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恼人的笑

1979年，这个本应该是非常普通的的一年，但是却因为曾经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而显得意义非凡。邓公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然后与美国冰释前嫌等。这注定是我们国家发展史上不容忽视的浓重一笔。而在这一年，一位叫做杨延晋的导演，爆发了。他因为一部现实批判主义电影《苦恼人的笑》而走进了我们的视线。这部电影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去看的话，很大胆。

讲真话，还是讲假话？这个问题很好回答，但是也很难解答。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说，这样的是非观念很容易区分，但是对于“大朋友”而言。这种观念却一时糊涂了。随着年龄的增加，少有人对于这样是非分明的问题给予一个准确的回答。那么到底要不要讲话呢？这部影片给予了我们一个回答。

《苦恼人的笑》讲述的是在十年浩劫的末尾，人们对于不实言论的不满之情爆发了。社会上的舆论一片哗然。而这个时候，刚从干校调回来的记者傅彬来到了报社。他的朋友李记者叮嘱他得过且过，但是他始终是有着一颗记者的良心。在医院答辩的过程中，他目睹了一场闹剧。因此也有了一块心病，到底要不要揭穿这个谎言。

妻子的不断劝慰，使得他更加的苦恼。他回忆起来了妻子与自己相识时候的旧时光，那个时候没有谎言，没有虚假。但是现实却再一次的使他低下了头颅。报社的宋书记是一个伪君子，之前给予傅彬的好印象，被一点点的败光了。而傅彬这个时候毅然决然的站了出来，不顾所有人的劝阻，他说了真话。宋书记表面上和颜悦色，背地里，傅彬依旧是走上了囚车。但是结局却没有一支黑暗下去，风雨过后，终于迎来阳光。

不得不说，在上个世纪刚刚复苏的那几年，各位导演们所受到的束缚是最小的。同时创作热情也是最高的。他们没有太多的框架，因此会产出很多优秀的作品。杨延晋导演在本片之后。陆续的创作出来了诸如《小街》、《T省的84、85年》等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在国内电影史上终究是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对于后世的那些电影人来说，这也是高山仰止的成就。

此后，再无人可以超越。

在那个创作自由的年代，我们的导演们自然可以对于现实存在的问题进行大胆的讽刺。本片揭示的是一个人们都不愿意提起的年代，在那个年代，人们之间的诚实品质缺失了。社会舆论风气一片哗然。人们需要的并不是敢讲真话，敢做真实的自己，而是更多的在用一种伪装使得自己生存下去。片中的讽刺很明显，也很贴切。对于经历过那个动荡年代的人们而言，这种讽刺意味颇浓的电影，真实的还原了混乱年代人们的扭曲价值观。

就比如说影片中对于一个教授的考量不是公平的竞争，而是设计的羞辱。对于事实的还原并非按照人们所想的那样进行。大权在握的人，总是很喜欢颠倒黑白，而那些迎逢谄媚的人这个时候有了用武之地。但是现实对于敢说真话的人是很残酷的。

任何一个时代，人们总是喜欢站在一个制高点对于别人的生活进行规划，但是却忽视了所有的人都是需要平等对待的。崇尚虚假繁荣的时候，人们对于知识是很鄙夷的。因为人民一旦有了知识，就不会被眼前的乌烟瘴气所迷惑。而对于知识的打压，不仅让他们盲目自信，而且加速了自己的层级的灭亡。

片中自从傅彬去找宋书记的时候的艰难程度就可以看出来本片的基调了。而在他公共汽车上作的梦也直接大胆的讽刺了那些权力阶级对于有思想，敢讲真话的人的打压。看似癫狂到了极点，但是自己却不自知，这样的狂欢仅仅是黎明到来前的最后的黑暗。

做错事要认，挨打要立正，虽然后半句不是那么的贴切。但是对于知错就改，这样的一个小朋友都明白的道理，我们大人们却糊涂了。很多时候其实不用和稀泥的。那些原本很简单的事情，一旦变得复杂起来。谎言将会滋生出更多的谎言。

1979年，这位导演拍片的尺度很大胆。而且这部影片，一定意义上是一部前无古人甚至于后无来者的作品。创作自由或许不应该是一句空话，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讲真话”的时代就如同片尾一样，真的会到来。

电影《苦恼人的笑》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杨延晋、邓逸民导演 李志舆、乔奇、潘虹主演。影片主要讲述了在“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的年代里，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和命运。

影片在我国电影中较早地运用幻梦镜头来表现主人公内在的思想感情活动 ，这对于揭示主题、再现动乱时期黑白颠倒的现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影片没有戏剧性情节，也没有塑造英雄人物。它从一个普通记者的新闻生涯入手，写出了普通人在“文革”中的苦恼和良知。

李志舆扮演的记者不肯说谎，他不是英雄，却是千百万普通人中的善良公民，他所遭受的精神折磨，力争坚守诚实、维护人的尊严、拒绝同流合污的痛苦 真实地传递出当时人民的心声。

