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

关于胡金铨的出生日期流传有多种说法，譬如网上的一些百科所记载的胡导的生日为1932年6月3日或4月29日，比较权威的香港电影资料馆的香港影人小传“胡金铨”条目记载的胡导的生日是1931年4月29日，美国加州玫瑰岗墓园中胡导的墓碑上刻印的生日是1932年4月29日。众说纷纭，那么胡导的生日究竟是哪天呢？

下面列举三种比较重要的资料中关于胡金铨生日的相关记载：

1、胡金铨武侠电影作法（胡金铨述；（日）山田宏一，宇田川幸洋著；厉河，马宋芝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10），第一章 1932—1948： ○ 首先想问问胡金铨导演你的成长经历，据资料显示，你是于一九三一年出生的吧？ ● 不是一九三一年，我是于一九三二年在北京出生的。后来去了河北省井陉的煤矿坑，在那儿念过一下幼儿园，那时的事情已不大记得了。但记得在一九三七年的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又返回了北京。我是一九三二年出生，所以那时是五岁。资料上说我生于一九三一年，但正确的是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当时不是直接就回北京去，而是先到汉口，但后来是什么缘故又回到北京，由于年纪太小，已记不起来了。这些事情都是“文化大革命”之后，我最小的姐姐（胡京芝）告诉我，我才知道的。当时年纪太小了，故并不记得。

2、胡金铨电影传奇（胡维尧，梁秉鈞主编, 明报出版社, 2008.3），胡金铨导演生平年谱（胡维尧编撰）：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壬申年三月二十四日）胡金铨导演生于北京（当时称为北平）。对于他出生的年份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是一九三一年，有人说是一九三二年。一九八二年胡金铨应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系之邀作演讲，按他自己写的履历，是一九三一年（见右页）出生。以前的人出生是按农历计算的，后来才使用公历，有可能是转换时差了一年，也有可能是他记错了。我认为以生肖推算出生年份应该不会有差误。胡金铨属猴是无疑问的。导演知道我女儿属猴，常对她说：“你是小猴，我是老猴。”这说明胡导演属猴的；钟玲教授也说胡导演属猴。查《万年历》，三十年代初的“壬申年”应为公历一九三二年。胡导演移民美国时曾托大侄子胡培在北京替他办理一份出生证明书，上面的出生年份也是一九三二年。因此胡导演在接受日人山田及宇田访问时自己也更正说：“不是一九三一年，我是于一九三二年在北京出生的。后来去了河北省井陉的煤矿坑，在那儿念过一下幼稚园。但记得在一九三七年的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又返回了北京。我是一九三二年出生，所以那时是五岁。资料上说我生于一九三一年，但正确的是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九日。”(《胡金铨武侠电影作法》，胡金铨述，山田宏一、宇田川幸洋著，厉河、马宋芝译，正文社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一九九八年十月第一次印刷发行。)

胡金铨电影传奇p106

胡金铨电影传奇p107

3、胡金铨回忆录（手稿）：先自报家门：我是一九三二年生于北平，有一次不记在什么表格里上误填成一九三一年，就这么一路“误”到现在，改起来实在麻烦。生日原是阴历四月二十九日，每年换成阳历，太复杂，干脆就改成阳历四月二十九日。反正我属猴，比药王圣诞晚一天。至于什么时辰，从来就不知道，所以这一辈子没批过八字儿。

胡金铨回忆录（手稿）

一般民间将阴历四月二十八日定为药王孙思邈的生日，比药王诞辰晚一天，那就是阴历四月二十九日。查了一下日历，1932年阴历4月29日换算成阳历应该为6月3日。

万年历

所以，根据胡金铨本人的自述、回忆录手稿及其侄女胡维尧的考证，胡导属猴是无疑的，他的生日应为1932年阴历4月29日（壬申年，猴），换算成公历应该为1932年6月3日。如果对此有疑问，希望各位方家能给出更靠谱的佐证材料。

