔，没有人的合理化借口被导演逼退，害怕的反而是受害者。也许许多政权是以流血建立的，但大多数会选择反省，或者缄默。相对于表扬，缄默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一个隐形的伤口，人们不愿意说，是因为羞于启齿。但一个将暴行与自由联系起来大肆宣扬的政府，一个将暴力冠以“为国效力”的国家，反省的意味是零。
好吧，就算上一代的事情就此终结。那么下一代怎么办？在这里，显然仍然是在重复昨天的故事。他们仍然看着那些讲述共产党人杀人如麻的宣传片，影片中闪回的是女儿发现爸爸被打死，之后跪在地上将殷红的鲜血捧起，淋漓的抹在自己哭的扭曲的脸上。他们仍然听着自己的父辈们欢乐的谈起杀人往事，懵懂的站在一旁。他们仍然参加着“五戒青年团”，或坐或站的在下面鼓着掌。他们仍然被迫坐在一旁，观看自己的长辈们在电影中被勒死的场景，尽管导演一直在旁边说：“你确定要放吗？这太血腥了。”
可笑的是，影片中不止一次出现动物与人的互动。安瓦尔家中的小鸭子腿断了，他柔声训斥自己的孙辈：“不要那样，它会更难受的。”但另一方面，“五戒青年团”领导人的墙上、家里或挂着或陈列着数不清的动物标本，统统都是死亡和献祭的证明。
当暴力反转成为多数人共识的正义，那么就不要谈拯救，更不要谈希望。
4 ) 应该如何认识纪录片，以及对影像本身的力量如何看待
比尔·尼克尔斯将纪录片划分成诗意型（沃尔特·鲁特曼《柏林：城市的交响曲》、尤里斯·伊文思《雨》、罗恩·弗里克《天地玄黄》）、阐释型（弗兰克·卡普拉《我们为何而战》）、参与型（迈克·摩尔《华氏911》）、观察型（梅索斯兄弟《灰色花园》）、反身型（尼克·布鲁姆菲尔德《一个连环杀手的生与死》）和表述行为型（沃纳·赫尔佐格《灰熊人》）。
这六种类型并非截然对立的。比如迈克·摩尔的《华氏911》既是制作者主动参与事件，也是通过影片阐释自己政治立场。经常为了达到特定的效果，阐释、诗学、观察等各种模式会在同一个段落里同时使用，比如《杀戮演绎》里那段瀑布下的歌舞场面。
与大家对纪录片的普遍性印象不同，这六种类型里只有观察型是制作者保持中立的第三者立场的，而其他类型的纪录片，都有制作者出于主观目的而对影像的积极介入。即使在观察型纪录片里，制作者对摄影机干预事件的克制也是很少的。比如作为美国“直接电影”运动的领头人物，弗雷德里克·怀斯曼的纪录片就以其绝对客观的拍摄手法而为人所称道。但如果看过他的纪录片，比如《少年法庭》、《医院》、《高中》，能感觉到他的批判性态度是很鲜明的。他虽然不像弗兰克·卡普拉的《我们为何而战》那样直接用剪辑和画外音直接宣传自己的观点，也不像迈克·摩尔那样直接介入事件与当事人进行辩论，但怀斯曼也绝非以一个第三人的立场去旁观整个事件的发生。他是有倾向性和态度的，而且通过纪录片，我们可以说，态度鲜明。
因此回到《杀戮演绎》，我并不认为导演介入事件的方式和重新结构影像素材的手段，突破了纪录片的伦理底限。
因为摄影机的存在已经是一种对现实的介入。即使制作者以一种长期与被拍摄者一起生活的方式来让他们习惯摄影机的存在乃至忘记摄影机的存在。这是一种纪录片制作者编造出来的神话。事实就是摄影机不可能被忘记，当被拍摄者面对摄影机，他们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表演，并将自己塑造成某个自己想象中的“角色”。这种情况在梅索斯兄弟拍摄的《灰色花园》里体现得特别明显（虽然这是一部美国直接电影的代表作），影片中那种怀旧的诗意，很大程度上是被摄者面对镜头刻意营造的。