影片在探索新的电影语言和表现手段上做了不少努力，运用升格、降格、停拍、多画面镜头等手段 丰富加强了内容的表现力。

10.11大厅观影。改革/伤痕面目，极激进的影像手段在新时期绝无仅有。但一切图像的扭曲和影像空间质感上的断裂并非是精神和分析的，因为它在最初就否认了主体和镜像间的误读关系。海城在片中成为了仅仅具有时间性即被抽空的泛化的像。当然，观众明白海城指代上海，但它实际扮演一个无意识的出现之地。对于这部影片而言发生的空间性被高于时间性的强调，这看似有悖于最基本的“新-旧”时期的时间对应，实际在对时间的抛弃恰恰构成了主体的虚无，也即取消了其与镜像的误解，让其中对于体系的“封建认定”仅停留在像的层面——新时期并不针对前三十年本身，而为其量身创制一个“套层”，由于隔断了“误认”，遂将之去政治化为“叙事的符面”，以至于对预其的一切言辞，都不会有越轨的风险。当然，这一切的安排，都是以政治化为条件实现的。

除了公交车假寐的幻想段，此片在影像手段上达到政治目的最杰出的办法是贯穿各个场次的声画分离蒙太奇。每当一个空间内被给定一种语言去解释一种发生的政治态度时，主人公（主体）永远缺席之，远去于另一空间。我们能够出于经验性的理解那是一个递进的“时空关系”但是其在影片中通过声画不对位而平行交替则告知观众一种不被察觉的“误认”——关乎时间的误认，它肯定可主体的虚假和整个叙事空间（镜像）的不可缺任；同时表明：这一切仅仅是发生了的“叙事”而已。

我坚信新时期文学从始至终隐含着这种特性，只不过囿于手段的惯性，在最初的一些文本中这一种高明的（姑且言其有某种“官方的谋划”）办法没有被完全利用（亦有可能不被阅读者察觉），直到先锋创作以反对姿态重申之。

而影像不一样了，它永远比字符搭载更多的政治因素和内部张力，以至于在早起第五代之前就有了许多部可以被明确认定的，有上述“隐含特性”绽出的作品。

苦恼人为什么会苦恼，因为他不但不能讲真话，还被强迫必须说假话。

苦恼人为什么会笑？因为为了家人和生存，他必须要掩饰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和感受，做与自己的内心不一致的行为。

所以，电影的名字《苦恼人的笑》，已经揭示了影片的主题，时代对人的压迫与扭曲。

影片的特点在于揭露了WG时代的社会情态和运转规律，且异常大胆和坦白。充满了对时代特殊性和人性“趋利避害”的嬉笑怒骂，揭示了当权者的虚伪性和“现实性”，以及在利益和时势面前，关于大是大非的诚实是多么无力与微不足道的真相。

影片的结尾，男女主在夜晚海边的幸福相拥，似乎有意用的是“扣图”，让这个结局的画面观感丧失了某种真实性。这似乎是隐喻导演的某种想法，对“幸福时代”是否真的到来，抱有疑虑…

当然，从本片的开放程度、获奖的经历，以及时代的变迁来看，当时缺的有些东西，今日可能还变得更缺，有过之而无不及。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女主潘虹当时正年轻，身材紧致、双腿修长、皮肤白皙，面容既时尚，又具备亲和力，让人印象深刻，是影片里难得的一抹亮色。

1979年出生的人，2019年40岁。

标准，35+，一枚。

1979年的电影《苦恼人的笑》，40年后看，片中的主人公，在2019年，还是标准的一枚，35+，人到中年。

大银幕定格了岁月，

也定格了道理。

在历史的洪流下，你，普通人，能做的正确选择，跟国家并无不同。

国家，攘外必先安内；你是，家和万事兴。

国家，攘外才能安内；你是，勇闯夺命岛。

你不能因为你擅长什么，就只做什么。

要，顺势。

2019年的势，是自强不息。

所以，

脾气再好，也不能认怂；

压力越大，越应该冒险。

否则，你不仅仅是掉队这一年，是影响下一代。

《苦恼人的笑》讲得是1975年一个记者的遭遇。

那一年的势，是翻天覆地。

所以，

天天“小心谨慎、明哲保身”的角色，在电影中，连个完整的名字都没有，简称：李记者。

试图“螳臂当车、权谋私欲”的角色，在电影里，也没有完整的名字，统称：宋书记。

宁愿“身陷囹圄、抛妻弃女”的角色，是全片，唯一有正式名字的主角，傅彬。

在谎言构建的荒诞世界里，他挑战强权，捍卫理想。

他是苦恼人，

他也是笑到最后的人，

因为，1976年，天亮了。

辛辣的讽刺、含泪的幽默、严肃的道理，

能够让一个电影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但对一个35+，选择自己的人生、职业道路，完全没用。

如果道理能解决工作问题，还要Boss直聘和得到APP干吗？

我们在精神上都应该向滴滴的俞军学习，

为了小家庭的幸福，从高级副总裁的职位，辞职，

选择去另一个城市为自己生活，

而不是在北京替别人拼搏。

《苦恼人的笑》全片我印象最深的镜头，

是傅彬知道自己即将入狱，给女儿买了一个皮球。

楼下，女儿欢快地拍着皮球。

楼上，妻子躲开抄家的民兵，在阳台上，深情凝望着楼下快乐的父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