其实胡金铨导演不管拍什么，人鬼宦工……都是在拍“人离乡贱”，还有一份幼时对于所谓传统文化的怀念。当然这份“怀念”在一代又一代的后来者身上，已经转化成了鄙夷，甚至是痛恨。我个人对于这两种“极端”的感情，都有一定的认识，或者是共鸣，甚至觉得内在是辩证统一的。小时候，本人也算是接受了一定程度的国画训练，甚至在某一个时刻，觉得已经足以洞悉了其中的“奥妙”，只要再继续下去，很快就能全方位的一窥堂奥，甚至登堂入室……但很快我放弃了这种“冲动”，虽然我在透视方面也没学好，但对于国画描绘现实的方式，更加无法接受，甚至是排斥的。

而且我也不觉得不断展卷出来观摩国画的方式，表现在电影影像中，就是人物不断在山水中行进，那么“简单”……所以铺张开来说，为什么我个人认为跟小说，戏剧，绘画等形式相比，电影是最“容易”系统比较，或者真正意义上推陈出新？

可能最本质的原因在于，电影是工业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出现的东西，而不像别的那些形式，都是古已有之，于是它势必在很多理念，特别是在结构，形式，自我更新能力，以及跟时间的关联上，能有比较纯粹的一面……

这可能就跟推理小说一样，对于时代本身的要求甚高……当然另一方面，它在发展的过程中，势必也会受到“污染”，比如将推理的概念放到古代，与那种粗疏的时代背景与技术水平相勾连，这看起来很万金油，但实际上还是吃力不讨好的做法。

而电影也是如此，这也可能是我个人对于像所谓台湾新电影运动，很难接受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正如上文所言，将中国传统思维融入到电影中，可能就跟把推理故事，强行嫁接到古代背景中一样，看起来是推广开来，发扬光大，是无可厚非，甚至还必须褒扬的本土化行为，但从更本质，及深远的角度来看，恰恰是破坏了电影本身那最矜贵的纯粹之处。

更别说所谓新电影运动，恰恰还是在政治宽松，戒严解除的大背景下，才会被允许，甚至是”脱颖而出“的。但在政治社会方面的新面貌本身，想来跟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并不沾边，更不沾光，而台湾新电影运动携此天时地利……略显极端的判断，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理念的一次复辟，及专政。想来即使胡金铨导演能够高寿的话，这也不会是他乐见其成的，更何况虽然他后来的代表作大多是在台湾完成，也提携了一大帮当地幕前幕后的专业人员，但他的武侠片，即使只是作为一种类型本身，在中国台湾也几近是失传的。

短评写不下。上部气死，下部哭死。

根本不能算是纪录片，搞什么树林敲板鼓这种“舌尖上中国”的摆拍。 最恨让石隽在河床上一瘸一拐走（拍成迷影打卡），他跳下石头我心惊会不会摔倒，那个镜头拿来和影片内容动接动剪辑是不是还觉得自己很聪明？下半部老友回忆泪洒当场，纵使rolling拍了也不该留那么长，煽情痕迹太重，对被访者也不礼貌。

上部一半时间电影欣赏公开课。既吹捧他的动作设计真实，又说是京戏舞蹈。

听吴明才讲他怎么把灯罩改帽子，听钟玲说怎么把外国工艺品改首饰才好玩。钟玲和Sara Pillsbury的服饰搭配色彩漂亮。

胡金铨又不是没有留下影像资料（声画证据），上部到一个小时之后才有章国明拍的超8影像，章国明明确说“八米厘”milimeter，字幕写“八厘米”，虽是常见错误但不该出现在这样的片子里。陈俊杰说dolly也应该翻译成“轨道车”——他想说有车没轨硬推。听他国英夹杂，奇怪为什么不能让他讲粤语。

采访者打title却不写他们具体参与过哪些作品（侧面的时间线）。和内地的家人如何重聚，什么情况下回到北京？有的口述源头不清，比如王正方怎么知道他逐格去看西片的（听本人讲还是听别人说的？），其实他还颇受爱森斯坦库里肖夫的影响。