从这个角度讲，既然纪录片的拍摄者无法阻止被摄者面对镜头时的表演欲望（这是人的本性，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在被人窥视着，我们不可能旁若无人地依然做我们自己，而不是迎合镜头去扮演一个“角色”），那么《杀戮演绎》反其道而行之的制作方式未必不是合理的：干脆鼓励他们在镜头前进行表演，也许恰恰在表演中，会流露出他们最真实的一面。
至于这种制作者过分介入事件发展的拍摄方式，会不会让纪录片沦为一种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就像弗兰克·卡普拉的《我们为何而战》？
我认为不会。因为我相信影像在本体论上具有的力量。这是我不认同符号论者、结构主义者或者认知论者的地方。当然，我相信影像可以用来表意，结构化的影像能够传递出制作者的观念并准确地传达到观众那里去。但我不认为这就是电影的全部。
过分地强调电影的样式、范式、风格，会形成这样一种霸权，好像电影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将制作者的观念和思想转化成影像，以一种固定的样式打包后转送给观众，观众再以正确的方式读解并获取制作者的观念和思想。它否定了观众对影像颠覆性解读的可能性，并粗暴地将之称为错误的解读或者过度的阐释。
就像帕特里克·菲利普斯所提出的那样，有时候一个明星的特写，也可以超越叙事和结构的力量，让我们完全忘记了影片的情节和内容的情况下，依然记得那个特写所具有的美与震撼。这是影像本身的力量，这种力量源于影像背后实体的真实性，那是一个主体啊！你可以把它变成银幕上的客体、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窥淫的对象，但银幕的框框永远不能框死它，它是可以超越幕布的边界，展现自己的魅力和力量的。
沃纳·赫尔佐格的《灰熊人》是这方面的翘楚。电影的里影像是被二度结构的（或者说赫尔佐格对第一次结构进行了解构）。电影里的影像素材本身是蒂莫西·特雷德韦尔拍摄的，他拍摄的目的是为了自我神话（他一样刻意地在镜头前进行表演）。但赫尔佐格对这些影像进行了重新剪辑并加入了自己的画外音，从而让这些原始的影像产生了一种嘲讽的味道。
这一方面说明了影像的确是可以被结构并可以传达制作者的观念的。但另一方面，我却更倾向于认为，制作者是永远无法彻底控制影像的。特雷德韦尔出于自我神话目的而拍下的影像，也可以变成讽刺他的影像。正如莱尼·里芬斯塔尔用于宣传纳粹精神的《奥林匹亚》里的影像，也可以成为揭露纳粹非人化的证据。
在《杀戮演绎》里，冈戈与科托当然是两个刽子手。但当他们对着镜头侃侃而谈时，即使导演的主观目的是在进行反讽，可谁又能否认他们所展现出的那种魅力的迷人性呢？谁能不对他们印象深刻呢？
我相信影像永远不会那么顺导演心意地原原本本地传达着导演的想法。影像所具有的自我生命力和主体性，会让它们超越电影的叙事、结构乃至文本，在不同的语境里得到各种不同的阐释和认识。而纪录片最重要的，不就是记录下这些最丰富最有生命力的影像本身，而在这些影像面前，导演自我的主观意志，又算得了什么呢？
5 ) 影片与角色的多向定位。
前半段电影着力申明片中人物的政治观点，这时影片呈现出的是其客观冷静的“记录者”角色。
后半段却又将视角一转，着重于角色心理描写。让观众开始怀疑这部影片的定位，“纪录片”或是“电影”？
个人观影时的一些燃点。
1. 镜头对准拍片的人，是对拍电影每个角色定位的分析。
2. 对黑帮如何作用于政治如何影响社会以及如何通过自身特有的模式进行扩张进行了记录。但是这里的黑帮不同于以往所了解的纯粹的冷血与暴力，它更夹杂了一些自讽与自嘲的意味（但无关系统的脆弱）。
3. 有趣的是，当这两者结合时，多面的视角被呈现。黑帮本身定位充满争议，但充斥着简单粗暴的元素。镜头本身定位亦非常有趣，它检视被拍摄者，拍摄者本身以及镜头本身所传达的限定范围。当观众站在影片之外的更外一层时（直接的放映出片中人拍摄的影像），影片所传达出的印象和它所引起的反思则更为深刻。
6 ) 如何以一名中国商人的视角看待印尼反华事件
我从2016年开始往返印尼做菩提子生意，每年去三次，每次去要待上一个月，爪哇岛的各个地方都跑过，大城市待的时间反而不多，首府雅加达也只是路过，更多的是深入乡村山林，一整个白天徘徊于各个农户家中。从一开始胆怯地让翻译前去传话，到后来大摇大摆走进屋去，躺在他们的沙发上，抱着茶几上的零食罐一边聊天一边吃，我对印尼的风土人情、世俗文化，有了一定的深入了解。偶尔在网上会看到65年和98年印尼屠华的记录（其实历史上大小事件又何止两次），总能在评论里发现充斥着极端敌对态度的言论，打着复仇的旗号对当代印尼人进行诅咒谩骂，以及将宗教、人文等表面信息加以整合，做出以偏概全的解释，这在我看来都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对历史的偏见只会激增矛盾，无法令后世彼此理解，借着这部纪录片，我想从一个经常往返印尼的中国商人视角，谈谈对印尼反华事件的看法。
为什么这些简单、乐观、淳朴、善良的印尼人，竟会做出如此残酷的事来？初到印尼时，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对这种违和感到难以理解。先说人民素养吧，印尼人基本符合中国对农村人积极的传统印象——憨厚，单纯，胆小，没有野心也没有文化，但团结有爱乐于助人，这样的人会犯下种族屠杀的罪行是令人难以理解的（电影里那个入戏太深的演员，笑得时候手舞足蹈，哭得时候鼻涕冒泡，率性得令人忍俊不禁，比较像普通印尼人的真实写照。），二来是社会环境，中国人在印尼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顶着一张中国脸孔在印尼从事商业行为是非常受欢迎的，尽管具体数据难以查询（有很多早年入籍者或者混血的华人身份如今难以确定），然而从印尼富豪榜常年被中国名字霸占着半壁江山这一点上，也能窥见一二，这总人口不足百分之5的华人在印尼占据着怎样重要的经济位置。
综合看来，印尼人友善，中国人有钱，中国人多从事着原料生产及进出口生意，不仅不会对印尼人造成压迫，反而促进了经济，提供了工作岗位，就算是小商小贩，整点劣质印尼特产销往国内，坑的也是咱中国同胞，对印尼人来说完全是利大于弊的。若说是嫉妒就更不像了，印尼人大多数是穆斯林，信仰坚定，生性寡淡无欲无求，所谓饱食三餐睡榻五尺，更像是他们的人生哲学。我碰到的印尼人，即使是年轻一辈，都很少有像中国年轻人这么雄心勃勃的，他们对生活的态度积极乐观，偏向自由主义。就我做菩提子的经历来看，印尼人对中国商人的友好与尊敬确实是肉眼可见的，单从民间似乎根本找不到反华的动机。
那么，这一点就燃的矛盾到底在哪呢？
第一次去印尼时，我独自在雅加达街头游荡了三天。作为首都，这里唯一一个看得过去的景点就是市中心的纪念碑广场，也不过和中国三线城市的烈士陵园差不多，除此之外几乎再没有文化娱乐的代表性建筑。甚至是走进印尼的国家博物馆，四层高的小楼半小时便能逛完，比新华书店大不了多少，尽管如此，还是没有什么东西可摆，越往上越乏善可陈，第四层甚至放了一整层的中国瓷器。