沙荣峰原来是这个样子，有了这个江浙口音一下有了老式商人的感觉。但是他说啥就是啥，既没有物理资料的体现，也毫无他人回忆的印证或反证。

下部才出来他一小段采访。说他知识分子的zz态度是第二恨，他认为电影的主题就是电影，他明确是重技巧反主题的。

胡：其实我连故事大纲也改了，所以，去到内地，常有人问我：“你这部电影的主题是什么？”其实我的电影的主题一向就是电影。（笑）我也反论过，难道电影是不可以没有主题的吗？但他们说艺术是必须要有主题的。我于是反问，那么，柴可夫斯基和莫扎特的乐曲有没有主题？莫扎特在十岁左右就作曲了，他没有可能想到过主题。此外，讨论塞尚（Paul Cézanne）的画是什么主题也没有意思。（笑）但对方反驳，说塞尚属于后期印象派，当时由于没有彩色照片，所以他使用油画的点描来强调对色彩的印象。即是说，这个就是主题了。我于是答，那不是主题，只是方法而已。梵高（Van Gogh）绘画室内，当中有什么主题呢？根本就没有什么主题。我说，你们叫“毛主席万岁”时，确实是有主题的。（笑）他们说《山中传奇》和《空山灵雨》中拍摄自然景象的开首部分，和步行的场面等等是没有意思和没有用的。我于是反驳，那跟有没有意思和有没有用是没有关系的，看见觉得美丽不就行了吗？（笑）

对我来说，我认为重要的是用自己的方法去讲故事。即是说，要把好看的故事用电影讲得更好看。虽然最初是分派下来的工作，是一个偶然，但我以拍古装片为主，是因为我很喜欢中国古代的故事，觉得中国古代的故事很有意思。古代的故事和现代人的想法很不同，这也是挺有意思的地方。

听洪金宝叫他胡叔叔觉得好乖，想到胡金铨回忆成龙跑龙套的时候也是缠着胡叔叔让自己多上几场。

秦沛讲故事节奏特别好。他拿农药喷洒机改装干冰机。徐枫放烟，石隽做旧，秦沛又做副导演又做制片助理，还挺像早期左派电影公司的创作氛围。说他拍摄周期太超前，其实是复古。现在即使一部片子可以拍一两年，但不光演员軋戏，其他工作人员也都赶着翻枱升职涨价。

可以采访的人还有很多，拍摄地点也只限于港台LA，难道韩国的合作者当年的一个没有？（我又想推荐《金门银光梦》了，在只有图片资料和有限的受访者的条件下拍出一套电影史）

许鞍华领奖感谢他，台上颁奖的李翰祥没什么反应，台下他羞赧憨笑，“视死如归”，令人热泪盈眶。他动手术也是为电影以身犯险。

吴明才视他为师父，可能感情真的深厚过于占元。

下半部是追思会。庶出——名门逆子方成艺术家——他见到内地亲人，“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父劳改车祸身故，母不知下落。

传说中的小榆有了照片。郑佩佩回忆录里对她有微词，说胡金铨死后不知道她拿走了什么。但几位男性好友都说他那时候很快乐——想到邓丽君和保罗。王正方说：you should be happy for the guy!

华工血泪史拿到投资，高涨的喜悦应对身故的痛惜，想到十三郎重遇唐涤生，结果突遭生死变故，扼腕唏嘘。大导演生前再多徒弟同事，各有各忙，一旦不工作就没有了“请安”的理由。梁家辉每个月给李翰祥家送钱，人不到心到；杜琪峰经常找王天林出来拍戏，聪明体贴。许鞍华纵使有心也无力。徐克属于有情无义，看他出镜得毫无非议，这片子就是个“大团圆”。

分上下两部，全景式展现了一代电影大师胡金铨六十余载人生。

第一部从事业角度，以胡金铨御用男主石隽为叙述人，简单介绍了早年演员生活，着重介绍并故地重游导演在70年代的多部佳作，以及80年代被市场抛弃后，尽力抓住一切拍片机会。

第二部则是介绍他的私人生活，看这部我基本是从头哭到尾，导演太不容易了，本来是个小少爷的，结果孤零零一人来到香港，钱被偷了，要不停打零工，爸妈也都没有，看似风光，处处都要省钱花，想去大学教电影，有戛纳技术大奖又如何，没有大学文凭也教不了，这点大陆和湾湾真是同根同源没有啥不同哈！只能靠写小文章挣点钱，因为自己的画风也落伍了！最后手术钱都是借的！好不容易遇到红颜知己，1700万就能拍华人血泪史了，功败垂成，否则电影史会被改写的！