种种点滴表示着，在印尼人淳朴的外表下，掩藏的是社会文化的缺失，而社会文化的缺失，必然导致道德准则的松动。
印尼人没有社会文化吗？被荷兰殖民三百多年，二战结束才刚刚独立，没有历史，更没有像孔孟思想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社会哲思，但好在印尼人百分之八十信仰伊斯兰教，穆斯林的教义便是他们的道德准则。这一点的好处是，印尼人因此而安分守己，不会产生什么邪恶的念头，在印尼很少能见到冲突和犯罪行为，人与人之间团结友善和平共处。坏处在于穆斯林的教义容易在某些情况下走入极端，遭人利用。比如最近的一起事件，2017年在雅加达爆发了一场反对华裔市长钟万学的大游行，起因只是钟万学引用古兰经不当这样的小错误，事件的结果竟以亵渎宗教罪将他判刑两年收场。在民间，穆斯林禁酒禁赌博，印尼民众们打着宗教名义打砸赌场的事也是屡见不鲜，并且这般做法居然是不犯法的。印尼的社会文化全靠宗教教义代劳，各个行业的文化都有所缺失（印尼本土的电影、音乐、时尚明星，以现在的审美来看比杀马特强不到哪去），仔细回想一下，我在印尼似乎从没看到过一家书店，老百姓家里也很少看到书籍甚至是报纸，大多数人无聊就躺在家里喝咖啡，聊天，干点生存需求的体力活，未经世事的清澈眼神一眼就能看到底，和他们砍价倒是真的轻松，脑子里想什么都写在脸上了。
传统的老实人，文化教育缺失的环境，加上坚定的宗教信仰，便会产生对原有世界观不容争议的固执认知。他们自信、乐观，另一方面却从不自我反思，做了坏事不会愧疚（被印尼人放鸽子，我问他，说好的你怎么能反悔，他笑笑说，对呀，反悔了呀，真是令人哭笑不得），然而秩序建立在古老的宗教教导下，便很难跟上现代社会的步伐，导致道德和规律的缺位。老百姓没有思辨能力，以神之名义杀人不叫杀人，叫审判，烧毁共党房舍，打砸华人商铺，都成了正义之举（群体思想会令个人丧失理智，我们当年也有打砸日货的小粉红），甚至于对自己的行为都没有清晰认知（他们比英国人脱欧还要盲目，那些参与17年游行的民众，相当一部分都是冲着组织者分发的小礼物和免费咖喱饭来的，丝毫不考虑行为后果），一如电影里的竞选情节，参选者和选民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一方想着贪污，一方想着免费T恤。
所以当我看这些纪录片的时候，会一再提醒自己，不要以我们中国人的道德认知去理解印尼人行为上的荒谬感。考虑到他们的教育环境，这样容易被军政府洗脑并加以利用就不足为奇了（影片中也阐述了屠杀的目的不是钱而是荣誉）。从一个在印尼做生意的中国商人的角度来看，对于发生过这样的事深感遗憾、惋惜，就像看到现在友善自持的日本民众，也很遗憾他们的祖辈竟犯下那般罪行，只可惜发生过的事无可改变，我对这些被政府洗脑并利用的普通人深表同情，同时也不会将历史作为偏见，代入到年轻印尼人身上。（当然，我不指望激进分子的理解，他们缺乏同理心，双标得令人发指，那些就印尼屠华大肆谩骂的，和几个月前叫嚣着驱逐在华黑人的，又何尝不是同一批人）。
会有这种想法，或许也是出自我独特的历史观：我们所谓的“历史”（意为现在知晓过去发生的事）其实是不存在的，历史是主观的，是仅以利益作参考的，掌握话语权的人便掌握了历史，所谓以史为镜，不过是档位开满的美颜相机，国仇家恨也只是在必要时刻，充当“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体面说辞罢了。
说完了历史原因，那么印尼的现状是怎样的呢？首先，各地区人文环境差异极大，苏拉威西岛上至今有原始部落保持着食人文化（吃的是尸体，不是活人），某些地区的丧葬文化也很独特，会把尸体腌制，摆放在家里，逢年过节为它穿上华服，瞻仰一二（这倒不足为奇，北京也有），不说偏远地区了，在最为发达的爪哇岛上（国土面积仅占百分之6，GDP却占全国百分之50以上），这种生活差异的对比最为鲜明。村镇网络、家电、智能手机普及率低，像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中国（某些地区至今保留着赶集文化），一线城市如雅加达，已是臭水沟与香水味并存，社会氛围宛如纸醉金迷的夜上海。问了印尼朋友上学时候的事，得知他们小时候从来没有所谓的爱国宣传教育，对印尼历史知之甚少（况且本来也没多少），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年轻一辈不停刷着油管INS，接轨世界前沿的资讯，老一辈不要说手机了，连电视都不怎么看。文化差异随处可见，一边是从山里采摘木瓜放在门口售卖的老奶奶，一边是二十四小时便利店里，高挂的电视上播放着的B榜冠单。
在印尼，老一代被信息化彻底抛弃，隔代与地区之间很难有文化交流，不交流，那聊什么？放在别的地区必然冲突频发争端四起，好在有共同的伊斯兰教，大家信仰相同，坐在一块拜拜圣城唱唱古兰经，于是就其乐融融了。这里想要洗白一波，国内对印尼的一大刻板印象就源于宗教，然而亲身经历过才知道，印尼的穆斯林是非常温和友善乐于助人的，并没有我们认知中那样对外族的排斥（我曾有过一次找不到酒店在清真寺里免费过夜的经历）。询问过当地人，如果他们唱经的时候我跑进去观看会被打吗？司机很诧异，说怎么会打呢，会很欢迎你，我们的宗教得到外国人的认可，这是人人都觉得骄傲的事情。
历史会重演吗？我觉得不太可能了。年轻一代尤其是华人在印尼掌握着经济和信息的主导权。电影里的华人小卖部老板被勒索的桥段令我很是吃惊，要知道在雅加达华人都是豪车接送别墅区的，我带印尼朋友来华，他在机场看到打扫厕所的中国人也感到很违和，因为在印尼根本看不到华人做这种底层工作。
印尼年轻一代受西方文化影响，思想也开化了很多，对于宗教上的诸多禁忌抱持着自我约束而不去打扰他人的态度。事实上，17年那次雅加达大游行在当时也闹得人心惶惶，有部分反华势力从中作梗，借着反对华裔市长钟万学的机会打出了反话口号，当天印尼飞国外的机票都被心有余悸的华人们抢购一空，然而事件最终并没有华人伤亡，偶有几个小流氓砸了华人商店也立刻被逮捕了。以现今的中印关系，政府也不可能允许越轨事态发生。
最后给小粉红们一个发泄的出口吧。当年一手策划65年屠华事件的是前任印尼总统苏哈托（外号屠夫，在世界银行公布的贪腐榜上排全球第一），而他的女婿普拉博沃（前特总部队总司令）一直被认为是98年屠华事件的始作俑者，总之这一家子都是激进派的反华分子。普拉博沃这小王八蛋，还参与了去年的印尼总统竞选，最终以得票率45％败给了得票率55％的现任总统佐科威（佐科是亲中派，前任雅加达华裔市长钟万学便是他一手提拔的），事后普拉博沃这小子不服输，唱票第二天又拉了一帮人游行，最终当然毫无悬念地被打压了下去，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参与总统竞选的机会，而佐科威任期将在2024年结束。所以，你们这么有血性，如果非要报仇，也不要找错人呀。
沉闷
可看性略差，但实验性太牛逼了
杀人狂魔曼德拉重演历史换位思考忏悔录。
導演明明意識到了最關鍵的問題（他在訪談時說的：犯罪者沒有認罪感是因為他們沒有失去權力被迫認罪，他們仍是既得利益者）卻沒拍到或者剪輯出來，僅止於人性反思階段，略遺憾