导演生前苦哈哈说自己没有钱，但收获这么多好朋友也是财富啊！石隽感谢他的培养，承认他们是师徒关系。郑佩佩寄语他下辈子活得轻松一些。大家那么感谢他的栽培，不是耍耍嘴皮子的那种，是在他生前就陪着他，石隽给他交10年劳保。他培养的几位长相大气性格坚韧的女主角，这帮女主角在生活中也是雷厉风行独当一面的，跟徐枫那几部佳片，都是徐枫自己掏腰包修复的；跟彭雪芬那部大轮回，也是彭雪芬掏的钱修复的。颇有种善因得善果的意味！

我把武侠片分两类：胡金铨的，其他人的。武侠片是华语电影大类，它提供视觉享受、满足快意恩仇和超越地心引力的想象、推动电影工业的发展……之所以把胡金铨单列，因为它的电影可以归入纯粹的“艺术品”，它和其它武侠片最大的不同，是没有裹挟在老港 片那份“尽兼过火，尽是癫狂”的烈焰中，其写意、精致感、中式美学放诸影史也是独一份的存在。70年代后的武侠片大都绕不开胡 的“阴影”，也再没有达到胡的高度。

胡金铨电影像中国画，讲究气韵、留白，其中多为山水画，《空山灵雨》的深山古刹、《侠女》的荒园竹林、《龙门客栈》的大漠气象，每一个角色都带徐霞客、苏东坡、李白的影子，故事还没展开，已经带观众神游了几公里。其人与景永远处在自然的流动中，风 、竹、草、烟、水波、落日，仿佛任一自然元素都是配角，且演技不俗。尤其烟，胡导爱在片场点火放烟，以降低画面饱和度，制造水墨画的意境，他的说法是“杀去颜色，制造空白”。

某些场景又变工笔画，在狭小的固定空间展现人物冲突，雕刻微观调度的美学，如《迎春阁之风波》《龙门客栈》的客栈。他善用空间，如导演舒琪所说，胡金铨一个景拍十次，就有十种色调、角度和情绪。

他的选角也显高级感，通常不是传统的帅哥美女，御用男主石隽眼神深邃，但老相，带骷髅感，不讨喜，“侠女”徐枫美得高级，但眼神过于凌厉，其他多为路人，都是黄金配角。最喜欢《侠女》中乔宏的和尚形象，救场天花板，安全感和压迫感都是顶级。

整体最喜《空山灵雨》，最有“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气韵。

拍得不好。胡金铨又不是古代人，影像资料不少，为人做传的片子反而传主出镜最少。胡金铨晚年落魄，一直在为华工血泪史做筹备工作，郑佩佩说他去世时只有一两千存款。那些旧相识，或有共事之谊或有提携之恩。似乎也没怎么帮过忙。至少徐克一定是有能力帮的。不过电影圈恩怨颇多，有些事可能还要再过几十年才能说清楚。我感觉胡金铨一直在用电影怀念故土或者寻找寄托，所以才那么较劲，不然何以都一处开到台湾后，他每次赴台必去。祖籍永年，生长在北京，流落香港，出走台湾，又在美国住了十几年，无事可做的时候想教书但没学历，想画画又因为风格老派被拒，一如他的电影被商业社会抛弃，最后壮志未酬。由此我想到又一位香港武侠电影大导张彻，他的电影总是一股青帮味，恐怕也是上海打下的烙印。张彻晚年也不快乐，不过我看更多是落寞寂寥，生活环境还是可以的。胡金铨跟张彻不一样，张彻很讲究派头，鼎盛时期永远衣着华贵，诸多弟子前呼后拥，老到弯成曲尺还要西装革履戴大墨镜。胡则相反，平时穿着随便，一件破夹克应付了事，夏天穿冬礼服，上厕所常常忘记拉链，出汗也就随手一抹。如今这种有意思有故事的导演越来越少，大概是因为世界也没那么有意思了吧。