看来刽子手有点文艺追求是好事，起码他们会有倾吐思考的追求。PS：真想替导演重剪一遍。。。【8】
杀戮即罪恶，权力即道德，忏悔必得换位而心有畏惧。真相并非都是正确，判定的宏观与微观又如何跨越。表演为虚构，但演出者和事件为真实，act结束后的欢庆在虚实交错间人性一览无余。纪录片总让观者愤怒与反思却无能为力，当事人依旧在自己的运作轨道里延续。人种和文明确有优劣之分。
四星半，牛逼闪闪又让人觉得很悲伤。戏中戏，刽子手自编自演，荒诞诡异。毫无悔意，或者自欺欺人，最终戴上金牌勋章，被自己恶心得吐了。多么震撼而让人不寒而栗的价值观，多么扭曲的人格和政权。
一个西方人才能拍到的题材，但认知较肤浅，且导演功力不够，实属浪费。导演剪辑版凌乱松散。
今年看过最震撼心灵的一部纪录片，片中片的形式让纪录本身带上一种超现实主义的色彩，透着一股荒诞的喜感，既黑色，又讽刺，当年印尼屠华事件的刽子手一边演绎杀戮本职，一边演被杀的受害者，他们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但内心依旧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孽，价值观扭曲到悲哀。★★★★
横竖睡不着，点开历史的U盘来看，每种主义都写着——杀杀杀。杀人狂是天堂电影院放映员，最爱的演员是阿尔帕西诺。杀人狂是水晶琉璃收藏家，保护湿地和水鸟。杀人狂是女装大佬变装皇后粉红色的火烈鸟，排演恐怖秀艳光四射。他们通过大鱼嘴从马孔多穿越而来。导演拍了一堆索多玛的素材，却没能剪成一部《族长的没落》，沦为一场豚鼠的实验，像猴子贪吃蜜糖调的人血。应该把《红色高棉杀人机器》《杀戮演绎》剧组和《暴风骤雨》里一切善良的中国农民关在一起炼蛊。相对于《华氏911》，这种纪录片才应该获金棕榈大奖
《“他们对谎言上瘾”》http://www.infzm.com/content/88278 - 电影最诗意的场景是杀戮者安瓦尔的歌舞片：曼妙舞女从鱼嘴中吐出。导演奥本海默认为四层楼高的大鱼代表了人类的幻想：“有的幻想引导我们去杀戮，并在杀戮之上建立起恐怖政权。”
表演欲如此强烈的人……最后那段干呕会不会太假了点？
刽子手演绎当年的杀人者与被杀者，在时空交错中恍惚了人性的归属。导演很厉害，影片很有研究的价值，但成片还是有些混乱，不够流畅。
导演是共谋
看完就一句话，印尼这个国家完蛋了，全部是一帮疯子和变态掌权，全都不是人。
事件本身真的很可怕。导演很吃得开，才能让我们看到一个如此让人瞠目结舌的故事。纪录片自身还是有点混乱。
鱼嘴前方的柔光舞蹈段落犹如神助般充满残忍的荒诞、天真的存在主义哲学、真诚的扭曲，那么不可置信不可理喻，这群当年的屠杀者坦然无谓地、几乎虔诚狂热地自导自演了一部“非虚构纪录片”，叫人不寒而栗；就形式来说很独到，“真实”“虚构”间的模糊化，也无就此片讨论道德观的必要。
扭曲，病态，荒诞而夸张的形式让残酷可怖的事实变得飘渺和模糊起来，纪实还是戏说，估计着连主创们自己都已经忘了。
她们从巨大的鱼的身体里走出来，然后欢歌跳舞。
野蛮民族不管选择哪条道路都是灭绝人性的，敢说要是共产主义上台这国家照样不死几百万人都不甘休。耶和华的镜头下怪诞出生于暴世，简陋搭景上每点夸张的演技源自心底的兽性与麻木。恐怖场景，虚假的血浆，搂着孙儿观看爷爷受刑的片段，教导孩子善待小动物，干呕在刑场里，迎接他的是浮夸的天堂与仙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